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美國文明當然是典型的現代文明，不僅中世紀文明上沒有美國文明的份，就是在現代早期文明裏頭也沒有美國的位置。所以一聊到比較文明中的美國文明主要是聊美國的現代文明建構。

　　托克維爾

　　從英格蘭成爲第一個比較規範意義上的現代國家開始構造的現代文明，通過與西歐的碰撞、中歐的碰撞、東歐的碰撞，逐漸向外推到北美、東亞，形成了一系列新興的現代文明形態。

　　美國建國後不久，在19世紀30年代，托克維爾就預測美國必將領先世界。在《論美國的民主》裏，托克維爾有兩個宣告，對世界現代文明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第一就是宣告大衆民主時代的到來。對於比較抗拒西方中心、歐洲中心或者英格蘭中心的人來說，可能對這個說法比較反感。托克維爾只是對歐美文明的斷言，亞洲是一個例外。但亞洲後來的發展，證明瞭也不是例外。這個宣告對於人類現代文明在整個社會政治中的總體特點做了宣告。第二個宣告跟第一個宣告緊密聯繫，就是美國將領導世界。當時還是英國霸主的時代，雖然19世紀中期法蘭西一直具有領導世界的雄心，但是，不僅在當時，就是在當今，法蘭西也沒有兌現這個雄心。托克維爾的這兩個預言，可以說在百年之後完全兌現。那麼，美國憑什麼在大衆民主時代到來之際能夠領導世界？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從我的分析來講，我關心的比較窄，集中從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觀察美國現代文明。我想有幾點非常重要的：

　　一是，美國現代文明的歐洲根基，非常深厚。美國現代文明的基本法則都通過移民移植過去的。在美國現代文明形成過程中，殖民者和殖民當局的張力非常巨大。因爲殖民者代表自身利益拓展新土地、開創新文明，而殖民當局則主要代表英王控制北美13州。因而美國革命是面對殖民當局的造反。邁克爾·曼寫的《民主的陰暗面》說，美國開國之初的四個總統都應該受到審判，因爲他們手上沾染了印第安人的血。但這裏頭有他們的歷史原因，印第安人跟殖民當局結盟反對殖民者，因而殖民者反過來也就屠殺印第安人。當然這是一個悲劇。但是從中可以看出，殖民者的歐洲文化根基挪移到美國的時候，已經添加了極其重要的現代文明的元素，這就是經濟學熊彼特特別強調的、現代文明創制的經濟文明當中最本質性的特徵——冒險和創新。殖民者都是非常具有冒險和創新精神的人，他們纔敢於不遠萬裏渡過大西洋，一班般沒有範冒險精神的人是不會跑過去。從描寫潘恩、漢密爾頓這些美國建國領袖的移民精神、移民過程的傳記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美國文明的歐洲根基本來就很深厚，主要是從英格蘭過去的文明。後來的移民趨於複雜化，他們不僅僅身上攜帶着現代歐洲文明的基因，而且把創制歐洲現代文明基因的創新與冒險精神，與原有歐洲文明現代的基本基因高度融合在一起。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

　　二是，美國在建國之初奠定現代文明體系時，立國的根基扎抓得非常牢靠。現代建國大多是革命的產物，但是，就像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裏比較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時向我們指出的一樣，法國革命爲什麼沒有實現革命最初的目標？爲什麼法國革命後來忘掉了革命的最初目標，而變成了雅各賓人的暴政。，說到底，是因爲缺乏兩個東西：一個是法國人缺乏長久而又深厚的自治的社會傳統。而英格蘭移民是從英格蘭把這樣的精神帶到了北美土地上，所以殖民當局就從來沒有能夠完全有效地控制殖民者。這個非常關鍵。二是法國人忘了革命本身是爲了自由，他們革命以後爲了把革命正當化，竟然忘了自己爲自由而建國的目的。而現代美國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在美國革命之際，充分地、徹底地、毫不動搖地確立了建國者爲自由而立國的傳統。在把英格蘭立國的精神帶到美國立國的過程中，不是像有些著述所說的，美國人建立現代國家時他們有多麼光明磊落、有多麼大公無私。只要看看美國的開國史，看看漢密爾頓跟傑斐遜之間進行黨爭和動用新聞媒體時的尖銳鬥爭，就知道，建國領袖們之間有政治鬥爭並不可怕，有自己的私利也不可怕。華盛頓就老想經營他的弗農山莊，漢密爾頓就老想回到他的律師事務所去賺錢，因爲從政是發不了財的，甚至可能是虧本的。所以，扎砸下現代文明的根基，跟建國之初的立國價值理念、規模、狀態、結構、進路和立國領袖之間博弈的結果，有着緊密的聯繫。

　　喬治·華盛頓

　　三是，美國現代文明之所以能夠大大地發揚它的宗主國英格蘭的現代文明，或者更大範圍的歐洲的現代文明，是因爲美國一直保持着現代文明各種基本要素的多元張力。美國有極右，有極左，有中左，有中右，有中間騎牆派，但誰也不可能喫掉誰。因而美國從獨立一直到今天，它內部張力非常強大，沒有大多數現代後發國家文明建構的那種基本情形——有一個國家絕對主流的意識形態。正是因爲內部的強大張力，使它保持着文明發展的緊蹦張性張力，而通過內部衝突形成的主流，就是經濟學家科斯講的：他們一直保有現代文明建構所必需的高度緊張的思想市場，因而推動了美國現代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迅速發展。美國人是沒有哲學欲需求的，按照他們自己的說寫法，他們是逃避哲學的，只有實用主義哲學。但正是這一點使他們保持了精神上可以自由交流的一種實用主義氛圍，因而也使他們的科學基礎研究服務於技術的強勁發展，並推進工商文明的迅速成長。所以強大的思想張力提供給國家發展的綜合動力，是方方面面的，從而使得美國的現代文明已經超過了宗主國英格蘭，超過了它寄居的原生地歐洲，而有了一種新的示範性。這表明，一個新興文明必須要有原創性、多元張力、思想市場、複雜發展，纔能夠使現代文明保有一種誘惑我們向現代方向不斷前行的標誌性意義。

　　（本文爲任劍濤教授在閒談新知系列之“美國文明的歐洲根基”活動上的發言整理稿，已經嘉賓本人審訂，標題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絡。）

　　嘉賓介紹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個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佈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當經成爲經典：現代儒學的型變》（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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