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麻煩在於，我們在今天找不到可以產生這種實際效果的革命性話語。所以該怎麼辦呢？好在，我們有一個典型的精華文本——列寧於1922年寫成的短文《論攀登高山》（О восхождении на высокие горы）。此時，克盡各種艱難險阻之後，布爾什維克們終於贏下了內戰，卻又不得不退回到新經濟政策上去，這使得列寧可以廣泛而深入地觀察市場經濟和私有制。他使用了一個明喻，把革命進程中的後退——即在避免機會主義、避免背叛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的前提下後退——比作一個第一次嘗試登頂處女峰失敗、被迫要返回谷地的登山者：

假定有一個人正在攀登一座還沒有勘察過的非常險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聞所未聞的艱險，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不過還沒有到達山頂。現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線繼續前進不僅困難和危險，而且簡直不可能。他只好轉身往下走，另找別的比較遠但終究有可能爬到山頂的道路。我們假想的這位旅行家正處在世界上還不曾有人到過的高處，從這樣的高處往下走，也許比上山更危險、更困難，因為容易失足，難於看清踩腳的地方，也沒有往上攀登、直奔目標時那種特別高昂的情緒，如此等等。……來自下面的議論是幸災樂禍的。有些人公開表示幸災樂禍，高聲嘲笑說：「看，他就要摔下來了，活該，看你還發瘋！」有些人則完全仿效猶杜什卡·戈洛夫廖夫（假仁假義、冷酷無情、惟利是圖的典型），竭力把幸災樂禍的情緒隱藏起來。他們舉目望天，神情憂傷。「真叫人傷心，我們的憂慮竟然得到了證實！我們耗費畢生精力擬訂一個攀登這座高山的合理計劃，我們不是要求過在計劃沒有訂好以前先不要攀登嗎？我們曾經激烈地反對走這條現在連瘋子本人也放棄了的道路(看呀，看呀，他後退了，下來了。他花了好幾個鐘頭作準備，好讓自己能夠挪動那麼一俄尺！可是，當我們不斷要求穩重和謹慎的時候，我們卻遭到了最難聽的辱罵！)，我們曾經嚴厲地斥責這個瘋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幫助他。我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攀登這座高山的宏偉計劃的愛護，是為了不讓人敗壞這個宏偉計劃的聲譽！」

列舉了蘇維埃的建設成果之後，列寧繼續專註於未竟之事業：

但是，我們連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也沒有建設完成。垂死的資本主義勢力仇視我們，他們還有可能把我們的成果奪回去。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因為再也沒有什麼比產生錯覺(和沖昏頭腦，特別是在極高的地方)更危險的了。承認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沒有什麼「可怕」，也決不會給人以正當的理由去感到一絲一毫的灰心失望，因為我們向來篤信並一再重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可是，我們暫時還是孤軍作戰，而且是在一個落後的、經濟破壞比別國更厲害的國家裡，但我們做了很多事情。此外，我們還保存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這支「軍隊」，保存了這支軍隊的「機動能力」，保持了我們清醒的頭腦，使我們能夠冷靜地估計到應當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退卻和退多遠(為了更有力地躍進)，應當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和用什麼方法把沒有做成的事重新做起來。如果有些共產黨員以為，不犯錯誤，不實行退卻，不一再重做那還沒有做成和做得不對的事情，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尤其是在一個小農國家裡)這樣一樁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那就必須說這樣的共產黨員肯定已經完蛋了。有些共產黨員既不陷入錯覺，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著機體的活力和靈活性，準備再一次「從頭開始」向最困難的任務進軍，這樣的共產黨員就沒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會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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