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中國，東西文化碰撞，新學舊學融匯，涌現出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包括梁啓超在內的這些學者，一方面有着“四書五經”等傳統文化的深厚功底，另一方面又開始試着以簇新的理論工具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傳統文化加以梳理，爲現代學術奠定了基礎。

梁啓超

今天是梁啓超誕辰146週年。雖然梁啓超只走過了短短56個春秋，但是他橫跨清末民初時局的時代閱歷，審視世界形勢變革的歷史眼光，以及對自身命運的批判性反思，集中到其文其著裏，拼接出中國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簡史的一角。

與歷史糾纏

梁啓超在《三十自述》裏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出生：“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這四個歷史節點對於梁啓超個人而言，是極具象徵意義的。

自左至右,分爲趙元任、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之於梁啓超，在他看來是源於沒有找到與國民心理相適應的指導思想，意指啓蒙維新變法之路；梁啓超對曾國藩的推崇達到了“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的程度，這種敬佩甚至直接影響到了他的學生李鴻章身上；普法戰爭給梁啓超的觸動更大，他有一篇見地遠在《少年中國說》之上的《愛國論》，其中以普法戰爭爲例，提出民權之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成爲普及傳播現代國家觀的雛形；意大利在梁啓超心目中的地位，從他的傳記文章《意大利建國三傑》中便可管窺一二。

所以，從以上這段自述性質的文字我們不難看出，梁啓超似乎總是本能地將自己放置在歷史的洪流中加以自我審視與觀照，字裏行間透露着一種極強的歷史使命感，以及家國責任感。負載着時代使命的梁啓超，生於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的中國歷史背景下，幾經自身立場和思想的轉變後，最終選擇了以自由思想與封建的殘壘作戰。

曾國藩

作爲近代史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梁啓超所影響的領域是多面的，有一個更加形象的表達：在多達55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其中就有8卷設專條介紹樑的生平業績，另有10餘卷講到樑的貢獻，涵蓋新聞出版、教育、歷史、哲學、經濟、法學、文學、宗教、地理等領域，足見其廣聞博學。

梁啓超的博聞強識，在當時是有目共睹的，被奉以“世界第一之博學家”美譽的他因此也留下許多佳話。據說，梁啓超爲學生講賈誼的《治安策》時，全篇七千餘字的文章，完全在脫稿的狀態下且講且背。當時有學生問他怎麼做到的，樑回答說：“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麼能上‘萬言書’呢？”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赴日簽定《馬關條約》，激起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公車上書”在這種輿論環境應運而生。可以說，“公車上書”是梁啓超開始走上歷史舞臺的起點。這個起點，讓梁啓超的命運與李鴻章，也就是他所從崇敬的曾國藩得意門生髮生了交集。

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定《馬關條約》

1901年9月，李鴻章留下“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感慨，和“海外塵氛猶未息，請君莫作等閒看”的嘆息後含恨離世。同年，年僅28歲的梁啓超懷着“敬李鴻章之才，惜李鴻章之識，悲李鴻章之遇”的心情寫出了《李鴻章傳》。彼時，當他提筆爲李鴻章立傳的時候，不知會不會想到當年6年前與自己筆下人物無意中的“對峙”。

爲他人立傳

梁啓超對傳記文學可謂一往情深，他的傳記人物囊括了先秦、漢宋、明清等歷史名人，以及達爾文、盧梭、亞里士多德等西方巨擘，甚至連乞丐、伶人及太監（1896年創作《三先生傳》）也成爲梁啓超的立傳對象。

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戊戌變法開始

1898年，梁啓超因戊戌變法失敗逃亡日本後，以其親身經歷爲基詳敘變法經過，並對變法發起及失敗原因作了深刻分析，集結成書後題名《戊戌政變記》，其中第五部分《殉難六烈士傳》即是分別爲“戊戌六君子”寫的傳記文章。和後來的傳記相比，此時的梁啓超在寫法上尚未脫離傳統歷史傳記的窠臼。

郭沫若雖然對梁啓超成爲保皇派心存鄙屑，但是對他寫的傳記卻不吝溢美之詞。郭沫若在自傳《我的童年》中這樣評價梁啓超的傳記文學：“他著的《意大利建國三傑》……，以輕靈的筆調描寫那亡命的志士，建國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崙、畢士麥之餘便是崇拜的加富爾、加里波蒂、瑪志尼了。”

郭沫若（右一）

《意大利建國三傑》刊發在他本人於1901年創辦的《新民叢報》上，這一年，可以視作梁啓超在傳記文章領域中的關鍵節點。從《南海康先生傳》和《李鴻章》兩篇傳記開始，梁啓超走向了探索現代傳記文學對中國古典傳記寫作互補的可能性，於是在日本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單獨開闢“傳記”欄目，筆墨所觸將中外人物盡收其中。

新民叢報

在這份自辦的報紙專欄中，身處異國的梁啓超陸續發表了《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黃帝以後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法蘭西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之後在1903年2月離日遊美，“傳記”暫時由他人填補空白。1904年4月，梁啓超重新主持《新民叢報》，續寫完《克林威爾傳》後，又推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及《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梁啓超將這篇傳記分爲殖民蘇門答臘島者、殖民菲律賓者、殖民爪哇島者、殖民婆羅島者、殖民緬甸者、殖民越南者、殖民暹羅者以及殖民馬來半島者等八個部分，分別敘述國人殖民海外的事蹟。從一定角度上，這算是一篇應時之作。正如這篇傳記《序言》部分所言：“用以發揚我國光，喚起同胞開闢新地之觀念，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表彰幽潛，震動耳目，我華人所應永永不忘也。世之君子，以觀覽焉。”

梁啓超

梁啓超的“傳記”專欄以《鄭和傳》收場，時年1905年5月，但這並不意味着梁啓超傳記寫作生涯的終結。三年後，梁啓超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古代人物，《王荊公》與《管子傳》兩篇傳記問世。《王荊公》也就是我們後來讀到的《王安石傳》，這篇傳記在梁氏所有著作中屬空前鉅製，其傳記文學造詣以及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尤其是糾正了《宋史》對王安石的極力歪曲，還原了改革家王安石的雄才偉略和卓越人格。自梁啓超《王荊公》始，開啓了爲王安石翻案的風氣。

梳理梁啓超爲他人立傳的創作歷程，從最早的1896年《三先生傳》，至1924年《朱君文伯小傳》，窮盡半生長達29年；選擇的立傳人物，從先秦諸子百家至晚清名臣李鴻章，時間跨度長達2600年；空間跨度從古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到歐洲各國各時期的哲學家、政治家，傳記內容長則十幾萬字揮灑，短則百餘字“略傳”。實際上，梁啓超打破時空限制，把爲人立傳的目光投向世界範圍內的著名思想家及政治家身上，其用意無非是思想啓蒙、開啓民智。

開學問之先

在很多學科門類中，梁啓超都是扮演着開先河的角色，這一方面源於他自身“猶河漢之無極”的廣博學識，另一方面歸功於梁啓超開始自覺地以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西方簇新的理論工具對傳統文化的梳理，從而爲現代學術奠定了基礎。

梁啓超《名人傳記》

比如，梁啓超一直鍾情的傳記文學，就吸納了西方現代傳記文學的寫法和技巧，對中國傳統的傳記文學革故鼎新，從而使古老僵化的中國傳記文學，在20世紀初期呈示出現代化的轉機。

再如，梁啓超在與革命派論戰的過程中獨創了一種後來被稱爲“報章體”的散文新體，其遣詞行文介於古文與白話文之間，“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不僅得到當時士子和普通百姓的接受，更重要的是其直接影響到後來的新文化運動，開“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先河，成爲彼時“文體改革的先導”。

值得一提的是，梁啓超對於豐富我國語言詞彙同樣有重要的貢獻。最具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啓超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該詞彙的使用在社會輿論和民族認同等多個方面，提升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此外，梁啓超在彼時還大膽引入外來詞彙，尤其是從日文漢字中吸收了諸如“經濟”、“組織”、“幹部”、“銀行”等新詞，這種因中日“同文”造成的近代中國借用、吸收日語詞彙的現象被後世稱爲“逆輸入”。

梁啓超在引入日語詞彙的過程中，尤其注意對詞彙原意的闡釋，從而起到詞意相互照應的目的。比如，“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羣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

梁啓超《自由書》

現在我們發現，註解中的日本詞彙已經成爲我們現代社會中的日常用語。這些詞彙大多集中出現在《清議報》所刊載的梁啓超《自由書》專欄中，當時也正是梁啓超大量閱讀日文書刊並汲取新知識的時期。

回望梁啓超走過的五十六個春秋，浮沉於近代史海，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見證着時代變遷和社會革新的浩瀚進程。他起身於國恥世變之下，呼號於雲變波折之中；終生所想無非國強民富，畢生所求只是開啓民智。

梁啓超一路走過，身後就是一部厚重而滄桑的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