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柏仪（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组织部主任）、陈柏谦（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

自从2017年9月底，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后宣布将启动修改《劳基法》，并端出了五项显然以「弹性」之名，行「修恶」之时的修法方案，各界对于劳工处境的不满与讨论，迅速地又燃烧了起来。

原本在2016年12月立院「砍劳工七天国定假日，换一例一休」的修恶后，工商团体、民进党政府、主流媒体联合起来，铺天盖地打造了「一例一休窒碍难行」、「缺乏弹性劳资双输」、「物价大幅上涨害惨劳工」等说词，诉求「再次修法」。这些说法自赖清德端出修法草案后，迅速被翻转，不再被大众接受。转而替代的是：企业主称「台湾哪有过劳死」，赖清德说劳工低薪无妨当「做功德」，邱议莹呛「抗议的都是放录音带」，以及回想蔡英文所言「劳工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等言论，成了众所瞩目、广受挞伐的「干话」。

也因此，反对《劳基法》修恶的关注声浪，远远溢出了既有工会的组织动员范围。从1223游行消息公告以来，不但工会透过组织动员，网路上不少非传统工运脉络的「各界人士」，也号召大众共同站出来，一起「反对过劳」。根据主办单位的评估，游行当天非属各工会与劳团等组织性动员而来的一般受雇者与青年，人数甚至多过于劳团与各工会所动员的会员人数。许许多多自发行动也陆续在街头展开，媒体关注也超出以往。仿佛是台湾社会对劳动处境累积已久的怒气、失望、不满，在此刻一同迸发了出来。

这股强烈的能量不但超出我们预期，迅速扩散。我们也没能预期到的是，这股能量也冲破了既有行动框架，引发了1223当天抗争的非预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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