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黑格爾主奴辯證互文性的迷惑，我們可以重新審視拉康在第17期研討班「精神分析的另一面」中所討論的主人話語，位於代理人的主人能指自身插入代表一般知識的能指鏈，僅僅如此就產生了將實在界的原質享樂引入象徵秩序的對象a，重點在於，處於在主人話語的真理位置上卻是「劃杠的主體」，是一個被閹割了的分裂主體。四種話語的基本結構不是循環性的，真理→代理→他者→產品是一條單行線路，在主人話語中作為真理的劃杠主體與作為產品的剩餘享樂/對象a之間不存在傳達與一致，這對應了拉康另一個數學型既幻象公式，主體與對象a之間被代表圍合、連接、發展、分離的符號隔離開來，主體從根本上無法觸及作為慾望的客體-成因的對象a。但即便如此，剩餘享樂仍作為劃杠主體的產品得以生產，主體能夠克服實在界本體根基的物質惰性而從自然的動物生命循環中異化出來，這個過程依靠且僅僅能依靠的就是那個不依賴任何外部支撐而堅持自身的決斷主人姿態。主人白痴一般的堅持在這裡就不能被理解為一種缺陷，而是他通過指定享樂在象徵界意義世界中的位置而建立現實感的積極條件。讓我們回想拉康的主人能指，也就是數學型中的S1，這一概念，它本身不具備任何意義，反而表徵著意義的匱乏，但只有通過將主人能指插入能指鏈條之中，能指鏈的轉喻才有可能穿越能指與所指間的分隔抵達意義的處所。也可以換一種說法，如果有必要將能指定義為「向另一個能指表徵主體的東西」，那主人能指就是「另一個能指」，就是其他一切能指都向其表徵主體的能指，是主體慾望真理的最終接受者與擔保者。實際上，正是因為實在界歸根結底是匱乏享樂的，因此享樂才只能夠在象徵界被主人能指的悖論性所標定，用黑格爾風格的話來說，享樂就是無限判斷中的同一性悖論製造的驚喜——精神是骨頭，沒有能指能夠表徵主體，因此主體在能指轉喻中的傳遞就只能完全「不合時宜」地停留在一個完全偶然的能指上，只是反過來通過堅持這一姿態，我們能夠將主體與享樂關聯起來。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理解潛行者是如何將自然景觀的荒涼匱乏與精神性崇高綜合不可能地在一起：他將身體緊緊貼合在土地之上，以主人應有的姿態，不根基於任何現成的知識，肯定「區」中一草一木的價值，通過這個恰是無意義的舉動，為一整個意義與精神性的領域提供了第一塊基石。我們也不能將潛行者的主人話語構成同科學家的大學話語構成混淆起來，雖然這兩者話語存在一些共同之處。在大學話語中，主人姿態的根基被隱藏在了真理的位置上，站在前台充當代理的是能指鏈所代表的知識，然而它理性化、建制化的主張之下，是對無條件主人姿態的拒認。因此可以說，大學話語代表著主人話語的倒錯形式，前者拒絕承認匱乏，而後者則將匱乏作為一種積極要素予以肯定。

主人能指的奠基作用還引出了另外一個關於自由的問題。根據當下通行的自由主義者的自由觀念，當一個人在不受到外部壓力，摒棄了他人干擾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就是自由選擇，但這種個人主義自由觀忽視了主體的離心性。對於一個主體來說，「沉靜下來遵從內心的選擇，實現你心中踐行自由的潛力」就等於將主體移交到主人能指的控制之下，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發現就在於主體的心理深度恰恰不再他作為一個個人的內部有機生命能量之中，而是徹底外部性的，機器性的，是在他者的位置上所決定的，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註定是「逃避自由」。比起威權式動機（去做！如果不想遭受懲罰）和集權式動機（去做！為了大家的好處），自由式動機製造了最糟糕的情形：雖然這樣做會讓你很難受，但請再想一下，你會發現你的內心呼喚著你克服恐懼去完成這件事，這是你的本性……這就是列寧也發現了的「自由奴隸契約」。相比於淺薄的自由主義者，列寧完全知曉個人主義自由觀念的欺騙性，列寧永遠都強調不存在中立的，簡單抽象的自由，他永遠都要問一句「這種自由是為誰服務的自由？」

那麼列寧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由這個概念？這個問題在他著名的文章《怎麼辦？》中已經有了十分簡潔的表述：「我們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這個判斷出自《怎麼辦？》中標題為「群眾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的章節，這一章也經常被認為是布爾什維克專制主義的起源地。但在《怎麼辦？》中，列寧絕不是鼓吹某種不信任群眾布朗基主義，否則他就不會去首先組織一個政黨而是一小波精銳的武裝力量，關鍵是他根據工人鬥爭的實踐經驗指出了「自發」與「自覺」之間的區別，「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列寧發現，單純「自覺」的工人運動都會陷入向經濟主義和工聯主義的退行中，當奴隸開始嘗試做自由選擇時，他首先傾向於自由地為自己謀求一份待遇稍顯優厚的「自由奴隸契約」而不是參與政治鬥爭，從根本上創造一個允許他自由發展的新社會。列寧引用了卡·考茨基評價奧地利新綱領草案的一段話：

「在我們那些修正主義批評派中，有許多人以為馬克思似乎曾經斷言經濟發展和階級鬥爭不僅造成社會主義生產的條件，而且還直接產生認識到社會主義生產是必要的那種意識〈黑體是卡·考·用的〉。於是這些批評派就反駁道，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對這種意識卻是最陌生的。根據草案可以想見：被人用上述方式駁倒的這一冒充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奧地利綱領的起草委員會也是贊成的。草案上寫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愈是使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無產階級也就愈是不得不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且也愈有可能來進行這個鬥爭。無產階級就會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這樣一來，社會主義意識就成了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必然的直接的結果。但這種觀點是完全不正確的……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von aussen Hineingetragenes)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urwüchsig)產生出來的東西。因此，舊海因菲爾德綱領說得非常正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把認清無產階級的地位及其任務的這種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直譯就是：充實無產階級〉。」

考茨基和列寧都認清了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尤其是經濟基礎中的社會存在之間的複雜關係，社會意識不是對社會存在的簡單映射，這個領域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並非直接被社會存在貫穿，而社會存在對於社會意識也不是透明的。一方面社會意識可能對社會存在做出想像性的，因此也是」誤認「的反映；另一方面，社會意識又不是惰性的，其不必然需要等待社會存在的翻天覆地變化，而可能在自身之內產生運動，甚至反過來推動社會存在的運動。在這裡，當我們討論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分離與相對獨立性時，我們不就是在討論精神分析中失去了本體擔保的那種「劃杠主體」嗎？當我們討論通過階級意識的灌輸而使群眾從自發的工聯主義轉向自覺的社會主義時，我們不就是在討論主人能指的功能嗎？拉康一方面自稱是「唯物主義」者，完全贊同生物學、生理學對人類動物有機體的研究成果，還不時加以引用，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將精神分析話語與實證科學話語小心區分開來。他引用生物學發現將人類解釋為早產的，帶有先天缺陷的生物，但根據他的理論，正是為了應對這一缺陷，人類才發明了整個文明系統以將自己包裹在人造的「第二自然」之中。主體是匱乏的另一種隱喻，它總是缺少關於自我如何被無意識所決定的知識，他只能通過認同於一個外在偶然的主人能指來獲得穩定的認知圖繪，但同時主體也可以通過轉移這種對外在的認同去徹底改變遊戲規則。拉康劃清了真理與知識之間界限的地方就是列寧與庸俗的經濟決定論決裂的地方。經濟決定論只處理知識，處理雜亂無章的能指集合，這種觀點不清楚經濟實體如何在剩餘價值的生產與積累的慾望層面運作，因此他將主人能指的功能留給了資本主義而只能提出經濟主義和工聯主義的要求；而列寧則呼喚真理，呼喚主人能指的變更。列寧的要求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世界中看似是不可能的，但他並不受這種評價的約束，因為他並不呼籲群眾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世界中行動，他要求群眾去行動起來積極地變更整個意義世界。「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自覺因素」的作用即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任何輕視，完全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都是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列寧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在反對群眾的自由，他的主張在於群眾除了在資本主義體系內行動的自由之外還應當擁有反對整個體系的自由，不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就是在支持它，不存在中間調和選項。

不過在列寧對新主人姿態的追求中，是不是隱藏著某種獨斷的因素？對主人能指認同的偶然性是否意味著社會變革的方向是無法確定的？無產階級必將戰勝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僅僅是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所產生的一種回溯性的誤認？是不是在可能被另外一些偶然結果所引導的其他可能歷史路線之中存在著比十月革命更好的結果？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潛行者》，來看看主人為他無條件的空洞姿態究竟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在電影的結局中，在作家歇斯底里話語的攻擊之下，潛行者的主人姿態崩潰了，他暴露除了自己白痴一般的匱乏，暴露了主人代理背後只是個劃杠主體的真相。於是他與他所精心維護的意義世界就立即遭到了拋棄，而他自己回天乏術，他已經失去了通過認同而注入的剩餘快感，最終真的只剩了下一具空殼。《潛行者》的角色配置是三元組（《鄉愁》中也有類似的三元組配置），但拉康的話語理論是四元組的，在《潛行者》中，拉康的最後一種話語——分析話語，是完全缺席的。從構成上來看，分析話語似乎是主人話語的對立面，主人能指與剩餘享樂的位置對調，現在站在代理位置的居然是剩餘享樂，它直接地作用於劃杠的主體，生產出主人能指，而站在剩餘享樂背後真理的卻是知識。那麼，這種分析話語的缺席對於《潛行者》來說意味著什麼？對於列寧主義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4.列寧同塔可夫斯基

如果需要對列寧的政治家身份做一個貫穿十月革命前後的評價的話，那一定就是：反教條藝術大師。在反對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把握良機成功領導十月革命後，列寧十分清楚蘇聯已經進入了一片完全缺失坐標的領域。以往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鮮少設想革命會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一節」率先成功，他也明白蘇聯所面臨的甚至不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體系的問題，布爾什維克接管的是一個尚未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黨最堅定的支持者在內戰中遭到了極大損失，現在出現在他面前的層出不窮的問題在其他國家是要交給一個進步資產階級政權解決的。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兩種選擇的誘惑：第一種是回到標準的經濟決定論立場，承認十月革命的過早發生是一個擾亂了歷史進程的偶然事件，因此需要撤銷這一事件的影響，以資產階級政權的方式替代資產階級政權解決問題，放棄了通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並轉向新經濟政策後的列寧似乎就是這麼想的；另外一種是斯大林主義的，重新修正「歷史必然性」的理論並將十月革命納入其中，同時保留十月革命的成果與存在秩序的完整性。

實際上列寧再次發揮了他靈活多變的作風，選擇了一個不可能的選項：去解決通常由資產階級政權解決的問題，但要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我們還要做大量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達到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平……我們必須要牢記，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擺脫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決不能把這話理解為我們應當馬上把純粹的和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帶到農村去。在我們農村中奠定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前，這樣做對於共產主義可以說是有害的，可以說是致命的。」以上皆出自《日記摘錄》1923年1月），同時堅持革命政治的即興本質，絕不以教條制定政策。結果就是我們看到了列寧生涯結束前最具爭議的政策：堅持組成蘇維埃國家的民族實體的真正的完全主權，這項政策被在羅莎·盧森堡和斯大林那裡都遭到了非議，但列寧則堅定要求推行這一政策。這一切斷了帝俄地緣政治傳統格局的政策在斯大林掌權後很快被終止，斯大林重新將蘇聯地緣政治政策扳回到了帝俄時期軌道上並延續至今，也難怪在當代俄羅斯，斯大林作為領土守護者的形象不斷上升而列寧則被有意遺忘。

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列寧已經背叛了革命轉向「民族自由主義立場」，反而要指出他所做的是在用分析話語的功能去補足革命主人能指的獨斷缺陷。拉康早先與法國精神分析協會分道揚鑣的契機是他拒絕執行協會規定的固定時長分析，他斷定分析師因為收費而虧欠案主的的東西不是時間，而僅僅是解釋，因此分析進行的時間可以是彈性的，依據案主慾望的辯證運動速度而調整的，換言之，拉康就將分析師的功能定義為了僅僅是提供解釋。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分析話語的代理位置上的元素是剩餘享樂，是主體慾望的客體-成因，只是通過分析師利用假定能知的位置與案主建立移情，穿透癥狀為案主直接提取慾望，就可以使得案主穿越幻象重新生成自己的主體真理。在神經症癥狀之中，主體的慾望是受到壓抑而不在場的，分析師的職責就在於使得這種不在場的對象重新回歸，整合入主體的主觀性之中。

在政治領域，受到壓抑的，被賤斥，被排除的對象已經由阿甘本的「神聖人」形象捕捉。那如果革命政治的要義就是將這些被排除的對象重新帶入政治場域會如何？甚至更進一步，要求一種分析話語與主人話語的短路，要求由被排除的「神聖人」直接充當政治場域的真理，由他們的呼聲，他們的要求決定政治活動的方向又會如何？列寧主義的秘密就隱藏在分析師角色與主人角色之間不可能的綜合之中，列寧主義必須時無比現實的，其必須著手去處理每一個具體問題，而不是等待在時機成熟時一蹴而就通過一勞永逸的行動去解決一切問題，這樣一種總體化的普遍解決方案根本就不存在。正如黑格爾所強調的那樣，普遍性不意味著抹除個別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將它們壓縮在同一本質之中，與之相反，普遍性反而是被每一個個別性與特殊性所否定的對象，是每一個個別性與特殊性不將之壓抑就無法成為自身的對象，普遍性因此恰恰是具體的，是「具體的普遍性」。列寧的靈活手腕就是要將革命的主人能指以具體的普遍性方式進行處理，從對農民的教育再到民族自治再到以中央監察委員會分散政府權力，列寧在種種具體的特殊議題中以分析師的毒辣眼光試圖發現著革命要素，並將之抬升到政策重心的地位。列寧拒絕為「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他要麼就是督促提問者「學習學習再學習」就是乾脆以「我們不知道要做什麼」保持社會主義形象的開放性。他真正在做的就是在雜亂無章的歷史走向之中抓取機會，堅持尋找在種種議題中被壓抑的不可能性，以這種不可能性去爆破既有的規則，難道說以這種方式，列寧沒有將發動一場革命/面向原質的享樂與建立新秩序/面向大他者的享樂跨越反抗的激情而貫穿在了一起嗎？

拉康在1963年出版了他對康德倫理學的一篇評述，標題為「Kant avec Sade」，雖然經常被翻譯為「康德同薩德」，但就法語原意來說不盡然代表兩者之間是等同關係。齊澤克也認為雖然拉康認為雖然薩德給出了康德的真理，但不能說康德給出了薩德的真理。康德的倫理學比起「閨房的哲學」還要多上一點為自己決定道德律令內容的主體責任，就是這一點點的差別使得康德沒有滑落到倒錯癥狀中去。那麼現在，我們似乎也可以說，塔可夫斯基給出了列寧的真理，但塔可夫斯基對宗教情懷的忠誠暴露了主人話語的愚蠢，雖然不能簡單地將其解讀為對俄羅斯文化傳統的保守回歸，但他至少沒有觸及到主人能指在不斷的偶然變化中發生辯證運動的潛力，也沒有意識到在這種變化中主體可以獲得一種對事件秩序之開放性的忠誠，這一點卻正是本雅明隱藏在歷史唯物主義背後的神學矮人對當代革命左翼產生強烈吸引力的原因。革命實踐中的彌賽亞主義不應選取爆破資本主義空洞同質時間而以一種「停滯的辯證」的彌賽亞時間取而代之的彌賽亞，而是應該選取那個提示著歷史永遠尚未完成，永遠有隱藏在其中的創傷等待我們去救贖的彌賽亞。在《回憶、重複與修通》這篇論文中，弗洛伊德將分析的過程定義為，回憶創傷，重複創傷記憶與最終打通主體共時結構與歷時性的創傷回憶之間的關聯的過程，在最後一步中，主體需要理解到他對創傷回憶的喚起與他當下面臨的僵局直接相關。當代革命左翼對列寧的重訪也應當遵循同樣的過程，僅僅回憶與重複列寧是還不夠的，關鍵在於修通列寧主義與當下社會僵局之間的關係。回顧一下前面提出的觀點，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是在列寧主義所開創的革命實踐於斯大林時代遭遇困境並於勃列日涅夫時代遭到全面撤收的背景下創作的，它因此就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對列寧主義進行回憶與修通的一種嘗試。那麼，我們如今就不得不承擔起雙重的責任，修通列寧主義，同時修通塔可夫斯基的作品，最關鍵的是，將兩者之間的關係重新連接起來。

參考：

齊澤克《列寧2017》

齊澤克《真實眼淚的可怖》

雅克·阿蘭·米勒《享樂的六個範式》

齊澤克《有人說過集權主義嗎?》

列寧《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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