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这不是国人麻木，而是陷入了一个心理误区。

比如，很多新闻中常常披露，少年落水，而对于落水这种高风险的搭救行为，路人反而不考虑自身安危，奋不顾身地去搭救。从而使得落水者得救，营救者丧生的悲剧频频发生。

而另一个例子，歹徒在公众场合公然行凶，伤人，而众人却多数自保，视而不见。

鲁迅先生披露的不就是这样的社会现象吗？

人们看了鲁迅先生的文章，都觉得中国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情感麻木。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哀。

果真是这样吗？

不是

这样的情况，在世界各地并非罕见。非洲，中东，甚至在美国纽约，这种现象仍在频频发生。

据美国新闻披露，在纽约的一个住宅区。一歹徒深夜劫持一女子，前后花了45分钟，才将该女子凌辱至死，整个案件的观察者不少于二百人，每一扇亮著灯的住户，都可以为她报警求助。其间。有住户曾向黑暗处大喝一声，歹徒本已放弃凶，但这里观望的住户并没有进一步举措，使得早准备离开的歹徒继续找到奄奄一息的受害者，直至其死亡。

这个案件轰动一时，社会上传的沸沸扬扬，一度影响极坏，很多市民建议将那个围观的小区住户集休审判。但最终不了了之。

这些，真的就代表人性的黑暗，人们的麻木之极吗？

不，我认为，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心理误区。为什么面对落水者，人们会集体失去安危的理智，扑通扑通跳下去营救，连危险都顾不上？

反正我是无法解释这里面的问题，希望有资质的心理研究者能给出一个答案。

谢谢

谢邀。

麻木不仁是人的常态，不光是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

个体的人是很脆弱的，也没有精力多关心别人，人性是以自私作为底色的，非自私，也无以保全生命。鲁迅说：楼下在跳舞，船上死了人，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这是没有组织，没有联系的社会中的常态。

当我们只是一个个体，不属于中国人或者别的什么群体的时候，我们无法产生共情，别人的苦难，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自己的苦难，也不指望别人来帮忙。

这就会表现为麻木不仁。

之所以鲁迅认为中国人尤其如此，是中国人当时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又施以奴化教育，基本上行为类似于牛羊似的动物，羊看到同类被宰杀，一般无动于衷。所以鲁迅认为医治国人精神比体格更重要。但那个时代的鲁迅这样的精英分子，才有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阿Q式的普通人，并不认同自己属于中国人或者汉族这个群体，他们的天，他们的世界，就是赵庄或者赵老爷这一点点。他们即使精神麻木，也并不需要鲁迅这样的精英来拯救。只有产生了民族思想和爱国思想的鲁迅们，才认为自己才有启蒙和拯救这个群体的义务与需要。

所以观念很重要，组织也很重要。

甚至组织也是基于观念组建的。当然，组织也是一种趋势，分久必合嘛，为了利益，我们会分分合合，会用各种观念和理念来塑造我们的行为。

人性确实是基于自私的，但这种自私与人的社会性结合之后，又会表现出一种不那么自私的情况，有了牺牲，有了奉献，甚至有了为救集体的木头跳进水里死掉的青年，可见社会性也对人具有非理性的控制力。社会的状况基本上是自私人性和社会性组合，人与人互动博弈之后的产物。五胡乱华或者类似的时代，大部分人是没有尊严的流民任人宰割，流民也宰割能宰割的人，成为所有人对所人有人的战争。

而当GCD或者李自成什么 的，将这些人用一个理念组织起来的时候，人就完全不同了。

他们会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会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这是不是完全不麻木不仁了？

所以是组织性的问题，组织起来，人就有了力量，不要麻木不仁的理念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当人们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承担起社会责任，人就脱离了麻木不仁，而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

说到底，是社会性要战胜天性的动物性自私性的问题。

先说一句话，如果有人看在更新。

你以为是国人麻木不仁。

而是你只看到了麻木不仁的那群人。

这年头你觉得是做好人好事会被人录下来发新闻。

还是一群人冷眼围观XXX会被录下来？

很简单，幸存者效应而已。

（我说出这句话是因为我在黑龙江，如果你想说XXX地方会如何如何，那我不说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走在商场里，然后一个人突然跟我说一句，你鞋带松了。

然后放下手里的大葱，俯过身子给我系鞋带。

是。

问历史就要去读历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拿今天的眼光去看一百年前的事，你觉得能得到什么答案呢？

即便没有看过读过多少历史，先从逻辑上考察一个例子：

比如说封建土地制下的贫农，受地主压迫。每日所得既要交租，又要充饥，那时的欠收年份时常有之，科技又不像如今一般发达……

你可以想像：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们每天哪有什么闲心读书思考呢？哪有时间来问国家社会上的「大事」呢？——甚至于连获取一些多余信息的机会都没有。

这应该说是麻木的一个物质因素。

再看其他因素：

实际上题主在问题描述中似乎导向一个问题：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针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人性是复杂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至于最开始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只能用无知来描述。只是其他的人描述他的行为是善还是恶。

一时当奴才也许不忿，日日当奴才也便习惯。何况可能是祖祖辈辈。

一时看杀头也许不忍，日日看杀头也便习惯。何况可能是主子交代。

精神世界的弱水万里又怎能不溺绝人心中本应开放的自由之花呢？

在强大的物质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高压下，我认为这种「麻木不仁」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鲁迅先生所谓国人麻木不仁显然是以西方德先生赛先生的衡量标准下说的，也就是民智未开。

鲁迅和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波人就是要打破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简而言之，掀起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所以，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的外来的价值体系标准下的中国人就是鲁迅说的那样，公民意识没有，社会公共道德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没有，科学素养，民主素养统统没有。你就设想一下，把你空降到30年前的一个贫困，封闭的小山村做村长，你会受到什么文化冲击？

大破大立，必要时就孩子和水一起扔，拿枪的人最有资格说在座的都是土垃圾。

刘半农还主张全盘西化呢。

所以，你这个问题得分层次，得看历史背景，得从宏观和个体差异上讨论。鲁迅说的大体没错，时代任务和时代局限让他这样说的。今朝的剑不斩前朝的官。

你说的中外人民群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围观心态确实是人性的问题，不过这种行为在道德和法律上越来越不被容忍，越来越被视为危害群体稳定的坏因素，坏分子，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在整个社会层面大加斥挞，我觉得是进步。

我觉得吧，以后人们对公德心得要求会越来越高，社会会越来越昌明的。

挺可怕的。

先说小事儿，昨天出门坐公交，上来一个抱小孩的妈妈，没有让座的，她抱著孩子坐了两站。一个老太太坐不住了，这位老太太看起来八十多，据她自己所说她只是想提醒一下坐在特殊座位上的年轻人给牌子上写的老弱病残幼让座，然后被点名的年轻人很不乐意，虽然最后还是站起来了，但是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更能絮叨，她说牌子上写的老弱病残专座，你这年轻人坐别的地方我管不著，但是这个座位就是给老弱病残的，你平时坐就坐了，现在有需要让座的对象，你怎么坐的住的？

到现在为止还是平常比较常见的情况，结果人群里面钻出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人，指著老太太的鼻子骂:「你个老畜生，你怎么不站起来让座？」老太太也怒了:「你瞎了？你看不见牌子上写的老弱病残？我是老你看不见？」这中年人气势很盛:「你让别人让座，你不让座，你个老不死的。谁家没个孩子？你这么欺负人？」老太太站起来跳脚骂:「我又不是不讲理，我问了他有没有哪不舒服了，他说没有，我怎么不讲理了？」

这时候前排车厢里的人都开始怼老太太，说她欺负人，老太太气的大骂颠倒黑白，但是没有一个人支持她，没多久中年男人骂骂咧咧地下车了，老太太还在和旁边人解释这个座位是给老弱病残的专座。

大家觉得谁有理？

再来说大事儿，就说这届yscw，如果不是观众们的一再忍让，流量们至于爬到观众头上？

该亚船说，不让吐槽，不是禁言就是封号，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了呢？

某导演说过一句话，什么话我忘了，大概就是垃圾观众什么的吧，当初都在骂他不接地气，现在呢？

再继续麻木下去就要被煮熟咯。

@爱撕机膜人 @写手一条城 @粉神 @李代数 @张英锋 @刘昭宇 @澹台明 @挥土如金

对这种状态的描述没有问题，问题在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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