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中调部与新华社的工作关系，为何结束历史使命

中调部的工作，与新华社的关系

中调部总体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必须十分慎重。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注意经常提请中央决定。”许多重要事项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上决定或同意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会议题了词。

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题词：“实事求是，努力工作”。

1955年12月6日，刘少奇题词：“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5年12月24日，周恩来接见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如1959年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2月26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接见了调查部工作会议的外国工作人员。

保密是中调部最为关心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既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主要领导人。其他信息则非常丰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

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西苑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区西苑100号。现在很多中调部的后人也都以“西苑”代指自己父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中调部的保密工作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罗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编，该词典主要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公开信息资料为基础编成）中，认为李克农和邹大鹏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孔原被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

在香港，中调部驻港人员有时会在中国大型贸易公司名义上担任一些职务。鉴于其工作性质是“调查”，他们用得最多的掩护身份可能是记者。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在中调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吴冷西有过这样的话，“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一方面新华社记者如果充分运用职业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调查部的工作，因为记者有很大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有价值的情报，这和调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记者不同于秘密情报人员，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在给予情报任务时，应当充分利用记者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不宜把他当作秘密情报人员使用。记者必须和专业调查人员在方式方法上区别开来。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联系对象等，由记者出面就不合适，因如一旦泄露不仅不能立足，而且势将给新华社的国际影响带来损失”。如果发现新华社记者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外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会用各种方式予以报复。在香港，因为新华社的特殊地位，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内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4个人。目前被侦察监视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人”。

1963年，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这是新华社于1948年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驻外机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一年）被捷克当局勒令关闭，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一位英国作家把新华社的情报活动描述为是“谨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总是低调”，他甚至援引伦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在英国没有任何情报网络。”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正式建于1956年7月，驻开罗记者站建于1956年12月，驻巴黎记者站建于1957年7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设记者站）。在日本，新华社的记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认为，中调部和新华社之间十分密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吴冷西曾建议在新华社与中调部之间建立某种管理机制，他指出：“中央调查部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经验我们均不详知，建议中央调查部考虑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作出规定，这对于记者今后加强和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是有必要的。”

1961年秋，杨尚昆在与孔原等研究后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来自中调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等。10月20日，杨尚昆和一些与会代表商讨了如何整顿情报工作的问题和各系统的分工、合作问题。

中调部和外交部之间关系的相当模糊。尽管周恩来和李克农很长一段时间内担任着外交部部长、副部长。并且，在周恩来去世前，一直直接执掌着中国外交。上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估计是：“中国谨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馆少数主要官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不是在每个国家首都都开展”。

中调部的演变，结束

中调部的预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则不是秘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和贸易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建议，作为挽救措施之一，国家开支将减少31亿元。中调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响。4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中调部、国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联络部紧急会议，“谈压缩非贸易外汇问题”。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热烈拥护压缩，“各单位自报压缩数目不小，收获较大。”

1964年，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好转，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多项工作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这些建议许多都源于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写的一份报告，即呼吁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毛泽东在文件的批语开头一句是：“这个文件很好”（他还专门提出中国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项直接影响中调部的建议是改善和扩大语言培训计划。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懂外语，而且对情报进行分析也要懂外语。1955年建立之初，中调部就接手了一所学校。该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阎宝航的要求，于1949～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于外交部，有些人后来担任了中调部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这所学校名为“外事干部学校”，1961年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并第一次扩大规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提高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中调部再次扩大规模，“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的建议也得到批准。1965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

中调部部长孔原是参加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这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台了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揪出文件所称的“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1966年夏，中调部内首先是从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和员工在学校管理及政治问题上产生了派系分歧。当分歧可能影响到中调部的工作时，邓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学院视察，很快平息了纷争。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中调部的管理权交给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后，中调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对一些部门提出了批评意见，并特别指出中调部“搞神秘的东西”。周恩来要求，根据“文革”的整体部署，中调部的领导要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1967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后来的两年，中调部由解放军和部里的“造反派”共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