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者司马迁到底有多牛？

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是司马迁的真实写照，
司马迁甚至比这还要惨，
你想一想，
堂堂一个历代史官世家，结果深受牢狱之苦，还是腐刑，

什么概念？
相当于从上流社会直接到中低层社会，
现在说女人最可怕的疾病是乳腺癌，
因为往往要切割女性最美的礼物，
那么男人被切割睾丸被伤害的程度比切割乳房还要大许多，
你觉得司马迁有多痛苦？
换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了吗？
大概率接受不了，
你想一想，
司马迁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个被处死，
一个腐刑，
在一个名声重于天的年代，
一般人会怎么选择?
人成熟了，
就知道活著许多时候比死亡更难受，难受百倍，
因为你会发现有时候死真的是一种解脱，
司马迁选择活著追求梦想，
你想一想
如果梦想大家可以理解，

完成后大家称赞+认可，
这种人物已经堪称伟大了，
可司马迁的梦想即使实现了，
大概率是不被大家知道的，
现在史记有名，
不代表司马迁死的时候史记有名，
司马迁在当时环境只能把书交给自己的女儿，
其它人是不知道的，
谁知道历史会把书冲成什么样？
正常情况也许永远不能重见天日吧，

梦想实现了，到死的时候，
也许写了几十年，费尽心血写的书，在历史灰飞烟灭，
这种概率是很大的，
假设司马迁女儿的儿子没有封侯，
没有勇气把《史记》献了出来，
史记说不定灰飞烟灭了，
但司马迁还是毅然选择写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用尊严书写《史记》，用献血书写《史记》，用毅力书写《史记》，用生命书写《史记》；
当你跌入人生低谷，

不坠青云之志，
为了梦想甘受天大侮辱，
而且梦想即使实现了，
很可能无人知道，
你却为它坚持，
且完成很好，
你觉得司马迁有多牛？
有人说司马迁为什么敢写《项羽本纪》？
他根本不在乎死亡，
他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真的可以流芳百世，

他只是为了完成他自己的梦想，
我不知道什么词语可以赞美这种人，
你觉得了？
你觉得司马迁多厉害？

历史长河中，会有极少数的一种人，在自己的领域中，凭一己之力完成了震古烁今的拯救大戏。
他们在极其有限的能量下，超越了天命的打压与束缚。

凭一己之力改变、拯救、定调了后面千年的历史规则。
没有他，历史将真的变得不再一样。

尤其今天的这位。

这个人的影响力实在太过于巨大，有太多的上古尘封因他而重见天日，有太多的英雄豪杰自他笔下定调。
这个人，是中国历史，是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幸运。
他是太史公，司马迁。
他写了一部皇皇巨著，只要是中国人基本都会知道，叫做《史记》。
我之所以说这是三个「中国级」的巨大幸运，是因为我们有太多次的可能，会看不到《史记》这部璀璨的史学经典。
如果那样，很多上古史将出现无法弥补的断档，自上古到汉武的这段宝贵历史，将很有可能无法梳理的如此顺畅详尽。
司马迁所做的这番事业，准确点讲：是伟大的历史拯救！算是真真正正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史记》只有司马家的人才能著，也只有司马迁才能写出来。
换第二个人，都接不了这个活儿！
这是一段近乎于超级英雄拯救地球般的著史传奇，在一系列的种种机缘巧合下，《史记》才最终惊险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先来说以下为何《史记》为何只有司马家才能整出来。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是局限于一个朝代的断代史，它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时代整整三千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父子将华夏大地上自从有传说开始的所有历史全部整理了出来！
在那个时代，这几乎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在资料保存手段极其落后的那个年代，著史的最大困难就是原材料。

史料要么找不著，要么看不到，要么搞不懂，要么在各种战乱变迁中压根就整丢了。
所以越是远古的历史，各种素材越难找，而且即便找到，去伪存真等一系列专业工作还是个大难题。
很多史料都是口传心授的代代流传，很多压根就是神话故事，你咋知道是不是胡说八道还是确有其事呢？
那个时代没有复印机，很多史料在流传的过程中需要人力进行篆刻誊写，那么这就会涉及到流传的版本会出现错字问题。
隔著成百上千年，你如何针对眼前的这卷史料进行拆解与还原？
所以搞历史在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天生具有著极高的门槛与困难。
你得有材料，有能力，有想法，有毅力，有传人。
最关键的，还得有运气。
不过，即便这么难，还是有人可以的。
比如说司马家。

司马迁家祖上自周开始，就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后来虽然中间断过一段时间做过武将（司马错），但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这一代时，又做回了太史令，算是又恢复了祖传的手艺。
这份家世首先就帮司马家解决了最困难的原材料门槛。
由于有这一代代积淀的先决条件打底，重拾祖业的司马谈觉得要干点什么才对得起祖祖辈辈的这份得天独厚。
他立了一个志：
要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要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
世代史官的司马家突然有了一个想搞事情的人，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幸运。
司马谈做回太史令的时候，小司马迁10岁，正是长本事的好岁数。
小司马迁跟随父亲回到了世界的中心长安，开始见到了大世面，而且由于老爹是学术性公务员的独特优势，小司马迁又得以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进行深造学习。
小司马迁受到了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良好的教育，在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得到了最大的见识。
更难得的是，在司马迁形成人身观的这段时间，正是汉王朝国势强大，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的年代，司马迁在大国豪气和正规教育的熏染下，形成了他开阔，大气，浑厚优美的文风。
功名看气概，作者没有襟抱情怀，写出来的东西就难称格局佳品。
良好的教育与伟大的时代，是第二个幸运。
司马谈在立志后，开始大量的搜集阅读史料，为修这部大史做准备。但真一干起来，老同志发现了这活儿已经不是他能干完的了。
由于他立的这个志向太过于远大，他要串起在此之前有史以来的所有事情，这就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等太多的方面，要横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

他自己这岁数眼睁睁怎么算也干不完了。
不像今天的这好时代，我想串起两千年历史，各种史料便宜的惊人（中国的知识是真便宜啊），有成千上万的大学者著作可以参考，三五年也许就可以把这事搞出来。
这个时代巨人很多，太多肩膀可以站，但那个年代，司马谈四目望去，一片漆黑。
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最高点了。
司马谈一度消沉，但看到了正在看书的儿子，他突然想出了点子，他要找时间的银行搞一笔「父子接力贷」。
司马谈找到了司马迁，和他进行了深入的沟通，给他讲了自己的家传渊源，父亲的苦心孤诣以及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希望他能够发扬风格、肩负使命，早日参与这个宏大的工程。
一般来说，父母将自己的愿望加到孩子身上时，非常容易起到反效果，而且司马谈强加的这个愿望，还是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工程。
在这次关系到史学命运的谈话中，司马迁选择了无怨无悔的子承父业，并迅速的进入了角色。

后继有人，这是第三个幸运。
司马迁在一边读书，一边帮父亲打下手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在司马迁22岁的时候，司马谈觉得火候到了，叫来了司马迁对他说：你已经读万卷书了，但书中的世界是局限的，是没有温度的，世界这么大，你应该去看看。
于是，司马迁开始走上了行万里路的征程。
带著目标的司马迁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实打实的搞了一次现场订正考察，获得了许多过去书中看不到的第一手材料。
他来到了汨罗江畔，触景生情的明白了当年屈原的愤懑。
他来到孔子故里，感受当地的礼义民风。
他来到江东之地，听到了项羽雄浑的「彼诚可代之」！
他来到了易水河畔，体会到了荆轲耳边的风瑟潇潇。
这次的全国调研，为后来《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做了背书，也更加陶冶了司马迁的性情，提高了他日后山河大地般的文学表现力。
尝到了甜头的司马迁在日后又跟随武帝去过大西北，自己走过大西南，跨过山河大海，天地在我心间！
有一个懂行的老爹领路，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复杂的世界需要多维度的体验，这是第四个幸运。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逝世，《史记》的重担彻底交接到了司马迁肩上。
之后的十多年，司马迁继续著自己的修史工作，直到大名鼎鼎的李陵投降事件，司马迁没有闷头搞研究，而是在凶险的朝堂插上嘴了。
司马谈走之前忘了对司马迁进行最重要的一次嘱咐：少特么发表意见！
李陵作为将门之后，尤其还是李广大侠的孙子，居然投了降，这仿佛精神原子弹一样，在汉朝内部开始炸裂。

李陵瞬间就臭了街，绝大多数人开始对他口诛笔伐，但具有著独自科研能力的司马迁展开了他的分析与论述。
司马迁认为：「李陵对父母孝顺，待士兵有恩信，常不顾身，赴国家急难，平日的思想作为，有国士的风范，而且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但他深入到了敌人的腹地，与匈奴主力决战，并歼敌上万。
李陵不肯自杀殉国，一定是为了牵制匈奴人好让手下突围，而且他一定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司马迁虽然通晓古今天下事，却并没有研究透人性的穷尽。
大势所趋下，虽百口尚且莫辩，何况你一小小的史官郎！
司马迁被下了监狱，受尽百般折磨。
不久，江湖传言李陵带兵攻打了大汉，武帝大怒，杀李陵全家，司马迁因为错误的分析被判处死刑。
后来证实，带兵的是另一个降将李绪做的伪军，李陵得知全家被杀后刺杀了李绪，但没有对大汉动复仇的刀兵。
汉朝的死刑比较市场经济，并非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两个价码，要么交50万钱，要么接受宫刑（阉割）。
这是《史记》问世的最大一次凶险。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在面临死刑的时候，都会选择去死，绝少数人会苟且偷生的变成太监。
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辱及祖先，无颜面对世人。
另一个，就是在当时的手术水平和医护手段再加上牢中的卫生状况下，极其容易感染，这种灭绝人性的刑罚的死亡率非常高。
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做出权衡。
一个是死。
一个是受尽了折磨，然后还是很有可能去死，即便侥幸活下来也还不如去死。
人们往往会选择来个痛快的。
司马迁面临这场横祸，在他无法凑出这50万钱的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受辱。
人在有信仰时，是不可战胜的。
他的信仰，就是在自己手下，亲自完成那部「前不见古人」的三千年皇皇巨著！
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还有一段话，你同样会很熟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是一股多么伟大的勇气！
这是一种多么强大的自我鼓励！
忍著不死，只是因为大事未完！
目的只有一个，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这是第五个幸运，也是最大的一次幸运，司马迁在酷刑下活了下来，并坚定信念，誓要完成此书。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司马迁将《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余字。
分别为：
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十二本纪（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
三十世家（诸侯国和汉诸侯）
七十列传（重要人物记事）
《史记》全文雄浑大气，它摒弃了学术圈那种艰涩的学究文风，采取了更通俗易懂的著史笔法，言辞优美，内容翔实。
开民智的最好通俗载体，是历史！
而好的历史，是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兴趣的！
截止到这篇文章，我们前面的三十一战，大量的参考了《史记》中既真实又富有血肉的史料与记载。
没有《史记》，上古到秦的这段历史就永远谈不上可考与研究。
没有《史记》，在本系列中，像「长平之战」、「巨鹿之战」、「背水一战」、「诸吕之变」、「汉匈系列战」等等口碑之战，全都不会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整个汉初波云诡谲大量掩藏见不得人的历史，如果不是太史公，根本不会传世流传。
太史公几乎是藏头诗般的将种种线索藏于其中，并最终在千年后渐渐大白于天下。

班固在《汉书》中为了纪念这位祖师爷般的前辈，专门著写了《司马迁传》，在赞语中说道：「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后来成为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哪怕中国后面两千年的历史走向了专制到牢笼的皇权路线，但在这期间，无论是修前朝的史，还是记本朝的事，大量的史官依然秉笔直书，无愧苍天！

使得中国历史最终没有变成一部又一部的「手撕鬼子」。
由此可见，开一个好头，是多么的重要。
伟大的斗士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极少夸人的鲁大师认为：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的评价成为诸多《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过：「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我挑了两个伟人巨匠的赞誉给大家看，对于司马迁的评价，千百年来实在是车载斗量。
这其中，有一点比较罕见，就是向来焦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是毁誉参半的，有捧你的也有恶心你的，但太史公却是一个例外。
几乎完全一边倒的赞誉之言。
历史是会说话的，有的人死了，但他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变成司马迁鞭尸大会了？
说司马迁毫无客观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全凭一张嘴专捧「失败英雄」丝毫不懂政治的
你们看过《史记》原文？
我说的是整篇的本纪世家列传，白话的也行，不是断章取义摘个两句看，不是故事版，不是小人书，不是公众号文章。
看完你们再说司马迁是不是无脑吹无脑黑。
都没要求你们去啃那体现汉朝政治文化演变的十表八书。
对不起，最近火大

《清明祭奠太史公》
清明节前，我去浙江温州出差，路过余杭时，心情很激动，因为近来国际考古界已经接受良渚遗址是一个文明遗址，而不仅仅是文化遗址。在夏王朝考古证据还没有认定的情况下，公认的中华文明史起点终于从公元前约1600年左右推进到公元前3300年左右，五千文明史不再是虚话。
处理完工作，我翻看了知乎，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人对《史记》是一部信史的学界定论进行了很过分的否定。我写了几段评论，又感到意犹未尽。时值清明，我该写点东西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虽然孤陋寡闻，还是斗胆写这篇文章，文章分四个部分：
（一）《史记》中的历史事件的细节试释疑举例；
（二）司马迁的写作态度；
（三）对于「孔圣人——太史公」传承的上古史的态度；
（四）器物考古的局限性。
一、《史记》中的历史事件的细节试释疑举例
质疑一、赵高、李斯、胡亥矫诏逼死扶苏、抢夺皇位的阴谋，司马迁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这种灭九族的密谋可能有人记录下来吗？《史记》中还出现了那么多的人物对话，完全是捏造，司马迁是个成功的小说家。
质疑二、吕不韦把怀孕的赵姬献给异人完全是胡说，赵姬怀孕两个月谁告诉司马迁的？司马迁为了保住嬴政的小命，硬是让他在娘胎里呆了十二个月，冒充十月怀胎，正常分娩。嬴政是长颈鹿吧？怀胎十四个月才分娩！
时至今日，没有哪个人会100%相信史书的记载，更别提细节了。司马迁能否知道一百多年前赵高、李斯、胡亥三人的密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众口一词说「不可能」时，我认为有可能，而且是很可能。
摘录两段文字：
「……（李）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简单说两句，李斯入狱后不肯自杀，以为自己有大功，想上书胡亥，等他清醒的时候赦免自己。
《史记》记载这次上书：「臣为丞相治民，……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
赵高截留了这次上书。派人多次伪装成胡亥派来的审讯人员，只要李斯不认罪，就狠狠地打，几次下来，李斯辨不清真假，就不敢喊冤，等二世真派人来，也不敢改口，二世信以为真。
李斯对胡亥的最大功劳就是"拥立之功"，讲「中央集权制是我李斯发明的」这类的话没能他出狱，只能讲沙丘之谋来提醒这位健忘的二世。
上书及供词被存档。
刘邦入咸阳，萧何接收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百年之后，司马迁见到了这批档案，结合秦末起义军号称为扶苏申冤和胡亥继位后杀了十二位公子，十位公主，采信了赵高李斯胡亥阴谋夺位的说法。虽然近来「北大简」中的《赵政书》记载是胡亥是正常上位，但它是汉简，只能是让这个问题存疑，还不能是证伪。况且，胡亥上位后，大肆屠杀手足，于情理不合。
如果你问我胡亥赵高为什么不销毁李斯的供词上书，我只能回答你，请参考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贝利亚为什么不销毁下达执行卡廷屠杀的命令？
我如果发挥想像力，还能找到其他可能性。扶苏难道在他爹身边没安排一个耳目吗？朝中百官没有太子党吗？如果有攀龙附凤者已经给扶苏送信让他快回来继位，他接到的圣旨却是自杀，赵高李斯胡亥的阴谋是否泄露了？太子党的官员作为官场失意者，到处宣扬胡亥得位不正，胡亥尽诛诸公子绝后患，秦末的起义军然后打出了为扶苏申冤的旗号。我不把它作为可能的信息渠道，是「于史无征」，而是从《史记》出发，提出「李斯上书——萧何接收」的可能性。
最近在翻看一些网友的相关话题，有人提到赵高的女婿阎乐也可能知道这个阴谋，秦王子婴也可能因为审讯阎乐留下记录，我以为这个可能性也存在。
我们来看看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怎样记载历史事件：
吕底亚有个国王叫坎道列斯，王后美艳无双。他的卫队长叫巨基斯，国王很信任他。一次讨论女人什么时候最好看，国王说脱光衣服最好看，卫队长说还是穿上一点最好看。国王决定让卫队长见识下王后的美丽胴体，以说服卫队长，结果，躲在寝室柜子下偷窥的卫队长被王后发现了，王后很生气，觉得自己被亵渎了。之后，王后找到卫队长说：「一个女人的裸体被不相关的男人看了很羞耻，如果你不杀了国王娶我的话，我就天天对国王说你的坏话，你总有一天会被杀掉的！」。卫队长稍作思考，就去照王后的话做了。
同样是两个人的密谋，希罗多德是怎样知道的？历史学家们在记载一个历史事件时，总要写清前因后果，某些细节是不能列入「历史真实」的考察范围的。
对于质疑二，如果有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很可能是赵姬告诉嫪毐，嫪毐讲出去的。
赵姬一生中愿意把她怀孕消息告诉的三个男人——吕不韦、异人、嫪毐。
赵姬怀上嬴政的消息，吕不韦，心知肚明，不会说出去；异人，千万不能过早告诉他；嫪毐嘛……
「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寡居的太后感兴趣的谈资包括哪些内容于上可见。
嫪毐嘴巴不严，《史记》上虽然没有提到，但刘向编著的《说苑·正谏》记载：
「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连「吾乃皇帝之假父也」都敢说出去，心里能藏得住什么话？嫪毐谋反后被杀，他得知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死之后，死之前最想公布希么才能打击嬴政？不管真假，一口咬定嬴政你是吕不韦的儿子！消息传播开来……
秦王数贬吕不韦，吕自杀，堵天下悠悠之口。
很少有人怀疑李斯临刑前的遗言，「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没有人会认为当年行刑的刽子手的后代就住在司马迁家的隔壁，消息传播开来了……
司马迁晚年，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出生，据称和舜一样都是怀胎十四个月出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汉书·外戚传》」太史公落笔成文。
嬴政怀胎十二月出生，这是违反现代医学常识的。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赵姬误以为自己已经怀孕。赵飞燕在急切盼望自己怀孕的情况下，生理周期发生变化，自己误以为有孕。即使吕大人敢找来一个医生号脉，也有大概率测不准。参见2014年「烧伤超人阿宝」就中医能否「脉诊验孕」发起挑战，迎战者寥寥。
刘弗陵十四个月的怀胎期让我很疑惑，有神化开国帝王的，但一个守成之君也需要神化吗？宫中有太医，怀孕时间记录完备,没有合理的证据只能存疑，很难否定。
当人说「司马迁不可能知道某些历史细节时」，我愿意努力寻找一丝可能性，就是被扣上"司马迁的乏斗犬"也不在意，从0到1，这是质变。当某个不治之症找到一个治疗方法，哪怕只有1%的有效性，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
二、司马迁的写作态度
太史公被当今文艺青年称为「伟大的小说家」，其实也难怪，由于当时没有说明材料来源的意识，加上某些对话仿佛现场实录，很难让人不怀疑这不是历史记载，而是文学创作。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说明，他选择材料是非常严格，秉著儒家「子不语乱力怪神」传统，反复比对考证。
《五帝本纪》称：「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择其言尤雅者。」
《三代世表》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载：「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段落文字的基本意思是：司马迁说，黄河源于昆仑山，而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走过了黄河的源头，看遍了昆仑山脉，所以才敢于描写九州山川。
错误的记录比空白更可怕，面对上古史的准确纪年无法推算的难题，司马迁留下了空白，而这段历史的空白直到二千年之后的今天，《夏商周断代史工程》启动后，终于越过了公元前841年这条线，向前跨了一大步，然而也不尽如人意。
正是司马迁的过于谨慎，六百多年的殷王朝只剩了不足三千字的《殷本纪》，并完全无视孔圣人「文献不足故也」的警告，他认为不可靠的材料弃之不用，也一字不提，弄得后人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安特生1921年10月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但是他立刻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从常理来看，如果中国考古已经进行了一百年，找不到更早同类型的遗址，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可以理解。怎么中国的田野考古刚开始，刚刚挖了第一铲子，就能得出这么个结论，第一铲子就挖到了最早的遗址？这么准？两者对比，究竟谁治学严谨，谁轻浮草率，一目了然。可悲的是，至今还有人乐此不彼，继续自娱自乐说著「夏朝就是古埃及」，「汉字的祖先是楔形文字」……此类神话。
其实，我早就发现汉字「一、二、三」和罗马数字「I，II，III」很像，他们结婚时新娘都顶著盖头，古罗马人和汉人其实是一家。在太史公的治学态度的感召下，之前我一直不说。
中华文明五千年，司马迁独写三千年，没有点过硬的材料，谁敢动笔？
一块含金量80%的金矿石纯度已经很高了，不要只看到20%的杂质就把它扔了，《史记》就是那么一块金矿石。
（三）对于「孔圣人——太史公」传承的上古史的态度
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以西方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考古学传入中国，传统史学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和非难，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喊出了「东周以上无信史」的口号，甚至连屈原的存在都否定了。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更是火上浇油，大禹都变成了一条虫。日本的白鸟库吉宣布「抹杀尧舜禹」。
我生得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论点就勃然大怒。我知道的孔孟是敢于严厉批评统治者的圣人，「苛政猛于虎」、「率兽食人」，两千年后《国际歌》也不过是写了句「可恨那些毒蛇猛兽，他们喝尽了我们的血肉」。
孔圣人是谦逊的，说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我绝不相信孔圣人一面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一方面又故作高深地谈论夏商周的典章礼仪，子曰：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论语·卫灵公》)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
所幸，王国维先生表示孔圣人还是可信的，努力寻找著新方法、新材料。他在1919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因为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成功，殷商的真实性不容质疑，但是我没听说过哪位民国大师登报承认自己错了，厚诬古人地好处是大概不用担心先贤从地下起来控诉他们，论文文集还是照发，平安无事。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发表，他们落笔的时候就那么信心十足？为了「科学」治史，于是下一个否定的目标锁定在夏朝。
我很惊讶，难道他们只学习了实证主义，不学逻辑推理，数学演绎？不管用多么精确的尺，都量不出一个无理数来，那么测量学就可以否定数学了？任何人提出一个理论来，总希望它是一个逻辑性的系统吧，满足不了逻辑的「三冾」，总要满足自洽吧，自洽指该系统内部的公理、定理不能相互矛盾。
如果不承认夏朝的存在，需要证明以下或者更多：
（1）周武王没有封夏朝后裔于杞国，没有「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2）周公旦是神棍，商民全体通敌，没人反驳「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3）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典故是不存在的，摆在周王宫前的只是9个陶盆。秦武王也不是在洛阳举鼎时被铜鼎压断腿丧命的，大概是……。
（4）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都是学术骗子，他们都谈到夏朝的人和事，虽然彼此攻讦，但从不揭露对方证明材料造假，典型的打假球。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墨子「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5）《山海经》的写定者有时光隧道，不然怎样唯一正确地留下了"王亥"的名字？
（6）遂公𪾔是赝品，中国没有技术手段鉴定。
……
我不知道那些疑古派打算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之处。
总有治学严谨的学究说，甲骨文卜辞只能证明《史记》中殷帝王世系的准确性高，并不能说明《史记》中记载的夏王朝帝王世系的准确性也高，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可是数学还有个分支《概率论》啊，选好置信度和误差范围之后，就可以计算出简单随机抽样调查需要的样本容量啊，不需要调查全体对象啊，难道现代考古已经排斥了数学？
当有人打你的左脸时，你应该主动把右脸也让别人打，大约这是基督徒的习惯。当有人说「东周以上无信史」时，逨盘出来打脸；当有人断言商朝不存在时，甲骨文出土了。两次打脸之后，我不知道他们该转哪边的脸了？否定自己一次就那么困难？
（四）器物考古的局限性
传世文献和现代考古是了解古代世界的两个方法，类似几何和代数的关系，既能相互验证，又能相互支持，有区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978年5月发现的厉王簋，其铭文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告慰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
如果没有文献资料，是不是后人要把周厉王视为一代贤王？铭文上能看出他的「专利」搞得民怨沸腾，爆发了「国人暴动」？哦，国君不能看当朝史，但国君可以做青铜器自吹啊，还可以把自己的「功劳」刻在山石上啊，然后被后世当做文物否定文献，好办法！
自疑古派兴，对传世文献的重视则日趋下降，仿佛所有的历史悬案都能通过考古来解决，其实大有问题，不但考古发现有偶然性，而且考古器物有局限性，当时埋入地下的器物万不足一，现在能挖出有文献价值的古物更是九牛一毛。我看了一些西周青铜器的介绍，发现周人打了胜仗就做个宝贝纪念一下，打了败仗呢？还做吗？不做的话，后人就认为周人从不打败仗了？还能死死抓住「一份材料说一分话」的规则不放吗？这是靠证据说话还是靠逻辑说话？是不是脑补？为什么对先贤和今人实行双标？又欺负他们不能开口说话了？
与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根本不同，历史学太依赖文献与文物，很多古文献古文物已经失传损毁。自然科学自诞生起就是可重复可检验的，实验随时进行，后来者居上。一般认为，当代人记当代史最可靠，时间近的记载比远的可靠。由于没有说明材料来源的意识以及成书过程的复杂，司马迁写的《史记》和其它上古史遭疑古派否定。他们可能没想到，既然当代人写当代史最可靠，那么当代人的质疑是不是最有力？为什么找不到当代人或者稍后人的质疑？因为那些古文献古文物还在。
鉴于司马迁不交代材料来源而殷帝王世系高度准确的事实，在没有与此矛盾的史料发现之前请不要乱怀疑他的记载。否则这种所谓的科学态度会让我们的历史90%空白。
好学深思，敬畏先贤，不要因为他们死了无法开口为自己辩解，就乱说他们臆造历史。如果全靠考古来为他们证明清白，恐怕要等万年也未必能，一句话，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

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都是按照时间线来写的，学校的课本也是如此，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历史书就该是编年体的；
读了《史记》才明白，哦，原来历史书，也可以将一个个人物的故事像传记一样记载下来，再把这些人物的故事放在一起，便组成了历史！！司马迁真是天才式的史学家！！
而太史公又担心后世读者摸不清时间线，没有系统化的概念，还特意搞了十表八书为补充，顺带著，他的写法，又影响了后世将近2000年的中国正史作家，直到《清史稿》，还延续了纪传体传统。
可以说，太史公一个人，一本书，便确立了一种历史叙述体系，而这个受了宫刑，在当时社会被指指点点的家伙，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当然也包括许多司马谈的文稿），便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另外喜感的是，很多桥段大家以为太史公在那里猎奇和编故事，但随著考古技术的成熟，历史文物陆续被发掘，那些怀疑的人又都被太史公啪啪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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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唯有史记是倒著写的。二十三史尽是颂歌，唯史记是把利剑。

1.史记之后的二十四史全部都是断代史，只写一个朝代，只有史记五十二万字写尽三千年。后世史书加起来也没史记写的时间长。
2.司马迁写商朝的时候，经过殷墟甲骨文出土验证，居然大部分吻合，司马迁距离商朝多少年？1200年，以当时的历史资料，居然能写成这样。相当于我们在没有电脑，没有史书的情况凭著传说和各地采风，去写唐朝末年北宋初年的历史。
3.司马迁是中国正史中第一个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对失败的英雄大唱赞歌的史学家。后世所有的历史都是大声歌颂成功者，污蔑失败者，只有司马迁，让我觉得他笔下的项羽比刘邦可爱，李广比卫青厉害……
4.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争议颇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我们为什么要读史，就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的教训来警醒我们的未来，司马迁用他的生花妙笔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事失败了也不会后悔……

我都是当小说看的，特别好看，一点也不枯燥乏味，资治通鉴我看的有点费劲。
而且司马迁虽然没有蛋了，但是比后世很多史学家有种的多。
汉朝的大敌项羽，司马迁似乎很崇拜他，好好的记上了一笔，不是传，是帝王本纪，硬生生插在始皇和高祖之间。
本朝高祖文景包括孝武皇帝，司马迁都写，吕后他也要写本纪，怎么样？
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司马迁偏要给商人作传，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都是逐名逐利的，谁也没比谁高尚。
他的气魄、格局、文字功底，真的后边再没史学家可以比拟的。

谢谢邀请！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们拿《三国志》来对比。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蜀国人，但是刘备、刘禅的传记叫什么，叫《先主传》和《后主传》。
古史编撰的体例，帝王用「纪」不用「传」这是基本的规矩。
但是陈寿屈服于当局的威慑，曹操是《武帝纪》，其他两国连带著孙权也只得到了《吴主传》这样降格的待遇。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陈寿，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no can no bb，你行你上啊。
然后，司马迁就上了。
您可以翻翻《史记》，看看太史公为大汉公敌项羽做的传记叫什么？
答案是《项羽本纪》！
堂堂正正的《项羽本纪》，不光是「纪」，而且是「项羽」，并非官方要求的轻蔑称谓，称名不称字的「项籍」。
你看到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一个大丈夫对另一个真汉子的致敬。
你觉得这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管这就叫风骨。
想想200余年后的班固吧，《汉书》依然只敢用《项籍传》的称呼，可怜太史公两颗雄壮的睾丸落地，阉割了整个汉朝士林的男性气息。
昔日，他为李陵直言敢谏；从前，他为商人们记录历史。
《二十三史》溢美王侯，冷冷冰冰，唯独一本《史记》有热血、有温度。
人们惯说史迁记事不严谨，好开脑洞，但人家明明白白地说过，写书的目的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何时说过要忠实记录信史，都是后辈强加的意义，铁锅何必子长他老人家来背？
你说客观是历史记录的必要条件，太史公捏著胡子笑笑，我写《史记》的时候，说这话的人他老祖宗还穿开裆裤呢！
我写历史，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态度，就是要说我想说的话！
你道卫霍英雄？我偏在《佞幸列传》里加上一笔。
你汉武抑商，我就硬生生写一篇《货殖列传》；
你杀侠客是吗？好！我来为郭解作传！
别的做史者是文人，他们的坟墓里应当配上笔墨。
可司马迁呢？
他是战士，合当以剑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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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其他回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如何评价项羽
怎么评价西楚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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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汉武帝
汉武帝是否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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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何评价《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是否被吹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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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极是高明。
《陈丞相世家》中，太史公对「陈平盗嫂」的态度是这样的：
「绛侯、灌婴等咸馋陈平」（节选自《陈丞相世家》）
一字表明态度。
更妙的是，太史公通过人物的言行，佐证自己的观点：
周勃一共说了陈平三个过错：盗嫂、多易主、受金
「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节选自《陈丞相世家》）
刘邦问了其中一个：多易主（刘邦是个了得人物）
「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节选自《陈丞相世家》）
虽然刘邦问了一个，但陈平心里明镜，全盘托出易主、受金，并说了原因。
「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
「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节选自《陈丞相世家》）
而且没有认错的态度！
「诚臣计划有可采者，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节选自《陈丞相世家》）
可见陈平对这些「错误」根本不屑一顾，根本没有必要遮掩，而其只说了二事，而不提盗嫂，可见盗嫂乃是外人污蔑。
太史公没有对「陈平盗嫂」有过多辩解，只是记述了周勃、刘邦、陈平三人之言，通过人物的行为，使谣言不攻自破。

司马迁文笔之传神之生动，别说在一众史学家那里，就是在一众文学家那边，也是数一数二的。
且不说司马迁写刘邦、项羽二人各自见到秦始皇车鸾时的言语，也不说陈胜、薄姬二人各自在年少时与人谈及日后富贵的声口，单说蒯通劝韩信自立跟刘项二人三分天下时的说辞，便知司马迁的笔是如何活画出一个齐之辩士来的。

蒯通先跟韩信说他蒯通曾学过相面，从而引起韩信的好奇心，进而以为韩信相面为由头，一方面引发韩信对贫穷和危险的恐惧，一方面勾起韩信对富贵生活的渴望。最后劝说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为王，偷袭燕、赵，挟燕、赵、齐三地之兵挺进荥阳，逼迫刘项二人停战，从而跟刘项二人鼎足而立，甚至成为天下共主。
蒯通的言辞很动人，但以韩信的段位与城府，当然不会立刻答应他，而是需要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出来，来证明他韩信绝非见利忘义之人，同时也等于把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交给蒯通，看蒯通是否有办法来解决。
韩信说刘邦待他韩信特别好，他韩信应当以死报答刘邦，怎么能贪图私利背信弃义呢？
蒯通也明白，如果他蒯通不能帮韩信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他蒯通勾画的前景再动人，韩信也不会照著他蒯通勾画的路径来走。于是，蒯通给韩信讲了张耳、陈余的故事，从而指出人心难测，刘邦很有可能会在未来对他韩信动手：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黡、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已，亦误矣。

蒯通这段说辞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即「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有一种解释认为，常山王张耳在背叛项羽之前，杀死了项羽派去监视张耳的项婴，拿著项婴的人头作为投名状，投靠了欲与项羽争天下的刘邦。
这种解释就属于无限脑补了，看到「项」就想到「项羽」，进而脑补出一个叫「项婴」的项家人来，还脑补出项羽派人监视张耳的剧情。
实际上，同样的事情，在班固笔下也有描述。到班固笔下，蒯通的这段说辞是这样的：

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与为刎颈之交，及争张黡、陈释之事，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借兵东下，战于鄗北，成安君死于泜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欢也，而卒相灭亡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释之事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过矣。

毫无疑问，班固的这段描述更为简洁，删去了「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为布衣时」、「二人相怨」、「背项王」、「卒为天下笑」等字样。
也正因班固的删改，才使我们明白，「奉项婴头而窜」的断句应当是「奉项/婴头/而窜」而非「奉/项婴/头而窜」，「奉项婴头」当是「（双手）抱脖子绕脑袋」，而非「抱著项婴的脑袋」。
但班固的这段删改就远没有司马迁的原文生动传神了，班固删改后的文本放在书里很简洁，但却过于书面，不像口语，更不像顶级辩士方才有的说辞。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蒯通先告诉韩信，你的想法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是非常错误的。然后蒯通细致生动地讲述了张耳和陈余从布衣到王侯之后的感情变化。
张、陈二人的故事，前半段是蒯通、韩信等当时的人都听闻过的，后半段又是蒯通、韩信都亲眼见到的，尤其是韩信，更是深度参与了张耳击杀陈余于泜水的事。
蒯通把张、陈二人之事描述得越是细致生动，越能勾起韩信回忆帮张耳复仇的往事，越能引发韩信内心的触动，越容易说服韩信按照他蒯通设计的路子走。
既然说到了「奉项婴头而窜」，我们就著重说「奉项婴头而窜」，来看司马迁的记述多有多厉害。
司马迁记述的是「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班固记述的是「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
司马迁比班固多用了一个「背项王」，表面上这三个字可有可无，实际上却大有深意。
蒯通用这三个字在韩信暗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君臣之位尚未彻底划定，张耳背项投刘，韩信昔日背楚投汉，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无可指摘。
同时，正因为张耳背叛了项王，才有了张耳重回赵地为王的结果，如果张耳不背叛项王，没准会跟韩王成一样被项羽先降为侯最后又杀掉。蒯通也是在用张耳的结果暗示韩信，比起最后的身首异处来，背叛是很值得的。
司马迁又比班固多用了一个「逃」。
实际上，「逃」和「窜」是一个意思，都是在形容张耳当日的狼狈，但多用一个「逃」便能放大张耳的狼狈，再对比张耳今时今日的富贵，给韩信心理造成更大的冲击，从而可以使韩信在头脑里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背汉自立的好处。
也是同样的原因，司马迁的记述中用的是「奉项婴头而窜」，「奉项」和「婴头」意思相近，看似重复，实际上却再次放大张耳的狼狈，给韩信以巨大的心里冲击。
最后，从句子的节奏和韵律上看，司马迁的记述更有节奏感，更像口语，意简语繁，反复强调重点，加深作为蒯通听众的韩信的印象，而班固的记述特书面，贼干巴，如果把班固记述的文字置于辩士之口，说听众会昏昏欲睡也不为过，还怎么能突出顶级辩士的语言功底呢？

参考资料：《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构建了中华文明起源史，对于塑造一个统一观念的民族，司马迁居功至伟。
在司马迁作史记之前，对于整个华夏民族的起源，是有多种说法的，而且经历整个春秋战国的长时间割裂对抗，即便到了汉初，整个疆域内生活著的所有人，他们对一个统一政权的认同感是比较淡漠的。即便秦汉相继一统，一个出生在现在淄博的人，仍然会说自己是齐人。文化、历史的大一统构建，比起政权的统一性，同样是迫在眉睫的。必须要让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意识到，大家是同宗同源。
司马迁是第一个作通史的人，通史的意义是什么？所谓的史实还在其次，通史的意义在于构建一个民族的历史连续体。有了史记之后，无论是齐人、楚人、吴人、赵人、魏人……都可以很明确的索引到自己家世的起源。也许这都是假的，可这并不重要，在那个年代，追寻真相首先是很难，其次意义真的不如虚构。所谓的夷夏之辨，DNA也许未必支持，这就是一个文化血统，有了这个区隔，才有华夏民族的认同感。
后世王朝的统治者们在追溯自身合法性上，均引用史记。都自觉地遵从史记确立的民族起源世系。这就保证了文化连续体的维系。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史书，重要性不在于其是否真实，而在于功用，非它不可。非它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连续体不存在。司马迁是中国历史最伟大的史著者毫无疑问。劝君少骂司马迁，我们现今能够看到的五帝到汉的通史，只有史记，史记是中国历史界最伟大的工程。

谢邀，司马迁牛就牛在写出了《史记》，《史记》有多牛他就有多牛。《史记》是再怎么夸奖也不为过的。而顶著残废之躯写出《史记》的司马迁有多牛是可想而知的。
历代对于《史记》的评价如下:西汉·刘向、扬雄：然自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诸如此类。
具体其牛就牛在开一代风气之先，开创通史体裁，建立史学独立地位，且描写人物极其生动，著名人物如项羽李广和荆轲都栩栩如生。
不过这里我还想探讨一下司马迁的秉笔直书的问题。我的问题和楼上 @顾城瑞与历代相反，即司马迁没有秉笔直书，他写的东西是汉朝的官方历史意识形态，论证如下:
首先，汉朝有个诸侯王想要看史记，但是官方没有给。这本身就说明了史记是官方认可的史书，如果官方不认可早tm被烧了哪还能保存起来不让别人看。
《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
其次，汉朝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司马迁因为反对汉武杀李陵全家而被阉，严异因为腹诽而被张汤诛杀。而历史向来都是重要的意识形态，例如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啥啥的。你让司马迁私修国史，早tm死球了。
第三，后来的班固也因为私修国史被整过，而司马迁的时代还是最残酷最严厉的汉武帝时代，他敢私修国史恐怕九条命都不够哟。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第三十上》：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
所以我认为司马迁牛在其他方面，不在秉笔直书。一家之言，仅供探讨。

天呐，有人说司马迁情商低。
就是低，怎样？满意了么？
要是有所谓的「情商」，能写出来史记就有鬼了。顶多写出来背靠背。

华夏神州，亘古久远，物华天宝，引无数民族竞相争奇斗艳，各民族文化杂融而又源远流长。放到千年的时间尺度上，一代代闪现的时势英雄本该将神州拆散，各自为营，如欧洲、如中亚。若果真如此，中华文化也就形不成世界人类文化奇观之一，实至名归地荣获「四大文明古国」称号。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要探究究竟是谁将「统一」观念植入华夏各民族的血液里。有人说应该是始皇帝，他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功盖千古。文字的统一带来了很多便利，让今天的广东人和东北人都能操著同一语言对话。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始皇帝终其一生都希望将「大一统」的观念植入六国人心中，但终究失败了。真正的功臣应该另有其人，何人？今天的主角司马迁。
提起司马迁，他没有同时代「贾谊，司马相如，扬雄，晁错，东方朔」的诸多大作，仅仅颤巍巍地捧出一部《史记》便力压群雄。《史记》里，司马迁把华夏大地上出现的各民族都编成了同一个祖宗——炎帝黄帝，例如：介绍匈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介绍南越「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介绍朝鲜「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介绍西南各民族夜郎、邛都、滇等如数家珍，脉络极为清晰地阐述其被华夏民族融合历史。表现了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将民族一统的观念植入中华民族血液里，有极其积极、进步的意义，这大概也是当时汉人自信心的体现。
此外，作为史书，偏偏《史记》又写的极为华丽精彩，将各路英雄豪杰浓墨重彩，一方面鼓舞了一群群有志之士的上进之心，即使在家国一次次陷入至暗时刻，都不乏大批国士挺身而出（比较欣赏的是闻鸡起舞的祖逖和刘琨），博得留名青史。其次，对于史书的概念，恐怕先秦人民的印象应该是像《左传》、《战国策》之类的冷冰冰地述事，然而偏偏司马迁创造性地将文学笔法融入其间，用充满正气的笔法讴歌、痛斥庸人、英雄和奸雄。就好比现在的流行歌手都为当今英雄写歌写诗，这肯定会极大激励民族奋进（比较欣赏黄家驹，写过讴歌曼德拉的歌，很有古人风范）。可惜现在的文化工作者一塌糊涂，有这么先进的手段其影响力甚至都弱于几百年前的一本老书，跟国足半斤八两。
再者，司马迁自身的经历就是个榜样，为大事忍辱负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从思想上看，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总结一下，司马迁牛在将统一概念植入所有华人内心，后世即使再乱，当权者都把统一当作最高和最终使命执行，时髦点叫强化了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其贡献比始皇帝更高一筹。司马迁牛在用感性的文艺笔法对国士不吝称赞，对民族败类不吝批判，无形中塑造了一部可参考的道德巨著，使得国人在面对家国时有了良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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