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為什麼對俄國革命那麼重要？

在外流亡了十幾年，為什麼回國後還那麼受歡迎？

先說結論，俄國革命的「必然性」意義並不取決於列寧，也不取決於「先知」的托洛茨基或者「現實主義者」的斯大林亦或者是「移民沙皇」普列漢諾夫還是在日內瓦掙扎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等等，用某人或者某個主體來指代事件性的革命契機是篡越且反動神話論的。俄國革命的「必然性」或者說他的事件性完全取決於俄國革命本身，俄國革命顛覆性的爆發決定了俄國革命必將會成為他自己的唯一合法性和歷史解釋的來源————革命對且只對自己負責。

探討俄國革命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我們到底是在探討什麼？是某種悲劇性的銜尾蛇暗示（革命自己在恐怖中變成「某人」的極權），還是某種水滸梁山泊一樣的組織性神話（神話般的革命者和神話般的革命聖戰）？

其實這些問題只要回到1917年混亂之中的俄羅斯我們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俄國革命最大的表徵就是他不可避免地混亂和強烈的混亂對秩序的顛覆最終對俄國社會正常生產秩序的毀滅性的顛覆，以至於從二月革命到俄國內戰塵埃落定的1922年，革命的常態化法律一直被緊急條例所取代，而正常的中央機構在廣泛且分裂的地方性蘇維埃政權之下幾乎無法存續（對於布爾什維克和其他一切內戰的勢力而言），而悲劇性的思考至始至終都籠罩在革命者的政策和政權之上，列寧作為革命者之中最顯赫的代表更是如此。

但是恰恰是如此，俄國革命才作為了顛覆近代歐洲對於一切「革命」概念的元事件徹底的改變了整個世界，俄國革命這種對於秩序和產生秩序的一切土壤的徹底的顛覆性的，甚至誇張的說末日廢土式的泥盆掙扎反而是展示了新生產條件下的巨大群眾力量的集體爆發所形成的巨大破壞力量以及這股近乎恐怖的戰爭機器力量對於「正常」秩序價值觀社會宛如末日降臨般的打擊，作為與一切意義上的生產秩序相衝突的「混沌」價值的俄國革命的爆發從一開始，就讓俄國革命銘刻在新時代一切要素的最大表達之上了。

神話之外的列寧與俄國革命

在俄國革命之前，革命在歐洲的主流社會主義者之中被普遍的認為是一種崇高的神話，比如當年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要麼停留於對巴黎公社「有限度」的民主政權和「合法」的暴力革命形式的悲春傷秋之中（這種的發展就是第二國際反對恐怖主義的最高綱領），要麼就是對於1911年葡萄牙革命的皮靴鋥亮，隊列整齊的軍事革命者的狂熱紀律崇拜之中（愛爾威）或者神話般的想像無產階級不可言狀的道德力量（索雷爾）。在這之中考茨基與伯恩斯坦的辯論恰恰是最為經典的對於這個時代歐洲主流社會主義者的概括，他們在表面的衝突之中找到了深層次的共鳴，即考茨基認為要堅持SPD現有的「革命」路線，而伯恩斯坦則要堅持一個更溫和的慢慢遠離「現有革命路線」的路線，儘管展開了表面的討論，但是誰也沒有質疑過SPD在賤民社會的苟安是「不革命」的，而「革命」除了上述的神話形式之外還有任何意義上的表現形式。

而在這裡作為被革命捲入的個體的列寧出現了，刨開所有的「列寧神話」來說，列寧在1917年確確實實的被捲入徹底的混亂的俄國十月革命之前，並沒有理論化的「預知」一般的推翻第二國際的主流路線，甚至對於這方面的討論都是欠缺的（1905革命的思考仍然是短促的）。諷刺性的是，真正促使他們（第二國際激進派）被迫和第二國際這種缺乏想像力的主流派系分離的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思索和發言，而是更直接的，因為他們的行為和出身，在東歐出身的社會主義者們因為他們對恐怖行動的熱情和來自東歐本身這一原因，在德國派系裡深受排擠，不僅僅是列寧，來自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黨的羅莎.盧森堡甚至被稱作俄國人的移民沙皇的普列漢諾夫都是如此。對於行動的熱情，在母國土地上的非法性行軍的長期底層作業以及在主流社會主義國際裡面的低劣地位構築了作為原處激進主義者的第二國際激進派，其中也包括列寧，如果我們回到當時主流的觀點上能看到的是這些海外的激進派成員恰恰不是第二國際的理論精華，而是邊緣的糟粕的集結，無法融入大踏步走向合法空間的先進社會民主潮流的廢棄物們。

而俄國革命顛覆了幾乎所有人對於革命的一切認知，當然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革命發生的很多徵兆性的預兆，比如俄國資本主義機器在戰爭中的逐漸崩垮，在戰爭中軍隊的頻繁失利和國內甚囂塵上的政治彈壓和生活壓力。但始終革命絕非是由徵兆堆砌而成的神秘物體，而革命的爆發更是無法徵兆性的預言，列寧這裡運用了模糊的革命高潮概念，但很明顯這是對革命的一個分析性的結論，而絕非預告性的結論。而更近一步，革命迅速發展的局勢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作為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成員的托洛茨基還在聯合列寧和加米涅夫爭論可能的選舉陣營的時候，誰也想像不到幾個月之後地方蘇維埃軍事委員會的發展之迅速成長為了一個核心的權力專制機關。在這個時刻革命反而對於認識到群眾形勢發展的人來說是一件無法避免的必然形式，而反革命（阻止革命的爆發）則變成了一件困難無比的鋼絲弦上的藝術————布爾什維克的加米涅夫，社會革命黨中央政府，孟什維克部分派閥還有堅定的世界革命戰爭派的左翼社革派閥都在拼盡全力的阻止革命的爆發以及維護現有的社會改良模式，但是在這種革命混亂的多元專制權力交叉和群眾革命的發展之中他們甚至連正常的常態法律都沒能實現，他們的改良，壓迫抑或是行動都被迸發出來的巨大無比的群眾戰爭機器所吞沒，一聲未響。

在這裡提出過《四月綱領》的列寧並非是最聰明的人，但他在最後的時刻里忠實於了混亂時刻———俄國革命的必然性（但絕非列寧製造了混亂和權力交叉），同意了軍事委員會的冒險並決定率先發起進攻，並將本來隱藏在岌岌可危的正常國家皮下社會內戰公然地暴露出來，自此俄國進入了混亂的革命時刻主導的內戰年代。

神話，末日與烏托邦

混亂，血腥，恐怖與殘忍；堅毅，先鋒秩序與專制專政；新政權，新人類與新秩序——這些都是內戰之中俄國革命神話的關鍵詞，他們如此的對立表達出來一種種混亂的荒誕反而模糊的逼近了俄國革命的歷史主題

白軍和發誓要重建正常改良秩序的不同派別的革命者們還有俄國革命的評論家們，被俄國革命的血腥和混亂所震驚並下意識地想要推進保守有力的秩序再重建，希望在混戰過後的腐屍之上重新恢復那個民主憲政正常生產的國家。但無論他們的想要強力推行的價值館多麼有力保守或者試圖進行改良版本的正常重建，他們都恰恰忽視了這場混亂的社會意義的徹底變更，正常價值觀的的社會基礎在革命之中已經被平面化的革命帶來的地方性的分裂和廣袤的各色革命恐怖徹底摧毀了。多元的專制權力成為了新的政治模式，保守主義者理解不了多元化的權力結構對於原有社會的根基性的破壞，而改良主義者則無法接受專制權力在革命戰爭機器下的大行其道。日後最終形成的正常化秩序也並非是沙俄保守社會基礎的延續，而是一種特殊的新時代模式的官僚專政社會。

革命徹底結束之後的斯大林評論家們則開始試圖構築一種「黨-先鋒隊」的無上神話來重建一種英雄主義的敘事，堅毅的道德主義革命者，強而有力的先鋒隊黨政機關和比革命敵人的秩序更加秩序的正常化史觀試圖為這場持續了多年的末日混亂勾下結尾。但是這些敘事恰恰在革命之中是嚴重缺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之中反而不可避免地平面嚴重鬆散化了，因為地方黨員要去控制作為多元專制機構的蘇維埃和地方性權力組織而徹底破壞了原有的中央-附屬的黨務構成，甚至逼迫斯威德洛夫進行切實的地方性民主同盟對話才能勉強保持布爾什維克及其地方勢力的統一協調。而革命後這種多元專制權力模式的進一步發展則是遍布全國，遍布各個行業的各個權力單位的地方性臨時專務委員會的獨立統治（地方燃油蘇維埃委員會，地方電氣蘇維埃委員會）以及在這之上建立的暫時性的調配性恢復計劃經濟委員會，而「現實主義者」斯大林則是通過消滅了這些現實的多元權力分化才完成了正常國家權力等級制的統一（政治局取代人民委員會的多地方委員會模式）

「新政權」則是列寧晚年的夙願的結晶，列寧政權晚期對於複雜的地方性多元權力委員會的保持和保護，還有對於民族主義問題和俄國再劃分問題的探討恰恰反應了列寧的一種對於新時代要素的信賴和努力的在這些只有經歷過這麼一場革新時代化的混亂革命之中才能誕生的組織結晶上尋找到因為內戰和恐怖政策變得傷痕纍纍的無產階級政權的出路。列寧並不像托洛茨基或者斯大林一樣擁有徹底敵對的黨內敵人和權力結構的衝突，相反他對於多元專制權力這一內戰以來的權力機制是有著堅定信心的，他所界定的敵人是希望在蘇維埃國家上重構（或者一部分的）正常國家敘事的派系。這裡形成的悖論則是他希望在內戰機制的無產階級自主上建立一個新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多元權力政權，而晚年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STO問題的探討則形成了一個短暫的多元專務委員會的政治方向。但是作為他所認識的無產階級力量卻早已在內戰中崩塌，一部分是因為血腥內戰的洗禮，而另一部分，必須要承認的是，被布爾什維克自己的慣性機制所摧毀，所以列寧政權的多元權力體制則開始在自身內部孕育可能的官僚等級制度因素，列寧希望通過更多元的權力平面方式（監察機構）分散布爾什維克的專制，而托洛茨基則寄希望於仍沒有被摧毀的無產階級力量的組織來抵擋正常化。但是他們都不可避免地失敗了，新政權多元權力模式的官僚化形成的則是列寧死後多元權力角逐不同的等級制度的最後的熱月鬥爭，而放棄了權力（放棄人民委員會權力，拒絕黨內改良）的托洛茨基也早早出局，成為了沒有武裝的流放者。

最終的最終末日，神話與烏托邦最終都在必然性的俄國革命敘事之中破產了

俄國革命的必然性之處恰恰是相反的，他摒棄了一切神話敘事的」偉大「，而回到了徹底地唯物主義的事件性之中，敘事的革命主體（反革命/熱月黨/」列寧「）都沒法綁架自為的革命本身，俄國革命的一切合法性和他的一切歷程的必然性早在他革命之中就已經完成了。

這場顛覆一切的革命的真正的偉大，在於這場革命邏輯下巨大混亂的革命性的生成，也就是群眾力量的組織和廣泛爆發，在這個方面的爆發超越了對於「恐怖」和「戰爭」的一切道德性的定義表達了一系列廣泛的自我解放的社會戰爭核心。革命-革命主體和廣泛的革命性生成的關係是聯繫影響但絕非互相控制且互相操縱的，一切的革命神話史觀在革命之中的破碎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必然。

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
————《神聖家族》，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

大家可能都沒說到點上，列寧確實對俄國歌名非常重要，並且實際上列寧的思路對我們當下也很重要——但不是大家想的那樣。

從頭說起的話，馬克思的思路是發達國家會優先出現勞動關係和勞動力的矛盾，因此歌名必然誕生自最發達國家，這部分你們都讀過，我就不贅述了。

但是列寧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事情，因為主要發達國家都有殖民地或事實上的殖民地（這個說法也叫超剝削，後來變成了後殖民主義的基礎定理），所以實際上資本家可以通過殖民地的利潤收買工人階級，一個英國的產業工人完全可以比中國的中等地主生活水平更好……那麼顯然這會導致工人階級喪失歌名性。

因此我們在當時能觀測到的事實很有趣，其中第一波女權主義興起——面對廣闊的海外市場，資本家需要更多的勞動力，因此要對女性進行一定的妥協和讓步。

《女性參政者》就是反應這個時期前後的故事。1800年前後，英國熟練工人的周薪大概在0.5到1磅之間，養家糊口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而到了1900年呢，熟練工人的周薪達到了10磅左右，那麼就寬裕多了。

（至於購買力，我一直很喜歡的網文《詭秘之主》里有詳細的考證/笑）

馬克思看到的世界更多是前者的，而列寧看到的世界更多是後者的——因此他發現實際上是被壓迫深重的落後地區更容易爆發歌名，那之後100年的歷史都證明他是對的。

這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他有一本小書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大家有空都可以看看。

後面的事情就有點神展開了，這是列寧出彩的地方。

列寧接下來發現，在落後國家中，工人其實也是相對來說生活比農奴更好的一批人。那麼為了激發工人的主人翁意識，就應該有一個「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刀錘，因此刀錘有兩鍾，一個是馬克思的刀錘（現在西方的刀錘，包括和列寧相愛相殺的羅莎盧森堡），一個是列寧的刀錘，後者也叫列寧（式）檔。

必須有這個東西，才能帶領廣泛的被壓迫者起來反抗——俄國的歌名也是這樣成功的，我們也是。

我們可以看到列寧的貢獻是建立在對馬克思的合理修正之上的，是更符合真實世界的。

接下來還有更好玩的事情，比方說圖書管理員同志又合理修正了列寧的理論。

齊澤克認為

那麼當務之急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兩次重大的傳承表示完全贊同:從馬克思到列寧的傳承以及從列寧到圖書管理員的傳承。
這兩次傳承對原始的理論都有所發展和改變:從最先進的國家到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歌名發生在錯誤的國家;歌名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從工人變成了農民(貧農),等等。正如耶穌基督需要保羅的「背叛」以使基督教義廣為傳播一 ,馬克思需要列寧的「背叛」來引發第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歌名:是原始理論自身的內在需求導致了這種「背叛」並使自身得以進一步發展,理論從原始情境中剝離被運用到異國他鄉,在那裡原始理論必須重新改造發展——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誕生。

所以,對馬克思主義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圖書管理員對其的傳承發展,是十分恰當的。如果譴責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改造,認為其「缺乏理論依據」,視其為馬克思標準的倒退(不難證明農民缺乏無產階級的主觀能動性),這樣的結論就太草率了。
不過分糾纏於管理員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改造發展如何天翻地覆,接受他的重新發展作為對馬克思一主義的邏輯延伸或「實際應用」是有充分理論依據的(當然通常都依賴於對階級鬥爭的隱喻性的發展:「今天」主要的階級鬥爭已不再是各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鬥爭,而是已經轉變成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 資產階級國家對無產階級國家的鬥爭),管理員在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對數以億計的默默無聞的第三世界的勞動者的政治動員,是他們的勞動創造了看不見的歷史發展的「物質」和基礎。

他的評價非常精彩：圖書管理員進一步把列寧的理論延展了——既然第三世界國家作為被壓迫者有歌名性，那麼貧農一樣擁有這一切，因此工人應當是先鋒隊，但工農聯盟也是必不可少的。

這和蘇聯一定程度上把農民視為敵人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

與此同時，他發現了蘇聯實際上也在構建自己的經濟閉合圈（經合組織），形成了一個小的中心——邊緣結構（這也是後殖民主義的核心概念，有空大家可以百度一下），這種結構的特點和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力圖構造的一切並無二致，都是試圖把邊緣國家變成自己的配套產地和商品傾銷地以達到1的勞動產出兌換別人2甚至更高的勞動產出。

因此圖書管理員判斷新的鬥爭主體已經變成了第三世界對第一第二世界的反抗，社會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蘇聯）的反抗。

說到這裡我們其實能看到，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核心矛盾就是不斷重構鬥爭主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知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也能知道在什麼地方做怎樣的工作才能進行抵抗。

因此列寧的表率作用實際上直接引導了後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發展思路，他不光對俄國歌名是重要的，對一切的一切都是極其重要的。

當然，時過境遷，我們現在又到了重構抵抗主體的時候。

西毛的代表阿蘭巴丟是我個人最為推崇的哲學家（沒有之一），他在《世紀》一書中寫道：

20世紀是什麼？是自由對極圈的勝利嗎？還是一個充滿絕望的，肆無忌憚的資本主義全面接管的世紀？在他看來是一個偽問題。因為這都是從旁觀者的角度看世紀，而不是從世紀本身去體會生命。

通常認為的極圈的世紀始於1917年，終於1976年，也許有些漏網之魚——它持續了近六十年。可是，對於那些在所有的致命的喧囂中冷冷地跨過這個短暫的世紀的人，或者對於那些試圖將其轉化為記憶和懺悔的紀念的對象的人來說，可以從其後果上來歷史地思考我們的時代。最終，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和市場的全球性勝利。在隱匿了其狂躁意志的徵兆之後，無拘無束的市場和漫無邊際的閩主的結合最後使得這個世紀的意義變得平淡無奇。這個世紀宣布了經濟的勝利，這個勝利包含了這個詞的所有的意義：資本主義，作為對思想的非理性激情的經濟化的勝利。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紀。這個世紀，議會代議制及其支持者鋪就了這種思想登基為王的道路，這也是一個最短的世紀。其開始於七十年代中葉（那時歌名性狂熱的最後的日子），僅僅持續了三十年。他們說，這是一個歡樂的世紀。一個世紀的尾巴。
所以，這是一個崩壞的，資本主義重新獲得他們祖輩那樣的，19世紀的肆無忌憚的剝削的世紀嗎？亦或是福山式的歷史終結,自由與民主的最終烏托邦？形式上前者是正確的。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則是後者，它的正確性似乎來自20世紀最後狂歡中的一切歌舞昇平，直到911將其擊得粉碎。但是無論如何，在前者看來，列寧主義是落伍的（不然它的錯誤如何解釋？不然 ——它為何失敗？）。後者則斷言列寧主義完全是一出鬧劇，是歷史中的無數飽政的現代變體。我們不認可，完全不認可這兩種說法。

為什麼不認可？在這裡齊澤克曾經給出了更為精確的定義：

重述列寧不是意味著返回到列寧那裡。重述列寧是承認列寧已死，他的特定的解決方案已經失敗，甚至是一個巨大的失敗，但是其中閃爍著的烏托邦火花卻彌足珍貴。重述列寧意味著我們必須在列寧的現實所為和他所開啟的可能性空間中有所界劃，以及列寧在現實中的作為與另一個可以稱之為「列寧的而不是列寧本身」的維度之間的張力。這說明在今天，我們重新復活的是列寧的精神，是一種激進革命的衝動，是一種世紀的，歷史的生命的真正延綿。

那麼如何「返回列寧的火花」之中？

這就又要談到葒菌派哲學家奈格里，這個傢伙早年干過不少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兒，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他提出了一個東西叫「諸眾」，而形成它的主要是「生命政治勞動」。

在哈特與奈格里看來，「非物質勞動」或者說「生命政治勞動」至少從四個方面生成勞動者的主體性：第一，當今社會的主導性勞動不再是單向度的機械化的高強度體力活動，而是需要勞動者動用智力、知識、語言、情感。雖然這個過程依然存在嚴重的異化，但畢竟動用了人的能力的各個維度，體現出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與創造力。
第二，當今社會的主導性勞動不再是由資本家組織起來的原子化個體的流水線作業，而是高度依託於勞動者的自我組織，依託於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而勞動者的創造力也不僅體現在最終產出的非物質性的智識結晶之上，而且體現在他們不斷通過自我組織創造出新的勞動合作形式與合作網路。第三，「非物質勞動」主要依靠的生產資料不再是有形的資料，比如大工廠的機器，而更多是無形的資料，比如知識或演算法。大工業時期的勞動者要奪取有形的機器是非常困難的，但今天的勞動者卻已經在通過掌握知識和演算法，踴躍地奪回無形的生產資料。第四，「生命政治勞動」在高度合作化的勞動過程中持續生成著勞動者與勞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與情感聯結，這讓人們看到一種以集體的民主的方式來管理與分配資源和產品的可能性，進而讓人們看到一種超越既存的私有制或公有制、建設閩主共享的「共同體」的可能性。

基於這四個方面的考察，哈特與奈格里提出，當代社會的新型勞動形態已經蘊含著極具抗爭潛能的勞動者主體性，有理由相信這種潛能可以轉化成社會運動中的戰略能力。

如果大家看不懂，我拿人話轉述一遍：當今的受壓迫者已經不局限於某個階級或者某個國家，亦或者是導致這種局限的條件失效了。

那麼無論是996的屌絲，還是被pua的女性，甚至於被遊戲抽卡/盲盒/籃球鞋虐待的玩家都是抵抗群體的一員。

而社交平台依賴創作者以及產出者之間的互動這一點也比資本家依賴勞動者更深刻。

而這些是有機會通過自發的組織和覺醒來進行抵抗的，舉個例子，如果你能發現消費主義塑造偽需求，那麼你就可以拒絕上套，而你識破了奮鬥逼的奴隸道德，就也可以針對性的加以應對（這也是我寫資本主義個人反抗指南系列的初衷）。

而我們要去反抗的套路，就是奈格里提到的無形生產資料。

這和巴特勒的「卧室里的反抗」異曲同工，也和阿蘭巴丟的胡楊理論一致：現在的受害者並沒有統一的標籤，他們被識別出來仰賴於識別他們的結構性暴力存在。

如果你坐在一量飛馳的車上，你會發現路邊的胡楊幾乎沒有區別。而你躺在路邊的時候，才會發現每一科胡楊都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在車上才能看到胡楊林，而在車下只能看到一顆顆不同的胡楊樹。

說的再明白一點，韭菜究竟是什麼？被割的就是韭菜。

讚美列寧和他。

「為什麼回國後還那麼受歡迎」這句話其實值得商榷。但是，沒有列寧就沒有十月革命倒是成立的。布爾什維克長期在俄國革命陣營中實際上處於少數地位，論在農村的影響力不如社會革命黨，論人數，二月革命後也才區區4萬多人（因為沒查到過孟什維克的人數，但是估計不會比孟派人多），布爾什維克成為俄國革命的最後勝利者，除開正確的路線、策略、黨員素質質量較高等因素外，十分重要的是布爾什維克抓住了歷史的機遇。

連那本斯大林派的歷史學樣板《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都承認，因為長期受到沙俄政府的打壓、分化，布爾什維克的生產和發展環境比革命陣營其它派別艱難的多，因長期處於地下狀態各地黨組織之間的溝通聯繫也很不便，借二月革命的機遇終於可以走出地下進行公開活動的時候，黨內完全可以用群龍無首來形容，黨內分歧極大，斯大林、莫洛托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領導級別成員的觀點意見都不能統一，內部爭的不亦樂乎，外部孟什維克和社革黨還用立憲會議的大餅吸引了不少群眾和布爾什維克爭基本盤，形勢是很嚴峻的。《簡明教程》中對黨內在二月革命後混亂不堪的局面的說法是：「一部分黨的工作人員態度動搖，反映出他們因為長期蹲監獄、被流放而造成政治上的落後。」因此，必須有一個領袖回來統一下黨的思想，能帶領大家前進才行。因此，布克對列寧的歸來是極其盼望的，「處處感覺到黨的領袖列寧不在」，因此列寧回國後，「還那麼受歡迎」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內，別的人，孟什維克、社革黨、崩得等等形形色色的其它派別是不歡迎的，曾經的同志和導師普列漢諾夫還嘲諷列寧說的都是夢話，列寧剛回來就試圖聯合其它革命派別排擠列寧。。。。但是列寧回國後，他卻成功的統一了布黨內的思想，並為之後布黨的革命路線指明了方向。如果沒有列寧這個領袖鎮著場，布爾什維克怕是只顧著內訌壓根沒精力去進行進一步的革命活動了。

彼得堡起義的規模其實談不上多大，而當時布爾什維克的實力相比其它派別也很有限。列寧堅決主張革命奪取政權時，布爾什維克並沒有自己的武裝，當時布黨將革命的武力寄托在三種力量上：1、各工廠的工人赤衛隊。2、波羅的海艦隊水兵（起事的主力）。3、寄希望於臨時政府軍隊的倒戈。這三種力量當時都是很難預測的，布黨將最大的希望放在了水兵身上，在準備起義的階段加緊在水兵中間的宣傳和動員工作，基本上滲透進了艦隊的各級蘇維埃組織裡面。事後證明布黨的工作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布黨領導層對發動起義還是猶豫不決，無非是實力有限，關鍵時刻很多領導開始畏首畏尾，這個時候，正是列寧果斷的決策，強逼革命指揮部開始行動，打的臨時政府措手不及，也打的其它派別措手不及，抓住了奪取政權的機遇，這才有了之後的勝利。關於這段歷史細節，以下貼一段聞一《十月革命-陣痛與震蕩》中關於彼得堡起義過程的描述，可以認識到列寧對於十月革命究竟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