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諜」中調部與新華社的工作關係，爲何結束歷史使命

中調部的工作，與新華社的關係

中調部總體框架建立之後，其日常活動和政策必須十分慎重。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這樣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須仔細、仔細又仔細，而且注意經常提請中央決定。”許多重要事項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調部主持召開的第二次政治情報工作會議上決定或同意的，毛澤東和劉少奇都爲會議題了詞。

1955年12月6日，毛澤東題詞：“實事求是，努力工作”。

1955年12月6日，劉少奇題詞：“總結經驗，改進工作，爭取反帝國主義鬥爭的更大勝利，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1955年12月24日，周恩來接見第二次政治情報工作會議與會代表並發表講話，讚揚他們爲“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進而強調：“這樣一條路線的重要環節就是怎樣爭取國際和平。爭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們要利用這個和平時間，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的國家更強大、更富強。”後來也召開過同樣的會議。如1959年2～3月，中調部召開了全國情報工作會議，2月26日，鄧小平、彭真和楊尚昆接見了調查部工作會議的外國工作人員。

保密是中調部最爲關心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內部出版的《國家機關黨派團體負責人名單彙編》中，既沒有提到中調部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其主要領導人。其他信息則非常豐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級政府機構、政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羣衆團體、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等的名稱和主要領導。在黨的內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閱讀者超出了“知密範圍”但又必須提到中調部時，則使用暗語。

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黨委使用的是明確的名稱，而中調部則代之以“在西苑的機關黨委”。西苑是指中調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區西苑100號。現在很多中調部的後人也都以“西苑”代指自己父輩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中調部的保密工作從總體上看是成功的。上世紀60年代的《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羅納德·W·克萊恩和安妮·B·克拉克編，該詞典主要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公開信息資料爲基礎編成）中，認爲李克農和鄒大鵬是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孔原被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重要的外貿專家之一”。

在香港，中調部駐港人員有時會在中國大型貿易公司名義上擔任一些職務。鑑於其工作性質是“調查”，他們用得最多的掩護身份可能是記者。用記者身份作爲掩護在中調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就已經存在，成立於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經認可了這種做法。吳冷西有過這樣的話，“在許多其他分社，新華社記者均接受調查部及使館調查組指定的一定任務。幾年來，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績的，應當加以總結。一方面新華社記者如果充分運用職業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協助調查部的工作，因爲記者有很大可能通過自己的活動取得有價值的情報，這和調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記者不同於祕密情報人員，他的活動基本上是採取公開的、合法的形式。在給予情報任務時，應當充分利用記者活動的這一特點，而不宜把他當作祕密情報人員使用。記者必須和專業調查人員在方式方法上區別開來。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聯繫對象等，由記者出面就不合適，因如一旦泄露不僅不能立足，而且勢將給新華社的國際影響帶來損失”。如果發現新華社記者從事“與他們身份不符的活動”，外國政府或殖民地政府會用各種方式予以報復。在香港，因爲新華社的特殊地位，這種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內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當局“今年以來，因懷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員逮捕了4個人。目前被偵察監視的有87人，其中包括樑威林、祁峯等同志和費彝民等人”。

1963年，新華社駐布拉格辦事處（這是新華社於1948年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駐外機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早一年）被捷克當局勒令關閉，因爲“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一位英國作家把新華社的情報活動描述爲是“謹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進行，而且總是低調”，他甚至援引倫敦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的話稱：“中國在英國沒有任何情報網絡。”新華社駐倫敦記者站正式建於1956年7月，駐開羅記者站建於1956年12月，駐巴黎記者站建於1957年7月（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設記者站）。在日本，新華社的記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認爲，中調部和新華社之間十分密切，爲了避免這種誤解，吳冷西曾建議在新華社與中調部之間建立某種管理機制，他指出：“中央調查部過去在記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經驗我們均不詳知，建議中央調查部考慮總結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運用記者的便利條件充實調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經驗，同時就記者工作中哪些調查方式是不宜運用的作出規定，這對於記者今後加強和提高這方面的工作，同時避免可能遭到的損失，是有必要的。”

1961年秋，楊尚昆在與孔原等研究後決定再召開一次全國情報工作會議，與會人員來自中調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軍軍事情報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和華僑事務委員會等。10月20日，楊尚昆和一些與會代表商討瞭如何整頓情報工作的問題和各系統的分工、合作問題。

中調部和外交部之間關係的相當模糊。儘管周恩來和李克農很長一段時間內擔任着外交部部長、副部長。並且，在周恩來去世前，一直直接執掌着中國外交。上世紀70年代，外國研究者對中國和蘇聯的情報機構進行比較之後做出的估計是：“中國謹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館少數主要官員進行這項工作，而且不是在每個國家首都都開展”。

中調部的演變，結束

中調部的預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國總體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點則不是祕密。“大躍進”時期，中國的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財政和貿易辦公室1962年3月25日建議，作爲挽救措施之一，國家開支將減少31億元。中調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響。4月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中調部、國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聯絡部緊急會議，“談壓縮非貿易外匯問題”。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大家都熱烈擁護壓縮，“各單位自報壓縮數目不小，收穫較大。”

1964年，中國經濟明顯開始好轉，在外交事務和國際關係方面提出了多項工作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這些建議許多都源於中央外事小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寫的一份報告，即呼籲積極開展研究外國的工作。毛澤東在文件的批語開頭一句是：“這個文件很好”（他還專門提出中國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項直接影響中調部的建議是改善和擴大語言培訓計劃。在海外從事情報工作毫無疑問需要懂外語，而且對情報進行分析也要懂外語。1955年建立之初，中調部就接手了一所學校。該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這個班是李克農根據周恩來和他的助手閻寶航的要求，於1949～1950年爲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駐外大使和高級外交官開辦的。第一批學員大多任職於外交部，有些人後來擔任了中調部的領導。20世紀50年代，這所學校名爲“外事幹部學校”，1961年更名爲“外交學院分院”，並第一次擴大規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佈，未來幾年急需大量懂外語的幹部，“以便利用世界先進科技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提高情報人員的質量和數量，因此，中調部再次擴大規模，“把現有的幹部學校改爲一所外語學院”的建議也得到批准。1965年，國際關係學院成立。

中調部部長孔原是參加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央候補委員之一。這次極其重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出臺了所謂的《五一六通知》，標誌着揪出文件所稱的“混進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

1966年夏，中調部內首先是從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和員工在學校管理及政治問題上產生了派系分歧。當分歧可能影響到中調部的工作時，鄧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學院視察，很快平息了紛爭。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不久，鄧小平被認爲“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受到批判，中調部的管理權交給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後，中調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會上，周恩來對一些部門提出了批評意見，並特別指出中調部“搞神祕的東西”。周恩來要求，根據“文革”的整體部署，中調部的領導要和其他黨政軍部門一樣接受從下到上的調查。1967年3月，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宣佈對中調部實行軍管。後來的兩年，中調部由解放軍和部裏的“造反派”共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