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旅券？

继日记男孩叶盛吉、 长崎泰益号文书精彩故事后，研之有物再次造访台史所档案馆挖宝。因为听闻这里有近 20 万笔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旅券」资料，不仅可以找出自己的祖先当时出国去哪工作或求学，甚至短短一行讯息便揭露当时动荡政局中谍报战的关键人物！

出国行李清单绝不能忘记的东西是护照，你知道日治时期台湾人也有一张绝对要带的东西才能出境吗？

1897 年至 1907 年凡是由台湾出境，无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华侨、台湾籍民，皆须申请「旅券」。

1897 年 1 月，台湾总督府实施《外国行旅券规则》，规定居住于台湾的帝国臣民，如欲出国，需向居住地所辖各县厅申请「旅券」(りょけん)。同年 5 月，台人依据马关条约得以选择去留的犹豫期截止后，台人若想前往海外，皆须与其他岛内「帝国臣民」一样，依规定申办旅券。

除了与丈夫同行的妻子及未成年子女，可将其姓名、身份及年龄并记于户主、丈夫或父母的旅券之外，旅券原则上每人一张，领取时每张需缴纳手续费 50 钱。

旅券与现行护照不同，当时仅是薄薄一张纸。

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的许雪姬所长表示，日治时期旅券适用范围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台湾华侨等，只要在台湾出境都得申请。申请资格并无财产限制，应填写资料包括：氏名、本籍地、居所、与户主之关系、族称、年龄、职业、旅行地名、旅行目的等。

不过，日本人不满从台湾出境还要再申请一张，所以 1907 年后，日本外务省改正为《外国旅券规则》，日本人可以选择申请或不申请。但是许雪姬说，前往中国的台湾人特别多，所以后来台湾籍民抗议此举为差别待遇。「渡华旅券」一词便是这样来的，因此后来争取废除渡华旅券是台湾民主运动史重要的指标之一，只是直到日治结束，旅券制度依然存在。

下付与返纳：旅券用完还要缴回！

凡出国回来后，就要把旅券交回总督府，下次再申请新的。官方发给旅券称为「下付」，民众用毕后，缴回存档叫「返纳」。总督府登记的簿子称为《台湾总督府旅券下付表》。

《台湾总督府旅券下付表》中出现的名词颇值得玩味。「寄留地」：假如出生地为澎湖，但现在住台北，台北就是寄留地。又如「普通旅券」，即限单次往返使用，返台后限期缴回；「往复旅券」则是 3 年内可不限次数使用，类似今日高铁的定期票。

其中的「族籍」栏位，可见「新臣民」这个名词，由来是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 2 年内，日本准许台湾人变卖产业后离台，期满后未迁徙者视为日本臣民。因此，1897 年 5 月起的旅券发行纪录簿中，台湾人就被记载为日本国之「新臣民」，如下图所示：

中研院台史所档案馆的王丽蕉主任补充说明，有些栏位也会变动，像是取消族籍一栏，或像早期写年龄，后来改成出生年月日。又或像排序，一开始依日本イロハ仮名顺，后来依申请先后顺序。

《台湾总督府旅券下付表》于日治时期，每三个月整理一次（四月到六月、七月到九月、十月到十二月、一月到三月）。王丽蕉表示，早期是由各县厅缴交一份旅券资料，再由总督府文书员抄写一份送至日本外务省，所以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看到的资料，上头就是写台湾总督府。大约在 1900 年之后，县厅才变成一次缴二份，一份放在总督府，一份交到日本外务省，不用再另行抄写。

台湾人没学校读，渡海学医、找工作

《台湾总督府旅券下付表》资料显示，多数台湾人使用旅券至中国，是为了求学或找工作。因为日治时期台湾教育机关不足，台人子弟录取名额受限，升学竞争远较日本人更加激烈。当时有能力的台湾人才能把小孩送往日本留学。尽管台湾人主动征求设立中学校，例如台中中学（今台中一中），但是僧多粥少。

在日本的差别待遇下，台湾人向海外发展，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机会来成就自己。

许雪姬表示，日本人在中国办的学校非常热门，比方日治时期将近 120 名台湾人在满洲医科大学拿到学位和医生执照，至少一半以上留在满州当医生。此外，青岛医科大学也吸引很多台湾学生。但当时台湾的医学高等教育机构，只有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一所（今台湾大学医学院）。

依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管理课长大田修吉在 1944 年撰写〈海外に于ける本岛同胞〉一文，发布 1943 年 12 月「海外在留本岛人调」的结果指出，当时在华南有台湾人 24,320 人，在华中有台湾人 7,102 人，在华北有台湾人 967 人，在满洲有台湾人 990 人，在蒙疆有台湾人 23 人，总计共有 33,402 人。

除了中国，台湾人也会至南洋发展事业，1916 年前后，有不少台湾人前往经商。因为当时婆罗洲分属英国、荷兰殖民地，讨生活必须克服种种困难，一方面靠日本势力，一方面靠华侨网络。台湾人与许多闽南人和客家人往来都非常密切，加上当时中国抗日、抵制日货，因此日本人在东南亚贩售货物，得靠在南洋的台湾人协助运货。

许雪姬进行中的历史研究也发现， 1917 年大约有千位台湾人远赴北婆罗洲的橡胶园工作。因为日本人在当地有一个久原农场，聘请台湾劳工至南洋做工，首次去还给安家费。不过去了才发现环境、疾病问题都是挑战，大概一两年之后，除了少数人留下，其他台湾人便纷纷回台。

旅券也能找到谍报战关键人物！？

不只庶民生活，旅券资料也透露精彩的谍报战故事。中日战争期间，台湾籍民与国民政府、中共政权皆有往来。甫从台中一中毕业的台湾人彭盛木（原名彭阿木，后改名），先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求学，后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军统局指示下，彭盛木成功打入汪精卫政权，在周佛海旁担任通译兼秘书（当时台湾人在中国最夯的职业）。暗地里，实是间谍，负责窃取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文件给予军统局。

尔后东窗事发，彭被日本人关押等待枪决，因为脱出无望，相关情治人员已准备跳楼自尽。此时，彭盛木的妻子在周佛海太太协助下，进监狱探望彭盛木，用客家话对他说：「已经开始救人，千万不要轻生。」

许雪姬表示，吴浊流的《台湾连翘》曾提及彭盛木的妻子找他帮忙，吴浊流想起她曾与周佛海太太去日本观光，请她赶快去找周佛海太太，所以彭妻才说已经在救人。于是在周佛海的大舅子营救下，彭盛木最早被放出来，其他情治人员半年后才陆续出来。出狱后，彭盛木继续谍报工作，最终仍被日本人杀害。

彭盛木妻子和旅券有什么关系呢？许雪姬表示，没有旅劵资料，无法知道彭妻名字，因此她猜想，彭盛木一家到上海，妻子必定也有申请。后来果然在旅券中找到彭盛木及妻子、母亲、儿子的名字。「旅券可以让历史更完整，不然不确认彭妻名字，这段故事无法说服人。」

环游世界、钻漏洞偷渡

旅券还能环游世界，颜国年的《最近欧美旅行记》、杜聪明的《杜聪明博士世界旅游记》与林献堂的《环球游记》皆有记载。

受康有为、梁启超启发，林献堂决定环游世界、写游记。历经 370 余天完成这躺旅程，他将前往美国白宫的所思所想，以及看见义大利教堂中的骨头，思考罗马怎么压迫教会等文史风貌，写于个人日记中，也写成「环球游记」专栏连载于《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许雪姬表示，林献堂也不是一张旅券玩到底，出发前仍须写明去哪些地方，行经他国还是要签证通关。

这时你应该想问：以前环游世界，携带行李很麻烦？然而，日治时期旅游寄行李可能比现在更方便。许雪姬举例，林献堂住台中，要前往上海，他可以在台中火车站寄行李，人搭车至基隆转搭船出海，到了上海再凭票领取行李，不用一路自己扛。

尽管周到，旅券制度仍有漏洞。因为可能有人写前往厦门，但跑到福州或南京，无法可管。所以原先应随身携带以证明身份的旅券，后来演变成靠岸就得把旅券缴至最近的领事馆，变相限制旅客同地进出。

1908 年后，台湾人前往日本无需再申请渡航证明，要去几次都可以。所以，脑筋动得快的台湾人想省掉在台申请旅券的繁复手续，会先前往日本，再转至中国。许雪姬说：「这条是最大漏洞」，所以《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中记载很多抗日份子都跑到对岸，但在旅券下付表中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迂回渡航虽有惩罚机制，但是罚不胜罚，后来日本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旅券资料一笔一笔抄回台湾

看似单纯的旅券资料，搜集与汇整过程其实比想像中艰难。日本外交史料馆所典藏的旅券资料是作成微卷，使用者必须亲自到馆调阅微卷，再利用微卷阅读机阅览旅券申请的资料。

2005 年开始，许雪姬亲自至日本一笔一笔抄写旅券资料，她说，日本人很有规矩，「连抄写的铅笔还要指定，不能用自动铅笔」。她说，资料不是模糊就是有错字，或是日治时期的日文跟现在不太一样。例如比利时，现在缩写是「比」，但当时翻译为「白耳义」，所以上面会写「白」。若有人要前往东南亚小城，这笔申请资料同时会有申请人的中国名字、东南亚当地名字和英文名，许雪姬说：「这时抄写才要疯掉」。

后因主持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其中的「台湾文史资源海外征集与国际合作计划」， 2009 年起，许雪姬再带领计划团队，改为复印方式，但复印一张是日币 30 元，全印的费用也非常可观。因此后来考量若在一卷微卷片中收录台湾旅券资料数量较多时，就改以复制买回整卷微卷方式，回台湾再转制成数位档案，效果还比较好。不过，王丽蕉表示，有些旅券资料因制作微卷时就模糊不清，必要时，还是得回日本外交史料馆拍原件，再放大比对。

建造最齐全的旅券资料库

「为了让更多人取用这些资料，中研院台史所档案馆正在建置人名索引系统，目前已有近 20 万笔。」许雪姬表示，台史所档案馆已将复制回来的 1897 年到 1934 年 3 月的旅券资料，复印并装订成册，开放各界到馆查找与阅览；而日本外交史料馆于 2015 年再开放 1934 年 3 月到 1942 年的旅券资料，之后也会纳入台史所档案馆和后续要建置的数位资料库中。

未来只要输入名字，就可以看到当时台湾人申请出国原因、目的地和出生年月日，甚至社会大众也可以查找自己的祖父母在日治时期有没有出国。

王丽蕉表示，旅券资料发展出的研究题目很多元，包括电影、农业、戏剧、绘画等。

透过旅券资料，可看到日治时期台湾人与国外交流的完整图像。

虽然有旅券资料，但有些人出国还是没有留下痕迹，或是从目的地没办法判断人在哪里落脚。许雪姬表示，可以结合更多史料，让旅券的发现更有价值。像是跟中国、东北、东南亚往来的商业书信，是理解当时商业网络的重要史料，例如泰益号文书。或是利用家族历史、报纸与日记内容，与旅券交互参照。

旅券资料在台湾史研究扮演重要的节点，不仅可以归纳出旅人轮船航线，例如颜国年的欧美航线图，更是理解日治时期政经环境、庶民和官员间互动往来的重要文件。许雪姬表示，还有一些旅券资料尚在汇整，特别是日本外交史料馆遗缺的 1910 年资料，后来也在《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发现，许雪姬说「这大概是全世界唯一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