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称「村上春树如获诺奖是伟大作品的灾难」，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
我不认同他的观点。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阎连科提出这个观点的背景。阎连科从自身的观察中总结出：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有一个特点：写作的人物已经从社会历史转向了家庭。作品没有《战争与和平》描绘的宏大历史中的苦难，也没有巴尔扎克作为法国社会"书记员"的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而"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代表作家有雷蒙德?卡佛、爱丽丝?门罗、乔纳森?弗兰岑等人。
阎连科
而村上春树也被囊括在内。阎连科甚至自创了一个名词"苦咖啡文学"来形容这些作家的作品，因为"它们和苦咖啡一样，温暖中带一点寒冷，甜美中有丝丝苦涩"。在"苦咖啡文学"中，读者只能看到一类人群在某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而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一言以蔽之，阎连科如此抨击村上春树的原因无非是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格局不够，批判性不够，又或者可以说是对人性、对时代、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度不够。与他心目中的伟大作家的作品标准相差甚远。
村上春树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阎连科说，"在村上的小说中，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但但凡认真阅读过村上春树作品的人都能明白，书中所写确确实实就是"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只是这样的日本不被阎连科所认可罢了。村上写团块那一代，写学生运动失败后的丧失，政治热情的消退，写现代日本的消费社会……哪一个不是当代日本的写照？村上早期的作品批判性较弱，青春气息较浓，但从《奇鸟行状录》伊始，村上揭露和批判了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运作方式及国家性暴力；在《海边的卡夫卡》、《1Q84》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笔锋直指日本黑暗的历史行为和新兴宗教所谓邪教这一社会病灶，表现出了追逐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体、强大的社会架构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而在最新的作品《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反思并承认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以上作品皆可表明，村上是一位真正生活于日本社会中的，具有宽阔家国情怀和强烈社会责任的作家。
再说回村上个人的写作特色。他不是靠强劲的叙事，而更多是靠想像力去表达人们心中漂浮的难以言喻的情绪。他擅长在作品中经营情调、刻画细节、关注和突显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后现代主义风格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现实与虚幻融合的世界。这样的写作风格在阎连科看来也许不够大气，但这并不能说明村上笔下的时代就是狭小的。作家与时代息息相关，一个时代有多宏大，产生的作家就有多宏大，而宏大时代产生的旗帜性作家，哪怕作品内容再微细琐碎，反映出的时代也是宏大的。村上所生活的日本，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所生活的俄国、法国是无法等同的。现在的日本社会，其实很难再支撑起一个阎连科所认为的"民族困境、时代困境"的作家。
阎连科如此批判村上，另一方面也与他本人固有的传统文学观念有关——即伟大作品离不开"沉重"、"苦难"等关键词。这种思想目前依然在中国主流文坛作家中占据多数，在这种心理定式前，村上的作品受到猛烈抨击是避免不了的。村上喜欢爵士乐、热衷美食、爱好旅行，这种生活情趣自然而然的流露于作品之中同时广为被青年所模仿，与以往中国伫立于文学神坛的作家大为不同，所以也易造成村上与主流纯文学所剥离的错觉。综上来说，我认为阎连科的观点有失偏颇。作家的生命状态是多元的，批评话语体系也应当与时俱进、兼容并包。文学中不应该只有苦难，也并非拥有苦难的文学才是伟大的文学。文学的生命力正在于作家赋予它的无限可能性，有苦有甜、有悲有喜的文学才更加饱满，也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
那么村上是否有一天会获奖呢？我当然没法预测这个概率，毕竟谁也不能保证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村上不会获奖。打这种包票的人十分愚蠢，诺奖也是评委评出来的，评委自然都有各自的评选标准，谁能保证每一届的评委都不喜欢村上的作品呢。我们都知道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莫言的作品从红高粱系列开始都被翻译成的英语等各种语种，很早就受到西方评论家的注意。所以，现在你看阎连科、余华等人都很注意自己的作品在西方的传播，积极推荐自己的作品的西方翻译，余华甚至在《纽约时报》上开设专栏写作，后来这些专栏文章出版了台版译本。
我们熟悉村上一直都在长跑，而他的写作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三十年如一日地写作，就像他每天坚持写作一样。无论你对村上的作品如何评价，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一两年就是一部新作，而且基本每部畅销。就算我们像阎连科一样，现在看不上村上的作品，但是你能保证村上接下来的写作依然像阎连科说的那样是一种「苦咖啡文学」。每位作家都想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努力超越自己，为什么你会如此评价一个正在写作中的作家，好像人家的写作就没有出头之日似的。也许接下来的几年之间，村上的作品突然有一部就引起了诺奖评委的注意和青睐呢，对一个正在写作中的作家来说，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吧。
我们更应该知道，诺奖从来不是一种文学标准，而是一种文学态度。每年的十月，提醒大众文学依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著影响，在这个电子媒介侵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后，精神世界日益分崩离析的时代里，一些人依然为文学的生存而战。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著名文学大叔阎连科自从房子被拆以后，可能到处忙著找领导哭嗓子吧，已经销声匿迹好一阵子了。也可能余气未消，急于迁怒，近日公然手撕世界文青大佬村上春树老师——真的人品差到没人提醒他这样做的后果么？
这回，阎老还是上次「哭拆文」的老招式，如怨如慕的控诉+炮轰：「村上春树如获诺奖是伟大作品的灾难」，理由是村上「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经悄然完成，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
有朋友问我怎么看？怎么看？神仙吵架，小啰喽幸灾乐祸之余，作为新一届愚民，若委派我判决，我要秉公执法，给阎老师开出一张罚单：七分胡闹，三分有理。
首先，就姿态而言，阎老师七分胡闹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有意见、有看法是自然的，嗤之以鼻也是顺理成章的权利。他们虽然拆了你阎老师的房子，却也还没动手拆你阎老师嘴巴。倘欣欣然自以为得计，甚至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展示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文人风度。
但是，「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按鲁迅的说法，辱骂，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倘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Ｑ式的战法了。
你这样声嘶力竭的呐喊，「村上春树若获奖，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阿弥陀佛拜托，还灾难，阎老师您醒醒，都啥年代了，还这么上纲上线好么，瞧你把我们的村上先生攻击的跟恐怖分子似的。
人家村上先生也只是写写东西，赚点小文青的咖啡钱，在东京也是一良民，招你惹你了嘛，要遭遇你这样的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这阎老师激动起来，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胡闹般的任性。
所以，村上先生若幸得一个奖项，绝对不会是什么灾难；反倒你阎老师这样，闹情绪得不行，任性得无以自控，开口闭口就是灾难上纲上线，这样的的言论在文明社会才是真的灾难！
其次，就事实而言，阎老师「三分有理」。
这段论述可能会得罪恒河沙数一般多的中国村粉。
真的，我写下这些指摘的话，内心是非常惊恐的，犹豫著是否明天起床，先不要刷牙，赶忙去买份保险——毕竟和阎老不同，我还是个少年。
我知道的，在中国，很多少男少女，包括中青年，对于村上春树，多多少少带有一种中国小阿弟、小迷妹对霓虹国老阿叔的崇拜。这种心理是相当微妙的，不是通过任何理性分析或者社会考察可以察觉的。可以说，中国人痛恨日本人，唯一青睐的只有文艺界一男一女：苍老师和村老师。
那么，为什么说阎老师「三分有理」？理由在，阎老师话糙理不糙，切中了村上作品的弊症：「苦咖啡文学」、写作的人物走向琐屑，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避开了社会、人生、历史的复杂、宏大思考，没有了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沦为小玩意。
我认为阎老师就批评的主要面向来说，确实是有理的。我也认为，这是村上小说不够高大上的最核心原因，甚至离若贝尔文学奖确实尚有一段距离。
就内容而言，可以武断的说，村上很讨巧。村上的小说完全只是一套反映「失败」的文学样式。他擅长以透视的方式表现人物复杂的感性生活，创作视线聚焦在碌碌无为、滑稽可笑甚或精神颠倒的「反英雄人物」，目的仅在于呈现在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中现代人所处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失败的阴影几乎笼罩著他每一部作品。这是一个标准化套餐，专供现代社会城市里那些有著假大空情怀的自以为忧郁=深刻的文青、小白领们。好吃不费。
就根本症结而论，以笔者观之，村上老师的主要不足，在于缺乏经典作家那样的历史洞察力与审美穿透力，人物、事件、叙事都显得过于飘忽和苍白，整体死气沉沉，神经兮兮，最能迎合的是那些无论多混乱都得装单身、无论得多少次性病都要装清纯；把无聊当忧郁、将无知作深刻的文青男女。小说世界中的道路仍显狭小，充其量只是一条典雅的小径。
总之，村上先生的东西确实算不错，但是和诺贝尔的标准，特别是与经典大师的距离，无论是在视野上、还是在才气上，都有待继续厉练。活到老，学到老。没什么难为情的。
最后，分析下二王打架的原因。
阎老师这么有慨于村上先生，公平的讲，以阎老的江湖地位，和二者无利害冲突的关系而言，理应不是嫉妒，更不会是泄愤。唯一可能的原因，只是写作理念不同，以及存在小说功能认识上的分歧。
阎老师所抱持的小说理念，还是传统的「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精英主义心态。他的小说，就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现代小说创作，用批判的眼光来剖析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热心追求社会改良，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将小说看作阐述思想、批评社会和宣传理想的讲台和工具。
而村上先生的小说呢，有类于英国小说中的「温雅现实主义」一路。创作视线转向了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有著雅致的情调，张扬感情的东西，关注平凡人在琐碎生活中的经验与感悟，简言之，更重小人物在小生活中的小情绪、小情调、小情感、小悲喜。这与通常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差不多就是詹姆斯所说的「微妙意识的编史家」（the historian of fine consciousness）。气魄、格局、宏深这类，早已是「干杯告别」，水流花谢。
这样一来，互相看不上眼也是正常的。唯一的疑惑在于，村上先生是否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人叫「阎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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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是我们办的，还是简单来说两句。抛开赞不赞同这个观点不说，事后部分媒体的报道方向和大家讨论的重点其实跟阎连科老师的本意还是有些偏差的。
阎连科老师的文学课讲座长达2个小时，主要以博尔赫斯和其作品《南方》来展开，为什么要讲博尔赫斯，除了像阎连科老师提到的，这是跟凤凰文化编辑一拍即合的结果，还有一层原因，这也是他很无奈的选择，他说，在我们既拒绝向东也不能向西的年代，像博尔赫斯一样写作或许是一次策略性的迂回。的确，当我们已无力像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出生存的苦难，对于文本空间本身的可能性开拓或许是抵制那些撒娇卖萌文学的一张药方。
说回对村上春树——以及同时提到的，爱丽丝-门罗、乔纳森·弗兰岑以及雷蒙德·卡佛的态度，阎连科绝没有说他们不好，他们都很好，只是现在太多了。在阎连科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生活本身对我们每个人的冒犯，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这时候需要有不是苦咖啡文学的作品站出来。
阎连科提到苦咖啡文学的共同点，这些文学好像也写的是个体的人，但是这里个体的人一定不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而这个共性恰恰和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特别需要对这些人群的关心，一个微小人群，家庭、小伤感、小温暖、小挫伤、小确幸这些东西来，恰恰是这种情况导致了这种文学在中国的盛行。
同时这些作品还有一个共性，在写作的方法上如出一辙，彻底地从二十世纪向后撤，再也不去做那些文学形式上的带有风险性的探索和创造，他们对读者的热爱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那些作家。二十世纪的作家会说我不为读者所写，他们为他们自己而写。
阎连科觉得，鲁迅今天完全停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嘴上，但纸张上是基本消失的。所以他呼唤这种像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文学，如果没有，那起码也有一些像是博尔赫斯这样的文学。他呼唤在生活冒犯我们的同时，也敢于用文学去冒犯生活的作品。
个人觉得，当我们嘲笑阎连科对待文学的姿态里还是非常老式的激情和崇高，就如他自己所言，有「老一代作家」对「民族」、「命运」、「兴亡」这些文学阐释辉煌主题的尊敬和渴望时，我们是不是也该想想，这一类人站出来本身，就非常可贵了。
完全就是扯淡!阎连科的这个说法几乎是"吃不著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升级版,且明显透著对莫言获诺奖的不服!这说法信息量很大,核心是我阎连科虽没获诺奖,然是创作了伟大作品的伟大作家!诺奖是衡量作家作品成就的金牌是举世公认,中国作家一直无缘该奖,就产生了诺奖没什么了不起的怨言,而阎作家这回抹黑贬低诺奖的言论已深化了怨妇心态,已明显带上了浓浓的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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