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法國大革命是由哲學導致的，這一點和「哲學被稱作世界智慧（Weltweisheit）」這個原因不無聯繫；它（哲學）作為事物的純粹本質，不僅成為存在於自身之中以及為它自身服務的真理，也在世界（現實的）事務中展現自己的存在形式、證明其真理性。由此，我們不應該否認這樣一個觀點：革命是從哲學之中接受了第一次衝動……要知道，並非自太陽高懸天幕、群星環繞而行以來人們就知悉自己的思想，知悉人的存在集中體現於他的頭腦（即思想），並且在思想的啟發下構建出眼前的現實世界……直到現今，直到人們已經認知到「思想應當引領精神現實」這樣的原則，情況才得到改變。由此可以說，我們現在身處光輝的精神黎明。所有思考著的存在都分享著這個時代所帶來的喜悅。崇高人物的情感激勵人心；靈魂的熱情震顫世界，彷彿神聖與世俗的和解首先得以實現了。

這種讚美當然沒有讓黑格爾停止他的冷酷分析：這種抽象自由的大爆發轉移到其對立面——自毀式的革命恐怖，其內在的必然性究竟為何？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忘記，黑格爾的批判是內在式的，首先接受了大革命（以及其核心補充物，海地革命）的基本原則。據此，也應該對十月革命（以及稍後的中國革命）抱有相同的態度——正如巴迪烏所說，它是全部人類歷史上，受剝削的貧苦人第一次成功打倒自己的敵人。他們是新社會裡完完全全的初學者；他們要親手創立標準。革命建起了一套嶄新的社會秩序，穩定了自身；新世界得以開闢，而且奇蹟般地在難以置信的經濟孤立與軍事壓力之中存在了數十年。這無疑是「光輝的精神黎明，所有思考著的存在都分享著這個時代所帶來的喜悅。」與一切等級嚴明的秩序相反，普適的平等直接地掌控了權力。

在這種二擇一（看待上述革命運動的方式）選項之中，潛藏著一種根本的哲學困境：看起來，其中唯一一以貫之的黑格爾立場便是那種用觀念現實化嘗試的成敗與否來衡量觀念本身的觀點，於是，在這般以歷史運動的外貌為標進行全盤要素調和的視角之下，任何超越了觀點本身現實化範圍的行為都要受到嚴重懷疑。這樣的後果是，如果我們堅持那些從其歷史失敗之中存活下來的永恆理念，以黑格爾的觀點來說，理念必然會從「要素與外貌的完全現實統一」層級滑落到「應該超越其外貌的要素」層級。不過，這是真是假呢？人們也可以說，從失敗中存活下來的烏托邦理想與那在理念與其外貌之間進行的全盤調和並不衝突：基本的黑格爾觀點認為，完全實現一個理念的失敗與理念本身的失敗（局限性）是同步的，這種觀點一直受到認可。應該補充的不過是這樣一句話：把觀念同它的實現相隔開的溝渠，恰好指示著觀念內部的溝渠（缺陷）。這正說明了，為什麼這般如鬼魂一樣糾纏著歷史事實的理念標誌著新的歷史事實本身的謬誤，以及其自身觀念方面的缺陷——以雅各賓派理想中的烏托邦為例，它沒能在這種功利的資產階級現實環境中實現，這一點也同時揭露了功利主義現實自身的局限性。它的失敗之處正在於沒能建立起一種新的日常生活形態：它仍然只是一種狂歡節式的情感溢出，在國家機器的保障下，日常的生產生活仍然在繼續，而沒有受到改變。

這個失敗的教訓是，我們應當把關注重點從「實現不再需要代表、國家秩序和首都的極高生產力的統治」這樣一個烏托邦夢想轉移到「哪一種模式可以代替現行的自由民主代議制國家」這個問題上來。十月革命之後不久，這個革命國度逐漸轉變為日常生產生活的組織，此時上述的問題便爆發出來了。托洛茨基的倡議是，要在無產階級的自發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領導之間建立一個交互影響機制。而列寧的解決方案則顯得非常「康德」：周末的公共會議上要自由辯論，但是工作日則必須要服從和勞作：

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工人）實際上從來沒有看到有產階級即剝削階級真正地為他做出過任何犧牲，或是為他的利益捨棄任何東西。他從來沒有看到過有產階級即剝削階級把許諾過多次的土地和自由給他，把和平給他，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們犧牲「大國地位」的利益和大國秘密條約的利益，犧牲資本和利潤。只是在1917年10月25日以後，當他自己用武力取得了這種東西，並且必須用武力來保衛這種東西不受克倫斯基、戈茨、格格奇科利、杜托夫、科爾尼洛夫（註：依次為臨時政府首腦、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革命派、哥薩克將領和白衛軍將領）之流侵犯的時候，他才看到了這種情形。當然，在一定時間內，他的一切注意、一切思想、一切精力都只求喘喘氣，伸伸腰和舒展一下軀體，取得一些可以取得的而被推翻的剝削者一直拒絕給予的眼前生活上的福利。當然，需要經過一定時間，普通的群眾才能不僅親眼看見，不僅信服，而且還會親身感到：這樣隨便地「取得」、奪得、撈一把是不行的，這樣會助長經濟破壞，招致滅亡，導致科爾尼洛夫之流的（土匪）捲土重來。普通勞動群眾生活條件上（因而還有心理上）相應的轉變不過剛剛開始。我們的全部任務，被剝削者求解放願望的自覺代表者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任務，就在於認識這個轉變，了解這種轉變的必然性，領導為尋找出路而精疲力竭的群眾，引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即遵守勞動紀律，把開群眾大會討論工作條件同在工作時間無條件服從擁有獨裁權力的蘇維埃領導者的意志這兩項任務結合起來……勞動人民舉行群眾大會的這種民主精神，猶如春潮泛濫，洶湧澎群，漫過一切堤岸。我們應該學會把這種民主精神同勞動時的鋼鐵紀律結合起來，同勞動時無條件服從蘇維埃領導者一人的意志結合起來。（《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1918年4月）

這裡你當然可以去嘲笑列寧（或者是因他的言論感到恐慌），可以指責他拘泥於工業家的行為範式，等等——但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在二十世紀，「讓大多數人發聲」的直接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那種所謂的工人議會（「蘇維埃」）——大多數西方人士都熱愛這種模式，甚至包括像漢娜·阿倫特這樣一類把工人議會看作古希臘城邦制度迴響的自由主義者。在現實社會主義時代，「民主社會主義者」的隱秘願望以人民自發組織的形式存在於蘇維埃的直接民主制度之中；而隨著現實社會主義的衰頹，這個持續糾纏著它的解放陰影也令人痛心地消失了。這難道不正好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議會路線不過是「官僚化」現實社會主義的虛幻復刻和一種沒有任何獨創積極內容、無法作為社會組織長期基本原則的固有（在現實社會主義情境下的）越界行為嗎？現實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議會民主制的一個共同點在於，他們都相信天然透明的社會組織的可能性，認為這種透明可以阻止政治的「異化」（國家機器、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條例、法律秩序、警察，以及其他）。而，現實社會主義的終結不正是對這種共同特質的批駁嗎？不正是一種「後現代」式的聽天由命，認為社會是由眾多「次級系統」聚合的複雜網路，由此又覺得一定的「異化」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構成嗎？不正是因此，一個完全透明的社會反而成了充滿極權主義潛質的「烏托邦」嗎？那麼也難怪，當代的「直接民主」實踐，從巴西的貧民窟到「後工業化」的數碼文化（對新興的「部落式」黑客社區的描述也會讓人想起議會民主的邏輯，對吧？），都出現了相同的情況：出於結構上的原因，它們無法單獨接管整個領域，而必須依賴於國家機器。

後現代資本主義的思想家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實踐還被束縛在以階級為中心的國家計劃體制邏輯之下，因此無法與當前的信息革命帶來的社會效應接軌。這樣的說法好像確實有一些不錯的實證性依據：歷史再一次書寫了極端的諷刺，共產主義政權的解體成了經典馬克思主義里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辯證法最有力的註腳——這恰恰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推翻資本主義的論述的基礎。瓦解共產主義政權的最有效催化劑正是它們自身在「信息革命」所引進的全新社會邏輯面前的笨拙遲緩：它們試圖把這個「革命」引導為另一個大規模集中的國家計劃體制。然而，到了今天，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資本主義自身反而是不能和信息革命接軌了（例如知識產權的問題，和「共同合作社」<cooperative commons>的興起，等等）。

那麼，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在列寧完全意識到布爾什維克權力的局限性的情況下，發生了什麼情況呢？這裡，我們要再次展示一下列寧和斯大林的觀點：在列寧最後的作品中，在他早已經放棄了「國家與革命」的烏托邦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察覺出一種意在為布爾什維克權力指明路線的、節制的「現實」計劃的輪廓。鑒於俄國經濟不發達且文化水平落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是不現實的任務；蘇維埃政權只能一邊推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溫和政策，一邊對充滿惰性的農民群體進行高強度的文化教育——不是那種「共產主義宣傳」的洗腦，而只是耐心地、漸進地提高生活標準，進行文明開化。事實證明，「我們還要做大量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達到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平……我們必須要牢記，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擺脫半亞洲式的不文明狀態。」（《日記摘錄》，1923年1月）所以，列寧對任何「移植共產主義」的直接嘗試都持續地保持著警惕：「決不能把這話理解為我們應當馬上把純粹的和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帶到農村去。在我們農村中奠定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前，這樣做對於共產主義可以說是有害的，可以說是致命的。」（同上）於是他掛在嘴邊的格言就成了：「此處最為有害的事情就是操之過急。」與這種「文化革命」的立場相反，斯大林選擇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走上了與列寧完全相悖的道路。

這是不是意味著，列寧默默接受了孟什維克對布爾什維克烏托邦理想的批判，轉而採納了他們的革命階段論呢？這裡我們可以觀察到列寧在工作上的凝練的辯證思維：他完全清楚，在20年代早期，擺在布爾什維克面前的主要任務本來是應該由一個進步的資產階級政府去完成的（人口教育的普及，等等）；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承擔起了這些任務」的事實從基礎上改變了情勢——其中存在著一種獨特的機會，即可以用某種方式去實施這些「開化」措施，藉以和那局限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框架劃清關係（義務教育真正地為人民服務，而不是一張被用來宣傳狹隘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面具，諸如此類）。於是，這個辯證意義上的悖論顯得非常有趣，俄國希望渺茫的處境（國家的落後強迫著無產階級政權進行資本主義的開化進程）反而可以被轉化成獨特的優勢。

於是我們有了兩種革命模式，兩種不相容的革命邏輯：要麼以目的論的方式等待最終危機的發生，屆時革命會在歷史演化的必然趨勢下，「在合適的時機」爆發；要麼承認革命並沒有「合適的時機」，並把革命看做一種浮出水面的機遇，必須要在「正常的」歷史發展之中走彎路去抓取這樣的機會。列寧絕不是那種主觀色彩濃厚的「唯意志論者」——他真正堅持的是，這種例外（一連串非常情況的組合，比如1917年發生在俄國的那些）提供了一種摧毀規範本身的方法。而難道說，這種激辯之辭、這種基本立場的重要性在今天不是愈發明顯嗎？國家和它的機構以及其中的任職人員越來越難以正視和指明那些核心議題，我們難道不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嗎？1917年時，有些人還相信俄國所面臨的緊迫問題（和平、土地分配，等等）可以通過「合法的」議會途徑來解決，而當代的幻影和一百年前的那些可謂是如出一轍：比如，把市場經濟的邏輯擴展到生態領域就可以避免環境危機（讓污染者賠付其造成的環境破壞，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