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末年，以「矿税」「商税」为名四处派出税监搜刮民财。当然，这些在有的人看来，都是我大明皇帝英明神武的决策，而反对的东林党自然是祸国殃民，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财政于不顾。鉴于此辈能把一切中国史料的作者说成是东林党，在已知东林党在朝鲜半岛并未开设分团（@SNH48）情况下，我们来看看朝鲜对待矿税是个什么态度。（不过还是会有人想出新的招数——比如朝鲜也全是儒家大师，所以他们都是一伙的云云）

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朝京营军官阎大经（一作「阎大敬」，查《明神宗实录》当为前者）上书，称朝鲜「八地道土沃，金、银矿兼獭皮、弓箭、蚕茧、纸札、方物，不一而足」，此外还可以在辽东征收商税，在盖州等地开矿，在开原设马市，每年收入三万余两。至于这些钱的用处，阎大经说得很直白——「皆仰裨御前供给之用，可稍助大工万一之费也」。

所谓「大工」，指万历二十五年（1597）紫禁城失火，三大殿被烧毁之后的修复工程。除此之外，万历末年的重大事件还有皇子及诸王册封、冠礼、婚礼、建王府、征田地等等，都是要钱的。至于这些要多少钱……仅仅冠、婚礼就花费930万两，相当于一个万历朝鲜战争七年的总花费（这个数字还有争议，一般认为在780-1000万两之间）。再说一个数字，清末岁入数倍于明末的情况下，光绪的婚礼花费是550万两。朱翊钧和有的人一样，从来不会想著在这种不正经的事情上节约。当然这所有的孽因，都在二十八年后的陕北结下了孽果。

朱翊钧听罢非常高兴——对于捞钱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消极怠工过，一向从「善」如登，在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命太监高淮和阎大经来辽东。高淮此行，辽东能在京中说得上话的大小文官齐齐上奏抵制，武德充沛的东北老铁甚至在山海关把高淮等人堵住差点揍了一顿，但是统统没用。四月，辽东地方官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想到了朝鲜。朱翊钧可以不干活，但是不能不要天朝上国的脸面。让朝鲜替辽东上书阻止开矿，朱翊钧总不能再拿「不报」二字直接搪塞。于是，当年五月朝鲜方面正式上疏，表示我们这里刚被万恶的日本人荼毒了一遍，什么「獭皮、弓箭、蚕茧、纸札」统统的没有；至于白银，当初宋应昌也曾经派人来采银，可是没采到。所以，税监还是不要来朝鲜了。

这奏疏的效力果然立竿见影，税监没有来朝鲜——但是有效期六年。

万历三十一年（1603），高淮提议在中朝边境的互市当中通行白银。对于大明来说，通行白银本不是什么事情，但是对于战乱以后几乎没有白银开采而且已经禁止白银通用的朝鲜（端川银矿在七年战争期间几乎被采尽，战后曾经几次尝试开新矿，但是成绩都不好）而言，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再难的事，在天朝命令之下也不是事……朝鲜在不久后，也找到了中江开市的正确打开方式。

话说朝鲜人眼里，晚明世风日下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派来的使臣（不管是文官还是太监）手一个比一个不干净，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光海君时代有这么一个例子，朝鲜给「天使」修了座浮桥，结果使者表示桥就不必了，折价给银子就行，至于过河我们自己想办法——把朝鲜君臣雷了个外焦里嫩……「天使」们开口要的银子越来越多，朝鲜人也就意识到在中江收税，其实是一个开源的好办法。

至于光海君时代为什么对明朝使者有求必应、没求照样应，除了建州崛起带来的外部压力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光海君急需明朝的配合来宣扬自己的正统性。

光海君继位年（1608），明朝使臣严一魁等人来查访光海君继位情况（当然光海君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连被废的临海君都非常配合，完全没有透露光海君继位过程和继位后的腥风血雨）。为了接待明朝使臣，光海君花了数万两白银，直接用光了朝鲜可怜的储备，朝鲜不得不继续推行按品纳银的制度。此举导致朝鲜银价暴涨，从十年前的每两白银三匹布上涨到了十匹。当年年底，明朝遣使正式册封光海君为国王，这次使者胃口更大，连开读诏书都要一万两银子「润口」。彻底无奈的光海君一面下令解禁银矿改为收税，一面派人收购日本白银（朝日关系在1607年已经正常化），前后送给使臣白银二万余两。

明朝使者又一次狮子大开口，是光海君13年（1621）替天启皇帝宣即位诏的刘鸿训、杨道寅二人所为，二人在朝鲜期间共索贿六七万两，「东土物力尽矣」。 「曹储扫如, 办备无策」的朝鲜，不得不开始卖官，两班纳银可授堂上虚职，庶人纳银免役。

光海君13年（1621），毛文龙袭取镇江，之后由于败于后金军，在朝鲜西北部无法立足，退入皮岛。次年，南路监军梁之垣携白银三万两赴朝鲜。梁此行是作为明朝「三方布置」中南线行动的一部分，即熊廷弼所设想的从登莱组织水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梁的许可权也非常大，「如事可自决者, 远在阃外, 许尔相机行事」。可惜大明所托非人，此公在朝鲜办的最大一件事是和朝鲜要了六万两银子（朝鲜里外里还赔了三万），还征了七十条大船，高价卖给打算从海路避难的辽民，又赚了近万两，除此之外，「略无指挥」。

当大明的使者们都是这等丑态的时候，想来离亡国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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