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每一位或深或淺的投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同志都不可避免的要遇到一個談起來令人痛心的問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自列寧以後，整個運動日益分裂成不同的派別，這就使得我們所有同志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對待我們內部的反對者？

列寧是這樣做的：他一方面毫不留情的批判了某些同志身上的錯誤之處，用詞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徹頭徹尾的工賊行為"（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不完全了解辯證法」（對布哈林）

「孟什維克思想遠沒有清理乾淨」（托洛茨基）「粗暴」（斯大林），但另一方面，他又知道，這些同志犯的錯誤是暫時的，是可以改正的，甚至是可以在全黨面前公開辯論，公開探討的。因此，我們看到，在列寧時代，儘管幾乎所有的老布爾什維克都受過他的批判甚至批判，但他們還是能在蘇維埃政府的各級崗位上為事業做出貢獻，更不用說什麼流放，處決了。對於最大的工賊行為（在十月革命之前公開透露暴動計劃，這幾乎可以說是臨時政府的間諜行為了），列寧也只不過建議黨的中央委員會把這倆人開除出黨，而且在中央委員會沒有通過之後也不再堅持。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好寫照——對於黨的決定，每個黨員都可以發表意見，但必須無條件服從。在列寧時代，儘管「蘇維埃祖國在危急中」，但黨的各級會議依然按時召開，會議上依然生機勃勃，富有民主氣息，各級黨員都能在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決不把工作中的集中制，命令制帶到會議中來。宣傳工具上也絕不是一家獨大，布哈林回憶列寧時期的真理報「那個時代不一樣，風尚也不同。那時《真理報》上辟有辯論專欄，大家在爭論，尋找途徑，爭論後有和好，繼續共同前進。」，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那時身上的寶貴體現。

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則是先把這種黨內的爭論變成了潑婦般的謾罵，變成了互相指責和扣帽子的比賽，雙方都想盡一切辦法把對方和反動的，腐朽的舊世界聯繫起來，斯大林說托洛茨基是「左翼反對派」也未嘗不是事實，然而可笑的是又有斯大林分子把托洛茨基說成是資產階級用來蠱惑無產階級的伎倆，這兩者聯立豈不是得出一個很可笑的命題——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更左？而托洛茨基呢，則說蘇聯是一個「墮落的工人國家」，為此甚至不惜抹黑一切當初反對過他的布爾什維克，顯得好像只有他和列寧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其實如果仔細觀察他們之間的互相攻擊，人們會發現那些句子只要調換主賓就能被罵戰的另一方直接拿去使用。

而後來發生的事情則更聳人聽聞，斯大林證明了在列寧身邊的第一代老布爾什維克中除了他，列寧，斯維爾德諾夫，捷爾任斯基之外的幾乎所有人都是「混進黨內來的人」一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一些人是「帝國主義間諜」，一些人是「右傾投降分子」。我們還能說什麼呢？認為斯大林是正確的嗎？

現在，類似的事情又出現在我們的周圍，只不過這一次是斯大林分子先挑起來的，是啊，萊茵過去由於禁止宗派主義，對所有的同志都報以寬容和教育的態度，深深的刺痛了他們。再加之他們眼看自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絕對解釋權」在一些新同志中沒有過去那麼好使了，於是終於跳了出來。在這件事情上，決不能過分重視維持同志之間的團結，宗派主義不是禁止了就會消失，沒有對宗派主義以深刻的理論批判。應該學習列寧的做法，對錯誤的理論要深刻的批評，對犯了錯誤的同志則要耐心的教育。左圈是一個民主的地方，而真理只會越辯越明，大部分同志會在辯論中看清誰是正確的，誰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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