而在西方则是另外一种模样，著名的英国「光荣革命」，把老爹赶跑让女儿和女婿当国王，这种奇葩事只能出现贵族政治的土壤中，中国春秋时期也有这样的事，换人不换血，血统不能乱，生来是贵族永远是贵族，所谓民主只在贵族之间，老百姓从生下来就没有参与的权力。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民主，还要好多年以后才慢慢出现。

所以这其实是两条线。

在中国，老百姓是一切政治的基石，因为天人感应的利益链接，君主不得不为了自家利益而重视百姓利益。表面上看秦以后皆行专制，但这种专制是要为百姓服务的。

而在西方，贵族是一切政治的基石，君主是贵族公推的首领，他不需要向百姓负责，只要向贵族同伙负责就行，光荣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贵族阶层发生了变化，以资产阶级利益为依托的新贵族取代老贵族，这种变革传导到整个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导致了王朝更迭，而不是什么约翰·陈胜和托马斯·吴广振臂一呼的结果。

这才是当今对于所谓「西式民主」各种争议的根本。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民」的定义就不同，更何况「民主」。

在我们的定义中，「民」就是广大底层群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帮人，而在西方世界的定义中，「民」的概念是从当初的贵族逐步下沉到中产阶级再到市民阶层，至少也要是有体面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新中国以后我们的扶贫政策延续几十年搞下来，三农问题年年上两会报告首要位置，在西方是没有这种观念的。西方没有政府主导的系统性的扶贫传统。

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还可以扩展到中西方国家概念的全然不同，这里就不展开了。

因为对「民」的定义不同，对「民主」的认识当然也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注重的是服务百姓，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注重的民众参与。

这就涉及到「民主」的第二个概念，「主」是什么。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服务百姓，是政府为公仆，百姓是主子（虽然在执行上有很多问题，这个不展开了），新中国成立时所谓老百姓翻身做主，这个「主」，指的是国家的主人。

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民众参与，是古代贵族参政的简单扩大版，民众通过选举和政治运作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中。

区别在哪儿呢？

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个企业，民众是企业的所有者，政府是企业的高管，那么前者是一个一门心思多赚钱让企业越来越强盛的经理人，而后者是一个重视老板心情好不好、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说的统统满足的大秘。

经理人会不会因为权势太盛功高盖主偷偷占有企业利润呢？有这样案例。大秘会不会反过来诱导老板胡作非为自己大把捞钱呢？也有不少。这里不过多涉及政治制度的讨论，也就不深入探讨两种制度失常的时候，比如贿选、个人崇拜等等。

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向，对「民主」的定位侧重不同。前者侧重于将民众定义为需要照料的主人，后者将民众定义侧重为主导者。

前者的问题有很多，对于大政府的好处和弊端也有很多讨论，总的来说是家长作风过于严重，常常会出现为了民众的利益而强按牛头不喝水的情况，甚至有时候出现按错了牛头的情况。

而后者的问题在于，民众是否可以成为主导者。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一本研究大众心理学的著作。在书中，勒庞阐述了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征，指出了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著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著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以上引自百度百科。

目前的社会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基本的共识就是，群体在绝大部分时间是低能的，容易摆布的。

的确，伟人说过，「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其背景是在涉及根本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在那时群体会猛醒，会作出正确的对集体有利的抉择。而在西方政治中，很少有这样的紧迫时刻，大部分时候是温水煮青蛙，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愈发严重，却找不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依然把国家比作企业，民众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继承人，在西方政治体系中，他固然可以参与政治，却完全不具备参与政治的素养，因此实际上成为了任媒体摆布的木偶。

所以西方政治家会说，我已经把选举权、公投权交给你了，是你自己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然而大众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做出特别理智的选择。

这样的「主」，依然是被引导的「主」，实际上做主的仍然是精英。

西方政治体系下，往往到最后会出现民众可以自由表达，自由投票，却失去了利益的情况。

所以回到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首先当然是要确定，民主的主体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不仅限于中产阶级。

其次，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优先。（以上这两点显然是西式民主还没有解决的）

最后，在决策上必须有民众的参与，以确保不会出现家长作风过于严重以致作出错误决策的情况。

还是回到管企业的比喻上，能让民众这个老板赚到实惠，同时各种利益又不会受到损害，就是真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