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东西文化碰撞，新学旧学融汇，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这些学者，一方面有着“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另一方面又开始试着以簇新的理论工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为现代学术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

今天是梁启超诞辰146周年。虽然梁启超只走过了短短56个春秋，但是他横跨清末民初时局的时代阅历，审视世界形势变革的历史眼光，以及对自身命运的批判性反思，集中到其文其著里，拼接出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简史的一角。

与历史纠缠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里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这四个历史节点对于梁启超个人而言，是极具象征意义的。

自左至右,分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于梁启超，在他看来是源于没有找到与国民心理相适应的指导思想，意指启蒙维新变法之路；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推崇达到了“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的程度，这种敬佩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身上；普法战争给梁启超的触动更大，他有一篇见地远在《少年中国说》之上的《爱国论》，其中以普法战争为例，提出民权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成为普及传播现代国家观的雏形；意大利在梁启超心目中的地位，从他的传记文章《意大利建国三杰》中便可管窥一二。

所以，从以上这段自述性质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似乎总是本能地将自己放置在历史的洪流中加以自我审视与观照，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家国责任感。负载着时代使命的梁启超，生于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的中国历史背景下，几经自身立场和思想的转变后，最终选择了以自由思想与封建的残垒作战。

曾国藩

作为近代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所影响的领域是多面的，有一个更加形象的表达：在多达5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其中就有8卷设专条介绍梁的生平业绩，另有10余卷讲到梁的贡献，涵盖新闻出版、教育、历史、哲学、经济、法学、文学、宗教、地理等领域，足见其广闻博学。

梁启超的博闻强识，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被奉以“世界第一之博学家”美誉的他因此也留下许多佳话。据说，梁启超为学生讲贾谊的《治安策》时，全篇七千余字的文章，完全在脱稿的状态下且讲且背。当时有学生问他怎么做到的，梁回答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公车上书”在这种舆论环境应运而生。可以说，“公车上书”是梁启超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这个起点，让梁启超的命运与李鸿章，也就是他所从崇敬的曾国藩得意门生发生了交集。

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定《马关条约》

1901年9月，李鸿章留下“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感慨，和“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的叹息后含恨离世。同年，年仅28岁的梁启超怀着“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的心情写出了《李鸿章传》。彼时，当他提笔为李鸿章立传的时候，不知会不会想到当年6年前与自己笔下人物无意中的“对峙”。

为他人立传

梁启超对传记文学可谓一往情深，他的传记人物囊括了先秦、汉宋、明清等历史名人，以及达尔文、卢梭、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巨擘，甚至连乞丐、伶人及太监（1896年创作《三先生传》）也成为梁启超的立传对象。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

1898年，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以其亲身经历为基详叙变法经过，并对变法发起及失败原因作了深刻分析，集结成书后题名《戊戌政变记》，其中第五部分《殉难六烈士传》即是分别为“戊戌六君子”写的传记文章。和后来的传记相比，此时的梁启超在写法上尚未脱离传统历史传记的窠臼。

郭沫若虽然对梁启超成为保皇派心存鄙屑，但是对他写的传记却不吝溢美之词。郭沫若在自传《我的童年》中这样评价梁启超的传记文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毕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郭沫若（右一）

《意大利建国三杰》刊发在他本人于1901年创办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年，可以视作梁启超在传记文章领域中的关键节点。从《南海康先生传》和《李鸿章》两篇传记开始，梁启超走向了探索现代传记文学对中国古典传记写作互补的可能性，于是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单独开辟“传记”栏目，笔墨所触将中外人物尽收其中。

新民丛报

在这份自办的报纸专栏中，身处异国的梁启超陆续发表了《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之后在1903年2月离日游美，“传记”暂时由他人填补空白。1904年4月，梁启超重新主持《新民丛报》，续写完《克林威尔传》后，又推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及《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梁启超将这篇传记分为殖民苏门答腊岛者、殖民菲律宾者、殖民爪哇岛者、殖民婆罗岛者、殖民缅甸者、殖民越南者、殖民暹罗者以及殖民马来半岛者等八个部分，分别叙述国人殖民海外的事迹。从一定角度上，这算是一篇应时之作。正如这篇传记《序言》部分所言：“用以发扬我国光，唤起同胞开辟新地之观念，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表彰幽潜，震动耳目，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世之君子，以观览焉。”

梁启超

梁启超的“传记”专栏以《郑和传》收场，时年1905年5月，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传记写作生涯的终结。三年后，梁启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人物，《王荆公》与《管子传》两篇传记问世。《王荆公》也就是我们后来读到的《王安石传》，这篇传记在梁氏所有著作中属空前巨制，其传记文学造诣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尤其是纠正了《宋史》对王安石的极力歪曲，还原了改革家王安石的雄才伟略和卓越人格。自梁启超《王荆公》始，开启了为王安石翻案的风气。

梳理梁启超为他人立传的创作历程，从最早的1896年《三先生传》，至1924年《朱君文伯小传》，穷尽半生长达29年；选择的立传人物，从先秦诸子百家至晚清名臣李鸿章，时间跨度长达2600年；空间跨度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到欧洲各国各时期的哲学家、政治家，传记内容长则十几万字挥洒，短则百余字“略传”。实际上，梁启超打破时空限制，把为人立传的目光投向世界范围内的著名思想家及政治家身上，其用意无非是思想启蒙、开启民智。

开学问之先

在很多学科门类中，梁启超都是扮演着开先河的角色，这一方面源于他自身“犹河汉之无极”的广博学识，另一方面归功于梁启超开始自觉地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西方簇新的理论工具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从而为现代学术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名人传记》

比如，梁启超一直钟情的传记文学，就吸纳了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的写法和技巧，对中国传统的传记文学革故鼎新，从而使古老僵化的中国传记文学，在20世纪初期呈示出现代化的转机。

再如，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的过程中独创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报章体”的散文新体，其遣词行文介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不仅得到当时士子和普通百姓的接受，更重要的是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开“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先河，成为彼时“文体改革的先导”。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于丰富我国语言词汇同样有重要的贡献。最具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该词汇的使用在社会舆论和民族认同等多个方面，提升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梁启超在彼时还大胆引入外来词汇，尤其是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诸如“经济”、“组织”、“干部”、“银行”等新词，这种因中日“同文”造成的近代中国借用、吸收日语词汇的现象被后世称为“逆输入”。

梁启超在引入日语词汇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对词汇原意的阐释，从而起到词意相互照应的目的。比如，“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梁启超《自由书》

现在我们发现，注解中的日本词汇已经成为我们现代社会中的日常用语。这些词汇大多集中出现在《清议报》所刊载的梁启超《自由书》专栏中，当时也正是梁启超大量阅读日文书刊并汲取新知识的时期。

回望梁启超走过的五十六个春秋，浮沉于近代史海，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见证着时代变迁和社会革新的浩瀚进程。他起身于国耻世变之下，呼号于云变波折之中；终生所想无非国强民富，毕生所求只是开启民智。

梁启超一路走过，身后就是一部厚重而沧桑的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