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這不是國人麻木，而是陷入了一個心理誤區。

比如，很多新聞中常常披露，少年落水，而對於落水這種高風險的搭救行為，路人反而不考慮自身安危，奮不顧身地去搭救。從而使得落水者得救，營救者喪生的悲劇頻頻發生。

而另一個例子，歹徒在公眾場合公然行兇，傷人，而眾人卻多數自保，視而不見。

魯迅先生披露的不就是這樣的社會現象嗎？

人們看了魯迅先生的文章，都覺得中國人，人性扭曲，道德淪喪，情感麻木。這是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悲哀。

果真是這樣嗎？

不是

這樣的情況，在世界各地並非罕見。非洲，中東，甚至在美國紐約，這種現象仍在頻頻發生。

據美國新聞披露，在紐約的一個住宅區。一歹徒深夜劫持一女子，前後花了45分鐘，才將該女子凌辱至死，整個案件的觀察者不少於二百人，每一扇亮著燈的住戶，都可以為她報警求助。其間。有住戶曾向黑暗處大喝一聲，歹徒本已放棄凶，但這裡觀望的住戶並沒有進一步舉措，使得早準備離開的歹徒繼續找到奄奄一息的受害者，直至其死亡。

這個案件轟動一時，社會上傳的沸沸揚揚，一度影響極壞，很多市民建議將那個圍觀的小區住戶集休審判。但最終不了了之。

這些，真的就代表人性的黑暗，人們的麻木之極嗎？

不，我認為，這其中一定有什麼心理誤區。為什麼面對落水者，人們會集體失去安危的理智，撲通撲通跳下去營救，連危險都顧不上？

反正我是無法解釋這裡面的問題，希望有資質的心理研究者能給出一個答案。

謝謝

謝邀。

麻木不仁是人的常態，不光是國人如此，外國人亦然。

個體的人是很脆弱的，也沒有精力多關心別人，人性是以自私作為底色的，非自私，也無以保全生命。魯迅說：樓下在跳舞，船上死了人，而我只覺得他們吵鬧。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這是沒有組織，沒有聯繫的社會中的常態。

當我們只是一個個體，不屬於中國人或者別的什麼群體的時候，我們無法產生共情，別人的苦難，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自己的苦難，也不指望別人來幫忙。

這就會表現為麻木不仁。

之所以魯迅認為中國人尤其如此，是中國人當時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又施以奴化教育，基本上行為類似於牛羊似的動物，羊看到同類被宰殺，一般無動於衷。所以魯迅認為醫治國人精神比體格更重要。但那個時代的魯迅這樣的精英分子，才有了國家和民族的概念，阿Q式的普通人，並不認同自己屬於中國人或者漢族這個群體，他們的天，他們的世界，就是趙莊或者趙老爺這一點點。他們即使精神麻木，也並不需要魯迅這樣的精英來拯救。只有產生了民族思想和愛國思想的魯迅們，才認為自己才有啟蒙和拯救這個群體的義務與需要。

所以觀念很重要，組織也很重要。

甚至組織也是基於觀念組建的。當然，組織也是一種趨勢，分久必合嘛，為了利益，我們會分分合合，會用各種觀念和理念來塑造我們的行為。

人性確實是基於自私的，但這種自私與人的社會性結合之後，又會表現出一種不那麼自私的情況，有了犧牲，有了奉獻，甚至有了為救集體的木頭跳進水裡死掉的青年，可見社會性也對人具有非理性的控制力。社會的狀況基本上是自私人性和社會性組合，人與人互動博弈之後的產物。五胡亂華或者類似的時代，大部分人是沒有尊嚴的流民任人宰割，流民也宰割能宰割的人，成為所有人對所人有人的戰爭。

而當GCD或者李自成什麼 的，將這些人用一個理念組織起來的時候，人就完全不同了。

他們會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們會說，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這是不是完全不麻木不仁了？

所以是組織性的問題，組織起來，人就有了力量，不要麻木不仁的理念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當人們明確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身份，承擔起社會責任，人就脫離了麻木不仁，而成為一個負責任的社會公民。

說到底，是社會性要戰勝天性的動物性自私性的問題。

先說一句話，如果有人看在更新。

你以為是國人麻木不仁。

而是你只看到了麻木不仁的那群人。

這年頭你覺得是做好人好事會被人錄下來發新聞。

還是一群人冷眼圍觀XXX會被錄下來？

很簡單，倖存者效應而已。

（我說出這句話是因為我在黑龍江，如果你想說XXX地方會如何如何，那我不說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小時候走在商場里，然後一個人突然跟我說一句，你鞋帶鬆了。

然後放下手裡的大蔥，俯過身子給我系鞋帶。

是。

問歷史就要去讀歷史。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拿今天的眼光去看一百年前的事，你覺得能得到什麼答案呢？

即便沒有看過讀過多少歷史，先從邏輯上考察一個例子：

比如說封建土地制下的貧農，受地主壓迫。每日所得既要交租，又要充饑，那時的欠收年份時常有之，科技又不像如今一般發達……

你可以想像：在那樣的環境中。人們每天哪有什麼閑心讀書思考呢？哪有時間來問國家社會上的「大事」呢？——甚至於連獲取一些多餘信息的機會都沒有。

這應該說是麻木的一個物質因素。

再看其他因素：

實際上題主在問題描述中似乎導向一個問題：

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

針對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人性是複雜的，而且是可以改變的。至於最開始是什麼樣的：我認為只能用無知來描述。只是其他的人描述他的行為是善還是惡。

一時當奴才也許不忿，日日當奴才也便習慣。何況可能是祖祖輩輩。

一時看殺頭也許不忍，日日看殺頭也便習慣。何況可能是主子交代。

精神世界的弱水萬里又怎能不溺絕人心中本應開放的自由之花呢？

在強大的物質以及隨之而來的精神高壓下，我認為這種「麻木不仁」是一個合理的狀態。

魯迅先生所謂國人麻木不仁顯然是以西方德先生賽先生的衡量標準下說的，也就是民智未開。

魯迅和一大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那波人就是要打破舊秩序，建設新秩序的，簡而言之，掀起中國現代化的啟蒙運動。

所以，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在新的外來的價值體系標準下的中國人就是魯迅說的那樣，公民意識沒有，社會公共道德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共同體沒有，科學素養，民主素養統統沒有。你就設想一下，把你空降到30年前的一個貧困，封閉的小山村做村長，你會受到什麼文化衝擊？

大破大立，必要時就孩子和水一起扔，拿槍的人最有資格說在座的都是土垃圾。

劉半農還主張全盤西化呢。

所以，你這個問題得分層次，得看歷史背景，得從宏觀和個體差異上討論。魯迅說的大體沒錯，時代任務和時代局限讓他這樣說的。今朝的劍不斬前朝的官。

你說的中外人民群眾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圍觀心態確實是人性的問題，不過這種行為在道德和法律上越來越不被容忍，越來越被視為危害群體穩定的壞因素，壞分子，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會在整個社會層面大加斥撻，我覺得是進步。

我覺得吧，以後人們對公德心得要求會越來越高，社會會越來越昌明的。

挺可怕的。

先說小事兒，昨天出門坐公交，上來一個抱小孩的媽媽，沒有讓座的，她抱著孩子坐了兩站。一個老太太坐不住了，這位老太太看起來八十多，據她自己所說她只是想提醒一下坐在特殊座位上的年輕人給牌子上寫的老弱病殘幼讓座，然後被點名的年輕人很不樂意，雖然最後還是站起來了，但是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更能絮叨，她說牌子上寫的老弱病殘專座，你這年輕人坐別的地方我管不著，但是這個座位就是給老弱病殘的，你平時坐就坐了，現在有需要讓座的對象，你怎麼坐的住的？

到現在為止還是平常比較常見的情況，結果人群裡面鑽出來一個五大三粗的中年人，指著老太太的鼻子罵:「你個老畜生，你怎麼不站起來讓座？」老太太也怒了:「你瞎了？你看不見牌子上寫的老弱病殘？我是老你看不見？」這中年人氣勢很盛:「你讓別人讓座，你不讓座，你個老不死的。誰家沒個孩子？你這麼欺負人？」老太太站起來跳腳罵:「我又不是不講理，我問了他有沒有哪不舒服了，他說沒有，我怎麼不講理了？」

這時候前排車廂里的人都開始懟老太太，說她欺負人，老太太氣的大罵顛倒黑白，但是沒有一個人支持她，沒多久中年男人罵罵咧咧地下車了，老太太還在和旁邊人解釋這個座位是給老弱病殘的專座。

大家覺得誰有理？

再來說大事兒，就說這屆yscw，如果不是觀眾們的一再忍讓，流量們至於爬到觀眾頭上？

該亞船說，不讓吐槽，不是禁言就是封號，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了呢？

某導演說過一句話，什麼話我忘了，大概就是垃圾觀眾什麼的吧，當初都在罵他不接地氣，現在呢？

再繼續麻木下去就要被煮熟咯。

@愛撕機膜人 @寫手一條城 @粉神 @李代數 @張英鋒 @劉昭宇 @澹臺明 @揮土如金

對這種狀態的描述沒有問題，問題在導致這種狀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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