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柏儀（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陳柏謙（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

自從2017年9月底，賴清德擔任行政院長後宣佈將啟動修改《勞基法》，並端出了五項顯然以「彈性」之名，行「修惡」之時的修法方案，各界對於勞工處境的不滿與討論，迅速地又燃燒了起來。

原本在2016年12月立院「砍勞工七天國定假日，換一例一休」的修惡後，工商團體、民進黨政府、主流媒體聯合起來，鋪天蓋地打造了「一例一休窒礙難行」、「缺乏彈性勞資雙輸」、「物價大幅上漲害慘勞工」等說詞，訴求「再次修法」。這些說法自賴清德端出修法草案後，迅速被翻轉，不再被大眾接受。轉而替代的是：企業主稱「臺灣哪有過勞死」，賴清德說勞工低薪無妨當「做功德」，邱議瑩嗆「抗議的都是放錄音帶」，以及回想蔡英文所言「勞工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等言論，成了眾所矚目、廣受撻伐的「幹話」。

也因此，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關注聲浪，遠遠溢出了既有工會的組織動員範圍。從1223遊行消息公告以來，不但工會透過組織動員，網路上不少非傳統工運脈絡的「各界人士」，也號召大眾共同站出來，一起「反對過勞」。根據主辦單位的評估，遊行當天非屬各工會與勞團等組織性動員而來的一般受僱者與青年，人數甚至多過於勞團與各工會所動員的會員人數。許許多多自發行動也陸續在街頭展開，媒體關注也超出以往。彷彿是臺灣社會對勞動處境累積已久的怒氣、失望、不滿，在此刻一同迸發了出來。

這股強烈的能量不但超出我們預期，迅速擴散。我們也沒能預期到的是，這股能量也衝破了既有行動框架，引發了1223當天抗爭的非預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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