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於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際撰寫的政論，我於去年將它翻譯成中文，現分段放出。

一、回憶與重複

《回憶、重複與修通》——弗洛伊德於1914年創作了這篇短文，它的標題為「我們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如何看待十月革命」這樣一個問題提供了最佳的範式。弗洛伊德在文中提及的三個概念形成了辯證的統一體：它們指明了分析過程的三個階段，而從一個階段到另一階段的過渡一定會遭遇阻抗。心理治療中，第一個步驟（回憶）需要被治療者回憶起被壓抑的創傷經歷，而催眠可以達到效果，使這些經歷浮出水面。不過這個階段很快就會陷入停頓——以這種手段得到的內容還缺乏合適的象徵性情境，因此仍然無效；它無法轉換被治療者的意識主體，阻抗也依然活躍，因此限制了被揭示內容的體量。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它完全專註於過去而忽視了受治療主體當下的意識群，這一群體使得過去的經歷保持著符號化的活躍。阻抗則以轉移的形式表達出來：她會重複那些不能正確回憶的經歷，把過去的意識轉移到當下（例如，她將研究者認作自己的父親）；她會表演、嘗試復刻那些不能正確回憶的經歷，而當研究者向她指出這一點時，她會以反抗回應干涉。修通，指的是修通阻抗，並把它從研究的障礙轉變成有力的手段。而以徹底的黑格爾觀點來看，這種轉變具有相當的反身性：阻抗連接著主體與客體，連接著過去與當下，它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思維被錨定在過去，而且這種錨定是由當下生命活動中的困局所帶來的。

要討論1917年，我們也要從回憶、回想十月革命的真實經過，以及革命滑向斯大林主義的反轉開始。共產主義政權的一個重大道德-政治問題可以被歸納為「造神，卻也造罪」這個主題。與充滿血腥與監禁的過去公然對立之後，一個共產主義政權能夠倖存嗎？如果可以，是以哪種形態，又到什麼程度呢？這種對立的第一個例子，當然是尼基塔·赫魯曉夫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期間所做的關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報告的第一個驚人之處在於，它將斯大林的個人品行認定為其罪行的關鍵因素，因此，相伴地，缺少對權力制度問題的系統分析；第二點在於，它竭力要保持「革命起源」的純潔性：對斯大林的定罪局限於30年代逮捕和殺害黨的高層領導人，以及軍官的大清洗活動（恢複名譽相當具有選擇性，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仍然遭到貶斥，更不用說托洛茨基），而刻意忽略20年代末的大饑荒；更甚，報告宣稱黨轉回到了它的「列寧主義」根基之上，這樣一來列寧就成了被斯大林破壞和背叛的純正「革命起源」。薩特在他1970年對報告的分析中簡明扼要地指出：

斯大林的確發起了大清洗，把革命的土地變成了警察國家；他相信蘇聯必須要通過集中營社會主義才能達成共產主義。但正如一位事件見證者所指出的那樣，官方認為說出實情有用，是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到更好的謊言了。而這個從官方嘴裡吐出的真相，馬上就變成了被事實所確證的謊言。斯大林十惡不赦？好吧。可全蘇維埃社會又是怎麼把他推上寶座，又讓他在上面坐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呢？

王爾德戲謔地說：說真話的孩子遲早挨打。那麼，赫魯曉夫稍後的命運（他於1964年被政敵擊敗）算不算證明了這句話呢？在一個核心要點上，薩特的分析還是顯得不足：即使赫魯曉夫是在「為制度代言」——他說「機器本身健康可靠，出問題的是操作人員；這個破壞者的死讓全世界鬆了一口氣，一切都在重回正軌」——他的報告仍然帶來了破壞性的衝擊，他的干預也開啟了最終瓦解整個系統的進程，這是今天值得銘記的教訓。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赫魯曉夫1956年批判斯大林罪行的報告是一個純粹的政治行為，在此之後，如威廉·陶布曼所言，「不管是蘇維埃政權還是他本人，都沒能恢復元氣」。儘管在這次大膽的行動中，機會主義的動機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有更多因素是不能用單純的計算來解釋的。這是過度的魯莽，無法用戰略推理的眼光來闡述。報告之後，局勢便再也無法倒帶，鐵腕領導的理論基石因此被毀滅；所以，也難怪整個幹部系統都暫時陷入了癱瘓。在報告期間，有大約一打代表精神崩潰並且被緊急送醫；風格強硬的波蘭共產黨總書記博萊斯瓦夫·貝魯特因心臟病而死，模範斯大林派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飲彈自盡。這裡的論點不是說他們是「正直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對蘇維埃政權不抱有任何主觀幻想的冷酷操縱者。真正崩潰的是他們的「客觀」幻想，是那個為他們無休止地追逐權力提供背景板的「大他者」形象。那個大他者，他們曾為之改換信仰（原先也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去相信的）的大他者，轟然瓦解了。

赫魯曉夫之所以賭博，是希望自己有限的告解能夠強化共產主義運動——短期來看他的確達到了目的。應該牢記，赫魯曉夫時代是最後一個真正擁有共產主義熱情、擁有對共產主義事業信仰的時代。赫魯曉夫1959年訪問美國，並向美國公眾發布挑釁性的講演，宣稱「你們的子孫後代將會成為共產主義者」時，他堅定有力地表達了整個蘇聯幹部系統的鋼鐵信念。而他於1964年去位之後，一種聽天由命式的犬儒主義就佔據了上風，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戈爾巴喬夫以更極端的對立手段與過去決裂為止（此時布哈林等人終於被恢複名譽，但是至少對戈爾巴喬夫來說，列寧仍然是不可觸碰的參考基準點，而托洛茨基則繼續遭到貶抑）。

如上文所示，一次過去的共產主義實踐的回憶錯位和重複就是像這樣組合運作的，但這種謬誤絕不是那些拒絕清算過去並因此重走舊路的共產黨人的專利。標準自由派和保守派對十月革命的妖魔化同樣忽視了其中顯而易見的解放意義，把它貶低為一次血腥的奪權行動。兩派對這次革命的不同見解導致雙方劍拔弩張，但這不意味著斯大林主義的脫軌就成了次要問題，因為人們完全可以說：斯大林路線正是布爾什維克計劃的一種必然，說明布黨那宏偉願景的結局從一開始就註定了。這正好能夠闡明，為什麼說他們的計劃帶有真正的悲劇色彩：這是從勝利之初就被斥為失敗的宏圖，卻又是真正帶有解放性的見地。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修通作為一種激進的共產主義再思考，和為了在現代重新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進入我們的視野。也正是由此，只有那些真正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人們才能對斯大林主義和它的產物所帶來的悲哀現實做出尖銳的批判。我們要面對這樣的事實：列寧和他的遺產被當成了明日黃花，是已經失效過時的「範例」。他不僅囿於時代限制，對許多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心議題的問題視而不見（生態問題，性解放鬥爭，等等），而且採取了許多不為現代民主氣氛所接受的野蠻政治行動，又用全盤集中的國有工業體系思維錯誤地看待新社會，諸如此類。那麼，與其徒勞無功地試著從斯大林思想的浮土中發掘原本的列寧精髓，拋開列寧、回到馬克思那裡去，去找尋在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實踐中出現偏差的理論根源，是不是更有裨益呢？

不過，當時的列寧難道不正是被類似的絕望所包圍著嗎？誠然，當今的左翼正面臨著一整個進步運動時代終結所帶來的分裂與崩解，這強迫著他們去重新定義自己事業的最基本坐標。但是，也正是這同樣的經歷，才催生了列寧主義。回憶一下吧，當1914年秋天，所有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塞爾維亞社會民主黨是光榮的例外）都決定加入所謂「愛國陣線」的時候，列寧該有多麼震驚。當德國社民黨的日報《前進報》（Vorw?rts）報道社民黨人在帝國國會投票支持軍事行動時，列寧甚至以為這是俄國秘密警察用來欺騙工人的假消息。在這樣一個軍事衝突把歐洲大陸深深撕裂的時代，要拒絕「選邊站」的觀念和他祖國境內的「愛國熱忱」該有多麼困難啊！有多少偉大人物（包括弗洛伊德）都曾向狂熱的民族主義躬身，哪怕只有短短几周！

用阿蘭·巴迪烏的話來說，1914年的衝擊是一次「大災難」（désastre），是讓整個世界都深陷其中的災厄：它不僅讓田園詩式的資產階級信仰崩壞，同時也重創了伴隨其發展的社會主義運動。連列寧本人的立場也深受動搖——他本來在《怎麼辦？》（Что делать?）一文中表現出了永不滿足和不畏犧牲的精神。這種全無希望（Verzweiflung）的時刻，卻為列寧主義的誕生敲開了大門，打破了第二國際以來的進化主義史觀——而列寧是唯一一個能夠堅定屹立風口之上的人，也是唯一一個能清晰闡明這一切災難背後真相的人。在迂迴折返，仔細研讀黑格爾的《邏輯學》之後，列寧終於得以在這失望時刻重生，洞見那獨一無二的革命機遇。

當今左翼所面臨的處境與當初孕育了列寧主義的處境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性，它的任務就是要「重讀」列寧。「重讀」並不意味著要回到列寧那裡去，而是要承認「他已經死了」，即他給出的具體解決方法失敗了，而且是遭遇了慘敗。「重讀」列寧意味著我們必須要明辨什麼是列寧所做的實事，什麼是他所開創的可能性，也要承認列寧的行為和那甚至能壓倒列寧自身的另一面思維之間的衝突。「重讀」列寧不是要做他做過的事，而是要總結他未竟的事業，反思他錯失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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