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6年，大明嘉靖5年，朝鮮中宗21年，日本大永6年。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對於東亞影響深遠的事情——大內義興（朝鮮史料稱之為「新介」）的家臣三島清右衛門發現了石見銀礦，這個極盛時佔到全球銀產量1/3、一直開採到上世紀20年代的銀礦。此後，日本各大名都越來越重視礦業開採，一條從日本經過朝鮮通向中國的白銀之路，在東亞的海域緩緩鋪開。

有證據表明，中國是中日韓三國中使用灰吹法（詳見朝鮮王朝貨幣史（4）：朝貢金銀導致的危機）煉銀最早的國家，而朝鮮次之。1533年，日本商人神谷壽貞協助大內義興的兒子義隆招徠了會用灰吹法的工匠，從此銀礦的產量突飛猛進。這一技術究竟來自中國還是朝鮮，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關於朝鮮和日本之間的採礦技術交流，《朝鮮王朝實錄》中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中宗34年（1539），朝鮮全州判官柳緒宗走私案發。經過調查發現，他不僅僅勾結京中商人走私白銀入境，還偷偷將采銀技術傳授給日本人。為了掩人耳目，煉銀就在他家中進行。

對於日本突然間變成了白銀出口大國，朝鮮的消息是非常靈通的——因為這裡是日本出口貿易的最近目的地。此前，日本出口到朝鮮的金屬主要是銅，還有部分「金、銀、龍腦等物」。但是從16世紀30年代起，白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數量也越來越多。1538年，大內氏遣使帶來白銀5000餘兩，折布480同（24000匹）。朝鮮官員談及此事就感嘆說，「近來倭人只持銀兩，而不持他物」。雖然朝鮮再三宣諭日本商人要求其不要帶銀來朝貿易，但是出於「懷柔遠人」的考慮，對於日商的貿易要求，朝鮮還是會盡量滿足的。

朝鮮第一次了解到日本銀山的存在，是中宗37年（1542）。是年，日本使臣安心東堂攜帶國書訪朝（由於「日本國王之印」在大內氏手中，所以攜帶了「國書」的安心東堂應為大內氏使臣），其中對於金銀開發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我（日本）北陸有山，其名曰金山，近年產於真銀，實季世之偉珍也。故往歲以之獻於大明，大明嘉悅。」這裡說的「金山」可能是越後國邊界的鳴海金山，而非更著名的佐渡金山——後者的開發要晚到17世紀初。而「獻於大明」也似非無據可憑，1539、1540兩年都有日本使臣來華。安心東堂此來，還攜帶了8萬兩白銀、20萬斤硫磺等物，請求貿易。按照官價，這相當於9000同（45萬匹）布，朝鮮一時籌措無力，所以雙方反覆爭論。最後朝鮮用1200同棉布（棉布一匹合五升布二匹，即相當於48000匹布）買了20000兩白銀，稍高於市價，以安日本使臣之心。剩餘的貨物，准許日本使臣私貿。私貿開展得如火如荼，相比於公貿，「私貿倍之，積如丘山」，日本使臣用白銀「盡易京商白絲、緞子等輕物而去」。此後，日本使臣又在1556、1563、1568年三次攜帶大量白銀來朝貿易，每次都堪稱滿載而歸。

從此以後，日朝之間的貿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兩國間通過三浦商人的貿易「肆行貿買，不可紀極」。中日兩國海商（也可以說是海盜）也開始將日本白銀轉賣到中國，「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貿」，時有因風向原因漂流到朝鮮海岸的中國人和日本人。

這些日本白銀中的另一部分則通過燕行使流入中國，每次使團夾帶都以萬兩計，不攜銀者百不存一，以至於大明禮部主事宋維元特意耳提面命朝鮮使臣，稱「聖節（嘉靖生日）、千秋（莊敬太子生日）兩行次，多用銀兩，牙人爭利，多有害事。」沿途百姓對於朝鮮使團打著國家使臣旗號的逐利行為頗為不齒，斥之為「賈胡」（即做買賣的胡人）。有的使團成員和商人勾結，商人負責從日本人手中收購銀兩，使團成員則攜銀入京購買「唐物」回國銷售；有的使團成員受「諸宮權貴之家」委託，代為購求珍玩；還有的人乾脆直接和日本商人合作，比如通事金世亨，為了獲取白銀而攜帶生絲「潛入海島」和日本人交易，最後事發被捕。

這條穿越東亞三國的貿易網路導致的結果，就是日本白銀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入中國，連朝鮮人都感嘆「倭銀流布，冒禁挾持，販鬻北京者，倍萬於前」，「銀兩日佈於中國」云云，即其明證。雖然如此，白銀卻依然沒有在朝鮮人心中樹立起貨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