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列寧2017》（2）
二、列寧告別烏克蘭
列寧最近一次登上西方媒體的頭條，是在2014年那次最終扳倒烏克蘭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的大規模騷亂期間。我們在電視屏幕上見證了基輔的抗議大潮，一次又一次地看見憤怒的示威者推倒列寧雕像。這種進攻的怒潮其實可以理解，因為這些雕像象徵著蘇維埃政權的壓迫，而普京領導的俄國被看成蘇維埃政策的延續者，它繼續強迫其他國家臣服於俄羅斯的主宰。
我們也應當回想一下列寧雕像在全聯盟境內瘋狂增生的那個歷史場面：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之後，1956年一年以內，全境所有的斯大林像就完全被列寧像替換了。後者簡直就是前者的替身，這一點也被1962年某期《真理報》（Правда）頭版上的奇事揭露得一清二楚：
列寧形象於1945年起出現在《真理報》刊頭（謹慎的推測是，斯大林希望進一步強化他在黨內的權威——既考慮到從死亡邊緣和資產階級歐洲影響下歸來的士兵有潛在的破壞力量，也是出於對「列寧臨終前曾發出反對他的警告」這一流言的警惕）。而到了1962年，斯大林在蘇共二十二大上遭到公開抨擊後，兩幅一模一樣的列寧像赫然出現在刊頭，就好像這個奇特的列寧分身是為了覆蓋那個不知所蹤的、其實從來都沒上過刊頭的「其他領導人」！
那麼，為什麼要把兩幅一模一樣的列寧像並排安放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種怪異的重複中，缺席的斯大林反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這種隱性的存在本身正好回答了「為什麼要放兩幅，而不是單幅列寧像？」這個明顯的問題。
儘管烏克蘭人試圖宣告他們與蘇維埃支配決裂、強調自身國家主權的決心，他們卻使用「推倒列寧像」作為行動的手段，這一點仍然顯得諷刺之極：烏克蘭的民族認同黃金年代並不是在沙皇俄國時期（這一時期烏克蘭獨立國家的論斷遭到嚴厲禁絕），而是在蘇聯成立的前十年間，到這個階段他們的民族認同才完全成熟。維基百科上，關於19世紀20年代的烏克蘭狀況的文章也記述到：
內戰之後，蘇維埃政府最終得以掌權，而此時烏克蘭已經是一片赤地。超過150萬人死於戰亂，無家可歸者不計其數，而且蘇維埃烏克蘭還要面對1921年的大饑荒。有鑒於烏克蘭境內的慘狀，二十年代的蘇維埃政府在烏克蘭政策上做了相當的變通。由此，在民族共產主義領導人尼古拉·斯凱普尼克倡導的烏克蘭化政策的庇護下，烏克蘭蘇維埃政府支持了境內的民族文學藝術復興運動。烏克蘭文化和語言得以復甦，烏克蘭化政策也成為了全聯盟範圍內「本土化政策」（Коренизация）的一部分。同時，布爾什維克致力於全民醫療、教育和社保的推行，以及對人民就業和住房的保障。新的法典頒布，婦女的權益極大提升，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現象一掃而空。而約瑟夫·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逐漸穩固權力，成為黨的實際領導人之後，上述政策中的絕大多數都遭到撤銷。
這種「本土化政策」遵循了列寧明確闡述過的原則：
無產階級不能不反對把被壓迫民族強制地留在該國疆界以內。這也就是說，要為自決權而鬥爭。無產階級應當要求受「它自己的」民族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離的自由。不這樣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就仍然是一句空話，要想在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壓迫民族的工人之間達成相互信任或階級團結是不可能的。（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1916年1-2月）
列寧一以貫之地堅信這一立場。十月革命之後，列寧與羅莎·盧森堡之間立刻爆發了一場爭論，前者認為哪怕有「壞分子」奪權的風險，也要無條件支持眾多小國的政治分離權利，而後者堅持說，只能同意進步力量佔主導的新生國家獲取完全的主權。在反對斯大林建立中央集權蘇維埃這一計劃的最後努力中，列寧再次呼籲賦予各個小國政治分離的自由（這樣一來，喬治亞就很有可能獨立），堅決要求承認蘇聯各加盟國作為政治實體的完全主權——難怪斯大林在1922年9月27日寫給政治局成員的信件里公開指責列寧的「民族自由主義」。在正式宣布蘇維埃俄國政府同樣是其他五個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喬治亞）政府之前的具體提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斯大林所選擇的前進方向：
如果當前決議由俄共（布）中央委員會表決通過，這一決議將不會公開，而是會在全俄蘇維埃大會召開之前傳達到各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並交蘇維埃各個機構及各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蘇維埃代表大會流通查看。如此一來，便可以在全俄蘇維埃大會上宣稱：政府合併是各個共和國的共同願望。（摩西·盧文《列寧最後的鬥爭》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61）
中央委員會對自身政治基礎的影響與交流由此被完全切斷了，最高權力得以直接以強制推行它的意志。雪上加霜的是，情況完全變化到了原先的對立面：中央委員會現在只能通過那些最高權力想讓它通過的那些決議，就好像這是它自己的意願。（但是也要注意，正是列寧自己在一年前強制通過了取締黨內派別的決議，他的「得意作品」成了他現在竭力對抗的進程）。讓我們回想一下一個明顯的例子：1939年，相同的戲碼在波羅的海三國再度上演，這三個國家「要求」加入蘇維埃聯盟，最終成了蘇聯的一部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的作為等於是退回到了沙俄時期的對外政策和民族政策。例如，作為這種轉變的一部分，俄羅斯對西伯利亞和中亞的殖民不再被作為帝國主義行徑而受到批判，反而成了衝擊當地舊社會惰性、促進現代化的進步之舉，受到官方的頌揚。
今天，普京的對外政策很明顯是沙皇-斯大林這條縱貫線上的一個延續點。據他說，正是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黨人帶來的轉變損害了俄羅斯的利益：「布爾什維克們出於一系列原因——願上帝審判他們——把大片歷史上歸屬俄羅斯的南部土地劃歸烏克蘭共和國。這個決定沒有考慮到當地人口的民族構成，而這些地方正組成了今天烏克蘭的東南部。」（出處：2014年3月18日的演講）2016年1月，普京在他對「列寧最大的錯誤」的描述中再次強調了相同的論點（見《新聞周刊》2016年1月22日的報道）：
簡而言之，列寧因為嚴肅看待俄羅斯帝國境內各民族的自治權，以及質疑俄羅斯霸權而成了罪人。也難怪我們在俄羅斯閱兵式和公共節慶中還能看見斯大林的畫像，而列寧根本無跡可尋。幾年前的一次大規模民意調查中，斯大林在「從古至今最偉大的俄羅斯人」中名列第三（有趣的是，斯大林是純種的喬治亞人），而列寧只能屈居第六。今天的斯大林並非是因為共產主義信仰而受敬仰，而是因為他恢復了俄羅斯的偉大地位，在列寧的反愛國主義「偏差」之後「撥亂反正」。而對列寧來說，「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必然伴隨著保護弱國不受強國欺侮的舉動：一個主宰著其他國家的「大國」必須要將全部權力交還他國。這一點切中要害，彰顯了他們革命家所宣揚的國際主義的嚴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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