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稱「村上春樹如獲諾獎是偉大作品的災難」，你是否認同他的觀點？
我不認同他的觀點。
首先，我們來瞭解一下閻連科提出這個觀點的背景。閻連科從自身的觀察中總結出：近十幾年來，在中國盛行的西方經典文學有一個特點：寫作的人物已經從社會歷史轉向了家庭。作品沒有《戰爭與和平》描繪的宏大歷史中的苦難，也沒有巴爾扎克作為法國社會"書記員"的社會關切和民族情感，而"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羣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代表作家有雷蒙德?卡佛、愛麗絲?門羅、喬納森?弗蘭岑等人。
閻連科
而村上春樹也被囊括在內。閻連科甚至自創了一個名詞"苦咖啡文學"來形容這些作家的作品，因為"它們和苦咖啡一樣，溫暖中帶一點寒冷，甜美中有絲絲苦澀"。在"苦咖啡文學"中，讀者只能看到一類人羣在某種情況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難、小波折，而看不到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或者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
一言以蔽之，閻連科如此抨擊村上春樹的原因無非是認為——村上春樹的作品格局不夠，批判性不夠，又或者可以說是對人性、對時代、對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注度不夠。與他心目中的偉大作家的作品標準相差甚遠。
村上春樹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閻連科說，"在村上的小說中，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狀況"。但但凡認真閱讀過村上春樹作品的人都能明白，書中所寫確確實實就是"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狀況"，只是這樣的日本不被閻連科所認可罷了。村上寫團塊那一代，寫學生運動失敗後的喪失，政治熱情的消退，寫現代日本的消費社會……哪一個不是當代日本的寫照？村上早期的作品批判性較弱，青春氣息較濃，但從《奇鳥行狀錄》伊始，村上揭露和批判了日本戰前的軍國主義運作方式及國家性暴力；在《海邊的卡夫卡》、《1Q84》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筆鋒直指日本黑暗的歷史行為和新興宗教所謂邪教這一社會病竈，表現出了追逐孤獨的個體同強大的體、強大的社會架構之間的關聯性的勇氣；而在最新的作品《刺殺騎士團長》中，村上對日本侵華歷史進行反思並承認了南京大屠殺事件……以上作品皆可表明，村上是一位真正生活於日本社會中的，具有寬闊家國情懷和強烈社會責任的作家。
再說回村上個人的寫作特色。他不是靠強勁的敘事，而更多是靠想像力去表達人們心中漂浮的難以言喻的情緒。他擅長在作品中經營情調、刻畫細節、關注和突顯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後現代主義風格為我們營造了一個現實與虛幻融合的世界。這樣的寫作風格在閻連科看來也許不夠大氣，但這並不能說明村上筆下的時代就是狹小的。作家與時代息息相關，一個時代有多宏大，產生的作家就有多宏大，而宏大時代產生的旗幟性作家，哪怕作品內容再微細瑣碎，反映出的時代也是宏大的。村上所生活的日本，與託爾斯泰、巴爾扎克所生活的俄國、法國是無法等同的。現在的日本社會，其實很難再支撐起一個閻連科所認為的"民族困境、時代困境"的作家。
閻連科如此批判村上，另一方面也與他本人固有的傳統文學觀念有關——即偉大作品離不開"沉重"、"苦難"等關鍵詞。這種思想目前依然在中國主流文壇作家中佔據多數，在這種心理定式前，村上的作品受到猛烈抨擊是避免不了的。村上喜歡爵士樂、熱衷美食、愛好旅行，這種生活情趣自然而然的流露於作品之中同時廣為被青年所模仿，與以往中國佇立於文學神壇的作家大為不同，所以也易造成村上與主流純文學所剝離的錯覺。綜上來說，我認為閻連科的觀點有失偏頗。作家的生命狀態是多元的，批評話語體系也應當與時俱進、兼容並包。文學中不應該只有苦難，也並非擁有苦難的文學纔是偉大的文學。文學的生命力正在於作家賦予它的無限可能性，有苦有甜、有悲有喜的文學才更加飽滿，也更接近於真實的生活。
那麼村上是否有一天會獲獎呢？我當然沒法預測這個概率，畢竟誰也不能保證接下來的二三十年中村上不會獲獎。打這種包票的人十分愚蠢，諾獎也是評委評出來的，評委自然都有各自的評選標準，誰能保證每一屆的評委都不喜歡村上的作品呢。我們都知道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莫言的作品從紅高粱系列開始都被翻譯成的英語等各種語種，很早就受到西方評論家的注意。所以，現在你看閻連科、餘華等人都很注意自己的作品在西方的傳播，積極推薦自己的作品的西方翻譯，餘華甚至在《紐約時報》上開設專欄寫作，後來這些專欄文章出版了臺版譯本。
我們熟悉村上一直都在長跑，而他的寫作最讓人佩服的一點就是三十年如一日地寫作，就像他每天堅持寫作一樣。無論你對村上的作品如何評價，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一兩年就是一部新作，而且基本每部暢銷。就算我們像閻連科一樣，現在看不上村上的作品，但是你能保證村上接下來的寫作依然像閻連科說的那樣是一種「苦咖啡文學」。每位作家都想改變自己，提升自己，努力超越自己，為什麼你會如此評價一個正在寫作中的作家，好像人家的寫作就沒有出頭之日似的。也許接下來的幾年之間，村上的作品突然有一部就引起了諾獎評委的注意和青睞呢，對一個正在寫作中的作家來說，這是最正常不過的現象吧。
我們更應該知道，諾獎從來不是一種文學標準，而是一種文學態度。每年的十月，提醒大眾文學依然對我們的生活產生著影響，在這個電子媒介侵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後，精神世界日益分崩離析的時代裏，一些人依然為文學的生存而戰。這本身就是一種態度。
著名文學大叔閻連科自從房子被拆以後，可能到處忙著找領導哭嗓子吧，已經銷聲匿跡好一陣子了。也可能餘氣未消，急於遷怒，近日公然手撕世界文青大佬村上春樹老師——真的人品差到沒人提醒他這樣做的後果麼？
這回，閻老還是上次「哭拆文」的老招式，如怨如慕的控訴+炮轟：「村上春樹如獲諾獎是偉大作品的災難」，理由是村上「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羣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樹也獲諾獎了，整個世界文學對經典的轉移就已經悄然完成，那就是我們長期崇敬的偉大作品的災難」。
有朋友問我怎麼看？怎麼看？神仙吵架，小囉嘍幸災樂禍之餘，作為新一屆愚民，若委派我判決，我要秉公執法，給閻老師開出一張罰單：七分胡鬧，三分有理。
首先，就姿態而言，閻老師七分胡鬧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有意見、有看法是自然的，嗤之以鼻也是順理成章的權利。他們雖然拆了你閻老師的房子，卻也還沒動手拆你閻老師嘴巴。倘欣欣然自以為得計，甚至固不妨由此開一點小玩笑，展示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文人風度。
但是，「辱罵和恐嚇不是戰鬥」。按魯迅的說法，辱罵，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倘是筆戰，就也如別的兵戰或拳鬥一樣，不妨伺隙乘虛，以一擊制敵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譟，已是《三國志演義》式戰法，至於罵一句爹孃，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Ｑ式的戰法了。
你這樣聲嘶力竭的吶喊，「村上春樹若獲獎，是我們長期崇敬的偉大作品的災難」，阿彌陀佛拜託，還災難，閻老師您醒醒，都啥年代了，還這麼上綱上線好麼，瞧你把我們的村上先生攻擊的跟恐怖分子似的。
人家村上先生也只是寫寫東西，賺點小文青的咖啡錢，在東京也是一良民，招你惹你了嘛，要遭遇你這樣的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這閻老師激動起來，一不小心就會變成胡鬧般的任性。
所以，村上先生若幸得一個獎項，絕對不會是什麼災難；反倒你閻老師這樣，鬧情緒得不行，任性得無以自控，開口閉口就是災難上綱上線，這樣的的言論在文明社會纔是真的災難！
其次，就事實而言，閻老師「三分有理」。
這段論述可能會得罪恆河沙數一般多的中國村粉。
真的，我寫下這些指摘的話，內心是非常驚恐的，猶豫著是否明天起牀，先不要刷牙，趕忙去買份保險——畢竟和閻老不同，我還是個少年。
我知道的，在中國，很多少男少女，包括中青年，對於村上春樹，多多少少帶有一種中國小阿弟、小迷妹對霓虹國老阿叔的崇拜。這種心理是相當微妙的，不是通過任何理性分析或者社會考察可以察覺的。可以說，中國人痛恨日本人，唯一青睞的只有文藝界一男一女：蒼老師和村老師。
那麼，為什麼說閻老師「三分有理」？理由在，閻老師話糙理不糙，切中了村上作品的弊症：「苦咖啡文學」、寫作的人物走向瑣屑，只是關注一個微小人羣中的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避開了社會、人生、歷史的複雜、宏大思考，沒有了社會關切和民族情感，淪為小玩意。
我認為閻老師就批評的主要面向來說，確實是有理的。我也認為，這是村上小說不夠高大上的最核心原因，甚至離若貝爾文學獎確實尚有一段距離。
就內容而言，可以武斷的說，村上很討巧。村上的小說完全只是一套反映「失敗」的文學樣式。他擅長以透視的方式表現人物複雜的感性生活，創作視線聚焦在碌碌無為、滑稽可笑甚或精神顛倒的「反英雄人物」，目的僅在於呈現在一個充滿危機的社會中現代人所處的不可避免的失敗。失敗的陰影幾乎籠罩著他每一部作品。這是一個標準化套餐，專供現代社會城市裡那些有著假大空情懷的自以為憂鬱=深刻的文青、小白領們。好喫不費。
就根本癥結而論，以筆者觀之，村上老師的主要不足，在於缺乏經典作家那樣的歷史洞察力與審美穿透力，人物、事件、敘事都顯得過於飄忽和蒼白，整體死氣沉沉，神經兮兮，最能迎合的是那些無論多混亂都得裝單身、無論得多少次性病都要裝清純；把無聊當憂鬱、將無知作深刻的文青男女。小說世界中的道路仍顯狹小，充其量只是一條典雅的小徑。
總之，村上先生的東西確實算不錯，但是和諾貝爾的標準，特別是與經典大師的距離，無論是在視野上、還是在才氣上，都有待繼續厲練。活到老，學到老。沒什麼難為情的。
最後，分析下二王打架的原因。
閻老師這麼有慨於村上先生，公平的講，以閻老的江湖地位，和二者無利害衝突的關係而言，理應不是嫉妒，更不會是泄憤。唯一可能的原因，只是寫作理念不同，以及存在小說功能認識上的分歧。
閻老師所抱持的小說理念，還是傳統的「有益於世道人心」的精英主義心態。他的小說，就是用現實主義的方法進行現代小說創作，用批判的眼光來剖析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矛盾，熱心追求社會改良，重視小說的社會功能和道德功能，將小說看作闡述思想、批評社會和宣傳理想的講臺和工具。
而村上先生的小說呢，有類於英國小說中的「溫雅現實主義」一路。創作視線轉向了小人物的內心世界，有著雅緻的情調，張揚感情的東西，關注平凡人在瑣碎生活中的經驗與感悟，簡言之，更重小人物在小生活中的小情緒、小情調、小情感、小悲喜。這與通常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傳統現實主義小說形成了明顯的反差。差不多就是詹姆斯所說的「微妙意識的編史家」（the historian of fine consciousness）。氣魄、格局、宏深這類，早已是「乾杯告別」，水流花謝。
這樣一來，互相看不上眼也是正常的。唯一的疑惑在於，村上先生是否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個人叫「閻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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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是我們辦的，還是簡單來說兩句。拋開贊不贊同這個觀點不說，事後部分媒體的報道方向和大家討論的重點其實跟閻連科老師的本意還是有些偏差的。
閻連科老師的文學課講座長達2個小時，主要以博爾赫斯和其作品《南方》來展開，為什麼要講博爾赫斯，除了像閻連科老師提到的，這是跟鳳凰文化編輯一拍即合的結果，還有一層原因，這也是他很無奈的選擇，他說，在我們既拒絕向東也不能向西的年代，像博爾赫斯一樣寫作或許是一次策略性的迂迴。的確，當我們已無力像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寫出生存的苦難，對於文本空間本身的可能性開拓或許是抵制那些撒嬌賣萌文學的一張藥方。
說回對村上春樹——以及同時提到的，愛麗絲-門羅、喬納森·弗蘭岑以及雷蒙德·卡佛的態度，閻連科絕沒有說他們不好，他們都很好，只是現在太多了。在閻連科看來，我們生活的世界，生活本身對我們每個人的冒犯，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這時候需要有不是苦咖啡文學的作品站出來。
閻連科提到苦咖啡文學的共同點，這些文學好像也寫的是個體的人，但是這裡個體的人一定不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了。他們都有一個共性，而這個共性恰恰和我們今天的中國社會的現實是一模一樣的，我們也特別需要對這些人羣的關心，一個微小人羣，家庭、小傷感、小溫暖、小挫傷、小確幸這些東西來，恰恰是這種情況導致了這種文學在中國的盛行。
同時這些作品還有一個共性，在寫作的方法上如出一轍，徹底地從二十世紀向後撤，再也不去做那些文學形式上的帶有風險性的探索和創造，他們對讀者的熱愛遠遠超出了二十世紀那些作家。二十世紀的作家會說我不為讀者所寫，他們為他們自己而寫。
閻連科覺得，魯迅今天完全停留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嘴上，但紙張上是基本消失的。所以他呼喚這種像魯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的文學，如果沒有，那起碼也有一些像是博爾赫斯這樣的文學。他呼喚在生活冒犯我們的同時，也敢於用文學去冒犯生活的作品。
個人覺得，當我們嘲笑閻連科對待文學的姿態裏還是非常老式的激情和崇高，就如他自己所言，有「老一代作家」對「民族」、「命運」、「興亡」這些文學闡釋輝煌主題的尊敬和渴望時，我們是不是也該想想，這一類人站出來本身，就非常可貴了。
完全就是扯淡!閻連科的這個說法幾乎是"喫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升級版,且明顯透著對莫言獲諾獎的不服!這說法信息量很大,核心是我閻連科雖沒獲諾獎,然是創作了偉大作品的偉大作家!諾獎是衡量作家作品成就的金牌是舉世公認,中國作家一直無緣該獎,就產生了諾獎沒什麼了不起的怨言,而閻作家這回抹黑貶低諾獎的言論已深化了怨婦心態,已明顯帶上了濃濃的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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