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末年，以「礦稅」「商稅」為名四處派出稅監搜刮民財。當然，這些在有的人看來，都是我大明皇帝英明神武的決策，而反對的東林黨自然是禍國殃民，為了一己私利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鑒於此輩能把一切中國史料的作者說成是東林黨，在已知東林黨在朝鮮半島並未開設分團（@SNH48）情況下，我們來看看朝鮮對待礦稅是個什麼態度。（不過還是會有人想出新的招數——比如朝鮮也全是儒家大師，所以他們都是一夥的云云）

萬曆二十七年（1599），明朝京營軍官閻大經（一作「閻大敬」，查《明神宗實錄》當為前者）上書，稱朝鮮「八地道土沃，金、銀礦兼獺皮、弓箭、蠶繭、紙札、方物，不一而足」，此外還可以在遼東徵收商稅，在蓋州等地開礦，在開原設馬市，每年收入三萬餘兩。至於這些錢的用處，閻大經說得很直白——「皆仰裨御前供給之用，可稍助大工萬一之費也」。

所謂「大工」，指萬曆二十五年（1597）紫禁城失火，三大殿被燒毀之後的修復工程。除此之外，萬曆末年的重大事件還有皇子及諸王冊封、冠禮、婚禮、建王府、征田地等等，都是要錢的。至於這些要多少錢……僅僅冠、婚禮就花費930萬兩，相當於一個萬曆朝鮮戰爭七年的總花費（這個數字還有爭議，一般認為在780-1000萬兩之間）。再說一個數字，清末歲入數倍於明末的情況下，光緒的婚禮花費是550萬兩。朱翊鈞和有的人一樣，從來不會想著在這種不正經的事情上節約。當然這所有的孽因，都在二十八年後的陝北結下了孽果。

朱翊鈞聽罷非常高興——對於撈錢的事情他從來沒有消極怠工過，一向從「善」如登，在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命太監高淮和閻大經來遼東。高淮此行，遼東能在京中說得上話的大小文官齊齊上奏抵制，武德充沛的東北老鐵甚至在山海關把高淮等人堵住差點揍了一頓，但是統統沒用。四月，遼東地方官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想到了朝鮮。朱翊鈞可以不幹活，但是不能不要天朝上國的臉面。讓朝鮮替遼東上書阻止開礦，朱翊鈞總不能再拿「不報」二字直接搪塞。於是，當年五月朝鮮方面正式上疏，表示我們這裡剛被萬惡的日本人荼毒了一遍，什麼「獺皮、弓箭、蠶繭、紙札」統統的沒有；至於白銀，當初宋應昌也曾經派人來采銀，可是沒採到。所以，稅監還是不要來朝鮮了。

這奏疏的效力果然立竿見影，稅監沒有來朝鮮——但是有效期六年。

萬曆三十一年（1603），高淮提議在中朝邊境的互市當中通行白銀。對於大明來說，通行白銀本不是什麼事情，但是對於戰亂以後幾乎沒有白銀開採而且已經禁止白銀通用的朝鮮（端川銀礦在七年戰爭期間幾乎被采盡，戰後曾經幾次嘗試開新礦，但是成績都不好）而言，則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但是再難的事，在天朝命令之下也不是事……朝鮮在不久後，也找到了中江開市的正確打開方式。

話說朝鮮人眼裡，晚明世風日下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派來的使臣（不管是文官還是太監）手一個比一個不幹凈，而且胃口越來越大。光海君時代有這麼一個例子，朝鮮給「天使」修了座浮橋，結果使者表示橋就不必了，折價給銀子就行，至於過河我們自己想辦法——把朝鮮君臣雷了個外焦里嫩……「天使」們開口要的銀子越來越多，朝鮮人也就意識到在中江收稅，其實是一個開源的好辦法。

至於光海君時代為什麼對明朝使者有求必應、沒求照樣應，除了建州崛起帶來的外部壓力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光海君急需明朝的配合來宣揚自己的正統性。

光海君繼位年（1608），明朝使臣嚴一魁等人來查訪光海君繼位情況（當然光海君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連被廢的臨海君都非常配合，完全沒有透露光海君繼位過程和繼位後的腥風血雨）。為了接待明朝使臣，光海君花了數萬兩白銀，直接用光了朝鮮可憐的儲備，朝鮮不得不繼續推行按品納銀的制度。此舉導致朝鮮銀價暴漲，從十年前的每兩白銀三匹布上漲到了十匹。當年年底，明朝遣使正式冊封光海君為國王，這次使者胃口更大，連開讀詔書都要一萬兩銀子「潤口」。徹底無奈的光海君一面下令解禁銀礦改為收稅，一面派人收購日本白銀（朝日關係在1607年已經正常化），前後送給使臣白銀二萬餘兩。

明朝使者又一次獅子大開口，是光海君13年（1621）替天啟皇帝宣即位詔的劉鴻訓、楊道寅二人所為，二人在朝鮮期間共索賄六七萬兩，「東土物力盡矣」。 「曹儲掃如, 辦備無策」的朝鮮，不得不開始賣官，兩班納銀可授堂上虛職，庶人納銀免役。

光海君13年（1621），毛文龍襲取鎮江，之後由於敗於後金軍，在朝鮮西北部無法立足，退入皮島。次年，南路監軍梁之垣攜白銀三萬兩赴朝鮮。梁此行是作為明朝「三方布置」中南線行動的一部分，即熊廷弼所設想的從登萊組織水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梁的許可權也非常大，「如事可自決者, 遠在閫外, 許爾相機行事」。可惜大明所託非人，此公在朝鮮辦的最大一件事是和朝鮮要了六萬兩銀子（朝鮮里外里還賠了三萬），還征了七十條大船，高價賣給打算從海路避難的遼民，又賺了近萬兩，除此之外，「略無指揮」。

當大明的使者們都是這等醜態的時候，想來離亡國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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