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最低的水果摘完以后》的作者序

先进国家都老早摘完伸手能摘的水果，之后又经历多次「摘完某一高度水果」的时刻。1982年我去美国念书，美国就处于如此窘境，媒体都是关厂、裁员新闻，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街头游民暴增。但在此之前，自从1776年宣布独立，美国已有过四十几次衰退，每次都挺过来了，因此我没听到美国人自己在唱衰美国，或嫌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


台湾如今盛行唱衰台湾，一大原因是从前都没遇过闷经济，缺乏经验，因此特别徬徨，感到无望。


那么，台湾为何会迟至21世纪，才第一次感受到闷经济？美国经济频频摔跤，台湾自从1858年开港，除了两次政权暴力更迭的短暂动荡，可说一帆风顺，是因为台湾比较厉害吗？


当然不是。美国走在前面，每次遇到危机都必须花时间辩论，尝试错误，才渐渐学会如何产业升级，维持市场秩序。美国付学费学到的宝贵经验却是全世界皆可参考。美国人工成本上升，就发展出国际分工体系，Made in Taiwan玩具、成衣因此在六、七○年代大量涌入美国，台湾却无需自己研发生产技术。先行者跌撞，追随者平顺，道理在此。


换成果树的比喻，就是台湾光靠发展落后这一点，手摘水果数量就注定多于美国，才能摘这么久。中国又在台湾后面，手摘水果又比台湾多，目前好多还没摘完。这是中国成长率高于台湾的最主要因素。扯年轻人只追求小确幸是扯远了。就算年轻人真是小确幸世代，这也是闷经济的果，不是因。


我说台湾从前摘到的水果比较低，并无对前人不敬的意思。台湾在六○年代从进口替代转型为出口导向，八○年代又发展成高科技电子大国，都是了不起的成就。问题是过往的成功经验已经无法复制。如今，我们只能记住「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专注为现有问题寻求解方，而不是缅怀过去。


缅怀过去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典范在夙昔」。记住尹仲容、李国鼎的贡献虽然重要，但是「典范在夙昔」却常有一种弦外之音，就是经济下滑都怪官员不如从前能干。


在言论自由的时代，官员被嫌笨是正常的。就算官员真的能干，其政策也往往三五年才见真章，让批评者没话说。但要以为台湾问题是因为官僚今不如昔，却是思考怠惰。尹仲容、李国鼎成功，是因为抓住国际分工体系初步成型的机遇。台湾的经济奇迹放在东亚也不奇特，前有日本，后有中国，同期则有其他三小龙。


我们要如何确知，今日台面上那些大家公认很笨的官僚，把他们丢去五十年前，就无法创造经济奇迹？换一个问法：倘使尹仲容、李国鼎重返人间，凭他们的眼界，就有办法处理今日难题吗？


例如中国崛起，就是尹仲容、李国鼎从没处理过的一道难题。自家果树可以手摘的水果摘快完时，邻居突然邀你去摘他家水果，而且他家果树还特别多株，株株都水果低垂，这时你会想留在自家果树下吗？


李登辉于是锁起门来不准自家人去隔壁。理论上，「戒急用忍」很正确，因为人除非不敢觊觎别家的低垂水果，不然不可能认命好好研究自家越来越难摘的水果应该怎么摘。问题是，在自由民主时代，邻居说欢迎我去摘，自家人凭什么不准我去？


这又是尹仲容、李国鼎不必面对的另一难题。他们手里的政策工具，例如管制外汇、限缩金融业务，后来皆已消失。威权时代要执行「戒急用忍」也许容易，但其配套是各种法规钳制市场，一定打击经济。


这是「典范在夙昔」反映的另一种思考怠惰：明明威权已经结束很久，我们却还在期待强人。从前人民无法当家做主，因此思考不是人民的事，是强人手下官僚的事。缅怀尹仲容、李国鼎，很大成分是在缅怀那个重要决策都天高皇帝远的时代。


台湾进入民主时代后，政治人物都很爱讲「拚经济」。这三个字的头号问题是空洞，让人误以为目前瓶颈只是意愿问题：只要政府有心，经济就能上去。第二个问题是「拚」字很误导。难道台湾还停留在拚就能赢的阶段吗？许多企业主显然这么想，工时才会越来越长，终于逼出大减工时弹性的「一例一休」。


事实上，任何经济体只要「摘完某一高度水果」，面临的一定是知识问题，还有取舍问题。所谓知识问题，就是人力水平必须提升。尹仲容、李国鼎规划的产业环境只需要少数菁英念大学，台湾要挺过闷经济却需要大量高阶人才，因此本书有多篇文章讨论高等教育。


至于取舍问题，是指改革一定会侵犯某些人利益。台湾上次有严重侵犯少数人利益的改革，就是「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推行当时如果像今天一样自由民主，地主一定也天天上街抗争，提起行政诉讼，并发动连署罢免立委。


某些取舍的重点则不是利益分配，而是价值。尹仲容、李国鼎的时代人民普遍都穷，因此没人在讲公平正义。但如今人民已有十分之一大富或中富，三分之一目前不富不贫，但正渐渐趋贫。公平正义已是目前社会上正进行的最重要讨论。本书多篇文章，例如关于富人税、房屋税，都是我加入讨论的尝试。每人重视的价值不同，我个人较重视自由。


当然我无法说服所有人同意我主张。但我至少希望说服大家能够跟我一样乐观，更懂得欣赏台湾的优点。例如我就认为，台湾只会代工这一点并不可耻。


只要行销与制造分流，制造都叫代工。看来二者还会继续分流，因此只要台湾依然擅长代工，就会制造业很强。


很强的制造业，一定是建立在稳固的智慧财之上。像鸿海、台积电在美国都是专利大户。相反的HTC手机即使全盛时期，专利也不多。Nokia与Motorola卖掉手机部门，卖的其实是智慧财而不是品牌，因为智慧财比品牌长久。在科技快速变革的时代，品牌可以楼塌楼起，智慧财却不能平地起高楼，必须一楼楼往上盖。因此，代工创造的附加价值也许没有少数成功品牌高，它提供的就业质量与稳定度却大大胜过品牌。代工也代表我们拥有制程上的珍贵智慧财，不是别人可轻易取代。


许多人对台湾悲观还有一原因，就是动不动拿台湾跟中国比。书中很多文章讨论中国，就是要指出这种类比的不恰当。两边地理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亦不同。中国年轻人狼性，是因为狼性在中国依然有用。等中国亦摘完最低水果，年轻人自然会变另一种性格。


还有一种悲观，是凡事都怨怪中国。台湾产业没升级，某一阶段的确可以归咎中国磁吸，如今却较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中国只能说是照妖镜，照见我们有哪些缺失。


台湾虽然有很多问题，却都是可以解决的。水果不等人，成熟就会纷纷落地，烂掉，因此我们不该浪费时间。只要我们这次学会摘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后代就会更有自信，将来再度「摘完某一高度水果」时，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唱衰台湾。


书籍简介：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