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大翻译家张友松（上）

小编的话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大翻译家张友松的悲剧故事。他是小编特别喜欢的一位译者，小时候看的马克·吐温都是他翻译的。他年轻时跟鲁迅是好朋友，身为译者也颇有名望，出版社都愿意预付给他版税；可他的晚年却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瞎了一只眼睛，手持放大镜坚持翻译作品。这样一个人的人生故事，没人敢轻易动笔去写。也许只有像本文作者、D.H.劳伦斯的译者黑马这样，经过了多方调查研究，才敢向这位被埋没的大翻译家致以译界晚辈的敬意。

（本文曾在《悦读》第40期上发表）

一

中国翻译界有一位专门翻译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作品的「专业户」，翻译了几代读者耳熟能详的名著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傻瓜威尔逊》等，其中著名的《竞选州长》多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位老翻译家叫张友松，民国时期他曾经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文集里一百多处提到与张友松的交往。上世纪50年代他与大译家曹靖华、傅雷、汝龙齐名，但他就如同中国文坛上划过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流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作品改用「常健」笔名出版，从此张友松这个名字就从著名译家的行列里消失了。到文革结束，得到平反，这位1903年出生的民国老人年事已高，又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无单位、无工资、无养老金，仅靠北京政协资助少量生活费，与同样无工作的老伴偏居成都陋巷，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因此没能像一些错划为右派的文化老人（如当年的同事冯亦代、荒芜、符家钦等，他们比他年轻、身居京城）那样平反后再度崛起，重享盛名。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追访译界老人，甚至像李景端先生告诫我的那样「你要进行抢救式采访」，写了几十位老译家，可竟然对张友松这位曾经如此耀眼的译界巨星一无所知，估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吧。这是历史的误会和耻辱，是该让广大读者重新认识和了解张友松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国文人了。

因为被埋没得太久，想在网上查找张友松的资料基本属于大海中捞针，但我还是很幸运地通过各种关键词搜索到了一些零星的资料，这其中老诗人和翻译家、张友松当年的同事荒芜先生的女儿林玉的博客进入了我的视野，里面有她回忆「张友松伯伯」的散论，我就冒昧给她留言请求帮助，后来得到了她的一些对历史的解读高论。仝保民先生为我提供了《新文学史料》1996年2期上张老的女儿张立莲撰写的《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一文，这是唯一一篇张老亲人的回忆文字，情理交融，十分宝贵。我在微博上谈论起张友松时，素昧平生的康拉德作品译者赵挺为我复印了老翻译家符家钦的散文集，其中一篇就是回忆老师张友松的文章。我还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任吉生找到了五十年代开始在人文社工作、后任该社外国文学副总编的秦顺新老人，电话采访了他，耄耋之年的秦老是健在的唯一一位在人文社与张友松有过书稿和日常来往的老一辈了，但他还是告诉我当时他太年轻，没有与张友松有深入的接触，那些对张了解更多的人都不在了！

所有这些网路搜索和电话采访都让我感到是在浩瀚的夜空中穿越历史，在脑海里借助一二张老照片重构张友松的形象，这种重构是与历史的雾霾和血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民国老人、曾为鲁迅鞍前马后奔走效力，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人间惨剧，依然刚直不阿，顽强地独自支撑，贫病交加，在陋室寒屋里借助放大镜依旧辛勤笔耕不辍，翻译著他钟爱的马克·吐温作品，他是用生命在翻译，直到92岁贫病中撒手人寰。

他的一位当年的学生在1998年曾写了《翻译家穷死成都》一文，描述他所居住的陋巷穷屋，经常忍饥挨饿。有人对「穷死」一说表示质疑。严格说，那是一条普通劳动者居住的陋巷，他下岗的女儿只能居住在那样的地方。城市低收入者在此生老病死，似乎也平常，但人们并不知道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这个同样普通的风烛残年的老人竟然是著名翻译家，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带病苦苦地进行著文学翻译这样似乎是十分风雅的高尚工作，他曾经锦衣玉食，西装革履，在五十年代是月入300元的大文学家，享受预支固定额度版税的待遇，这样的待遇仅次于周作人。似乎是缘于这种「落差」和历史悲剧，才说他是「穷死」的。

二

1903年11月12日，张友松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塘，自幼家境贫寒。12岁上随大姐到北京半工半读求学，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课余翻译英文小说。受大姐影响，张友松在北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除李大钊外，他当时还与邹韬奋、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其间，他还跟随大姐去当时荷属苏门答腊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试图能以此挣一笔较大的收入奉养母亲和弟妹，但不仅没挣到钱，连回国的船票都是同胞们给凑的。后来，张友松同大姐继续回北大半工半读。不得不说的是，这位具有先进思想的大姐就是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张挹兰。军阀张作霖入京后，拘捕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家，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唯一一位女性就是张挹兰。

大姐张挹兰牺牲后，他的家庭负担加重，无法继续在北大的学业。鉴于他勤奋好学，读书期间已发表过不少英文翻译小说，鲁迅便推荐他去了北新书局做编辑。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张友松仗义执言为鲁迅追讨出版社所欠的稿费，因此失去了自己在北新书局的工作。「别看鲁迅的文章写得泼辣不留情面，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在版税这类问题上往往抹不开情面，所以被人欺负。」张友松回忆说。

鲁迅的日记里114次提到张友松，说明他很器重这个年轻人。甚至在一次聚会中，林语堂先生因不知情提到张友松，引起鲁迅反感，二位文学大家当场反目。

失去工作后鲁迅先生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垫付500元帮助张友松开办春潮书局，还帮他组稿，策划出版文艺丛书。但张友松是一介书生，并不善于经营，书局很快倒闭。为此张友松很内疚，认为这是他「毕生莫大的憾事」。

春潮书局倒闭后张友松陆续在青岛、济南、衡阳、长沙、醴陵和重庆等地做过近10年的中学教员，并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过晨光书局。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仍然勤于笔耕，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契诃夫、屠格涅夫、普列沃、歌德的许多名著。

重庆解放后张友松先生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参与重庆市文联和西南文联的筹备工作。本来有关领导要安排他当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几所大学也请他去任教，但他谢绝了这些出人头地的机会，一心留恋文学翻译事业。最终是在1951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宋庆龄女士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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