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时间和文学之间关系是什么？
时间对于文本有一种"根本"的规定性，这种规定在于对文字的写作，对文字阅读的时序性的约束。它构建了一种关于文字（符号）的秩序。合理性的秩序与叙述者感受到的现实秩序交相辉映。
如果说从海德格的层面上，把时间作为"此在"（人）的本质性的表现、人不得不从时间与人的在世关系去理解自身的存在，去理解自身的意义。那么文本的秩序构建，则是叙述者通过文学语言去把握这一关系的过程。
这种把握在巴特看来是"自足世界"的构建，现实的人（被抛入这个世界）体察到的世界一定是有缺陷的，你绝无法看清这个世界的全貌。《写作的零度》把自现实主义以来的写作看做一个艺术世界的构建，它完满而合理，它迫切的与社会历史发生关系，实际上为资本主义言说自身的秩序构建了一个"神话"。其中我们看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时间，现实主义的作品大多是时序合理（情节环环相扣），叙事自然而可把握，人物也按照时间规规矩矩地发展情节。（巴赫金对时空的分析给了我们极好的参照。）
那么如果这种神话已然被认为是一种幻想的合理秩序，一种对现实社会的维护，文学看似是在批判，实际上它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对人的规训。它迫切地让人合理。
于是自20世纪以来，文学对这种幻觉的破解依然落在对时间的操作。以空间的共时性去替代时间的纵时，以平面化的人物达到对深度历史的消解。这是另一种对世界，人类在世状态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文学因为失去了时间对文本的合理性的规约而难以阅读，这又是另一重的困境。
至于文本之外，时间同样扮演了合理性规定的角色。什么是经典的文学，看似是时间沉淀之后"自然"浮现，但实际不过是学术共同体不断阐释中给出的权力的结果。在福柯看来，对文学的阐述，就是要使它合理化，就是要把这个无限的艺术世界，龟缩为有限，对它进行控制。
那么处理时间对文学的关系，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某种"根本性"的问题。
在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之前，文学作品大多都以时间为线索，之后的文学作品开始转向大量空间的描写。
我们来看《包法利夫人》中有一段帽子的描写格外引人注目：年少时的包法利初进学堂，却因举止笨拙打扮怪异，遭到了群嘲。透过学生们的眼睛，包法利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做完课前的祷告之后，他仍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像是一盘大杂烩，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有多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著，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还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著十分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著一个用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的饰带。帽子是新的，帽沿还闪光呢。
对空间的描写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增添对文学作品的想像力。
文学是笔
时间是纸
你我是墨水
共生共存互为因果关系。
文学作品有时代性，不决定他有永久性，但两者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打不上时代印痕的作品，通常也缺乏永久性，上焉者能红极一时，而迅速衰歇，势如花开花落；反之，缺乏永久性的文学作品，仅能行世，而不能传世，我们的后人，又何从了解它的时代性呢？
这是说，仅仅时代性出色，不能保证作品的永久性；但有永久性的传世作品，通常不会缺乏时代性。时间，就是这样淘洗著我们的文学作品。
有人大约会问，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有时代性吗？很明显这些虚构作品，他们的故事搬不到现实中来。但时代性还是有的，那就是我们的古人，写不出这种语言，这种技法，他们借助历史的一些框架，尤其是作品的观念，带著明显的时代印痕。
他们的作品或许永存，但就时代容量而言，老实不客气的说，是不如鲁郭茅巴老曹的。后人或会像看待《三侠五义》一样看待他们，未必因了他们是新武侠，新爱情，他们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就给拔的更高。——这只是说，武侠与言情小说，亦能与时俱进罢了。
再一个例子是我们的课本。盛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哀以伤，这样的时代特征，还是相当明显的。即便选了梁实秋的文章，他主张文学远离政治（虽然他的文学评论，绝不远离政治）抗日时期也在避免宣传，但他的雅舍，漏风漏雨，不也显现了，即便他是那样阔气的一个中产阶级，逃难生活也不好受的。
若有心留意，还可以关注每一篇传世之作，有多少比例，具有反时代的特征。我是见识浅薄，很难举出例子。不知周作人在鬼子入城当日的闲适之作，今后可能传世？
提供一个角度，时间和文学是对手。
人只能生活在时间之流当中，一切都在变化、流逝，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中向往永恒、追求永恒，与现实做挣扎。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而文学就提供了一个永远也不会散的筵席。哪怕文学的主题是「永恒的不可能」，这个主题也是在文本中永恒的。彩云易散琉璃脆，感叹美好易逝的同时，这句诗永远的留下来了。
比如红楼梦，里面的大观园在我看来就是美好的乌托邦，长存在读者心中。每当翻开书，我们就可以短暂的逃离时间、反叛时间，在文学中体会永恒的影子。而最后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是永恒中的一部分，它和大观园一样，永远在那里，长久地与大观园对应体现其意义。
这种与时间的对抗使文学世界像一个宁静、稳固、晶莹剔透又超越于时间存在的胶状物，封闭但一点不让人窒息，相反它使人感到安慰。
作家王小波曾说过:「手里有本好书在读的日子，就像是过节一样。」
节日无非就是对日常生活小小的逃离，文学节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持久、更值得投入。
从形式上来说文学和时间也一样是对手。
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作者，一个故事按时序从头讲到尾好像总有些平淡无聊。
从小学初中我们就开始学习「倒叙」「插叙」等写作手法，如果某文章是倒叙，那第一句话基本要画上波浪线，旁边标注: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美国作家福克纳曾说:「我认为艺术家很可以把时间处理一番。毕竟，人类不是时间的奴隶。」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可以（个人觉得也应该）抛开根深蒂固的线段式的时间观念，抛开「过去」与「未来」，抛开眼前的因果关系，以一种对抗时间的姿态讲述故事、塑造人物。
这并不仅仅为了让作品更好看，也是为了尽可能还原人的存在状态。除了文学，再没别的更好的方式和时间做对手了。
事实上作家也确实一直在尝试这样的对抗。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时序从头到尾都是模糊的，死者随时可能出来对话。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把时间掰成小碎片铺开，让读者真切地认识到世界是一张充满联系的大网。福克纳做的实验就更多了，看《喧哗与骚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肯定认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真正的时间是绵延。
所以，从文学提供的世界和文学创作手段两方面来看，我认为文学和时间是对手，只要人还是人，还有自身的局限，我们就永远需要用文学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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