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一章「学而」，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意思是：有道德学问的人要老成持重，否则就没有威风凛凛的风度，没有这种风度，表示只学到表皮，轻浮有余，庄重不足，也就是没有学到家。替人办事要真心真意，跟人说话要说话算话，讲信用。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犯了错误，不要害怕改正。

孔子的言论常是一些平常的道理，或者道德修养，几乎没有哲学的思辩。所以黑格尔这样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辣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方人如此看待孔子，是从好的一面来评价。他们没看到的孔子另一面，他是带有相当势利眼与深沉的「智者」。

「君子不重则不威」，教导中国人要老成持重，要一板一眼，要有一股不可亲近的威风样。结果不管是不是君子，凡当官的，不管多大的官，或者担任公司的高级职位者，或者发了财的，个个都威风凛凛，不懂得幽默，每每装得像大人物，一般人不可亲近。流风所及，虚假一片，寻常老百姓只有受气的份，只有被轻视的感觉。

孔子将人分成君子与小人，是典型的二分法(dichotomy)。其实人有各式各样，何止这两种？有没有七分君子三分小人的人，这到底属于君子或小人？二分法很容易把人分成「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大陆文革时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例子，台湾也用二分法动员群众投票。这种思考方式有利于斗争及夺权，但也导致自我毁灭。

说「主忠信」，社会上却常不忠信，所以才要大声疾呼。不必讳言，中国人的平均道德比西方，是较高或较低？孙中山曾说中国人的道德比西方差，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成问题的观念是：「无友不如己者」，交朋友要算计是否比自己强，不如己的就不要交。这种交友标准，不先考虑是否气味相投，是否真心，而以胜不胜过自己为标准。苏东坡曾提出疑问：「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就是说，若采取这种观念，那些胜过自己的，怎会跟我交朋友？孔子的理论要成立只有一个方法，即这种交友方法是独得之秘，天下人都不懂，只有自己最聪明。我交朋友之前要先秤斤论两，斤两不够的我不交。可是，既然自己最聪明，那怎么有人能成为我的朋友？所以，别人不如我，想跟我做朋友，门都没有。

西方人对交友之道没有孔子那样精算，他们认为友谊最重要。例如培根「论友谊」这样说：「因为在没有『仁爱』的地方，一群的人众并不能算做是一个团体，许多的面目也仅仅是一列图画；而交谈则不过是铙钹叮铃作声而已。这种情形有句拉丁成语略能形容之：『一座大城市就是一片大荒野』；因为在一座大城市里朋友们是散居各处的，所以就其大概而言，不像在小一点的城镇里，有那样的交情。但是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并且很真实地断言说，缺乏真正的朋友乃是最纯粹最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则斯世不过是一片荒野；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意义来论『孤独』说，凡是天性不配交友的人，其性情可说是来自禽兽而不是来自人类的。」「友谊底主要效用之一就在使人心中的愤懑抑郁之气得以宣泄弛放。」「友谊底第二种功用就在它能卫养并支配理智。」由此可见，友谊是必须存在于仁爱的环境中，它不是用来争胜的，也不是以功利的心态来竞标的。可是孔子为了成就君子，不惜牺牲交友的真性情，这是中国人常「伪而诈」的根源。

一旦功利取的思想开其端，如水之就下，滔滔不可止，到了战国时代更是极端了，韩非即是典型。孔子提倡「人不如己」的标准，韩非就主张隐藏自己，让对方摸不著头绪，大家都以势利眼相对待，谁不如己就很难说了。一切趋于政治权术。所以韩非主张「无为术」，即「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也就是说，若自己的意图亮明，人家就会防备；若不把意图亮明，人家就无从捉摸。为了破除隐藏，韩非又主张「听言术」：「听言之道，容若甚醉。」意思是，听人说话，要故意装成醉昏昏的样子，让别人抓不住我。除此之外，为了侦知别人的意向，韩非又主张「明暗术」，例如「握明以问所暗」，意思是，将已经觉察到的迹象，去审问别人的秘事；又有「挟智而问」，即设计出问题再问人家；又如「举措以观奸动」，是把别人的错事记录起来，再观察别人是否继续犯错；又有「明说以诱避过」，是把已经知道的事情摆出来，诱导别人坦白隐藏的问题；又有「宣闻以通未见」，是宣布传闻的材料去揭穿别人未告知的事。韩非无所不用其极，又想出「倒错术」，即说话不堂堂正正地说，故意说得语无伦次、是非颠倒，然后试探对方的反应。这些都是「不真心」的花招。结果整个中国社会何尝不弥漫这种妖氛，说明白一点，即尔虞我诈。

说「无友不如己者」的孔子，也许太自以为聪明，无意间促成中华文明的这副面貌。

──黄哲真200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