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的开端——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被称为「双元革命」。双元革命的概念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这本书中提出来的。他在写19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的时候，意识到现代世界的政治理想大多来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现代世界的物质基础大多来自同期英国工业革命。两个革命在时间上重叠，携手创造了现代世界，所以被称为双元革命。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的是法国政治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变革。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

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双元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时期，以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厂制度的建立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结束于第一个铁路网的设立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在18世纪之前，欧洲的技术和社会始终在共同进步。到了一定阶段，工业革命必然爆发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下来，最后在英国爆发出工业革命；农业社会的矛盾积累下来，最后在法国爆发政治革命。

18世纪从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这场革命是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器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同时，工业革命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工场手工业新兴的棉纺织业、「珍妮纺纱机」的出现首先在棉纺织业中引发了发明机器、进行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投入使用，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欧洲其他国家虽然也有杰出能干的工人和具有发明精神的人，但这些国家缺乏发展及其工业所需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以及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治、文化等条件。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是牛顿的力学和数学，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

造就欧洲近代社会的关键因素，是从中世纪封建的农业社会经过「工业革命」走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商业推动而来的。早在光荣革命以前，贵族的商业化便已经非常普遍了。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从17世纪初成立以来，海外殖民贸易给英国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商业利益。早期的一些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的战争，促成了英国的统治地位，18世纪的英国经济已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商业扩张需要新技术的支持，反过来又推动了商业。走向工业化离不开商业繁荣的刺激，所以商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前提。工业革命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否则便只能停留在手工业和简单机械工业的水平上。因此，工业革命必定是联系著科学技术的革命。蒸汽机需要燃料供应，带动了采矿业的发展。直接受益的还有交通运输业——蒸汽机大大地发展了商品生产，生产出来的各种物资要求运输工具的改进。于是英国开始修建公路、铁路和运河。

要带动一场科学技术革命，就少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的想像力释放了出来，扩散和深入到了对宇宙万物的探讨中去，自然科学则天然地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实验科学成为人类探索自然，发展自然科学的唯一有效门径。

李约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西方君主的统治下，近代西方的基础科学如此发达，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此之多，而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抢先自发地进行工业革命呢？笔者以为，中国从不缺少商业。唐代的社会就是商业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中国的商业从来都处于皇朝控制之下。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这是中国传统和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商业服务于皇权是导致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根本原因，而集权必然导致腐败。中国缺乏的是立足于科学与民主之上的市场经济。另外，阻止近代中国工业和科技腾飞的，还有中国的科举制度。正是因为中国有科举这一部通天的梯子，导致清末中国聪明有野心之人士全部把精力耗费在了钻研八股文之上，因而没有时间去钻研基础科学之类的实验科学，遑论是蒸汽机这类的发明创造。

所有近代国家几乎都是18世纪双元革命的产物。其一，工业革命奠定了工业化的经济体制，它塑造了一种崇尚效率与数量的文化；其二就是法国大革命所塑造出的现代民主制。

18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以前，贵族与国王们共享权力，维持著相对稳定的统治体系。国家的军费以及其他各项费用开支不断增长，但由于贵族拥有免税特权，财政问题日益恶化。非贵族阶层不断呼吁国家政府顺应民心，改弦更张。最后彻底颠覆欧洲传统权力金字塔的则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相当发达，但封建等级制度依然十分严格。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前两个等级仅占人口总数的1%，却占有全国土地数量的2/3，且不承担任何纳税义务；第三等级占有土地少，却承担著国家的所有赋税，导致这一等级中的平民生活困苦不堪。因此，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阶级关系愈加尖锐对立。在政治思想方面，一大批法国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宣扬「天赋人权」、「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思想家们的言行对整个法国社会来说是一场启蒙运动，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思想基础。

这场革命的导火索是法国在1788年前后遭遇的旱灾。连年的持续干旱致牲畜饲料严重不足，大量的牲畜被屠宰，但是，法国的农田是以牲畜排泄物当作肥料的，所以最终结果是法国大量田地因肥力不足而欠收。与此同时法国还遭遇了多次极端天气，再次使法国农业遭受重创。法国大革命前夕，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出现了大规模饥荒和普遍的营养不良，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但法国政府并没有有效解决饥荒问题，致使社会矛盾激化。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法国的贵族阶级已失去土地专卖权和政治领导权。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六试图安抚反对者，并重新赢得民心。在正式加冕之前，他重组议会，召回流亡在外的国家官员；他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以国家人民利益为先的君王。

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摧毁的制度几乎总是比它之前那个制度好。「人们投身于革命并非总是因为其处境越来越糟糕。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民族曾毫无怨言地忍受最残酷的法律，并不觉得痛苦，而当法律的压力减轻时他们却猛然将它们抛弃。[1]」令人唏嘘的是，当我们的法国君主试图减轻在他统治下长期受压迫的臣民之痛苦，反而引发了人民的暴乱，加速了自己政权的灭亡。因为「已经消除的种种流弊让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还存在其他流弊，感觉也更加强烈。恶少了是事实，但是对恶的感觉也更加鲜明。路易十六最小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全部暴行更难以忍受。」政府为促进公共繁荣不懈奋斗，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收入却没有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国王因此每天都陷入比前任更严重的财政危机。

1789年5月，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国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了已停止160年的三级会议。国王的主要目的在于向第三等级征税，此外，限制新闻出版和民事刑法也是会议议题，国王下令其他议题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但第三等级代表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6月，第三等级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国民议会改称制宪会议，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国王的行为激起了巴黎市民的愤怒。7月14日，起义军占领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释放政治犯。起义成功后，制宪会议成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君主立宪派在会议内掌握实权。制宪会议通过法律，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8月，著名的《人权宣言》发表，宣布人们生来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791年9月，制宪会议颁布第一部宪法，明确三权分立原则，行政权属于国王、立法权属于立法会议、司法权属于各级法院。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欧洲文明史中一场里程碑式的政治革命，是对旧秩序的一次总批判。在长期的酝酿中，多种因素促成了它。除王室和贵族与全民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个基本情况外，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革命的影响，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的启蒙思想对民众各阶层觉醒所起的作用，使这场革命成为近代政治科学，特别是民主共和制、人民主权和民族独立、立法司法制度的表率。

[1]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译林出版社,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