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北京之春，首波悼念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北京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星火燎原，情势一发不可遏止。最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六月四日出动军队镇压，终结这场「反革命动乱」。

习近平之父因同情胡、赵失势

六四事件改写中共党内权力版图。改革派的胡耀邦，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和经济改革，但一九八七年初，被保守势力批评为「处理学运不力」而遭到罢黜。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同情学生，被以「支持动乱分子」为由排挤下台，软禁十六年后过世。

习近平之父、中共元老习仲勋，坚定支持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而维护胡、赵两人，最后虽未能改变六四悲剧的结局，但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氛围中，这个充满勇气的政治行动不见容于中共高层，故于六四之后淡出政坛。

而江泽民则是六四事件受益者，在一九八九年赵紫阳遭到整肃、六四镇压行动之际，被拔擢为中共总书记；其初期倚靠保守势力，与总理李鹏执行「治理整顿」政策，中共经济因而发展迟滞。

直至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提出「改革开放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江泽民才心生警觉，幡然易帜，改行经济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中国经济因此重返快速发展的道路，六四事件以降中共路线之争遂亦告终。

三十年来，中共权力高层对六四态度的变与不变，这个事件对中共权力结构的影响，对往后中共政权的正当性有何影响？

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采取的战略是：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既要构建下层结构，也稳固上层结构。

邓小平定调「稳定压倒一切」

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五天后接见「首都戒严部队」领导们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认为广场学生们的根本口号，一是「打倒共产党」，一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目的是要建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反腐败」口号，仅仅是陪衬而已。

邓小平谴责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国政府的人，并说美国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邓以「稳定压倒一切」做为政治前提，开启了第二波经济改革。

另一方面，邓小平用「爱国主义」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六四之后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强调「批评共产党就是不爱国」。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前罢黜胡耀邦，六四期间又罢黜赵紫阳，指定来自上海的江泽民接班。江泽民在六四事件后，接任中共总书记，不久后邓小平卸下军委主席，江泽民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曾被外媒追问「坦克人」时，江泽民略带怒意回答：「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我想强调，我们『完全尊重』每一位公民表达自己愿望和诉求言论自由的权利。」还说：「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

江泽民带著亲信曾庆红北上，加上总理李鹏，他们是出生于一九二○到三○年代的「革命之子」，父母或家族长辈是中共高干或烈士，自幼在混乱大城或红色根据地延安度过童年，有些在三○年代被送到莫斯科读书，在北京形成第一代的太子党。

胡、温带来六四将平反的错觉

进入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与胡耀邦有特殊渊源。胡耀邦曾长期主掌共青团，胡锦涛自八二年起在共青团任职，八四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隔年被胡耀邦提拔为贵州党委书记，此后胡锦涛在政坛平步青云，胡耀邦可说是他的从政导师。

而总理温家宝是赵紫阳在总书记任内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并于中共镇压行动展开前，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探视绝食学生。温家宝曾在美国受访时，主播秀出赵紫阳当年赴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而温家宝站在身后的旧照片，当场让温家宝神情凝重，沉默许久。

温家宝说，在中国发展民主，要「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制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而「政府应受人民、媒体及其他党派的监督」。但在中国发展民主，「需要引进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要循序渐进。」

当时北京奥运刚结束，温家宝这番回答，一度让外界燃起中共可能为六四平反、甚至期待政治改革。但直到四年后胡、温任满下台退休，这两大期待仍告落空。

习压制六四纪念活动，浦志强入狱

二○一二年进入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本是江泽民、曾庆红与胡锦涛、温家宝斗争下妥协的产物；但随著习近平集权于一身，加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形成第二代的太子党。这个世代出生于一九五○年代，他们求学被文革中断，后来重新入学，推迟个人事业的时间。

这些承继前代权势的太子党，挟著优于一般老百姓的教育环境、经济条件与政治资源，二○一二年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的新贵族阶层。他们担任各机关要员、血脉遍布政商界；而他们也曾经是煽动文革的重要推力，是长期残酷政争角斗场上的熟面孔。

习近平抹去六四记忆，扼杀反动势力于萌芽。一四年四月下旬，多名中国自由派人士在举办六四纪念研讨会后先后被捕；其中，曾参与一九八九年学运的浦志强更被判刑入狱。习时代高唱「四个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的铁腕策略和反腐整肃，比江、胡时代更加严厉管控六四议题。

有人期待习近平为六四平反，在政治上得分，挥别邓小平时代。但旅美中国评论者邓聿文认为，只有在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化，社会明显形成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乃至行动后，才会影响到最高领导人。中共政权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可能承认过去。

六四事件至今三十年来，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动乱」，然后改为「暴乱」，后来又成为「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不论对于六四的措词如何改变，中共的基本战略是一手发展经济，一手政治维稳。中共政权面对六四，始终采取「封杀、回避、淡化、遗忘」八字诀，庞大的审查机器竭尽所能，全面删除书籍、电视和网路上的六四字眼，甚至不让年轻一代知晓这件事。

后天安门时代的意识形态控制

中共封锁六四的策略，诚如法国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指出，国家有两种系统来维持资本主义，一个是如武力等「压制的国家机器」，另一种是如宣传教化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后者为国家控制无从反抗的工人和学生。

在这个「后天安门时代」，中共政权依然将六四事件视为「打倒共产党」及「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动。习近平强力要求「党领导一切」，只是中共政权使用金钱和意识形态取代了军队、坦克，借由经济利益换取人民群众的政治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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