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所以想问问纳粹干过那些坏事。

当 1941 年杜布诺夫在里加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向犹太同胞们说道：「人们，不要忘记，要大声说出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下文节选自《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译者刘建波。

他们就那么等著，直到每个人都已经喝饱，并且将自己的容器装满了水。党卫军知道，要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没有喝够的话，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归队的。慢慢地，所有人都归队了。队伍沿著一条煤渣路继续前行，路的两侧铺著绿绿的草坪。大约走了 100 米后，队伍来到一个平滑的坡道面前，坡道上有 10 到 12 级台阶通向地下一个巨大的房间，一个巨大的标志牌俯视著整个房间，上面用德语、法语、希腊语和匈牙利语写著「浴场和消毒室」。这个标志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也缓解了队伍中的疑虑和恐惧。他们几乎雀跃著走下了台阶。
房子的中间是成排的圆柱，环绕著圆柱以及紧贴著墙壁都安置了长椅，在长椅上面挂著编号的衣架。用几种语言写成的标志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提醒大家衣服与鞋子要放在一起，尤其别忘记自己衣架的编号，以免在沐浴归来后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真有德国人的风格啊！」那些一直很「佩服」德国人的人们这样评论。
他们是对的。事实上，采取这样的措施的确是为了秩序井然，这样的话，第三帝国所需要的上万双好鞋不会被搞混。衣服也是如此，那些被轰炸后的城市市民能够轻易用得上这些衣服。当时有 3000 人在这个房间里，有男人和女人，还有很多儿童。几个士兵进来后大声宣布，所有人必须在十分钟内将身上的衣服脱光。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目瞪口呆，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害羞的妇女和姑娘们面面相觑，或许她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刚才德语的意思。然而，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命令再一次下达，这次声音更大，语气更吓人。他们开始不安起来，他们的尊严受到了挑衅。但是，他们骨子里特有的顺从让他们感觉到，反抗已经于事无补了，他们开始慢慢地脱掉身上的衣服。老年人、残疾人、疯疯癫癫的人在特遣小分队队员的帮助下也已经脱掉了衣服。十分钟内，所有人都赤裸著身体，他们的衣服挂在衣架上，鞋子成对系在一起。他们也用心记下了衣架上的号码。一个党卫军穿过拥挤的人群，推开了房间另一头一扇巨大的橡木弹簧门。人们穿过弹簧门到达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同样宽敞明亮。这两个房间大小相同，但这个房间既没有长椅，也没有衣架。在房间的中央，以 30 米左右为间隔，立著一些柱子，从水泥地板一直通向天花板。这些明显不是承重柱，而是一些方形的用薄铁皮包裹的柱子。铁皮管的四面都有大量的小孔，看起来像是线阵。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这个房间。一个嘶哑的声音命令道：「党卫军与特遣队员请撤离房间。」他们服从命令并报数离开。弹簧门随即关上，灯光也从外面关闭了。就在此时，驶来一辆最新款的豪华汽车，车上有巨大的红十字会标识。一个党卫军军官和一个卫生服务副官（Sanit?tsdienstgefreiter）踏出车门。卫生服务副官拿著四个绿色的铁皮制成的容器。他上前一步，穿过草坪，此刻的草坪上，每隔三十米，都有一个水泥短管从地面伸出来。在穿戴好防毒面具之后，他打开一个容器的盖子，然后将其中盛放的淡紫色颗粒状的物质倾倒出来。淡紫色的颗粒物直接就落到水泥管的底部。它所产生的气体通过铁皮管上的小孔释放出来，几秒钟后就充满了被放逐者们所处的房间。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死了。对于所有被押送到这里的人来说，发生的都是同样的事。红十字会从外面送来了毒气。焚尸场里从来不会存放这个东西。预先警告是可耻的，但更可耻的是毒气居然被一辆国际红十字会的汽车送进来。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两名毒气屠杀者等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他们点燃了香烟，乘车而去。他们刚刚杀了 3000 个无辜的平民。

20 分钟后，通风机开始嗡嗡作响，用以驱散毒气。门再次被打开，卡车开了进来，一支特遣小分队将衣服和鞋子分开装上车。它们将被送去消毒。这次是真正的消毒。随后，衣服和鞋子就会通过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获得「Exhator」系统专利技术的通风机迅速将室内的毒气排出，但是在尸体之间的隙缝里、门上的裂缝里，凡是狭小的空间里都可能残存著毒气。即便是在两个小时之后，还是会引起剧烈的咳嗽。出于这样的原因，开门后第一批进入的特遣队员都会佩戴防毒面具。屋里再一次点上灯，显现出恐怖的景象来。尸体并没有在房间里东倒西歪，而是混乱地堆在一起，一直堆到天花板，原因是毒气从最低层开始扩散，先是最下面的空气被污染，然后慢慢向上，直到天花板。这会让遇难者们彼此踩踏，疯狂地向上爬，试图逃脱毒气，但很快他们都会被毒气淹没。这是何其惨烈的生存竞争啊！即使只能延迟一到两分钟死亡。要是他们有机会想想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是他们的孩子、妻子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但是他们根本来不及想，他们的姿势表明，那只是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罢了。我注意到，在人堆底部的尽是些妇女、儿童、老人，而在顶部的则是最强壮的人。他们的尸体彼此交错，浑身都是抓痕和瘀青，那是由于他们在挣扎的时候彼此乱抓造成的。血液从鼻孔和嘴巴里流出来，他们的脸肿胀变形，几乎变成蓝色，畸形到无法辨认。即使是这样，有一些特遣队员还是能够碰巧认出他们的亲属。相遇并不常见，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我没有理由再待在这里了，我已经到达了死亡谷底。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我所看到的一切详实地记录下来，为了我的同胞，也为了整个世界。我心血来潮，觉得我应该逃离这里。特遣小分队队员们穿著大号消防靴，围著尸体堆站成一圈，然后开始用强力水柱冲洗尸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人在淹死或被毒气熏死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排便。每一具尸体都肮脏不堪，必须要冲洗干净。一旦对尸体的「淋浴」完成，对尸体的分拣就开始了。此刻，特遣队员都怀著极为悲痛的心情执行一项没有人性的任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用皮带将尸体的手腕打结，然后将皮带紧紧嵌在像老虎钳一样的长柄里。他们用这些皮带将湿滑的尸体拖拽到另一间屋子的电梯里。四部大型电梯上上下下地运行，每部电梯里装入 20 至 25 具尸体。铃声响起的时候，提示这部电梯将要向上运行。电梯向上，然后停在焚尸场的焚化室，巨型滑动门自动打开。操作拖车的另一支分队的特遣队员等在这里。同样，他们将皮带系在尸体的手腕上，把尸体拖到特别建造的坡道上，最终将尸体全部卸在焚尸炉门口。尸体紧紧靠在一起，老人、年轻人、儿童。血不但从他们的鼻孔和嘴角流出，还从他们的皮肤渗出，那是因为与地面摩擦造成了划伤。水泥地面上的排水沟里，流动的都是血与水的混合物。这个时候，对犹太人的开发和利用的新阶段就开始了。第三帝国已经拿走了他们的衣服和鞋子。由于在任何湿度下，头发都可以均匀地伸长或收缩，所以头发也是珍贵的原材料。人类的头发常常用在定时炸弹上，可以很好地实现定时引爆的目的。所以，他们要把死人的头发剃下来。但这还没有结束。正如日耳曼人对内和对外所宣传的那样，第三帝国不是建立在「黄金标准」上，而是建立在「工作标准」上。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要努力劳动，比大多数国家获得更多的黄金。不管怎么说，死者接下来被送到「拔牙特遣队」那里，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焚化炉前。「拔牙特遣队」一共 8 个人，每个队员都装备了两件工具，或者称为两件仪器，随你怎么叫它。他们一手拿著撬杆撬嘴，一手拿著用来拔牙的钳子。尸体仰面朝天，特遣队员用撬杆撬开尸体紧闭的下巴，然后用钳子拔出或干脆直接折断所有金质假牙，以及任何金质的假牙架和填充物。所有「拔牙特遣队」的队员都是优秀的口腔医学家和牙科医生。当门格勒博士需要具备良好的口腔医学技术或牙科技术的医生的时候，他们信心满满地毛遂自荐，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可以在营地中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就像我当初所想的一样。

所有收集到的金牙都泡在一个装满了酸性液体的桶里，酸可以腐蚀骨肉。其他尸体上穿戴的贵重物品，如项链、珍珠、婚戒等，都被摘下来，然后放在只有一个小口的保险箱里。黄金是重金属，我估计每座焚尸场每天可以收集 18 至 20 磅黄金。当然，由于死者的身份不同，所搜集的黄金数量也不同。一些死者比较富有，而另一些从郊区来的死者就很贫穷。
匈牙利的被驱逐者在到达时已经被剥削得差不多了，但那些荷兰、捷克、波兰的被驱逐者，即便他们已经在犹太人区生活数年，却仍然携带著首饰、黄金和美元。通过这种方式，日耳曼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最后一颗金牙被拔下来的时候，尸体就会流转到焚尸小分队手中。在那里，每三个尸体为一组，放在一架由金属薄板制成的手推车上。焚尸炉厚重的炉门自动打开，手推车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然后加热到白炽程度。尸体在二十分钟内就会焚化。每座焚尸场有十五个焚尸炉，这个集中营里有四座焚尸场。这就意味著，一天之内会有数千人被焚化。如此算来，经年累月，每天数千人通过毒气室，然后被送到焚尸炉，最终只剩下焚尸炉中的一撮灰烬。卡车将骨灰运到离集中营数百米远的维斯瓦河，然后把骨灰倒在奔流的河中。即使对于尸体来说，在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与恐惧之后，却换不来一点点的平静。

当运送被驱逐者的车辆到达的时候，负责选人的党卫军在车厢前站成一排，专门搜寻双胞胎和侏儒。那些希望自己的双胞胎孩子得到优待的母亲们非常乐意把他们交给党卫军。在得知从科学角度来说，双胞胎受到青睐以后，成年的双胞胎们自愿站出来主动介绍自己，侏儒也是如此。
他们与人群分开，聚集在右边。他们可以继续穿著他们的便装，党卫军把他们带到特别设计的营房，在那里，他们得到很好的对待。吃得不错，睡得舒服，卫生条件也比其他人强很多。他们被安置在 F 营 14 号营房，从那里被看守他们的警卫带到吉卜赛实验营，然后在实验营接受所有能在人身上进行的医学检查：验血、腰椎穿刺、与双胞胎兄弟换血以及其他众多检查项目，所有的检查都令人感到疲劳和沮丧。来自布拉格的画家迪娜，对双胞胎机体的构造，包括头骨、耳朵、鼻子、嘴、手和脚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每幅素描连同所有个人特征都被分类放在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夹是为了快速查找而专门设置的。通过这些文件夹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对于侏儒来说，步骤也是一样的。前面所谈到的实验，用医学术语表达，就是「活体实验」，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医学实验。如果不用双胞胎做实验的话，活体实验几乎不能取得很好的结果。在各种不确定性下，活体实验结果可能还不如局部实验的结果。然而在最重要的双胞胎研究阶段，即对双胞胎进行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对比研究上，活体实验取得了成功。双胞胎实验会遇到一个问题，在比较健康的双胞胎器官与功能异常的器官，或者生病的器官，抑或者进行其他病理学研究的时候，需要尸体。因为非常有必要同时解剖两具尸体来比较异常现象，所以双胞胎必须同时死亡。也就是说，双胞胎们最终经过门格勒博士之手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B 营。这种现象在世界医学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双胞胎同时死亡，使得同时解剖两具尸体成为可能。通常情况下，谁能碰巧遇到双胞胎死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呢？双胞胎通常由于不同的生活轨迹而分开。他们彼此住得很远，而且很少同时死亡。双胞胎中一个人可能 10 岁的时候死亡，另一个人 15 岁的时候死亡。在那样的情况下，比较解剖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奥斯维辛，有几百对双胞胎，因此也就有几百次同时解剖的机会。这就是为何在卸货站台，门格勒博士将双胞胎和侏儒从被驱逐者中单独分出来。这就是为何这两类特殊的群体被分在右手边一列，幸免于难。这就是为何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居住的地方环境卫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互相传染疾病，不会有人先走一步——他们必须同时死亡，而且身体健康！

特遣队的队长过来跟我说，一个党卫军警卫与一队运送尸体的特遣队员正在焚尸场的大门口等我。我去与他们会合，因为他们不可以进入焚尸场。我从警卫的手中接过与尸体有关的档案。这是一对幼儿双胞胎兄弟的档案。另一队全部由妇女组成的特遣队把包裹著的棺材放在我的面前，我打开了棺材盖，里面躺著一对 2 岁的双胞胎。我让我的两个助手把小尸体抬起来，双双放在解剖台上。
我打开档案，快速浏览一遍。这是一份非常详尽的临床检查报告，附有 X 光片、说明和「艺术家」的素描，从科学的角度表明两个双胞胎小生命的区别。只有病理学检查报告没有涵盖在内，而提供这份报告正是我的工作。双胞胎死于同一时间，此刻他们并排躺在这张大号解剖台上。现在就是要通过他们，或者说通过他们的身体来解开人类繁衍的秘密。这项研究是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那就是进一步解开日耳曼高贵种族的繁殖秘密，他们注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如果未来研究成功的话，德国的每个母亲都有更多可能怀上双胞胎。这项由第三帝国的疯狂的理论家提出的实验简直就是疯了。而这项实验正是委托给门格勒博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在作恶者与犯罪者之间，最可怕的类型就是「罪犯医生」了，特别是当他获得极大的权力以后。门格勒博士就被授予了生杀大权，他宣判数百万人的死刑，仅仅因为认为他们是劣等人种，是对人类有害的。正是这位「罪犯医生」与我相伴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在观察显微镜，有时使用消毒炉或试管，有时以同样的耐心站在解剖台旁。他的白大褂上到处是血迹，他像著了魔一样用沾满鲜血的双手进行检查、做著实验。短期的目标就是让日耳曼民族大量繁殖，最终目标就是繁衍足够多的纯种日耳曼人，以取代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这些人注定要被灭绝，但他们现在还生活在对第三帝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土上。

那些在犹太人卸货坡道被筛选掉的人正是被送到了这里，意思是说，四座焚尸场都没有他们的地方了，等待他们的是最差的死法。这里没有水龙头可以缓解他们数日旅途的口渴，没有骗人的告示来平息他们的忧虑，没有伪装成消毒室的毒气室。有的仅仅是一座小房子，一座覆盖著茅草、粉刷成黄颜色的小房子，这里的窗户都被木板钉死了。
在房子后面，巨大的烟柱直冲云霄，散发出焚烧肉体和烧焦毛发的味道。院子里挤满了 5000 个惊恐的灵魂。四周是党卫军围成的密密的警戒线，他们用皮带牵著警犬。囚犯们被赶到脱衣室去，一次三四百人。在那里，他们遭到警棍雨点般敲打，他们脱去了衣服，然后从房子的另一扇门走出去，走在前面的人要不断地为后面出来的人腾地方。一走出门，他们还没来得及看看周围的环境，也来不及意识到他们恐怖的处境，一名特遣队员会立刻上来紧紧地擎住他们的胳膊，然后控制著他们，夹在两排党卫军中间，沿著蜿蜒的小路向前走去，路的两旁都是树林，他们走得急匆匆的，然后到达火葬柴堆，它就隐藏在树林中间。火葬柴堆是一条大约 50 米长、6 米宽、2 米深的壕沟，里面有一大堆正在焚烧的尸体。党卫军沿著壕沟一侧的小路站著，以五米为间隔，等待著他们的牺牲品。他们手持 6 毫米的小口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集中营里从脖子后面射击用的。在小路的尽头，两名特遣队员紧紧地抓著受害者的胳膊，然后把他们拖到距离党卫军士兵 15 到 20 米远的地方站好。他们惊恐的哭叫声盖过了枪声。开枪之后，受害者立刻就被扔进壕沟，不管他是不是已经死了。50 米之外，一模一样的场景也在同时进行著。党卫军二级小队长莫勒主管这些屠夫。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目击者，我发誓莫勒是第三帝国最卑鄙、最邪恶、最冷血的杀手，即使门格勒博士不时表明他是人类。在「筛选」的时候，当他看到一名年轻的女子非常想要和母亲站在左边一列的时候，他对那名女子粗暴地咆哮著，命令她站回右边。即使 1 号焚尸场的头号杀手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发现第一枪没有杀死受害者的时候，也会再补射一枪。但二级小队长莫勒在这种小事上从不浪费时间。在这里，绝大部分人还没死就被扔进火坑。要是哪个特遣队员从脱衣间到火葬柴堆的过程中由于感慨而慢了一拍的话，那么整个链条都被打断了，结果就是射击队的队员被迫多等几秒钟，才能迎来下一名受害者。莫勒无所不在。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火葬柴堆到另一个火葬柴堆，或是去到脱衣间再返回来。绝大部分时候，被驱逐者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不会反抗。他们在得知要发生的事情之后，是如此惊恐和害怕，以至于全身瘫软。绝大部分的老人和孩子都是这种表现。但是，仍然会有一些年轻人被送到这里来，他们因绝望而生出力量，本能地试图反抗。要是莫勒碰巧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他会从枪套中拿出他的佩枪。枪响之后，一颗子弹从 40、50 米远的地方飞来，那个正在挣扎的人立刻死掉了，而此时，两名特遣队员还夹著他的胳膊准备将他送去火葬柴堆。莫勒就是头号杀手。当他对特遣队员的劳动不满意的时候，他的子弹常常会射穿特遣队员的胳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会瞄准胳膊，但却在脸上没有显示出任何不满，而且也不会给出任何提前警告。当两个火葬柴堆同时运转的时候，一天会烧死五六千人。比焚尸场好一点，但是这里，死亡要恐怖一千倍，因为一个人要死两次，先是被从颈后射来的子弹杀死，然后被火烧掉。在知道了毒气杀人、氯仿注射、颈后射击这些杀人方法之后，我现在又知道了第四种「组合」式杀人方法。

他继续说，「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但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需要你的帮助。这就是我让门格勒博士今天邀请你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停顿了一下，接著又说，「如你所知，痢疾在集中营里非常普遍，而且 90% 以上的病例是致命的。我了解这种疾病的初期症状与发展过程，因为我已经做了数千次的检查并做了精确的记录。但我的工作并不完美，因为除了临床观察外，一项科学研究需要具有决定性的基于大量痢疾病例研究的病理学报告。」

我开始看到了光明。沃尔夫博士也参与了研究。在焚尸场的恶臭与烟雾之间，他也希望能从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人类小白鼠身上获益，很多囚犯的体重在患痢疾时会不可思议地减少到 27 至 30 公斤。他希望通过对大量尸体的解剖，能够揭开对于医学科学来说仍旧未知的痢疾的体内临床表现。
门格勒博士想要解决种族的繁殖问题，以这些囚犯为人体实验原料，更准确地说，是以这些囚犯中的双胞胎为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沃尔夫博士研究痢疾的病因，事实上，原因一点儿也不难断定，即使是外行也知道原因。痢疾的发生遵循如下的规律：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把他从他的家里抓走，把他与几百个人塞在密封的车厢里，在那里精心准备一桶水，等他们在犹太人区度过六周之后，把他们一并送到奥斯维辛。在这里，以千人为单位把他们放在像牛棚一样环境脏乱差的营房当中。给他们定量供应的食物，是用野栗子制成的发霉的面包，上面抹的是含有褐煤的人造黄油，再配上 30 克用带病的马肉做成的香肠，全算下来食物热量不超过 700 卡路里。为了吃完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会给他们喝半升用荨麻和野草做成的汤，没有脂肪、没有淀粉、没有盐。四周以后，痢疾就如约来临了。然后，在三到四周以后，病人会被「治愈」，因为无论他们接受哪一名营地医生迟来的救治，他都会死去。按照沃尔夫博士的说法，他的关于病理学方面的研究至少需要 150 具尸体。门格勒博士博士打断了谈话。「如果每天解剖 7 具尸体的话，」他说，「你应该可以在三周内完成需要的数量。」

门格勒博士清算 C 营的决定已经完成。每天晚上，50 辆卡车会把受害者运到焚尸场，一批有 4000 人。真是可怕的景象啊！这长长的一队卡车，车头的灯光刺破了黑暗，每辆车上装载著 80 名妇女，她们要么尖叫哀号，要么因恐惧而瘫软无力地坐在车上。随著卡车货斗慢慢抬升，这些妇女被卸在通往毒气室的楼梯口，她们的衣服都被夺去，全身赤裸。在楼梯口，她们迅速被推下去。她们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经过四个月的冷酷囚禁，忍受了这么久的体罚，她们的神经系统早已崩溃，这些造成她们已经不能再有任何反抗，甚至都不会感到疼痛了。她们被赶到毒气室里。她们长久地活在担惊受怕中，已经厌烦了被烦扰和被迫害，她们静静地等待著来自医生的「帮助」，那就是死亡。对于她们来说，生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和目的。延长生命只会延长她们的痛苦。
她们经过多么漫长的路才来到这里！这一段旅程充满了多少难以想像的悲伤！首先，她们温暖、舒适的家园遭到入侵和掠夺。然后，她们与自己的丈夫、孩子和父母被送到位于城镇遥远边缘的砖窑去，在那里的几周，他们不得不居住在春雨冲刷形成的沼泽中。那里就是「犹太人区」，每天都有人把他们分成小组并带往特别设置的刑讯室，那里配备了最新的设备，让她们「交代」。在那里，她们被质问，直到疼痛到半死，最终她们会说出藏著值钱物品的地方，或是所托付的某个人的名字。很多人都死于这样的刑讯逼供。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会「安心」地发现她们被装进了闷罐车，一辆车装 80 到 90 人，这意味著她们将远远地离开刑讯室。至少她们这样认为。她们在这些闷罐车中生活四五天，眼睁睁地看著死尸在她们面前堆成山，直到最后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卸货坡道。我们已经知道她们到了这里以后会发生什么。在与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分离的时候，她们的心都碎了，在「筛选时间」，她们害怕到发疯，被选进了右手边一列，最终到达了 C 营。但在进入污秽不堪、细菌滋生的营地之前，她们不得不屈服于另一个耻辱：沐浴。这是为了让她们丢掉任何一丝还残存的人格尊严而专门设计的。她们的头发被粗鲁的双手全部剃掉，她们的衣服也被夺去。沐浴过后，她们会领到囚服，但只能称之为破布片，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乞丐都不会碰它一下。穿著这些衣服，她们会收到来自第三帝国的第一份厚礼：虱子。在接到这样的招待后，她们开始了在集中营铁丝网内的囚禁生活，她们作为活死人的生活。她们吃的食物简直就像肮脏的洗碗水，仅能维持著她们不死而已，但却不足以使她们真正活著。她们的食谱中完全没有蛋白质，这会导致她们的双腿像注了铅一样重，脂肪的缺乏使她们的身体浮肿，她们的月经也停了。结果就是，她们变得很急躁，神经越来越紧张，有偏头痛，会流鼻血。缺乏维生素 B 导致长久性嗜睡和部分记忆缺乏，通常的表现是她们不再记得她们曾经住过的街道的名字，或者她们的门牌号码。只有她们的眼睛还动著，但却不再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每天还要屈从于点名与集合，而这个过程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她们因晕倒而被粗鲁地浇了一桶凉水，醒来后，她们的眼睛总会望向那笼罩著整个集中营的浓烟，或是望向焚尸场烟囱里喷出的火焰。浓烟与火焰这两个标志日复一日地提醒她们，她们现在还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外。

C 营的囚犯在焚尸场大门附近活了四个月，只花了十天就全部穿过了那扇大门。4.5 万个饱受折磨的人在那里放弃了她们的灵魂。沉重的寂静降临了 C 营，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辛酸悲剧。

当这一队囚犯到达的时候，门格勒博士注意到在等待筛选的队伍中间，有一个大约 50 岁的驼背的男人。他不是独自一人，他身边站著一个十五六岁个子高高的、帅气的男孩。然而这个男孩右脚畸形，他的腿上戴著金属板制成的用于矫正的设备，脚上穿著骨科室的厚底鞋。他们是父亲与儿子。门格勒博士认为他发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他至高无上的犹太人退化理论，这个证据就是驼背的男人和他跛脚的儿子。他立刻命令他们出列。他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了一些东西，然后命人将这两个可怜的人送到 1 号焚尸场。
已经是中午前后了。那天 1 号焚尸场没有运转。我正无事可做，在屋子里虚度光阴。当值的党卫军警卫进来请我去大门口报到。在党卫军警卫的押送下，那对父子正站在门口。我拿到了带给我的消息，上面写著：「1 号焚尸场解剖室，请从临床观点的角度仔细检查这两个人，对这两个人进行精确的测量，临床记录中要包括所有令人关注的细节，尤其要记录那些涉及引起身体畸形原因的内容。」第二则消息是给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的，密封著。即便没看到，我也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我把它委托给一名特遣队员，让他送给墨斯菲尔德。这对父子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罗兹犹太人区经年累月的痛苦使他们的脸变得惨白。他们怀疑地看著我。我带著他们穿过院子，此刻院中洒满了阳光。在去往解剖室的路上，我用适当的话安慰他们。幸运的是，此刻解剖台上没有尸体，不然遇到那样的情景对他们来说一定非常恐怖。为了安抚他们的不安，我决定不在冰冷的解剖室对他们进行检查，因为实验室里充满了甲醛的味道。我决定带他们到愉快明亮的学习室去。从对话中，我了解到这位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罗兹市民，是一个服装批发商。在战争中的和平时期，在他去维也纳经商期间，他常带著他的儿子接受当地最著名专家的检查和治疗。我先仔细检查了这位父亲，一项也没有遗漏。他的脊柱弯曲是儿时发育迟缓的佝偻病的结果。尽管经过了最彻底的检查，我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疾病征兆。我试著安慰他，告诉他可能会被送到劳动营去。在对这个男孩进行检查之前，我与他交谈了相当长的时间。他的脸很讨人喜欢，看起来非常聪慧，但是他的斗志已经动摇了。他害怕到浑身颤抖，用一种呆板的声音叙述著这五年刻在他身上的犹太人区里的悲伤、疼痛，有时甚至是恐怖的事情。他的母亲虚弱而又敏感，无法忍受降临在她身上的长期的折磨。她变得忧郁而沮丧。她连续几周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这样她的丈夫和孩子就可以多吃一点点。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一位善良的犹太人母亲，她曾经爱家人爱得几近疯狂，她在犹太人区生活了一年就被折磨死了。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犹太人区，一个没有妻子的丈夫，一个没有母亲的儿子。现在他们都在 1 号焚尸场。我再一次被这种可怕而又充满讽刺的情景所打击。我，一个犹太人医生，不得不在他们死之前用准确的临床方法对他们进行检查，然后等他们死后，在他们还有温度的尸体上对他们进行解剖。我如此震惊于这样的景象，但却对这种境况无力做任何改变，我突然发现我离疯狂的边缘只差毫厘了。谁的身边会伴有这样的恶魔？！它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并使其降临在可怜的人身上。这些会是神的旨意吗？不，我无法相信……我费了非常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为这个男孩做了检查。我注意到他的右脚先天性畸形，有一部分肌肉缺失了。

医学术语把这种畸形描述为脊髓空洞症（hypomyelia）。我能看出来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曾给他做过好几次手术，但结果是一只腿比另一只腿短。但在绷带和骨科短袜的帮助下，他走起路来没什么问题。我也没有看到其他畸形情况。
我问他们想不想吃些东西。「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吃任何东西了。」他们告诉我说。我给一名特遣队员打电话，让他拿点儿吃的给他们。他拿来一盘牛肉通心粉，这种食物在特遣队的范围之外是看不到的。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浑然不知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不到半个小时，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带著四名特遣队员出现了。他们把这两名囚犯带到焚尸间，然后让他们把衣服都脱掉。接著小队长的左轮手枪响了两声。父与子就平躺在水泥地上，全身是血，死了。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忠诚地执行了门格勒博士的命令。现在又轮到我了。两具尸体被送回解剖室。我被刚刚发生的事情恶心到了，所以我委托我的两个同事进行解剖，而我自己只记录数据。解剖的结果与我刚才活体检查所确定的结果并无二致，这种病例非常常见，然而却很容易被利用，作为支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种退化理论的宣传。下午晚些时候，在已经杀掉一万人之后，门格勒博士来了。他聚精会神地听著我的报告——关于两名受害者的活体检查与死后解剖观察结果。「这两具尸体不可以烧掉，」他说，「好好准备一下，然后把他们的骨骼送到柏林的人类学博物馆。关于制作骨骼标本你都知道些什么？」「有两种方法，」我说，「一种是用氯化钙溶液浸泡尸体，用大约两周的时间，可以使所有的软组织溶解。然后把尸体放入汽油浴中，它会溶解掉所有的脂肪，令骨骼变干燥、无味并变白。还有第二种方法：煮尸。只需要把尸体放在水中煮沸，直到骨头上的肉可以轻易剥下来。然后再进行同样的汽油浴。」门格勒博士命我用最快的方法：煮尸。

在集中营，命令通常下得很草率，而对于囚犯如何得到必要的器材来执行命令，却从来没有详细的指示。命令必须要执行，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我因此要面对一系列问题：用什么器具煮尸体？我把问题推给了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我告诉他有两具尸体要煮一下，但我没有任何工具。
他被我的说法吓坏了。他考虑了一分钟，然后想起来院子里有两个铁桶，以前经常在仓库里使用。他把这两个铁桶提供给我使用，并建议我在院子里砌好砖，然后把桶放在砖上，在桶下面生火。砖已经砌好，两个铁桶也已经放在上面，里面有两具尸体。分配给两名特遣队员的任务就是去收集木材，点火并一直保持火焰很旺。五个小时以后，我检查了一下尸体，发现软组织已经很容易从骨头上剥离了。我命令他们把火扑灭，但不能动铁桶，直到冷却为止。接下来没有其他事可做，我坐在离铁桶不远处的一个小凉亭里。深深的宁静环绕著我。几个囚犯泥瓦匠正在修理焚尸场的烟囱。黄昏降临了。现在铁桶应该已经冷却了。我正准备让人把铁桶里的东西倒出来，这时一个特遣队员跑过来对我说：「医生，快，波兰人正在吃铁桶里的肉！」我快步冲向那里。四个穿著无袖条纹囚服的人正站在铁桶旁边，由于惊恐而目瞪口呆。他们就是我刚才看到的波兰泥瓦匠。他们结束工作以后，在院子里等著警卫把他们送回奥斯维辛 1 号营。由于非常饥饿，他们正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这时他们偶然看到了铁桶，正好有那么几分钟没有人在旁边看守。他们认为这是正在煮著的党卫军的肉食，他们闻了闻，然后捞起了几块没有外皮的肉，吃了起来。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吃太多，因为两个被分配看守铁桶和煮肉的特遣队员看到了发生的事情，然后迅速赶回桶边。当他们得知自己刚刚吃下的是什么肉的时候，波兰人开始恶心、恐惧、瘫倒在地……汽油浴之后，实验室助手集齐了骷髅的所有骨头，并把它摆在实验台上。前一天，就在同一张实验台上，我曾检查的是活人。门格勒博士非常高兴。他带了好几名随从。他们傲慢地研究了骷髅的特定部位，夸张地高谈阔论著，引用了大量的科学术语，好像这两名受害者代表著非常罕见的医学现象。他们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伪科学中。然而，这远不是什么极其罕见的畸形，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任何人种任何气候下都会有几十万人得这种病。即便一个经验有限的医生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但这两个极为自然的病例会被利用作为宣传。纳粹的宣传机构在给巨大的谎言披上科学的外衣时从来不会犹豫。谎言宣传所针对的对象常常仅有一点儿或根本没有鉴别能力，只要是国家批准宣传的任何内容，他们都当做事实来相信。骷髅被包裹在用硬纸做成的巨大的袋子里，运往柏林，上面写著：「紧急—国防」。我松了一口气，它们终于离开了我的视线，因为它们使我度过了非常痛苦的时间，无论在他们活著的时候，还是死了以后。

在罗兹犹太人区清算结束后的第三天，特遣队队长带来了一名妇女和两个小孩，他们浑身上下湿透了，在寒冷中不断发抖。他们在最后一队囚犯被送去执行死刑的时候逃脱了。他们藏在用来加热焚尸炉的木头堆后面，猜测著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没有更好的地方，所以这些木头就被堆在院子中间。他们的队伍已经消失了，在他们眼前被地面吞没。没有一个人返回来。恐惧和寒冷使他们感到麻木，他们等在那里，希望命运的奇迹能降临在他们身上。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在雨中和寒冷中藏了三天，直到最后在特遣队队长巡逻时被发现，他们这三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他们身上的衣服仅够遮羞，他们被发现时几乎不省人事。队长无法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所以就把他们带到了二级小队长那里。

这名妇女大约 30 岁，但是看起来快要 50 岁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跪在墨斯菲尔德的脚边，求他赦免自己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分别只有 10 岁和 12 岁。她说她在犹太人区的一家制衣工厂工作了五年，为德国军队制作制服。她仍然愿意劳动，只要让她活著，她愿意做任何事情。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用。在奥斯维辛没有救赎。他们不得不死。但是集中营的往事肯定对小队长起了作用，他派了另一个人执行死刑。

厚重的大门打开了。二级小队长斯坦伯格进了屋子，身后跟著两名警卫，手中举著机枪。
「所有医生出去！」他不耐烦地用德语喊道。我和我的两名同事以及实验室助手离开了屋子。斯坦伯格和两名党卫军停在两座焚尸场中间。小队长给我一张他一直拿在手中的纸片，上面列著一大串数字，他让我把自己的编号找出来然后划掉。纸上列著所有特遣队员的文身编号。我拿出我的钢笔，找了一会儿，找到我的编号，然后在上面划了一条线。他接著让我为我的同伴做同样的事情。做完这个之后，他陪著我们回到 1 号焚尸场的大门，让我们回屋，不要离开这里，我们照做了。次日早晨，由 5 辆卡车组成的一列车队驶进焚尸场的院子，将车厢里的尸体倒了出来，这些是旧的特遣队员。新的 30 名特遣队员把他们拖到焚化室，摆在焚尸炉前。他们的身体上全是可怕的烧伤疤痕。他们的脸和衣服全部烧焦了，尤其是他们的文身编号也消失了，根本不能分辨出来他们是谁。在毒气致死、柴堆烧死、氯仿注射致死、子弹射入后颈致死、磷弹致死之后，这里用了第六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杀人方法。夜晚，我的伙伴们被带到附近的森林里，然后被火焰喷射器烧死了。我们四个还活著，这并不意味著他们想饶过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不可缺少。在允许我们继续活著的事情上，门格勒博士只不过给了我们另一个缓刑期限。这种想法再一次使我们心里非常不舒服，也高兴不起来。

在过去的近 70 年中，这部「现代经典」已成为人们了解奥斯维辛苦难的必读书，但也引发了争论无数。为本书作序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而普利莫·莱维在反思大屠杀幸存者的名著《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队」放置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进行痛苦的称量。处于「灰色地带」的这群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同的加害者？这是一个道德难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但正如美国作家迈耶·莱文所言：「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我们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也许，他们是凶手的帮凶，甚至是凶手。但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活和内心的煎熬换来了一份应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晚上喝它。

我们在中午喝它，我们在夜里喝它。

我们喝，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座坟墓，睡在那里不拥挤。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他玩蛇，他写信，

天黑时他写信回德国，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他写信，走出屋外，星光闪烁。他吹口哨把狗唤来，

　　他吹口哨把犹太人唤出来，叫他们在地上掘一座坟墓。

清晨的黑牛奶，我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早晨和中午喝你，我们在晚上喝你。

我们喝，喝，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他玩蛇，他写信，

天黑时他写信回德国，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我们在空中挖一座坟墓，睡在那里不拥挤。

他叫：把地面掘深些！这边的另一边的，唱啊！奏乐啊！

　　他拿起腰刀，挥舞著它。他的眼睛是蓝的。　　把铁锹挖深些！这边的，另一边的，继续奏舞曲啊！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喝，喝，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他玩蛇。

他叫：把死亡曲奏得更好听些！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叫：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这样你们就化作烟升天。　　这样你们就有座坟墓在云中，睡在那里不拥挤。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间喝你，

　　我们在中午喝你。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在晚上和早晨喝你，我们喝，喝，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的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打中你，他打得很准。　　一个男子住在屋里。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他嗾使狗咬我们，他送我们一座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想得出神。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的金发的玛加蕾特……

你的灰发的书拉密特……

赏析来自百度百科：

策兰的《死亡赋格曲》发表于1948年。

1947年5月2日，策兰在布加勒斯特文学杂志《当代》上，用罗马尼亚文发表了一首题为《死亡探戈》的诗作，这也被看作是他后来用德文发表的《死亡赋格》的原型。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1949）一文中曾说过：「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或许是对这句话的回应，策兰写就了这首被誉为20世纪世界著名诗文之一的《死亡赋格》。

我们来分析文本中所暗含的人物关系，在诗中人物关系的对比决定了这首诗作的历史深度和现实意义。《死亡赋格》以诗歌形式来展现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以及德国纳粹分子的残暴和泯灭的人性。诗歌围绕这两组人物的对称关系展开：一方是被关进集中营里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囚犯，他们在集中营里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另一方是集中营的监管者，他实施各种各样的暴行，比如吹口哨唤来猎狗、吹口哨唤来犹太人，命令他们为自己掘墓，又命令他们拉琴跳舞，他挥动手枪，肆意枪杀囚犯。而在屋子里，他却给远在家乡德国的妻子或情人马格丽特写信。诗人通过这两种人物关系的对比，刻画出当时情景下两种不同的遭遇和心境。

再则，此诗的修辞手法新颖独特。《死亡赋格》就以一个悖谬的开始，如突元于废墟之上的壁垒，诗人写道：「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黑牛奶」是本诗的核心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诗人用形容词黑色修饰理应是白色的牛奶，这一矛盾的修辞方法，显然有悖常理。黑色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象征悲哀和死亡，「牛奶」则象征生命，而现在却变成黑色；而且，这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却要在傍晚喝，「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两者放在一起产生非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在诗的世界里，悖论表现为各种并存、融会、贯通、排斥、否定、替代、对抗以及转化形态。它们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在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相互依存又相互对峙的紧张关系冲突中，往往提供种崭新的感觉。这奇特悖论中隐藏著来自纳粹的死亡的压迫及不可抗拒的恐惧。没有间断地喝这杯「黑牛奶」，该是一幅多么荒诞的、噩梦般的图像。

此外，诗人悖论的修辞方法还表现在对立辞汇的选择上，诗中「金」和「灰」是两种对比异常鲜明的色彩。「金发的马格丽特」和「灰发的舒拉密兹」，我们知道马格丽特（ Margarete）是典型的日耳曼人的名字，而舒拉密兹(Sulamith)则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诗人用这两者暗示不同种族，象征著犹太人与日耳曼人两股敌对的力量。同时，由于运用对照的方式，增强了整首诗的张力，并有效地避免了线条呆板和色彩单一，使这种对抗表达得更为充分。另外，本诗中另一明显的修辞手法是重复，包括变奏性重复，部分和全部的重复。比如诗文中出现的女性人名马格丽特和舒拉密兹，它们分别重复出现了4次和3次。其作用在于让信息不断回旋流动，让读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回味咀嚼诗歌的重要内容，彰显诗歌的力度亏深度。

整首诗结构严谨整饬，堪称完美，全诗共六段，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段，每段都由两个语法上互不关联、各自独立的部分组成。这个句法上的并列关系拓展出两个题目贯穿全诗。一个是以第一人称复数为主语的「我们」，「我们」喝黑牛奶，「我们」为自己掘墓；一个是以第三人称单数称为主语的「他」，「他」写信、玩蛇、吹口哨、下命令，并肆意用枪射杀犹太犯人。第三、第五段单独描述「他」的言行举止。我们知道语言与音乐的表现1形式有所不同，语言无法将几种声音像音乐一样，用不同的乐器同时演奏出来，诗的语言只能用文字把多重声音有先后地排列起来，让它们交替重复出现，这样可以产生多声部的交响，以此产生彼此的对峙关系。本诗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对深化主旨、扩展诗意具有重要的作用。

「人造连体双胞胎」实验：先把两个孩子的身体皮肤切割开，然后再像缝拼布那样，将两个孩子的身体缝合在一起，企图让她们在愈合过程中组合成连体人。

结果是，两个孩子的皮肤被切开后，伤口受到严重感染，最后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像这样的人体实验还有很多，据统计，大约有 1000 万人直接或间接惨死在纳粹医生手中，这一切都是受纳粹首领希特勒授权所为，为的是完成他的种族优化理论和称霸世界的幻想。

————————

1946 年 12 月 9 日，在德国纽伦堡市的国际军事法庭上，23 名纳粹医生被法庭起诉，罪名是「参与 T-4 行动，并在战俘和集中营囚犯身上做医学实验」。法庭上呈现了 12 项人体实验的数据资料，自此揭露了纳粹假借科学之名残害人类的惊人内幕。

纽伦堡医生审判中，希特勒私人医生勃兰特受审画面

在这场审判中，有七人被判死刑，五人终身监禁，还有多人被判 10 到 20 年有期徒刑，另有七人获判无罪。根据这场审判结果制定的《纽伦堡守则》，成为了全世界医学界对人体实验行为的道德准则。也是从此开始，国际社会才重视人体实验的伦理问题和人道尊严。

而在这场审判的背后，有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尸体，有门格勒摆满儿童眼球的大桌子，有残忍的绝育手术，还有让人痛不欲生的军事人体实验。我们今天要揭露的，就是这场长达十多年，残害数千万人生命的国家级犯罪现场。

人类种族分级

事情是从 1933 年开始的，这一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他代表的纳粹党也成为了德国主要政党，紧接著第二年他又迈进一步成为了德国国家元首。这让希特勒终于拥有了最高政治权力，从此可以全面开始实施他的治国方案了。

除了众所周知的军事行动外，他的最大目标就是要实现「德国种族优化」。在他的自传书《我的奋斗》中就写到，雅利安人是文化的创造者，而犹太人是文化破坏者。因此，他要让雅利安人作为优等民族繁衍生息，而像犹太人这样的「劣等民族」就要被销毁或被统治。

不仅如此，他还将人类种族划大致划分为了 7 个等级。

第一等人是「雅利安人」，外貌特征是金发碧眼、长颅窄面，身材高大，也就是北欧人种的外貌特征。比如瑞典、丹麦，尤其是挪威人，后来被纳粹认为是最接近于纯种雅利安人的人群。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标准中，德国人只有少部分符合最高等级的标准。

第二等是欧洲日耳曼人，大部分德国人都属于这一等级，被认为同样是雅利安人的优秀后裔，只是外表受到其他「无害」种族的影响变得没那么纯正了，这其中就包括希特勒自己。

第三等是义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法等国的白种人。

第四等是印度的雅利安人，据说他们是欧洲雅利安人与印度土著人的混血。

第五等是亚洲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不过这一等级一直有所争议，在有些版本的等级划分中并没有将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纳入等级。

第六等是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俄罗斯、克罗埃西亚等国。最低等级则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和黑人。

其实希特勒对人种的划分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尤其是他崇拜的雅利安人，实际状况和他所讲的也相差甚远。古代时期的雅利安人来自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地区，是一个古老游牧民族中的分支。这支分支中的一些人后来迁移到了中亚地区，被后人称为雅利安-旁遮普人，他们中产生的分支之后进入了南亚次大陆，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巴勒斯特、尼泊尔等国。

这些人就被称为雅利安-旁遮普-印度人。人们在印度能看到不同肤色的印度人，这其中就有浅肤色的雅利安人后裔。另一支雅利安-旁遮普人迁移到了伊朗地区，被人们称为雅利安-旁遮普-伊朗人。

古代雅利安人崇尚武力，曾经入侵过不少国家。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都败在他们的武力之下。

受到雅利安人统治和影响的地区也会认为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希特勒更是利用这一点篡改了雅利安人的定义，他宣扬的雅利安人不仅有金发碧眼的外貌，而且拥有超高智商和强健的体魄。他想用这种人为打造出的高贵种族概念来提升当时的民族凝聚力。

到了现代，人们已经可以通过 DNA 数据了解其中的真相。

在德国人的血统中，其实只有 18%-19% 的雅利安血统。反倒是希特勒眼中劣等的斯拉夫人，特别是波兰人身上却拥有高达 50% 以上的雅利安血统。就连吉普赛人、德裔犹太人的雅利安血统占比都要远高于德国日耳曼人。

不知如果让希特勒得知这个结果，会不会觉得科学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呢？

生命之源计划

不管怎么样，当时的希特勒是要一心一意繁衍培育纯种雅利安人，让他们成为带领德国称霸世界的纳粹接班人。

于是，在 1935 年，一个名叫「生命之源」的计划首先在德国境内开始全面实施。

这个计划是由希特勒的忠实心腹希姆莱策划并执行的，希姆莱是纳粹党中的重要人物，拥有著极高的军政地位，他的权力可以说是仅次于希特勒一人。当时的希姆莱是党卫队首脑，在党卫队中成立了名为「人种与移居部」的部门，专门负责这项计划的具体事项。

生命之源的核心内容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建立大量的繁育基地，挑选身高样貌符合血统标准的德国男性和本国或他国的雅利安女人发生关系，然后生下健康的「雅利安婴儿」。这些繁育基地在计划中被称为「生育农场」。

生育农场中的雅利安妇女

纳粹刚开始是在德国范围内搜寻符合标准的雅利安女人送进生育农场，不过后来随著战局的扩大，他们将生育农场扩展到了欧洲各国，尤其是前面提到的挪威人更符合他们的标准，因此在挪威也实施了这项计划。

在德国本土的生育农场里，纳粹会对妇女们进行洗脑。在这里没有人在意道德规范，大家只看重你的种族是否纯正。

纳粹要让这些女人相信自己这么做是在为国效力，为领袖生下孩子是件极其荣耀的事情。生育农场会给她们提供很好的福利待遇和完善的医疗条件，来这里参与繁育的男性都是纳粹军官。

在欧洲其他国家建立的生育农场待遇就没有这么好了，这些金发碧眼的女性，有的是被招募来的妓女，有些是被纳粹强迫抓来。男性主要是挑选强壮的德国士兵来参与计划。

在这里出生的孩子一落地就会面临两种命运，一种是健康的、符合雅利安标准的孩子，他们会被秘密地送到德国纳粹家庭里收养，接受纳粹思想教育。

另一种是带有残障或是不符合雅利安标准的孩子，护士会对他们进行安乐死，或者干脆放在那里看著他们自身自灭，任由这些孩子被活活饿死。

护士检查雅利安婴儿

不论是哪种情况，孩子的生母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去了哪里。因为所有信息都属于党卫军的绝密资料，而这些资料大部分都在战争结束前被他们销毁了。粗略估计，在这个计划中出生的孩子大约有几万人。

到了纳粹战败后，孩子们的身份就变得很尴尬，他们的养父母都是纳粹分子甚至是纳粹高层。在战败后或是被关押判刑，或是自杀离世。

由于没有亲生父母的资料，所以他们也根本无法寻找到自己的亲人。特殊的身份让这些孩子从小就被钉上了纳粹标签，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在辱骂和嘲笑声中长大，成为了战争中的特殊受害者。

消灭劣等人行动

生命之源计划可以算是希特勒种族计划中「最温和」的一个部分了，毕竟是为了繁育自己的「优秀人种」所设立。

在纳粹优生学理论里，优秀人种除了要繁衍后代统治世界，还有消灭残障人群和「劣等民族」的责任。

为了进行种族清洗，让优秀民族得到净化，纳粹实施了一系列杀害残障人士和危重病人的清洗计划。为了不引人过度关注，只是称其为「安乐死行动」或干脆简称为「行动」。

到了战后，相关的所有行动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统称为了 T-4 行动，也就是纳粹医生被起诉的主要罪状。T-4 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只是一个德文地址「Tiergartenstrasse 4」的缩写，这是行动负责人在柏林的办公楼地址。

T-4 行动办公楼，现在改为纪念中心

1939 年，希特勒正式签署文件授权纳粹高层鲍赫勒和医学博士勃兰特进行这项行动。虽然是希特勒授权，但这份文件其实没有法律效应，也就是说并不合法，相当于是希特勒私下授予的非法行动。

行动的表面内容是允许纳粹医生对无法治愈的患者实施安乐死，听起来似乎并不严重。可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无法治愈」标准和大众想得并不一样。

它包括了几乎所有遗传疾病的患者，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人士、同性恋者、精神疾病患者和危重病患者，当时政府统计大概会涉及 7 万人左右。也就是说，这 7 万人都会经医生之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杀害。这还只是官方数字，根据战后统计数字显示，纳粹用这种方式杀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 27 万人以上。

这些惊人的数字意味著原本应该治病救人的纳粹医生已经变成了希特勒的职业杀手，用杀人如麻来形容他们一点也不过分。

希特勒 1939 年 9 月 1 日签发的授权文件

纳粹为了能快速高效的对大批量人群实施「安乐死」，在德国建立了 6 个特殊的杀人基地。这些基地通常是征收偏远地方的医院改建而成，表面上看像是普通医院或是疗养院。

送来这里的人都是在全国各地医院被筛查出来的患者，医生会用各种理由骗他们转院，集中后再分批转运到各个基地。患者家属不能一同前往，通常是在家等待，或是在某个中转站里暂住。

当一批患者来到基地以后，医生马上就会为他们进行身体检查，并写下详细的入院记录。紧接著医生就会要求他们脱光衣服集体进入「淋浴间」洗澡，声称是要进行身体消毒。不知情的患者进入「淋浴间」之后，带有密封作用的大门就会立刻封闭起来。

其实，他们进入的根本不是淋浴间，而是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淋浴喷头里出来的根本不是水，而是医生释放的毒气一氧化碳。

据纳粹医生说，只要连续释放 20 分钟左右的毒气，淋浴间里就不会再有任何哭喊求救的声响，等打开门的时候，里边的患者就已经全部中毒身亡。

通常毒气室不远处就是基地的焚化炉，尸体会送去焚化炉毁尸灭迹。一般在焚烧之前，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找出所有口腔中镶嵌金牙的死者，把他们金牙敲下来，有人会负责把收集起来的金牙做成纯金然后上交到上级部门。

杀人焚尸之后，医生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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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说德国是德国，纳粹是纳粹的，德国极右翼都要被这帮人孝哭了。毕竟战后德国左翼还有意见是德国人人有罪，沉默是罪呢。到您这可被洗的一干二尽。

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都是老生常谈了，天天骂著犹太人活该的。我请问犹太人犯啥罪要死六百万？最脑臀分离的就是，一边高喊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一边给纳粹洗地的。大哥你是人，不是猪啊，记吃不记打么？

角度倾奇一点，还有人在说犯下反人类罪搞大屠杀的都是党卫军，和国防军无关的，我现在来念念国防军在二战期间部分不当人的事：

「Das Massaker von Kefalonia war ein Kriegs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im Zweiten Weltkrieg zu Lasten des ehemaligen Verbündeten Italien. Deutsche Truppen erschossen 5.200 Soldaten der italienischen Division ?Acqui「, die sich am 21. und 22. September 1943 Teilen der deutschen 1. Gebirgs-Division auf der griechischen Insel Kefalonia ergeben hatten」

凯法利尼亚岛大屠杀，德国国防军山地第一师在1943年9月21日到22日屠杀了5200名曾经的盟友义大利阿古伊师的士兵，请问杀俘算反人类罪么？国防军手里干净？

wiki上的资料：

屠杀始于9月21日，持续一周。[17]义大利投降后，阿道夫·希特勒发布命令，允许德军以「叛国罪」处决任何反抗德军的意军军官。9月18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发布命令，指「鉴于意军在凯法利尼亚岛的背信弃义，德国将不俘虏任何意军」，意即就地处决之。[7][11][18]山地猎兵开始把意军四至十人分批次处决。[3]德军首先用机枪杀死了投降的意军。军中有一群巴伐利亚士兵反对这种做法，德军便威胁要将他们草率处决。随后，德军把余下士兵押送到圣泰奥多罗市政厅，八人一批处决[8]。甘丁及其下属137名高级军官于9月24日被送上军事法庭后处决，抛尸海上。[18]

罗穆阿尔多·福尔马托（Romualdo Formato）是阿古伊师七名随行神职人员之一，也是屠杀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军官们把自己的东西交给福尔马托，让他带回义大利给他们家人。然而，德军没收了这些物品，福尔马托进而无法给出被杀军官的确切人数。[11]

在处决意军军官时，有一德国军官前来，宣布说只要意军能够证明自己来自博尔扎诺便可获死缓，因为9月8日，该地区已被德国吞并。借此机会，福尔马托乞求该德军军官停止杀戮，救下剩下的少数军官。德国军官回答道，他会和指挥官商量的。[19]半小时后，该军官回来告诉福尔马托他们将停止杀戮。包括福尔马托在内意军军官共幸存37人。德军随后向他们表示祝贺，并给他们烟抽。[11]但事情远未结束。之后，德军强迫20名义大利水手把先前被处决的军官的尸体装到筏子上，开到海上之后，德军便把筏子连同筏子上的水手炸掉。[8][11][20]

奥地利人阿尔弗雷德·里希特（Alfred Richter）曾参与屠杀，他讲过一件事，说有一个士兵在当地小酒馆给德国人唱咏叹调，他被逼著在战友被处决的时候唱歌。这名士兵是生是死不得而知。[11]

据里希特所说，义大利士兵在向德军第98团投降后便被杀害，皆为头部中弹，尸体随后被堆起来。第98团士兵还把他们的靴子脱下来给自己穿。里希特另提到有一群义大利人被带到弗拉格卡塔（Φραγκ?τα）村附近的采石场和围墙围起来的花园里用机枪射杀。屠杀持续两小时。[21]

约5000具尸体后被以各种方式处理掉。尸体有的扔在柴堆上烧掉[11]，有的装到船上沉入海底。[9][11][22][23]据幸存者之一阿莫斯·潘巴洛尼（义大利语：Amos Pampaloni）称，其他人于1943年9月23日在阿尔戈斯托利被当众处决，尸体就地腐烂。[24]也有尸体绑上石头以后扔进海里。此外，德军还不让阿古伊师的士兵埋葬死者[11]。有一名牧师出去找尸体，发现遍地都是骨头[11]。

存活下来的少数士兵得到了当地人民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援助。[17]有一重伤的幸存者被一名计程车司机载到凯法利尼亚一位女士家中，活过战争，后定居于科莫湖。[9]另有三千名幸存者被德国用「辛夫拉」号（英语：MS Sinfra）和「阿尔德纳」号（Ardena）押往战俘营，因船只途中在亚得里亚海沉没而溺毙。[22][25]这些人员的死亡，与意军十二群岛驻军的死亡类似，都是德国政策造成的结果，因为希特勒指示德国指挥官在押送战俘期间，无论会造成何种损失，都应放弃一切安保措施。[25]

你们国防军杀人真的排面哦，杀人还要别人在旁边唱咏叹调，真的上流。

「Kommandeur der in den Jahren 1941–1943 war Generalmajor Gustav Freiherr von Bechtolsheim. Er war bekannt als ausgewiesener Antisemit und regimetreuer Nationalsozialist im Sinne der NS-Propaganda. Unter diesem Befehlshaber kam es nachweislich unter den Juden und der wei?russischen Zivilbev?lkerung zu T?tungen und Massenmorden, deren gesch?tzte Gesamtzahl in die Zehntausende geht.

In ihrem Besatzungsgebiet kam es zu einer ?Arbeitsteilung「 mit der SS; die SS machte die gr??eren St?dte ?judenfrei「, die Einheiten der Division kümmerte sich um Juden, ?Zigeuner「 und ?sonstiges Gesindel「 auf dem flachen Land. Das der Division unterstellte Reserve-Polizei-Bataillon 11 (mit litauischer Schutzmannschaft) ermordete 5.900 Juden im Raum Sluzk-Kleck.

Allein für den Oktober 1941 meldete die Division in ihrem Monatsbericht, innerhalb von vier Wochen 10.940 ?Gefangene「 gemacht und davon 10.431 erschossen zu haben. Ihre eigenen Verluste beliefen sich auf 2 Tote und 5 Verwundete. 」

德军707步兵师。在东线不仅帮党卫军干活，自己在1941年10月独自就杀了10431个囚犯，而且自己还死了两个。受伤5个，著实令人怀疑，难道死的两个就是仅存的有良心的德国国防军？

更多的可以看底下的原地址，本人看德语没问题的，看不懂德语的，deepl或者google都行。

来源：https://www.zukunft-braucht-erinnerung.de/systematische-verbrechen-der-wehrmacht/

角度倾奇一点，还有人在说犯下反人类罪搞大屠杀的都是党卫军，和国防军无关的，我现在来念念国防军在二战期间部分不当人的事：

wiki上的资料：

你们国防军杀人真的排面哦，杀人还要别人在旁边唱咏叹调，真的上流。

更多的可以看底下的原地址，本人看德语没问题的，看不懂德语的，deepl或者google都行。

来源：https://www.zukunft-braucht-erinnerung.de/systematische-verbrechen-der-wehrmacht/

二战期间纳粹的活人实验，大规模虐杀战俘和平民，性犯罪等等比旧日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指规模更大）；且由于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屠杀的军民更多。

二战德国人和日本人哪个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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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性犯罪相关链接：

德国纳粹会强奸犹太女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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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重点地讲一下纳粹军医的活人实验，资料来源于《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2002版）》。我把这书中第九章的部分内容系统性地整理了一下（提示：由于该章节内容较为血腥和残酷，口味清淡者慎读）：

第九章灵魂错位 —— 医生竟以屠杀为己任

第一节纳粹主义从精神上摧毁了德国医学界

古往今来，身披白色长衫的医生护士，始终以救死扶生为天职，成为倍受世人尊敬的楷模之一。谁曾想到，20 世纪 30 年代像瘟疫一般席卷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其有史以来罕见的异端邪说，摄取了数千万德国居民的灵魂，使他们沦为跟在纳粹侵略战车后面狂奔的炮灰。更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积极追随希特勒的大屠杀国策，甘心为虎作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大屠杀的方方面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悲的是，其中就包括大批医生护士在内。1933 年 1 月底，在德国全部 52000 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 2786 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壕中的德国医生日见增多。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 45 ％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三分之二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妇女组织——全德少女同盟。那么，究竟有多少德国医务人员堕落成为战犯呢？大致看来，有 1000 多名医生（其中 350 多人曾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参与了「挑选」、死亡注射与活人试验；600 多人参与了「种族卫生」与「无痛死亡」）和 2000 多名护士。从犯罪行为看，他们大都参与了与「种族卫生」有关的各种罪恶活动。种族理论是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们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神圣职责，是不容置疑的统治民族。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毒。贪婪、淫荡的民族，他们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必须立即加以根除的败类。吉普赛民族对人类的危害只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缓期执行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备任何创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会对世界发生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配当奴隶。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交，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还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从事以下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药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暂时还需要他们的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对他们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人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药品的实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上述 3000 多名医生护士，就是以上 4 类非人道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参加者。「种族卫生」科学研究的全国性总负责人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他对雅利安民族的极端盲目崇拜，促使他于 1935 年创立了遗传研究基金会，作为全国各个相关研究单位的领导和协调机关。希姆莱自任基金会主席，秘书长则始终由党卫军上校沃尔弗洛姆?希维尔斯担任；最关键部门一科研部，由忠实的纳粹党徒、党卫军准将瓦尔特?乌斯特担任，他也是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他们依靠一个由相关学术领域内第一流学者、专家组成的顾问班子提供咨询和参谋。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须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即使到了 21 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竞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

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拥有 50 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干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 214 名男性和 179 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 81 名男性和 141 名女性研究人员。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战争爆发后，遗传基金研究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性地使用并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终极试验」，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 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 10 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 1000 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一霍斯特?舒曼。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门格尔等纳粹医生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义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服务的：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始终未能研制出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避孕药剂，而全靠从英国进口。战争开始后，有眼光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发觉，开发研制国产避孕药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委托许多纳粹医生和专家学者们积极进行开发。上述克劳贝格医生和门格尔医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托者。第二类医学试验的目的在于为纳粹德国的军事作战服务，并且是在武装部队或党卫军医学部门指导下由纳粹空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高压仓和人体忍受低温极值的试验；纳粹海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活人饮用海水可能性的试验。武装党卫军在布亨瓦尔特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霍乱、天花、白喉以及黄热病的疫苗，同时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疽病疫苗。党卫军的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治疗外伤的新手段，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制造创伤，再使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党卫军医生的试验还包括测试骨骼、肌肉、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测试人体抗御芥子气和碳酸氯气的方法，在布亨瓦尔特试验治疗黄磷烧灼人体和毒气弹损伤的新疗法。他们的试验当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为此惨死，其中一些囚犯直至被烧成焦炭。

因此，党卫军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战士」。党卫军的医生大部分在武装党卫军各正规部队供职，只有 350 名左右被分配到各集中营工作，统归党卫军上校厄诺?罗令调遣使用。上述研究直接置于希姆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负责指导全国?科研?工作的是帝国卫生部专员卡尔?勃兰特和党卫军卫生处主任医师卡尔?格布哈特；协助此二人工作的是武装党卫军柏林卫生研究所所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弗斯基。

英美等盟国专司调查纳粹战犯罪行的机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纳粹集中营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共计 350 人左右，他们进行「挑选」——把老、弱、病、残、孕等不适合劳动的囚犯挑出来，送往毒气室杀害；他们监督毒气室内的处决情况，发现有幸存者，则提醒有关党卫军把他们干掉；他们使用注射器直接杀害重病人和刚出世的犹太儿童；他们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从事各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在所有的供职于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医生中，只有威廉?明希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难得好人，他宁可受到党卫军处分，也断然拒绝参加「挑选」、死亡注射和活人试验。战后，几十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囚犯，听说他被美军占领当局列入战犯名单，急忙联名致信有关方面，坚决把他保释出来。而那另外的 349 人，恐怕都是战犯或犯有罪责的人。除此之外，战犯还应包括那些虽不曾在集中营工作，但积极支持上述医生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例如门格尔的恩师一奥特马尔?弗许尔。

由于人们对白色工作服的传统理解，大致有半数左右的罪行达到战犯标准的纳粹医生逃脱了法网，至少是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受到应有的惩罚。

下面几节就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医学战犯事例。

第二节死亡天使 —— 尤塞夫?门格尔

在作为战犯的纳粹集中营医生中，尤塞夫?门格尔的知名度大概是最高的之一。他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们称为：「死亡大使」、「死神医生」、「屠夫」，「一个杀人的行家，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恶魔」。「门格尔进行医学试验的诊所，也就是那些被迫接受试验的人们的刑讯所。」一名深切了解其罪恶的囚犯，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赞颂」这位恶魔医生：

「我从黑夜的深渊中涌现出来，

就像一个万能的恶魔。

我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

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死亡。」

门格尔于1911年3 月16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一个富有的企业主家庭。其父卡尔?门格尔自 1930 年即积极投靠希特勒；其母瓦丽?门格尔也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纳粹发动的侵略战争。门格尔本人才智过人，先后获得哲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受父母的影响，门格尔自幼就接受了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的思想，从 1931 年开始，他先后参加了「钢盔团」、「冲锋队」等法西斯组织；1937 年自愿加入纳粹党，次年又加入纳粹党的核心组织党卫军。在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他崇敬的导师是一位狂热的纳粹分子、新人种学权威、医学教授奥特马尔?冯?弗许尔。二战爆发后，门格尔作为武装党卫军维金师的一名军医，参加了对波兰、法国和苏联的侵略战争。由于在东线负伤，不再适合重返前线，于是 1943 年 5 月，他志愿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医生，成为当时该营 22名纳粹党卫军医生之一。此时，门格尔的官衔是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从此，门格尔一步步走上了成为战犯的道路。门格尔第一条罪状是「挑选」，即从新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出所有不适合劳动的人去毒气室消灭。战后，该营的囚犯和党卫军官兵作证指出，他至少在该营火车站的站台上，进行过 74 次挑选。此外，他在铁路支线两侧，还多次进行挑选。至少有 38 万人经他挑选走上了通往死亡之路。曾经被迫给门格尔担任翻译的义大利犹太囚犯阿尔米尼奥?瓦赫斯伯格在法庭上证实：门格尔并非机械地执行上司交给他的挑选任务，而是积极地、创造性地对待这项工作。希姆莱需要充分的奴隶劳动力，因此集中营的长官规定，被允许参加劳动者一般应占到新到囚犯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可是门格尔时常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只允许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囚犯去劳动，而把 80 —90％的囚犯送去毒死，因为他本人极度仇恨和鄙视犹太人。即使获准入营劳动的男女囚犯，以后也还会遇到一次次的挑选，说不定何时还要被门格尔推进阎王殿。除掉每月一两次的例行内部挑选外，门格尔还往往利用每天的囚犯点名之机，尽可能多地消灭不能劳动的囚犯。他抓住一些年老体弱的囚犯难以适应寒夜里时间漫长的点名的心理，以改换新的更轻松的工作为诱饵，欺骗这些人自动出列，叫他们自投死亡的罗网。1943 年 10 月的一天——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赎罪节，门格尔特意来到关押 2000 个犹太儿童的地方进行挑选，整整一半的儿童被他挑出来消灭了。对于新近怀孕的女囚，一经被门格尔发现，其命运只能是进毒气室死路一条。1943 年夏，门格尔染上了斑疹伤寒，他刚一痊愈，马上以惯用的报复性的狂暴手段来对付传染病源——他把比克瑙分营整整十个囚舍的女囚 1500 多个女囚，不分清红皂白全部赶进毒气室杀害，而其中大部分人身体健康。对于其大规模挑选杀人罪恶，门格尔竟有一套诡辩理论：「当一个犹太人孩子出世时，或者当一个妇女来集中营时即已怀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孩子。我不能给孩子自由，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犹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孩子留在集中营，因为这里没有能够使孩子们正常成长的便利条件。把孩子送进焚尸炉，而不让母亲在一旁亲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母亲和孩子一同送进焚尸炉的原因。」其罪行之二是亲手杀害患病或接受其手术的女囚，多数人是被他注射了致命的毒剂；几个匈牙利犹太少女被他通上高压电流，电击而死；一位吉普赛少女在手术时昏迷，竟被他切下了脑袋。其罪行之三是给 3000—6000 名犹太女囚强行绝育，使用法本、拜耳公司刚刚研制出来且未经动物试验的避孕药或毒剂在她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注射；大部分人以后又被杀害，侥幸活下来的女囚也大都丧失了生殖能力。门格尔最感兴趣的科研活动是进行孪生子女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一种简洁的途径，使德国妇女普遍生出双胞胎或多胞胎。为此，他对 2200 多个孪生子女逐个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除掉抽血和各项常规化验外，还要别出心裁地抽取骨髓和脊髓，切割她（他）们的性器官，刺穿他们的眼睛。经过上述极为残酷的试验，90％以上的孪生子女均因不堪折磨而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时，只有 180 多个孪生子女还活著。而据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现居美国纽约的前罗马尼亚籍犹太人艾娃?莫泽什证实，自从她和孪生妹妹米丽雅姆被纳粹保安警察抓走、送进奥斯维辛比克瑙分营内门格尔的试验室以来，总共有 1500 对孪生子女被送到这里。不仅如此，他还不放过孪生子女的母亲，经过百般测试后，还要对她们进行活体解剖，仔细研究其子宫的结构与特征。曾经长期负责处理门格尔及其同伙进行试验后死去的囚犯尸体的前特别行动队员菲利普?米勒在战后作证说：「许多尸体惨不忍睹。这些尸体一般都被肢解，或经过解剖。许多是青年男女的尸体，身上留下各种各样的灼伤，睾丸上或躯体的较下各部位有溃烂处，或者腹部和大腿上有脓肿。另外一些尸体则呈红中透青色；或者面部发青，牙关紧咬。」此外，门格尔堪称一条失去自制能力的色狼。他不仅千方百计地诱奸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女护士、女看守，就连相貌出众的女囚，包括犹太和吉普赛女囚也从不放过。他口口声声地污蔑犹太女囚是「烂婊子」，可是一旦发现犹太女囚中的绝色美人，他就会不顾纳粹的王法，把种族卫生抛到九霄云外，迫不及待地奸污她们，甚至把她们发展为长期供养的情妇。为此，他又故意践踏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宏旨，私自保全她们的生命，把她们弄到自己的试验室里当助手或杂役，为的是随时可以发泄兽欲。突出的一例是，他长期的管家兼情妇维尔玛，就是一个美貌出众的波兰犹太女囚。被门格尔糟蹋的犹太妇女至少有近百名。就在苏军的坦克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的前 10 天，自知罪大恶极、天理难容的门格尔从集中营里失踪了，他出逃时没有忘记带走同自己的感情已达到如胶似漆的波兰犹太情妇维尔玛。两人穿著十分破旧的衣服，见到村落就去乞讨，装扮成一对刚刚从纳粹党卫军的虎口之中侥幸逃生的年轻犹太夫妻。门格尔听从了维尔玛的高见，他们没有直接往西逃回德国，而是先往东，再往南，接著再往西北，通过波兰、捷克、奥地利，然后才潜回巴伐利亚的老家金斯堡。据说，门格尔在逃跑途中，曾被美军的一只小部队抓获，而且人们发现「他就是那个给三千名妇女做了绝育手术的王八蛋一门格尔」并且威胁说要绞死他。据去年 4 月份美国解密的二战机密档案，门格尔经过同美军情报人员搞了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他最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老家的故居内，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一年时光。直至 1946 年在纽伦堡审判的后期，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后两任司令官霍斯、利勃亨舍尔以及政治部长官格拉布纳等主要罪犯分别供出门格尔的大量具体罪恶后，对他的通缉令出现在包括巴伐利亚许多城市在内的德国全国各地，这位医生才感到大事不妙，决定离开德国，也离开欧洲。在热心肠的「奥德萨」弟兄们的大力帮助下，门格尔沿著早已开拓好的 B —B 交通线，登上阿尔卑斯山，潜人奥地利，又进入义大利，最后到了巴里港。他提著两个装满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金银财宝的皮箱，登上一艘直抵阿根廷的客轮，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钻进了希特勒的崇拜者——胡安?庇隆的保护伞之下。一经站稳脚跟，门格尔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维利?奥利兹大街 970 号开办了一家流产诊所。他在集中营曾给数百个犹太、吉普赛妇女做过各种各样的流产、绝育手术，现在于这一行真是轻车熟路，收入自然也相当可观。不过，有关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种种传说，却使这位医生坐立不安。稍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停止营业，溜之大吉。所以，他又于过整容医生。兽医、客栈老板等行当。1959 年，西德政府向阿根廷政府提出了引渡门格尔的要求。虽然阿根廷政府不予理睬，门格尔总觉得是块心病。1960 年，又发生了他的老友阿道夫?艾希曼被摩萨德抓捕并引渡回国的严重事件。于是，门格尔当机立断，——移居巴拉圭。在这个国度，门格尔摇身一变，又成了军事独裁者阿尔弗雷德?施特雷斯纳将军的座上客。据「大赦国际」的工作人员发现，门格尔曾为他潜身的巴拉圭军事独裁政权出谋划策，为他们灭绝印第安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方案。真是冤家路窄，门格尔在巴拉圭竟遇到了被他做过绝育手术而大难不死的比克瑙女囚诺拉?莫多克。那是 1961年夏大，在一家夜总会里。门格尔发现一个年轻漂亮的黑发少妇总是目不转睛地看著自己，以为人家是迷上了自己的翩翩风度，便主动上前邀她跳舞。跳著跳著，门格尔觉得似乎这个女人有些面熟。女郎忽然热情地发问：「您是医生吧，先生？」门格尔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她的问题忽然加大了力度：「您好象对孪生子很有研究？」「您擅长给妇女做绝育手术，对吧？」「您是党卫军上尉，在比克瑙的医院工作过？」门格尔猛地发现女郎左臂上的刺字型大小码，他不禁大吃一惊，「不，不，您认错人了。我是瑞士人，跟纳粹从来没有关系。」说著，连忙走出夜总会。刚一坐上计程车，门格尔就发现一辆小汽车紧随其后，你开快车，他也加速。门格尔付出三倍的车费，老练的司机才把跟踪的汽车甩掉。门格尔不敢回家，找到一家宾馆借宿。「坏了，准是被摩萨德盯上了，我可千万别落得艾希曼的下场」，门格尔惊慌得彻夜未眠。他到底回忆起来：在同维尔玛姘居之前三四个月，门格尔正发愁夜里没有佳人在侧。就在第二天的挑选中，他发现了美得出奇的小诺拉，她当时只有 17 岁。门格尔毫不犹豫地打发她的双亲进了毒气室，而把诺拉带到了自己的寝室。他以人格保证诺拉的生命安全和面容不会受损，换取了诺拉充任他的临时情妇；但还是给她进行了绝育注射，使她长期遭受烈性药物的折磨。谁想到，当年的弱女子今日竟成了索命的仇家。次日，门格尔也没敢露面。第三天，他才壮著胆子，悄悄溜出宾馆。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奥德萨的弟兄们。把情况一摆，哥几个笑了起来。他们认为，那女人充其量是个业余侦探，跟摩萨德没有联系。几天后，一个大个子的弟兄前来报讯：「放心吧，医生，我已经把那个犹太小妞收拾掉了。」「事不过三呀」门格尔还是心有余悸，他打发大个子回他的居所取出那两个价值连城的皮箱，自己又租下一套新宅。「杀了摩萨德的人，他们难道会善罢甘休？」门格尔依旧放心不下，他又向奥德萨的弟兄们提出迁居巴西的要求。这会儿，他不敢在大中城市里露面了，而是辗转搬到一家亲纳粹的匈牙利人斯坦默夫妇经营的山庄农场里安了家。他屈尊给房主的牲畜当兽医，这对夫妇则免收他的房租，还要一日三餐保证他吃得顺口。生活刚刚安定下来，门格尔寻花问柳的老毛病就又复发了，他不仅时常对女主人动手动脚，还多次诱奸女管家爱尔萨。当女管家要求同他名正言顺地结婚时，门格尔却迟迟不肯答应。他担心结婚登记时出示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明，会再一次暴露自己。气愤的女管家离他而去，不久忍无可忍的男主人也于 1974 年对他下达了逐客令。时至 70 年代，奥德萨组织已经作鸟兽散，孤立无援的门格尔，又搬进圣保罗郊区米苏里大街一座难见阳光的旧楼里，化名戈雷格里，隐居起来。1979 年 2 月的一天，在家里憋得无法承受的 68 岁老人门格尔，下定决心到海滩上洗洗海澡，彻底放松一下。多少年来，总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门格尔一踏入淡兰色的大海，顿时感到就像幼儿投入久别的母亲的怀抱，他时而蛙泳时而仰泳，一口气游出 3 千多米，才略感有些疲乏。他回到海岸边的沙滩上，刚想躺下休息一会儿，忽然听到了意地绪语，回头一看，是一个 30 多岁的犹太妇女和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嬉笑。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猛地想起，30 多年前，他曾不知多少次地把这样的犹太人母女打发进毒气室，现在，该不是她们的灵魂前来索命吧？再向四周环视，几个身高力壮的小伙子正向自己走来。他们仿佛个个鹰勾鼻、煽风耳、黑头发，啊，摩萨德，他们到底还是发现了自己，那母女俩准是在给他们发信号。不能再迟疑了，否则就是第二个艾希曼。门格尔拔腿就跑，钥匙串掉在沙滩上。「老先生，你的钥匙」，一个小伙子拾起钥匙，跑向门格尔。门格尔一看有人追他，跑得更快了。他好容易奔到海边，一个猛子扎下去。任凭岸上的人们怎样叫喊，他头也不回，径直向远处游去。他只顾夺路而逃，竟没有留神前面的水势，一下子游进一个汹涌的大漩涡里头。门格尔改游自由泳，拚命拍打水面；但以一个年近 70 的老人，又已是筋疲力尽，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是越陷越深，最后身葬海底。几天后，这个老人以沃尔夫冈?格哈德的名义被安葬在离海岸不远的小镇恩布。

外界，世界各国仍在不遗余力地通缉门格尔。以色列、美国、西德、苏联、法国……，悬赏金额直线上升，从 1 万美元暴涨到 200 万美元；各项悬赏的总额高达 340 万美元。1985 年 1 月 27 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 40 周年，一些集中营的幸存者从世界各地来此进行纪念活动，从而把追捕门格尔的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国抢先动手，在里根总统授意下，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下令他所管辖的情报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不仅包括二战后美军是否曾将已经抓获的门格尔释放，还要求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拉丁美洲搜查这个杀人医生。史密斯部长并指令美国专门负责追捕纳粹战犯的特别调查局局长尼尔?谢尔为总负责人。有鉴于过去各国分散作战，缺乏配合，以至效率不高，几次追捕门格尔失之交臂的教训，有关各国决定加强合作。西德联邦情报局、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执法官员就追捕门格尔一事举行了联席会议。同年 5 月 31 日，西德刑警局的执法人员根据确凿的举报材料，对长期负责与门格尔秘密联系的门格尔公司前董事汉斯?泽德麦尔在金茨堡的家进行了搜查。从查获到的密码材料中确认门格尔现在的藏身处在巴西的圣保罗。6 月5 日，顺藤摸瓜的巴西刑警对门格尔在拉美时的密友奥地利人勃塞特夫妇进行了突击审问；次日，警察又传讯了门格尔的前女房东吉塔?斯坦默。他们供出：1979年 2 月在圣保罗海滩淹死并埋葬在恩布的沃尔夫冈?格哈德就是尤塞夫?门格尔本人。1985 年 6 月 21 日，又是一个令世界受纳粹迫害者和进步人士扬眉吐气的日子。这一天，经过国际知名法医学家的认真鉴定，确认这具尸体生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战犯、号称「死亡天使」的尤塞夫?门格尔。虽然以色列等国对此尚持保留态度，因为自 60 年代以来，以多次出现过门格尔已经死亡的报道。但是这次，结论是不容置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验室前主任戴维?克朗和美国移民与归化局法庭文件实验室主任吉迪恩?艾琅斯坦——二人均为国际驰名的笔迹专家称：他们「完全相信，毫不怀疑」，从斯坦默夫妇和勃塞特夫妇那里查出的信件均出自门格尔的手笔。另一方面，法医学家确定这具尸体的确切身高与门格尔的身高恰好相符；死者死亡时的年龄也与门格尔相一致；法医报告指出：「骸骨的迹象表明，死者上门牙在拔除前中间曾有一条宽缝。」这一标记从门格尔的多种照片上不难发现，他的许多熟人也都指出了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证据是，用照片所做的一系列头颅、面部重叠的分析，包括嘴、鼻子、下颌、眼睛等在内的 24 处特征完全相符。最后，由门个法医学、人类学。放射学、齿科学和笔迹分析学专家组成的国际调查组认定：从科学判断的合理范围看，我们认为，这就是尤塞夫?门格尔的遗骸。以色列负责追捕纳粹战犯的警官麦那克姆?鲁塞克最初认为这是一个骗局。然而，当他千里迢迢来到正在进行验尸的圣保罗海滩，他便逐渐相信，这具遗骸生前确是门格尔。西蒙?维森塔尔以及另外两个侦缉纳粹分子的著名人士——塞尔日?克拉斯费尔德与比特?克拉斯费尔德夫妇，也赞同国际调查组的结论。

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中，也夹杂著一些不协调的舆论误导——一些报刊想当然地称门格尔为最后一个纳粹分子或最后一名纳粹战犯。这只能助长人们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客观上为那些尚未被揭露出来的纳粹战犯充当保护伞。

第三节把囚犯当成豚鼠的恶魔 —— 霍斯特?舒曼

在纳粹医生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大概是号称「死亡天使」的尤塞夫?门格尔。其实，像他这样血债累累的纳粹医生，至少有几十个。以对待囚犯和精神病人凶残毒辣而闻名的霍斯特?舒曼，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舒曼于 1906 年 5 月 1 日生于德国西部萨尔河畔哈勒城的医生家庭。其父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受父亲的影响，舒曼早年就参加了右翼的的政治组织，1930 年又参加了纳粹党（党证号码为 190002）。1933 年 7 月 18 日他当上了内科医生，后来也在故乡担任过市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公务员。二战前夕，他应征入伍，在纳粹空军中担任军医。1939 年 10 月初，他被招收进元首府工作。他的长官维克托?布拉克向他介绍了「安乐死」屠杀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邀请他加入。正中下怀的舒曼一口答应，并随即于 1940 年 1 月担任了纳粹德国第一个处决中心——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位于弗腾堡州）的主管医生，并充当中心主任恩斯特?鲍姆哈德医生的助手。从此，舒曼医生开始了他的杀人生涯。经过精神病学的短期培训，他于 1940年 9 月被调到杀人规模更大的处决中心——佐恩施泰因担任主管医生。此期间，他经常行使杀人的权力——到各个集中营——奥斯维辛、布亨瓦尔特、达豪。弗洛森贝堡、格罗斯罗森、毛特豪森、瑙因加默和尼德哈根挑选不适合从事劳动的病弱囚犯，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处决中心，用毒气和针剂加以杀害。1941 年 7 月28 日，舒曼第一次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到来，给 575 个囚犯带来了死亡。在大规模屠杀精神病人的同时，他对通过爱克司光照射生殖器官的绝育手法兴趣益浓，并有志于发明一种经济而又高速的爱克斯光照射绝育方法。经过纳粹高官布拉克向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大力举荐，舒曼如愿以偿，于 1942 年 10 月，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医院上任。此后，他便一步步成为专门以摧残青年男女囚犯的生殖器官而臭名昭著的恶魔医生。一时间，他成为奥斯维辛主营 10 楼——专门对男女囚犯进行绝育试验的诊所的主人，决定著成百上千个囚犯的生死存亡；直到另一位比他更有来头的知名妇科专家卡尔?克劳贝格将他挤出 10 号楼为止。但是，执著地探索绝育新技术的舒曼，很快又在比克瑙分营女囚营的 28 号楼和 30 号楼建立了具有同样设施的诊所。

极为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使他不相信也不允许敌对种族中存在英俊少年和绝色美女，特别是在被纳粹认为属于十恶不赦的犹太人当中。因而，当他挑选用以作为试验对象的人选时，他尽可能地把所有犹太美男子和美女首先挑出来，这样他们的生命很快即将不复存在，至少美貌将荡然无存。据说希腊与荷兰盛产美少年和美女，他就把选择对象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青年男女囚犯身上。的确，这些美貌的犹太青年男女只有 10％得以活到战争结束。他们纷纷死于伤痛、并发症、手术失误、体能耗尽和休克。一进入手术室，舒曼立即收敛起温文尔雅的假面貌，顿时变得凶狠。粗暴而野蛮，男女「病人」动作稍微慢了一拍，或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马上就要高声呵斥，对一丝不挂的男囚拳脚相待，对脱光衣服的少女推推搡搡，强使他们站在特制的爱克司光菱型灯泡前接受超剂量的照射，对男性照射睾丸，女性则照射下腹和盆腔。为测试不同强度的辐射效果，他经常变换照射剂量。经过5 —15 分钟的「治疗」，这些青年男女的生殖能力即遭破坏，不少人的阴囊或外阴被严重灼伤，变得发黑并很快溃烂。因白细胞大量受损和激素紊乱，接受手术的少女们呕吐不止，腹部皮肤被大面积烧伤，疼痛钻心，在地上打滚。然而，对这些不幸的男女而言，这不过才是第一关。此后，接受手术的男子在一个多月后，女子在 3 个月之后（此期间，不少少女和少年已经因照射过量而虚脱死亡），还要对他们再进行两次检查性手术，每次切除受害者一侧的睾丸或卵巢，送往柏林进行高倍显微镜下的病理病变研究。被摘除了一侧卵巢的姑娘们，通常在三四周之后，刀口刚刚有所愈合时，又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即切除另一侧卵巢。摘除性腺本是一项高难度的妇科手术，但由于纳粹医生根本不把受害者当人看待，手术作做的敷衍了事，往往造成感染或大出血或腹膜受损，因而又造成病人新一轮的死亡。来自希腊萨罗尼卡的 17 岁犹太少女贝拉，被舒曼作了辐射手术。在一侧卵巢被摘除还不到一个月，又被他强行摘除另一侧卵巢，结果几天后就死去了。舒曼甚至纵容属下的波兰医生德林毫无责任心和同情心的冒险之举一在 100 分钟之内给 10 个犹太少女切除一侧卵巢。手术是完成了，但因时间短促，只好既不消毒，也不注射麻醉剂，刀口也缝合得极不仔细，乃至 10 名少女在手术后全部因内出血死去。即使通过了两次手术切除，受害者仍然难逃死亡的劫难。男女病人在手术后往往面容憔悴，疲惫不堪，甚至行走困难。他们已经变得既无医学试验价值又无劳动能力，绝大多数人的归宿只能是被赶进毒气室。有些女囚被送回比克瑙分营后，因身体极度虚弱，行走困难，竞被焚尸场的负责人奥托?莫尔抛入火坑中活活烧死。舒曼究竞用绝育手术害死了多少人，显然已难以估算出准确数字。但根据舒曼医生的惯例——每周工作 3 天，每天可以给 30 名囚犯进行照射来估计，可以大致估算出，在他从事此项科研活动的 2 年半时间内，大致有六七千人被他和他的助手实施了这种极其残忍的手术，其中至少有 3000 多个男女死亡。仅在 1943 年回四月回日，舒曼及其助手们就给 201 个经过照射手术的青年男子摘除了睾丸。1943 年 8 月，在比克瑙分营医院的中央病室，舒曼一伙一次也给 60 多个希腊青年男子作了摘除睾丸的手术。尤为残忍的是，舒曼在给男性囚犯摘除性腺时，经常不预先使用麻醉剂，使他们遭受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其他囚犯证实，受害者的凄惨嚎叫声传遍了整个营区。实践证明，这种绝育疗法不符合纳粹既要灭绝犹太人又要尽可能保存劳动力的初衷。1944年4 月29 日，党卫军医务局局长维尔那?布兰肯堡向希姆莱提交专项报告，认为借助爱克司光照射实行大规模绝育的方法是不适宜的。后来，舒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绝育新方法未获成功，一是试验对象在手术完成后非死即残，不能继续充当劳动力；二是成本太高，许多集中营拒绝使用、推广。但舒曼仍不死心，1944年 6 月他调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继续进行这种害人的勾当，他行医的 9 号楼立时变成残害数百名女国的刑场。这一次，他的试验对象中，不仅有犹太姑娘，也包括吉普赛少女和女孩，其中最小的只有 6 岁。作为多年医生的舒曼，头脑中却全无保护儿童的观念，他把幼女和成年妇女同样作为试验对象。结果是，接受爱克斯光照射试验的 15 岁以下吉普赛女孩几乎无一生还；1945 年1月的一个下午，舒曼在 9 号楼给 2 名 15 岁的吉普赛女孩进行下腹部照射，结果她们都在声嘶力竭的哭叫中丧生。俩人的腹部均被严重烧伤，情景残不忍睹，就连党卫军女护士也不愿意多看一眼。而那些年龄大一些的少女即使能够侥幸活命，也永远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她们所得到的只有更多的下地狱的机会。1945年 4 月 30 日，当苏军解放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之时，罪恶累累的舒曼医生早已不知踪影。

经过几个月提心吊胆的奔波劳碌后，舒曼在德国西部小城格拉德拜克露面了。他先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警察，接著又恢复了医生的本行，在一个运动队当医生。这里追捕纳粹战犯的空气很是淡薄，舒曼又是一个尽职和热心肠的医生，因此他很快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洋洋得意的舒曼，在 1949 年举行的一次同人聚餐会上暴露了自己的庐山真面貌，但周围人们对他的态度并未发生变化。直到1951 年，不断接到举报的盟军和德国司法当局终于找到了这名纳粹战犯的足迹。然而，神通广大的「奥德萨＂组织及时向舒曼报了警。当警察敲他家的院门前几个小时，他又一次逃之夭夭。不过，在德国已经没有这位恶名昭彰的纳粹医生的藏身之地，他于是仓皇出逃到法国。在电影城嘎纳，他巧遇 T 一 4 同行卡尔梅尔和他的妻子弗罗丝（夫妻两人也都是纳粹战犯），并得到他们的资助。如此，他得以远走高飞。1955 年以后，舒曼医生又出现在苏丹，他成为一艘客轮上的医生。直到 1959 年，舒曼才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他在苏丹结识了当时的迦纳总统恩克鲁马，并被后者聘为自己的随身医生。此期间，尽管欧洲许多国家均对舒曼发出通缉令，但恩克鲁马根本不为所动。舒曼躲在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内悠然自得，被奉为上宾，锦衣玉食。较之东躲西藏的另一个纳粹医生门格尔，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惜好景不长，1966 年 2 月 24 日，恩氏大总统在出访越南、中国和苏联的旅途中，被国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赶下台。舒曼顿时失去保护伞。恩克鲁马的继任者接受了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引渡要求，把舒曼和另一个被恩克鲁马长期视为座上宾的纳粹女战犯汉娜?莱奇驱逐出境，舒曼并且被押送回西德。由于一些同伙和同情者的暗中庇护，对舒曼的审判姗姗来迟，直到 1970年 9 月才开庭。此时，能够以亲身受害经历控诉这位恶魔医生的 115 位证人中，已有 54 人作古，从而造成舒曼的大量杀人罪行变成难以落实的悬案。次年，法庭宣布暂时中止审判，因为被告患有高血压。满打满算，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医生只在狱中度过了 6 年时光，随后于 1977 年即被宣告获准保外就医，而再未重返监狱。他一生中的最后 5 年定居在法兰克福的塞克巴赫区，直到 1983年 5 月5 日在此病逝。有的评论家认为，是高超的医术和医学教授的证书保护了舒曼医生，使他免遭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和惩罚。这当然不代表反法西斯人士和集中营受害者的观点。

第四节一流专家也是超级屠户 —— 卡尔?克劳贝格

一方面，他是国际驰名的妇科专家，在国内妇科界则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曾给数百名德国妇女带来希望，治愈了她们多年。十余年甚至几十年难治的不育症；另一方面，他又是党卫军少将，用医学手段给数以千记的犹太、吉普赛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死亡，残酷地剥夺了她们的生育能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纳粹战犯和刽子手。这种貌似矛盾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纳粹医学界其实屡见不鲜。这里讲的是卡尔?克劳贝格教授。

克劳贝格于 1898 年生于科隆，父亲是一家狩猎用品商店的店主。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 年应征人伍，后来作了英军的俘虏。战争结束，他获释回国，考入医科大学妇科专业。通过不懈的努力，他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妇科专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在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开设了一家妇科诊所。没出几年，他便以善于治愈不育症的高超手段，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确立了自己在德国和欧洲妇科界的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但是，他又从骨子里嫉恨和仇视他的一些犹太同行，他们的医术也相当高超，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赶超自己。他也仇视那些犹太银行家、房地产商人，认为他们夺走了本来属于德国人的财富。进而，他开始仇视所有的犹太人。纳粹的主张与他不谋而合，这促使他很快就加入了纳粹党，成为纳粹在德国医学界早期的党员。自 1942 年秋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之日起，克劳贝格就一步步蜕变成以折磨和残害女因的特大屠户、一个专家型的纳粹刽子手。起初，他被安排在条件较差的比克瑙分营女国营第 30 号楼从事绝育科研活动，因为条件最好的主营 10 号楼已被另一个绝育专家舒曼所占据。但是，无论是在德国医学界还是在纳粹党内，前者的知名度均比后者高得多。因而，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于 1943 年 3 月裁定，两位医生的科研场所应当易位。从此，克劳贝格成为 10 号楼唯一的主人，而 10 号楼也被人们称为克劳贝格诊所。经常在此楼行医的纳粹医生包括：克劳贝格的头号助手、法本公司的主任化学家格贝尔，克劳贝格的其他助手、党卫军医生维贝尔、布宁和考夫曼。后来，为加强 10号楼的科研力量，党卫军卫生部门又派来 3 名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从他们从事的医学活动来看，各个都够得上纳粹乙级或丙级战犯的资格。一些党卫军护士也是克劳贝格医生的帮凶。因经历复杂而难以确定身份的是一个名叫希尔维亚?菲尔德曼的护士。她本是一名被强迫来此工作的女囚，但不少受害的女囚证明，她曾积极主动地协助克劳贝格于了许多罪恶活动。从 1942 年秋开始，10 号楼也就成了众多女囚受苦遭难的活地狱。先是遭受舒曼医生的宰割，以后又受到克劳贝格的摧残。克劳贝格医生的试验对象基本上是女性，只有在十分需要时，才临时拉来几个男囚进行睾丸切除或强迫他们同那些作过绝育手术的妇女进行性交，以验证绝育手术是否灵验。10 号楼是主营内被许多男囚营舍围绕的一座红色三层楼，砖木结构，从外表上看同集中营管理人员办公用的其他楼房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通过以下现象，囚犯们还是发现了它的神秘性：当局不允许任何囚犯接近10 号楼，10 号楼的各扇窗户除了被条条木版钉死以外，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无论白天黑夜，这里时常传出妇女们声嘶力竭的尖厉哀叫。此外，医生和专家们到来时，所坐的汽车也要挂上窗帘，不使外人知悉。这里经常住著三四百个女囚，她们都是克劳贝格一人的试验品。克劳贝格医生选择试验对象的标准与舒曼医生不尽相同，他需要的是 20 岁以上、40 岁以下并有过生育经历的妇女，而不是妙龄的少女，也不很计较试验对象的相貌如何。不过，她们的结局往往也不比舒曼医生的试验对象更好些。克劳贝格医生究竟是怎样以妇科检查为由来残害众多的集中营女囚的？由于大多数受害者已在战争结束前惨死，人们主要是通过一位主要的纳粹知情者、前任奥斯维辛主营司令官霍斯在纽伦堡法庭上的供词，来了解这一过程的概况的：克劳贝格为他的试验，挑选了一批又一批年龄在 20—30 岁的妇女，她们都已经生育过，并且在集中营还来月经。被选中的妇女按照住院手续转到 10 号楼。根据 1943 年 4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间纳粹医务人员张贴的接受试验者真实名单，10 号楼里通常要保持 200 —400名妇女，她们被登记在「供试验用女囚」的栏目下。由于有法本公司的大量赞助，克劳贝格医生出手大方，一次就向集中营当局买进 150 名到 200 名健康的青年女囚（有时也购买一些中年女囚）。一进入 10 号楼，这一群女囚就会遭受终生难忘的凌辱：衣服不容分说就被值班的党卫军扒个精光，随后党卫军护士剪掉她们的头发、剃光她们的阴毛，还要侮辱性地在她们的外阴部涂满所谓的消毒药膏，然后才准许她们住进病室。在此期间，经常有一些面貌娇好的青年女囚，遭到党卫军官兵和男性纳粹医生的无耻猥亵。就是在医生和护士对女囚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时，一些党卫军色鬼，也趁机去窥视，一得手就对女囚们的裸体动手动脚。其实，这不过是悲惨遭遇的的发端，更倒霉的痛苦还在进入克劳贝格的诊室之后。一开始，克劳贝格还会奈著性子，比较和蔼地对充任试验对象的女囚进行询问，收集到详细的情况后，就命令该妇女躺在妇科手术椅上接受「妇科检查」。他使用一根针头很长的注射器往该妇女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物质。这个用电控制的注射器与爱克司光仪器相连通，因而他可以从屏幕上了解输卵管的导通性能。当输卵管被证实完全畅通时，他又命令这位妇女离开手术椅，在房间里跑上一阵。同时，克劳贝格又给下一个妇女进行同样的检查。第一个妇女跑步完毕，就又一次被要求躺在手术椅上，重新用爱克司光进行检查，向她的输卵管内注射一种类似甲醛溶液的粘稠液体——贝母制剂。这种液体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进入输卵管之后，它就会使管壁遭受严重创伤并粘连起来，不再通畅，从而达到绝育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接受注射者带来极大的疼痛，迫使她们拚命地喊叫哭嚎，以求稍微缓解一下小腹内部难以忍受的伤痛。这时，克劳贝格就会恶狠狠地威胁她们：谁不听话，就立刻把她们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去，迫使她们就范。克劳贝格医生知道，在对妇女进行贝母溶液注射后 6 周之内，输卵管会逐渐自行堵塞。因而，在此期间克劳贝格还要对上述妇女进行多次检查性研究，再次向妇女们的输卵管内注射对比溶液。所有作过这种手术的妇女，都出现了输卵管堵塞，也不再来月经。她们在手术后全部被留在 10 号楼内，以供克劳贝格医生继续观察。由克劳贝格作绝育手术，已属相当的不幸；但谁要是碰上格贝尔作手术，她就会十倍百倍的不幸：这是因为格贝尔根本不是医生，对妇科更是明显的外行。但是克劳贝格信任他，竟毫无根据地授权他给被试验的女囚进行宫内注射。他的第一次注射实践在一名年轻的荷兰犹太女因身上进行。格贝尔拙劣地给她注射，竟因为紧张刺穿了她的子宫和腹膜，一眨眼的功夫，荷兰姑娘尖叫个不停，疼得在手术椅上翻来滚去，满身都沾上自己的鲜血。根据克劳贝格的研究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这些接受了手术的妇女应当同他选择出来的男子进行性交，以便证实这种绝育方法的有效性。另据美国的学者研究成果，克劳贝格也曾往接受试验的女囚的卵巢中注射有害物质，以破坏其排卵功能。最终，她们的卵巢也要被一侧或全部摘除掉，用于观察手术的效果。1943 年，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并付出十几名女囚死亡的代价，克劳贝格为已被绝育的妇女恢复生殖能力的试验又告成功。但这对于接受试验的女囚，并不是福音，因为她们接受「治疗」的疗程明显地延长了，接受注射和照射的次数也更加频繁，痛苦和死亡的机会更多了。不久，他又突发奇想，把一个刚刚被切除掉两侧睾丸的犹太青年，同一名丰满美貌的犹太妇女，一丝不挂地一起关在一间小屋里；并同他的助手考夫曼一起透过观察孔，一连几个小时地观察，以求了解刚刚被绝育的青年男子是否还有性欲，是否在短期内还具备残余的生殖能力。克劳贝格还有一个恶毒的计划，他要使那些不顺从或犯有重罪的犹太和吉普赛妇女在倍加的痛苦中屈辱地死去，为此，他多次进行向被试验女国的子宫内或宫颈部位移植癌细胞的试验，企图使她们染上各种妇科癌，在极度痛苦中丧命。根据他的要求，到 1944 年底，集中营当局还为克劳贝格医生的新试验课题研究专门建造了一座新营舍，里面装配了爱克司光机和一系列手术装置、器械等。这些设备专门用于给女囚进行人工受孕的新试验目的。不过，由于苏军向波兰方向的迅速推进，克劳贝格匆忙撤往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这些器械原封未动，没有能充当克劳贝格进一步残害女囚的工具。曾被迫在 10 号楼内担任医生助手的女因克莱恩博士在纽伦堡法庭作证时证实了那些接受绝育试验的女囚们的最终命运：那些被医生们认为已丧失掉被实验的条件，不再适合充任试验对象的妇女，比如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妇女，很快就会被送到比克瑙分营的女囚营区。由于她们中的大多数已因试验的摧残不再具有劳动能力，所以毒气室便成为她们的最后归宿。她还证实，即使还活著的 10 号楼女囚，身心也已受到极度的损害：「在 10 号楼里，不论是党卫军官兵，还是纳粹的医生、护士，对待被试验的女囚们都极为粗野甚至是极端残酷的。我们这些『人鼠』、『实验用兔』，都意识到了谁也无法抗拒的被宰割的命运，前途难料。一种永恒的恐惧感，在每个人心中日益加深著。」

克劳贝格从事这种惨无人道的绝育试验，得到了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的指导、赞许和全力支持。纽伦堡审判档案证实：1942 年 6 月 7 日，希姆莱接见了克劳贝格，俩人就绝育问题进行了长谈。他们深入地讨论了制定消除劣等种族的生殖能力的方法的各方面细节。希姆莱当面答应克劳贝格，党卫军当局将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他提供任何数量的女囚供他做试验对象。同年 7 月 6 日，希姆莱的秘书兼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为此致信克劳贝格:「尊敬的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委托我向您转达他的希望，您在和党卫军副总指挥波尔与集中营主任医生商讨问题之后，将奔赴拉芬斯布吕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在那里从事对犹太妇女的绝育工作。帝国司令官特别提醒您，在开始试验之前能够通知他，为了给数千名妇女作绝育手术您需要多少时间。帝国司令官认为，绝育工作进行得应该使妇女们无所猜疑。您可托词在进行普通的妇科检查时，做必要的注射。对实施手术的结果应认真地加以研究。绝育后经过一段时期，应拍爱克司光片，以便弄清妇女体内发生了何种变化。还需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绝育后经过一段时间，您安排作手术的妇女与男人同房。并将结果报我们知悉……」。克劳贝格之所以异常卖力地进行绝育手术，是因为他不仅得到纳粹党和帝国的赏识和支持，可以升官晋级，扬名四海；而且还可以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他也是受法本康采因等德国化学公司的委托从事绝育试验的，他使用的新制剂正是这些公司的新产品。新药能否推向市场，全靠名医的荐举。因此，每当克劳贝格往一个妇女的输卵管中注射进这种溶液，不管这个妇女是否死去，也不管成功与否，他都将得到 30—50 马克的酬劳。克劳贝格升官发财的代价是：据有关专家估算，经克劳贝格及其助手们做过这种绝育手术的女囚多达六七千人，她们绝大部分是犹太妇女，其中至少有 700名妇女被克劳贝格及其助手们实施的手术直接摧残致死。当年为 10 号楼进行专项服务的党卫军小队长贝格尔在战后的一次审判中作证说，从 1943 年开始，他每周都按照克劳贝格医生的指示，把四五具已被解剖的女尸拉出 10 号楼，送到焚尸场去；另外有四五千人被送往比克瑙分营后，因未能通过医生们的挑选，在八大毒气室中丧命。确有上百名经过克劳贝格式绝育手术的女囚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活著，但也被伴随终生的病痛不断地折磨著。波兰调查纳粹罪行全国委员会提供的权威性资料指出：由于遭受克劳贝格反复的长针注射，输卵管受到极为严重的创伤，幸存的女囚百分之百患有难以治愈的输卵管炎，绝大多数幸存的手术受害者普遍患有子宫炎、盆腔炎、卵巢炎和腹膜炎。

战争终止后不久，在盟军调查人员掌握的犯有严重罪行的纳粹医生名单中名列前茅的克劳贝格，很快落人法网。鉴于他的受害者大部分是东欧国家的犹太妇女或女战俘，苏联政府把握了他的命运。在苏联受审后，他被判处 25 年徒刑。这在当时是仅次于死刑和终身监禁的第三项重刑。克劳贝格医生顿时万念具灰，自感不久将化做西伯利亚的粪土了。接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受害国联合对他进行了严正的审判，幸存的手术试验对象一个接一个上台，以血淋淋的事实，声泪俱下地控诉他的滔天罪行。正当克劳贝格作好上绞架的打算，准备给妻子写遗书时，约瑟夫?斯大林与世长辞，克劳贝格的后半生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不打算进一步为难这些在押的纳粹战犯，而是希望用他们作为争取西德政府与苏联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筹码。1955 年 9 月，当时的西德政府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两国关系发生突破。由于西德方面一些要员的关注，苏联方面同意将克劳贝格作为战俘而不是继续作为战犯对待。同年 10 月，克劳贝格就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西德。被突如其来的幸运冲昏头脑的克劳贝格，很快就在西德大放厥词，矢口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西德卫生部门继续推广他那臭名昭彰的克劳贝格式绝育方法。可是，这一次幸运之神屏弃了克劳贝格。不仅欧洲各国，即使西德也有众多的群众，对他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坚决要求把这个罪恶滔天且又死不悔改的纳粹战犯重新收监。政府难犯众怒，于是把他逮捕，关进基尔市的一家监狱。1957 年 8 月 7 日，这位纳粹医生因心脏病死于狱中。临死前的几十天，他也受到了惩罚性的折磨，由远而近的一阵阵当年受害女囚凄烈的哭嚎声不绝于耳，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宁静，他的病情一再恶化，终于把他推进地狱。

第五节他把解剖刀变成凶器 —— 奥古斯特?希尔特

奥古斯特?希尔特医生也是一名在种族卫生和医学试验中卓有成效的纳粹医生，是一名绰绰有余的纳粹战犯。

1940 年秋天，解剖学专家希尔特教授作为战胜国的接受大员来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从此开始了一番雄心勃勃的科研事业。他有一句名言「科研事业是神圣的，而劣等种族的生命不值一顾。」因此，他要求学生们和助手们放手大干，不要受那么多伦理道德的束缚。在当时的特定年代里，这句话的话外音乃是，不能仅仅满足于使用尸体进行解剖，一旦需要进行解剖研究或制作人体标本时，就应该杀死那些劣种，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希尔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立一个劣等种族骷髅和头骨收藏馆。这里，收藏品的内容之丰富达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不仅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涵盖拉丁人、斯拉夫人、希腊人、中亚人、亚洲人直至黑人。以官位只及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希尔特教授个人的力量，显然很难实现这个目的。但是，他有望得到一位强权人物的大力支持——那就是种族卫生研究事业的创立者和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自己的最高司令官希姆莱。1941 年 12 月 27 日，满怀希望的希尔特致信党卫军帝国司令官：「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几乎把人类所有种族和民族的头颅都已收集得完备无缺。不过，提供给科研使用的犹太人头骨还少得可怜，那是因为以前不太容易得到和对此进行加工。现在，东线的战争却给我们提供了消除这种缺陷的机会。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表现出一种令人厌恶的、但又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设法弄到他们的头颅，以求获得一份具体的科学数据。」希姆莱果然不负众望，他见信后立刻向希尔特作出许诺：「今后，凡是抓到的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均应活著交给保安警察，由他们严密监禁起来，直到希尔特的特使到达并将他们带走。特使收到犹太布尔什维克政委后，要给他们逐个拍照，进行人体测量，并汇编有关他们职业和出身的全部资料，然后把他们杀死，并把他们的头颅割下来，经防腐处理，保存在特制的密封金属罐内，送往斯特拉斯堡大学。」1942 年，希尔特教授荣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病理解剖研究所所长。从此，该研究所就连续不断地收到用活人形成的『材料』。不过，仅仅得到犹太人的头颅，只是这位教授的最低限度的目标。他进而又向有关方面要求得到犹太人完整的骨架。希姆莱再次批准，希尔特有权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 150 付完整的犹太人骨架。不过，奥斯维辛当局不具备将骨架制成标本的能力，而希尔特自己也不打算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对被杀害者进行活人躯体测量，所以，最佳方案还是由奥斯维辛方面把活著的?材料?运送到距斯特拉斯堡大学不远的纳茨维勒集中营，交由希尔特教授自行处理。1943 年 9 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根据希尔特的要求，挑选出 115 名囚犯押送纳茨维勒集中营。这些「活材料」包括 79 名犹太男子，30 名犹太妇女，2 名波兰人和 4 名中亚人。活材料运抵纳茨维勒集中营，希尔特教授立即赶来，亲自对每个人逐项进行人类学的测量。可能是出于对犹太人很高的繁殖能力的恐惧和仇视，希尔特对 30 个犹太姑娘特别「关照」，除进行例行的检查外，又对她们专门作了妇科检查，并把有毒的制剂注射进每个人的卵巢内，以确保她们即使侥幸逃生，也不能再生育子女。至此，且 15 名材料的使用价值已经完结。在此后的一周内，他们被分批驱赶进纳茨维勒的毒气室，用希尔特亲自配制的氢氰酸毒剂杀死，一个也没有剩下。使用这种毒气杀人，可以受到受害者死亡迅速而又不损伤尸体的效果。

希尔特的另一个嗜好是收集人体的性腺。不论男女老幼，哪个民族，他都不辞辛苦地逐项收集。二战结束后，法国调查人员在他的一处秘密收藏室内，发现了数百双睾丸和卵巢；其中的八个小得出奇，只有樱桃那般大小，格外引人注意。以后，经过审问其助手才获悉，这是从四个未成年的犹太幼童和幼女身上摘除下来的。为了获取众多的性腺，希尔特教授对数百名犹太男女囚犯进行强制性手术摘除，对预后工作却极不在意，导致许多人因大出血、内出血或感染而意外死亡。与希尔特异曲同工的是另一个纳粹医生、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主任医师海因茨?鲍姆柯泰，他的兴趣是收集各个民族、各种年龄段男子的阴茎。他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终于将从初生儿到 80 多岁的老人的犹太人男性的阴茎收集齐全。有的纳粹医生提示他，最便捷的办法是从焚尸场内待火化的尸体上取得。然而，鲍姆科泰却不屑一顾地使劲摇头，「尸体上的器官往往已经失去生理特征，价值太低」。「那么你如何能搞齐全？」对方还是不理解，「从犹太人身上割，集中营里的犹太男人还少吗？」鲍姆科泰信心十足地回答。一发现合适的目标，这位医生就会把倒霉的囚犯强行拉去体检并随即宣布他们是「花柳病患者」，从而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阴茎剪下来。至于受害者的死活，他丝毫也不加考虑。这位医生怀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他要通过对年龄系列齐全的犹太人的阴茎构造的系统研究，探寻出犹太人天生具有纵欲、淫荡和邪恶的本性。

好景不常在，刚刚到 1944 年初秋，美国和法国的部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已收集得包罗万象的收藏室，眼看要成为反映他的一系列罪行的确凿证据。根据希姆莱的指示，他下令把研究所地下停尸室内刚刚杀死不久的 80 具尸体剥去肌肉，使死者的本来面目难以辨认，企图嫁祸给法国人。死到临头，希尔特教授还夸下海口说，盟国司法人员永远也不可能抓到他。后来，他确实失踪了。在纽伦堡医生审判审判以及后来各个受害国对纳粹战犯的历次审判中，人们都没有看到他那可憎的身影。不过，他的下场未必有多好，在各国受害者和正义人士的众目睽睽下，当时的整容技术又不象现在这般发达，因而他的豪言壮语不过是自杀身死、主动见阎王的委婉说法。

第六节残害幼儿的恶棍 —— 库尔特?赫斯梅耶尔

在以儿童为试验对象的纳粹医生中，除掉门格尔之外，最突出的当数库尔特?赫斯梅耶尔。这位医生本是纳粹德国红十字会所属的霍亨利欣试验医院的医生（该医院的许多纳粹医生因从事人体试验而沦为战犯），1944 年被派驻到汉堡附近的瑙因加默集中营供职，军衔是党卫军中校。他从集中营内被关押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俄罗斯和法国的犹太儿童中，精心挑选 4 —12 岁的男女儿童各 10名充当试验对象，把他们从各自的母亲身边强行带走，名义是给他们医治慢性病。以后便经常地给他们定期注射剂量和浓度不同的肺结核病菌。试验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当英国军队逼近瑙因加默集中营之时，上述 20 名犹太儿童已被严重的肺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呼吸艰难。但是，孩子们痛苦万状的景况并没有丝毫打动这位医生的良知，他仍然不肯放过这些幼小的生命。1945 年 4 月 20 日，就在集中营面临解放的前夕，孩子们被带到汉堡市郊外布伦豪泽镇国民学校的一间地下室内。赫斯梅耶尔给儿童们每人注射了一针吗啡，使他们昏睡过去。随后并恶狠狠地下令党卫军士兵将他们逐个勒死。同孩子们一起被杀害的还有 24 名苏军战俘。这样，英军得到的只是 20 个儿童的尸体，而赫斯梅耶尔踪影皆无。战后的大部分时间，赫斯梅耶尔是在民主德国的马格德堡市度过的。在长达 19 年的时间里，他以一个医术精湛、服务周到、态度热情的肺结核病专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相当成功地掩盖住自己的罪恶历史，直到 1964 年 12 月 13 日被当地法院拘留为止。

1966 年 6 月 21 日，马格德堡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起隐藏了 20 年的谋杀儿童案件。经过严正审判后，这个恶魔医生在铁证如山面前，不得不连连认罪，恳求宽大处理。同年 7 月 5 日，民主德国马格德堡地方法庭以谋杀罪依法判处他终身监禁。

1967 年 8 月 27 日，库尔特?赫斯梅耶尔因心脏病突发死于狱中。

应当指出，上述杀害儿童案件的凶手并非库尔特?赫斯梅耶尔一人，而是与霍亨利欣医院的另一个纳粹医生汉斯?克莱因共同完成的。但是，后者的命运较之前者幸运得多：战争结束后，汉斯?克莱因从瑙因加默集中营逃到了德国的美军占领区。头两年，美军占领当局搞的人人过关式的非纳粹化运动，使克莱因医生每天心惊胆战，一听到汽车停车的声音就吓得一身冷汗，惟恐是美军宪兵对他实施逮捕来了。孰料这场运动竟是虎头蛇尾，除去一批臭名昭彰的头面人物外，对于大多数丙级战犯和大批乙级战犯，往往是重罪轻判甚至不予追究。克莱因不久就到海德尔堡大学任教，并成为病理学专家。以后，他又晋升为教授，经他教诲的学生多达万人以上。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谁也想不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曾经对无辜的儿童狠下毒手。他的后半生真可谓风平浪静，即使赫斯梅耶尔被民主德国判了重刑的消息，也没有把他牵连出来。一直到 1985 年他病重逝世后很久，媒体才披露了他在纳粹时期的庐山真面貌。

党卫军中校艾塞尔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医生。他的名字在他供职的集中营的囚犯中就是恐怖和死亡的象征。他的拿手好戏是活体解剖。他时常守候在囚犯们上工的路边，遇到他感觉良好的男女目标，他马上命令他们出列，在他们的大腿或臀部使劲拧一把，达到标准的男女，就被党卫军士兵押进他的专用汽车，从此踏上不归之路。囚犯们因极度痛楚而发出的阵阵尖叫，丝毫也不能打动他那颗冷酷的心。他会毫不介意地继续进行切割手术，几个小时之后，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已被他分解成头颅。四肢、躯干、乳房和内脏，随后兴致勃勃地把这些器官一件件装入装满福尔马林的玻璃器皿当中。不过，也不排除艾塞尔有发慈悲的时候，有几次他对试验对象的惨叫感到腻烦。于是就给他们注射了致命的苯酚，立刻送他们回了老家。他不仅自己喜欢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法杀人，还经常指使和鼓励党卫军女护士效仿他。不久以后，集中营的医院里就形成一股不给病重的囚犯进行治疗，而是用毒针注射快捷地打发他们的风潮。

战后，无论是美军或者英军主持的集中营审判案中，有关艾塞尔医生的判决只有唯一的下场——绞刑。照理说，艾塞尔该是死定了。但冷战救了他的性命，对他的惩处一减再减，总共坐了十来年监狱也就完事大吉，出狱后照样领取养老金。

希劳医生的专业是研究不足月婴儿的健康状况。他在集中营里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候诊室，收容的对象均为不同孕期的犹太孕妇或吉普赛孕妇。他安排大部分孕妇早产，残忍地给她们注射各种催产剂，或者敲击她们的腹部，强令她们流产。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分析和对比，产妇和婴儿的使用价值也就基本枯竭了。现在轮到希劳医生出手的时候了，当他收集了产妇最后的一次尿样后，一根长针就会毫不犹豫地刺入她们的静脉，随即毒液流遍周身，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婴儿的命运常常比他们的母亲更悲惨，希劳不屑于给这些小不点注射，他往往委托纳粹护士来执行。有时候，希劳心血来潮，又会抱起婴儿，径直跑到焚尸炉前，把婴儿抛入火势熊熊的炉膛里。

第七节嗜杀成性的 T —4 医生

1939 年冬至 1945 年春，以「消灭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为宗旨的 T —4 屠杀行动在纳粹德国的许多医院中进行著，其中少数医院还专门从事屠杀残疾儿童的勾当。这些医院披著正常医务活动的幌子，变成一个个屠宰场，其情况与后来的灭绝营十分相似。战争期间曾在艾希贝格医院住院的一名女病人，又曾几次被转到集中营。她在战后作证说：「她在艾希贝格的遭遇同在集中营一样糟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 1941—1945 年期间，总共有 2272 名病人死在艾希贝格，它只不过是在「安乐死」屠杀行动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处决中心。杀人规模比艾希贝格为大的医院多达十几所。例如，位于下奥地利的国营古金医院。1943 年 10 月1 日，奥地利医生艾米尔?格尔尼经下奥地利州内政部长尤塞夫?麦尔保举，出任古金医院院长。之所以选择他，并非是因为他医道高超，而是因为他是一名纳粹党上台之前即已人党的老党员，对犹太人无比憎恶，对元首的忠诚则到了盲从的地步。格尔尼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医院里的恐怖气氛明显加剧，安乐死的进程大大加快：格尔尼不仅使用毒剂注射的传统安乐死方法，而且引入了将 T —4 治疗与屠杀融为一体为目标的许多项新发明。例如，通过使用电椅。在完全没有上级下达指示的情况下，格尔尼授意下属的医生、护士使用电击治疗的手法杀害了至少几十个残疾病人。纳粹医务部门终于发现了格尔尼对于 T —4 行动的重大价值，1944 年 11 月，他的职权扩展到兼管国营毛尔一奥林医院；此前，他还被网罗进T —4 医学行动的核心层内。

普鲁士大区波美拉尼亚省的梅舍利茨一奥布拉沃德医院被T一 4 医学官方指定为梅舍利茨附近的奥布拉沃德省立精神病院。该院也是实行「任意」安乐死屠杀的最为名声狼籍的一家医院。在「停止安乐死屠杀」的命令下达以前，该医院只是一个从德国向东部转运病人的中转站。1941 年 11 月，波美拉尼亚省党部负责人弗兰茨?施维德一科堡任命沃尔特?格拉布斯基为该医院的管理员。随即，格拉布斯基迅即在此大开杀戒。大批残疾病人从德国各地的至少 26 个城市运抵该医院，抵达时间通常是在午夜。医生们很快将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病人挑选出来通过医疗方式杀害。实际上，被杀害者远比没有劳动能力的病人为多。因为被医生挑选出来的还包括所有给护士造成额外麻烦的病人、聋哑病人、正在发病的病人、妨碍他人的病人、不遵守纪律的病人，甚至包括被医务人员厌烦的病人。此外，曾经逃跑又被抓回来的病人以及那些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的病人，也属于被尽先处决的对象。

被医生们选中的病人很快被护士们带进处决室进行治疗。他们被医生、护士们强令大量口服药或接受注射、灌肠。十几分钟至多个把小时，毒性发作后，被害者便成批地死去。大部分尸体被一丝不挂地草草运到公共墓地，也有一部分被送往法兰克福的火化场焚尸。以后，刽子手认为外运尸体有可能暴露事情的真相，于是决定在本医院内建立焚尸场。但是，这一工程尚未完工，苏军已于 1945 年 1月 29 日解放了该医院。这个名为医院的屠场究竟杀害过多少病人，恐怕谁也讲不清楚了。只知道，1939 年 9 月以前该医院收容病人 900 人，战争爆发后的收容病人数量骤增到 2000 多人。专家们凭借残存的一小部分医院文件推算，最保守的数字也达到 6991 人，是该院收容病人最大量的几倍以上。以后，根据德国司法部门的估计，该院被杀害的病人数量超过 1 万人。

哈达马尔医院是唯—一家在「安乐死」计划第一阶段使用毒气室处决病人并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中继续使用药物屠杀病人的医院。该医院由黑森一拿骚省医疗护理机构的总负责人弗利茨?贝诺塔特负责。它与另外两家医院——艾希贝格医院和卡门霍夫—伊德斯滕医院一起，构成一个疯狂吞噬生命的特大屠场。哈达马尔医院不仅接受从包括汉堡在内的德国各个城市运送来的残疾病人并加以杀害，而且它还是一个屠杀其他种受害者的处决中心：贝诺塔特在哈达马尔建立了一个专门屠杀带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健康儿童的特殊病房；但是，该医院最重要的罪行还在于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患病的东欧劳工。

大量屠杀东欧劳工，是纳粹德国卫生当局从 1944 年开始的，受害者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由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数以万计的东欧劳工染上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其中大部分是肺结核——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纳粹德国不肯把他们送回家，因为他们的家乡大多被苏军解放；纳粹德国当局也不愿把他们送进早已人满为患的各个德国医院。有鉴于此，德国医务部门的领导人作出决定，将所有患上肺结核的东欧劳工统统处决；由 T —4 组织完成这项任务。1944 年 9 月6 日，帝国内政部通知所有的地方政府，必须将由于精神疾病而无法劳动的东欧劳工接到指定的各个地方医院。11 个被帝国内政部指定的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毛尔一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

从 1940 年回月到 1941 年 8 月，共有 14 名年轻的纳粹医生效力于各个处决中心。其中有 4 人担任主管医生：恩斯特?勃姆哈德、伊姆弗里德?埃贝尔、鲁道夫?洛劳尔和霍斯特?舒曼。由于在 1941 年夏即脱离 T —4 而加入海军，后来又丧生于战火之中，伯姆哈德看来是战争罪行最轻的一个，而且也无须劳盟军司法人员的大驾去审判他。另外的 3 名纳粹医生则属于罪恶累累。杀人如麻的那一类。埃贝尔一开始主管勃兰登堡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贝恩堡；洛劳尔则负责哈尔特海姆；至于舒曼，他开始在格拉分内克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住恩施泰因；再往后又成为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两个集中营的医学刽子手。其他 10 名医生则是 4 位主管医生的助手，分别在各个处决中心效命。在哈达马尔处决中心工作的弗里德里希与京特?亨内克后来离开 T —4 任职，丧命于东线战场；库尔特?施马伦巴赫曾长期在 T —4 任职，日后也亡命于战火。其它 7 名幸存的医生在二战结束后，都面临著审判：库尔特?勃尔姆、海因里希?本克、克劳斯?恩德鲁维特、汉斯一博多?格加斯、格奥尔格?雷诺、阿奎林?乌尔利希和埃沃尔德?沃斯曼。他们当时都非常年轻，最大者只有 33 岁。

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不是少数几个而是一大批女医生、女护士积极参与了 T—4 杀人行动。其中至少包括：乌什茨普林格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嘉特?维斯、梅舍里茨一奥布拉沃尔德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维尔尼克。卡门霍夫医院主管医生玛蒂尔德?维勃尔、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主管医生伊蕾妮?阿萨姆一布鲁克穆勒。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高级医生芭芭拉?维勃拉克、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的负责人之一玛尔塔?佛泽尔医生、艾希堡儿童处决中心护士长海莱娜?许尔克。她们都曾指挥、部署、指导甚至直接从事以医学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甚至儿童的罪行，均已堕落为够格的乙级或丙级战犯，也都受到过盟国或德国本国法庭的审判。由于不掌握有关她们相貌的确切资料，作者不便将她们列人第十章作为美女蛇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