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所以想問問納粹幹過那些壞事。

當 1941 年杜布諾夫在里加被執行死刑的時候，他向猶太同胞們說道：「人們，不要忘記，要大聲說出來，把一切都記錄下來。」

下文節選自《來自納粹地獄的報告：奧斯維辛猶太醫生紀述》，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譯者劉建波。

他們就那麼等著，直到每個人都已經喝飽，並且將自己的容器裝滿了水。黨衛軍知道，要是他們中任何一個人沒有喝夠的話，那麼他是無論如何不會歸隊的。慢慢地，所有人都歸隊了。隊伍沿著一條煤渣路繼續前行，路的兩側鋪著綠綠的草坪。大約走了 100 米後，隊伍來到一個平滑的坡道面前，坡道上有 10 到 12 級臺階通向地下一個巨大的房間，一個巨大的標誌牌俯視著整個房間，上面用德語、法語、希臘語和匈牙利語寫著「浴場和消毒室」。這個標誌讓所有人都鬆了口氣，也緩解了隊伍中的疑慮和恐懼。他們幾乎雀躍著走下了臺階。
房子的中間是成排的圓柱，環繞著圓柱以及緊貼著牆壁都安置了長椅，在長椅上面掛著編號的衣架。用幾種語言寫成的標誌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提醒大家衣服與鞋子要放在一起，尤其別忘記自己衣架的編號，以免在沐浴歸來後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真有德國人的風格啊！」那些一直很「佩服」德國人的人們這樣評論。
他們是對的。事實上，採取這樣的措施的確是為了秩序井然，這樣的話，第三帝國所需要的上萬雙好鞋不會被搞混。衣服也是如此，那些被轟炸後的城市市民能夠輕易用得上這些衣服。當時有 3000 人在這個房間裏，有男人和女人，還有很多兒童。幾個士兵進來後大聲宣佈，所有人必須在十分鐘內將身上的衣服脫光。所有人聽到這個消息後都目瞪口呆，無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害羞的婦女和姑娘們面面相覷，或許她們還沒有完全理解剛才德語的意思。然而，他們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命令再一次下達，這次聲音更大，語氣更嚇人。他們開始不安起來，他們的尊嚴受到了挑釁。但是，他們骨子裡特有的順從讓他們感覺到，反抗已經於事無補了，他們開始慢慢地脫掉身上的衣服。老年人、殘疾人、瘋瘋癲癲的人在特遣小分隊隊員的幫助下也已經脫掉了衣服。十分鐘內，所有人都赤裸著身體，他們的衣服掛在衣架上，鞋子成對系在一起。他們也用心記下了衣架上的號碼。一個黨衛軍穿過擁擠的人羣，推開了房間另一頭一扇巨大的橡木彈簧門。人們穿過彈簧門到達另一個房間，這個房間同樣寬敞明亮。這兩個房間大小相同，但這個房間既沒有長椅，也沒有衣架。在房間的中央，以 30 米左右為間隔，立著一些柱子，從水泥地板一直通向天花板。這些明顯不是承重柱，而是一些方形的用薄鐵皮包裹的柱子。鐵皮管的四面都有大量的小孔，看起來像是線陣。所有人都已經進入了這個房間。一個嘶啞的聲音命令道：「黨衛軍與特遣隊員請撤離房間。」他們服從命令並報數離開。彈簧門隨即關上，燈光也從外面關閉了。就在此時，駛來一輛最新款的豪華汽車，車上有巨大的紅十字會標識。一個黨衛軍軍官和一個衛生服務副官（Sanit?tsdienstgefreiter）踏出車門。衛生服務副官拿著四個綠色的鐵皮製成的容器。他上前一步，穿過草坪，此刻的草坪上，每隔三十米，都有一個水泥短管從地面伸出來。在穿戴好防毒面具之後，他打開一個容器的蓋子，然後將其中盛放的淡紫色顆粒狀的物質傾倒出來。淡紫色的顆粒物直接就落到水泥管的底部。它所產生的氣體通過鐵皮管上的小孔釋放出來，幾秒鐘後就充滿了被放逐者們所處的房間。不到五分鐘的時間，所有人都死了。對於所有被押送到這裡的人來說，發生的都是同樣的事。紅十字會從外面送來了毒氣。焚屍場裏從來不會存放這個東西。預先警告是可恥的，但更可恥的是毒氣居然被一輛國際紅十字會的汽車送進來。為了確保完成任務，兩名毒氣屠殺者等了大約五分鐘的時間。然後他們點燃了香煙，乘車而去。他們剛剛殺了 3000 個無辜的平民。

20 分鐘後，通風機開始嗡嗡作響，用以驅散毒氣。門再次被打開，卡車開了進來，一支特遣小分隊將衣服和鞋子分開裝上車。它們將被送去消毒。這次是真正的消毒。隨後，衣服和鞋子就會通過鐵路運往全國各地。
獲得「Exhator」系統專利技術的通風機迅速將室內的毒氣排出，但是在屍體之間的隙縫裡、門上的裂縫裡，凡是狹小的空間裏都可能殘存著毒氣。即便是在兩個小時之後，還是會引起劇烈的咳嗽。出於這樣的原因，開門後第一批進入的特遣隊員都會佩戴防毒面具。屋裡再一次點上燈，顯現出恐怖的景象來。屍體並沒有在房間裏東倒西歪，而是混亂地堆在一起，一直堆到天花板，原因是毒氣從最低層開始擴散，先是最下面的空氣被污染，然後慢慢向上，直到天花板。這會讓遇難者們彼此踩踏，瘋狂地向上爬，試圖逃脫毒氣，但很快他們都會被毒氣淹沒。這是何其慘烈的生存競爭啊！即使只能延遲一到兩分鐘死亡。要是他們有機會想想他們都做了些什麼，他們就會意識到，被他們踩在腳下的是他們的孩子、妻子和他們的親戚朋友。但是他們根本來不及想，他們的姿勢表明，那只是出於自我保護本能罷了。我注意到，在人堆底部的儘是些婦女、兒童、老人，而在頂部的則是最強壯的人。他們的屍體彼此交錯，渾身都是抓痕和瘀青，那是由於他們在掙扎的時候彼此亂抓造成的。血液從鼻孔和嘴巴里流出來，他們的臉腫脹變形，幾乎變成藍色，畸形到無法辨認。即使是這樣，有一些特遣隊員還是能夠碰巧認出他們的親屬。相遇並不常見，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懼。我沒有理由再待在這裡了，我已經到達了死亡谷底。我覺得我有責任將我所看到的一切詳實地記錄下來，為了我的同胞，也為了整個世界。我心血來潮，覺得我應該逃離這裡。特遣小分隊隊員們穿著大號消防靴，圍著屍體堆站成一圈，然後開始用強力水柱沖洗屍體。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人在淹死或被毒氣燻死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排便。每一具屍體都骯髒不堪，必須要衝洗乾淨。一旦對屍體的「淋浴」完成，對屍體的分揀就開始了。此刻，特遣隊員都懷著極為悲痛的心情執行一項沒有人性的任務。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他們用皮帶將屍體的手腕打結，然後將皮帶緊緊嵌在像老虎鉗一樣的長柄裏。他們用這些皮帶將濕滑的屍體拖拽到另一間屋子的電梯裏。四部大型電梯上上下下地運行，每部電梯裏裝入 20 至 25 具屍體。鈴聲響起的時候，提示這部電梯將要向上運行。電梯向上，然後停在焚屍場的焚化室，巨型滑動門自動打開。操作拖車的另一支分隊的特遣隊員等在這裡。同樣，他們將皮帶系在屍體的手腕上，把屍體拖到特別建造的坡道上，最終將屍體全部卸在焚屍爐門口。屍體緊緊靠在一起，老人、年輕人、兒童。血不但從他們的鼻孔和嘴角流出，還從他們的皮膚滲出，那是因為與地面摩擦造成了劃傷。水泥地面上的排水溝裏，流動的都是血與水的混合物。這個時候，對猶太人的開發和利用的新階段就開始了。第三帝國已經拿走了他們的衣服和鞋子。由於在任何濕度下，頭髮都可以均勻地伸長或收縮，所以頭髮也是珍貴的原材料。人類的頭髮常常用在定時炸彈上，可以很好地實現定時引爆的目的。所以，他們要把死人的頭髮剃下來。但這還沒有結束。正如日耳曼人對內和對外所宣傳的那樣，第三帝國不是建立在「黃金標準」上，而是建立在「工作標準」上。也許這句話的意思是，他們要努力勞動，比大多數國家獲得更多的黃金。不管怎麼說，死者接下來被送到「拔牙特遣隊」那裡，他們的工作地點就在焚化爐前。「拔牙特遣隊」一共 8 個人，每個隊員都裝備了兩件工具，或者稱為兩件儀器，隨你怎麼叫它。他們一手拿著撬桿撬嘴，一手拿著用來拔牙的鉗子。屍體仰面朝天，特遣隊員用撬桿撬開屍體緊閉的下巴，然後用鉗子拔出或乾脆直接折斷所有金質假牙，以及任何金質的假牙架和填充物。所有「拔牙特遣隊」的隊員都是優秀的口腔醫學家和牙科醫生。當門格勒博士需要具備良好的口腔醫學技術或牙科技術的醫生的時候，他們信心滿滿地毛遂自薦，堅定不移地認為他們可以在營地中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能，就像我當初所想的一樣。

所有收集到的金牙都泡在一個裝滿了酸性液體的桶裏，酸可以腐蝕骨肉。其他屍體上穿戴的貴重物品，如項鏈、珍珠、婚戒等，都被摘下來，然後放在只有一個小口的保險箱裏。黃金是重金屬，我估計每座焚屍場每天可以收集 18 至 20 磅黃金。當然，由於死者的身份不同，所蒐集的黃金數量也不同。一些死者比較富有，而另一些從郊區來的死者就很貧窮。
匈牙利的被驅逐者在到達時已經被剝削得差不多了，但那些荷蘭、捷克、波蘭的被驅逐者，即便他們已經在猶太人區生活數年，卻仍然攜帶著首飾、黃金和美元。通過這種方式，日耳曼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最後一顆金牙被拔下來的時候，屍體就會流轉到焚屍小分隊手中。在那裡，每三個屍體為一組，放在一架由金屬薄板製成的手推車上。焚屍爐厚重的爐門自動打開，手推車把屍體送進焚屍爐，然後加熱到白熾程度。屍體在二十分鐘內就會焚化。每座焚屍場有十五個焚屍爐，這個集中營裏有四座焚屍場。這就意味著，一天之內會有數千人被焚化。如此算來，經年累月，每天數千人通過毒氣室，然後被送到焚屍爐，最終只剩下焚屍爐中的一撮灰燼。卡車將骨灰運到離集中營數百米遠的維斯瓦河，然後把骨灰倒在奔流的河中。即使對於屍體來說，在經歷過這樣的痛苦與恐懼之後，卻換不來一點點的平靜。

當運送被驅逐者的車輛到達的時候，負責選人的黨衛軍在車廂前站成一排，專門搜尋雙胞胎和侏儒。那些希望自己的雙胞胎孩子得到優待的母親們非常樂意把他們交給黨衛軍。在得知從科學角度來說，雙胞胎受到青睞以後，成年的雙胞胎們自願站出來主動介紹自己，侏儒也是如此。
他們與人羣分開，聚集在右邊。他們可以繼續穿著他們的便裝，黨衛軍把他們帶到特別設計的營房，在那裡，他們得到很好的對待。喫得不錯，睡得舒服，衛生條件也比其他人強很多。他們被安置在 F 營 14 號營房，從那裡被看守他們的警衛帶到吉卜賽實驗營，然後在實驗營接受所有能在人身上進行的醫學檢查：驗血、腰椎穿刺、與雙胞胎兄弟換血以及其他眾多檢查項目，所有的檢查都令人感到疲勞和沮喪。來自布拉格的畫家迪娜，對雙胞胎機體的構造，包括頭骨、耳朵、鼻子、嘴、手和腳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每幅素描連同所有個人特徵都被分類放在文件夾中，這些文件夾是為了快速查找而專門設置的。通過這些文件夾就可以直觀地看到這項研究的最終結果。對於侏儒來說，步驟也是一樣的。前面所談到的實驗，用醫學術語表達，就是「活體實驗」，是在活人身上進行的醫學實驗。如果不用雙胞胎做實驗的話，活體實驗幾乎不能取得很好的結果。在各種不確定性下，活體實驗結果可能還不如局部實驗的結果。然而在最重要的雙胞胎研究階段，即對雙胞胎進行解剖學和病理學的對比研究上，活體實驗取得了成功。雙胞胎實驗會遇到一個問題，在比較健康的雙胞胎器官與功能異常的器官，或者生病的器官，抑或者進行其他病理學研究的時候，需要屍體。因為非常有必要同時解剖兩具屍體來比較異常現象，所以雙胞胎必須同時死亡。也就是說，雙胞胎們最終經過門格勒博士之手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B 營。這種現象在世界醫學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雙胞胎同時死亡，使得同時解剖兩具屍體成為可能。通常情況下，誰能碰巧遇到雙胞胎死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呢？雙胞胎通常由於不同的生活軌跡而分開。他們彼此住得很遠，而且很少同時死亡。雙胞胎中一個人可能 10 歲的時候死亡，另一個人 15 歲的時候死亡。在那樣的情況下，比較解剖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奧斯維辛，有幾百對雙胞胎，因此也就有幾百次同時解剖的機會。這就是為何在卸貨站臺，門格勒博士將雙胞胎和侏儒從被驅逐者中單獨分出來。這就是為何這兩類特殊的羣體被分在右手邊一列，倖免於難。這就是為何他們喫得好、喝得好，居住的地方環境衛生，只有這樣他們纔不會互相傳染疾病，不會有人先走一步——他們必須同時死亡，而且身體健康！

特遣隊的隊長過來跟我說，一個黨衛軍警衛與一隊運送屍體的特遣隊員正在焚屍場的大門口等我。我去與他們會合，因為他們不可以進入焚屍場。我從警衛的手中接過與屍體有關的檔案。這是一對幼兒雙胞胎兄弟的檔案。另一隊全部由婦女組成的特遣隊把包裹著的棺材放在我的面前，我打開了棺材蓋，裡面躺著一對 2 歲的雙胞胎。我讓我的兩個助手把小屍體抬起來，雙雙放在解剖臺上。
我打開檔案，快速瀏覽一遍。這是一份非常詳盡的臨牀檢查報告，附有 X 光片、說明和「藝術家」的素描，從科學的角度表明兩個雙胞胎小生命的區別。只有病理學檢查報告沒有涵蓋在內，而提供這份報告正是我的工作。雙胞胎死於同一時間，此刻他們並排躺在這張大號解剖臺上。現在就是要通過他們，或者說通過他們的身體來解開人類繁衍的祕密。這項研究是為了實現一個「崇高的目標」，那就是進一步解開日耳曼高貴種族的繁殖祕密，他們註定成為世界的統治者。如果未來研究成功的話，德國的每個母親都有更多可能懷上雙胞胎。這項由第三帝國的瘋狂的理論家提出的實驗簡直就是瘋了。而這項實驗正是委託給門格勒博士，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主任醫師，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在作惡者與犯罪者之間，最可怕的類型就是「罪犯醫生」了，特別是當他獲得極大的權力以後。門格勒博士就被授予了生殺大權，他宣判數百萬人的死刑，僅僅因為認為他們是劣等人種，是對人類有害的。正是這位「罪犯醫生」與我相伴了很長時間，他有時在觀察顯微鏡，有時使用消毒爐或試管，有時以同樣的耐心站在解剖臺旁。他的白大褂上到處是血跡，他像著了魔一樣用沾滿鮮血的雙手進行檢查、做著實驗。短期的目標就是讓日耳曼民族大量繁殖，最終目標就是繁衍足夠多的純種日耳曼人，以取代捷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這些人註定要被滅絕，但他們現在還生活在對第三帝國來說至關重要的領土上。

那些在猶太人卸貨坡道被篩選掉的人正是被送到了這裡，意思是說，四座焚屍場都沒有他們的地方了，等待他們的是最差的死法。這裡沒有水龍頭可以緩解他們數日旅途的口渴，沒有騙人的告示來平息他們的憂慮，沒有偽裝成消毒室的毒氣室。有的僅僅是一座小房子，一座覆蓋著茅草、粉刷成黃顏色的小房子，這裡的窗戶都被木板釘死了。
在房子後面，巨大的煙柱直衝雲霄，散發出焚燒肉體和燒焦毛髮的味道。院子裏擠滿了 5000 個驚恐的靈魂。四周是黨衛軍圍成的密密的警戒線，他們用皮帶牽著警犬。囚犯們被趕到脫衣室去，一次三四百人。在那裡，他們遭到警棍雨點般敲打，他們脫去了衣服，然後從房子的另一扇門走出去，走在前面的人要不斷地為後面出來的人騰地方。一走出門，他們還沒來得及看看周圍的環境，也來不及意識到他們恐怖的處境，一名特遣隊員會立刻上來緊緊地擎住他們的胳膊，然後控制著他們，夾在兩排黨衛軍中間，沿著蜿蜒的小路向前走去，路的兩旁都是樹林，他們走得急匆匆的，然後到達火葬柴堆，它就隱藏在樹林中間。火葬柴堆是一條大約 50 米長、6 米寬、2 米深的壕溝，裡面有一大堆正在焚燒的屍體。黨衛軍沿著壕溝一側的小路站著，以五米為間隔，等待著他們的犧牲品。他們手持 6 毫米的小口徑武器，這種武器就是集中營裏從脖子後面射擊用的。在小路的盡頭，兩名特遣隊員緊緊地抓著受害者的胳膊，然後把他們拖到距離黨衛軍士兵 15 到 20 米遠的地方站好。他們驚恐的哭叫聲蓋過了槍聲。開槍之後，受害者立刻就被扔進壕溝，不管他是不是已經死了。50 米之外，一模一樣的場景也在同時進行著。黨衛軍二級小隊長莫勒主管這些屠夫。作為一名醫生，同時也是目擊者，我發誓莫勒是第三帝國最卑鄙、最邪惡、最冷血的殺手，即使門格勒博士不時表明他是人類。在「篩選」的時候，當他看到一名年輕的女子非常想要和母親站在左邊一列的時候，他對那名女子粗暴地咆哮著，命令她站回右邊。即使 1 號焚屍場的頭號殺手二級小隊長墨斯菲爾德發現第一槍沒有殺死受害者的時候，也會再補射一槍。但二級小隊長莫勒在這種小事上從不浪費時間。在這裡，絕大部分人還沒死就被扔進火坑。要是哪個特遣隊員從脫衣間到火葬柴堆的過程中由於感慨而慢了一拍的話，那麼整個鏈條都被打斷了，結果就是射擊隊的隊員被迫多等幾秒鐘，才能迎來下一名受害者。莫勒無所不在。他不知疲倦地從一個火葬柴堆到另一個火葬柴堆，或是去到脫衣間再返回來。絕大部分時候，被驅逐者在走向死亡的過程中不會反抗。他們在得知要發生的事情之後，是如此驚恐和害怕，以至於全身癱軟。絕大部分的老人和孩子都是這種表現。但是，仍然會有一些年輕人被送到這裡來，他們因絕望而生出力量，本能地試圖反抗。要是莫勒碰巧看到了這樣的情景，他會從槍套中拿出他的佩槍。槍響之後，一顆子彈從 40、50 米遠的地方飛來，那個正在掙扎的人立刻死掉了，而此時，兩名特遣隊員還夾著他的胳膊準備將他送去火葬柴堆。莫勒就是頭號殺手。當他對特遣隊員的勞動不滿意的時候，他的子彈常常會射穿特遣隊員的胳膊。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當然會瞄準胳膊，但卻在臉上沒有顯示出任何不滿，而且也不會給出任何提前警告。當兩個火葬柴堆同時運轉的時候，一天會燒死五六千人。比焚屍場好一點，但是這裡，死亡要恐怖一千倍，因為一個人要死兩次，先是被從頸後射來的子彈殺死，然後被火燒掉。在知道了毒氣殺人、氯仿注射、頸後射擊這些殺人方法之後，我現在又知道了第四種「組合」式殺人方法。

他繼續說，「目前，我正在從事一項非常重要的科學研究。但為了完成這項研究，我需要你的幫助。這就是我讓門格勒博士今天邀請你到這裡來的原因。」他停頓了一下，接著又說，「如你所知，痢疾在集中營裏非常普遍，而且 90% 以上的病例是致命的。我瞭解這種疾病的初期癥狀與發展過程，因為我已經做了數千次的檢查並做了精確的記錄。但我的工作並不完美，因為除了臨牀觀察外，一項科學研究需要具有決定性的基於大量痢疾病例研究的病理學報告。」

我開始看到了光明。沃爾夫博士也參與了研究。在焚屍場的惡臭與煙霧之間，他也希望能從集中營數以萬計的人類小白鼠身上獲益，很多囚犯的體重在患痢疾時會不可思議地減少到 27 至 30 公斤。他希望通過對大量屍體的解剖，能夠揭開對於醫學科學來說仍舊未知的痢疾的體內臨牀表現。
門格勒博士想要解決種族的繁殖問題，以這些囚犯為人體實驗原料，更準確地說，是以這些囚犯中的雙胞胎為原材料，這些原材料可以隨心所欲地得到。沃爾夫博士研究痢疾的病因，事實上，原因一點兒也不難斷定，即使是外行也知道原因。痢疾的發生遵循如下的規律：任何一個人，無論是男人、女人還是孩子，把他從他的家裡抓走，把他與幾百個人塞在密封的車廂裏，在那裡精心準備一桶水，等他們在猶太人區度過六週之後，把他們一併送到奧斯維辛。在這裡，以千人為單位把他們放在像牛棚一樣環境髒亂差的營房當中。給他們定量供應的食物，是用野栗子製成的發黴的麵包，上面抹的是含有褐煤的人造黃油，再配上 30 克用帶病的馬肉做成的香腸，全算下來食物熱量不超過 700 卡路里。為了喫完這些難以下嚥的食物，會給他們喝半升用蕁麻和野草做成的湯，沒有脂肪、沒有澱粉、沒有鹽。四周以後，痢疾就如約來臨了。然後，在三到四周以後，病人會被「治癒」，因為無論他們接受哪一名營地醫生遲來的救治，他都會死去。按照沃爾夫博士的說法，他的關於病理學方面的研究至少需要 150 具屍體。門格勒博士博士打斷了談話。「如果每天解剖 7 具屍體的話，」他說，「你應該可以在三週內完成需要的數量。」

門格勒博士清算 C 營的決定已經完成。每天晚上，50 輛卡車會把受害者運到焚屍場，一批有 4000 人。真是可怕的景象啊！這長長的一隊卡車，車頭的燈光刺破了黑暗，每輛車上裝載著 80 名婦女，她們要麼尖叫哀號，要麼因恐懼而癱軟無力地坐在車上。隨著卡車貨鬥慢慢抬升，這些婦女被卸在通往毒氣室的樓梯口，她們的衣服都被奪去，全身赤裸。在樓梯口，她們迅速被推下去。她們都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但是經過四個月的冷酷囚禁，忍受了這麼久的體罰，她們的神經系統早已崩潰，這些造成她們已經不能再有任何反抗，甚至都不會感到疼痛了。她們被趕到毒氣室裏。她們長久地活在擔驚受怕中，已經厭煩了被煩擾和被迫害，她們靜靜地等待著來自醫生的「幫助」，那就是死亡。對於她們來說，生命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意義和目的。延長生命只會延長她們的痛苦。
她們經過多麼漫長的路才來到這裡！這一段旅程充滿了多少難以想像的悲傷！首先，她們溫暖、舒適的家園遭到入侵和掠奪。然後，她們與自己的丈夫、孩子和父母被送到位於城鎮遙遠邊緣的磚窯去，在那裡的幾周，他們不得不居住在春雨沖刷形成的沼澤中。那裡就是「猶太人區」，每天都有人把他們分成小組並帶往特別設置的刑訊室，那裡配備了最新的設備，讓她們「交代」。在那裡，她們被質問，直到疼痛到半死，最終她們會說出藏著值錢物品的地方，或是所託付的某個人的名字。很多人都死於這樣的刑訊逼供。那些倖存下來的人會「安心」地發現她們被裝進了悶罐車，一輛車裝 80 到 90 人，這意味著她們將遠遠地離開刑訊室。至少她們這樣認為。她們在這些悶罐車中生活四五天，眼睜睜地看著死屍在她們面前堆成山，直到最後到達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卸貨坡道。我們已經知道她們到了這裡以後會發生什麼。在與她們的丈夫和孩子分離的時候，她們的心都碎了，在「篩選時間」，她們害怕到發瘋，被選進了右手邊一列，最終到達了 C 營。但在進入污穢不堪、細菌滋生的營地之前，她們不得不屈服於另一個恥辱：沐浴。這是為了讓她們丟掉任何一絲還殘存的人格尊嚴而專門設計的。她們的頭髮被粗魯的雙手全部剃掉，她們的衣服也被奪去。沐浴過後，她們會領到囚服，但只能稱之為破布片，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乞丐都不會碰它一下。穿著這些衣服，她們會收到來自第三帝國的第一份厚禮：蝨子。在接到這樣的招待後，她們開始了在集中營鐵絲網內的囚禁生活，她們作為活死人的生活。她們喫的食物簡直就像骯髒的洗碗水，僅能維持著她們不死而已，但卻不足以使她們真正活著。她們的食譜中完全沒有蛋白質，這會導致她們的雙腿像注了鉛一樣重，脂肪的缺乏使她們的身體浮腫，她們的月經也停了。結果就是，她們變得很急躁，神經越來越緊張，有偏頭痛，會流鼻血。缺乏維生素 B 導致長久性嗜睡和部分記憶缺乏，通常的表現是她們不再記得她們曾經住過的街道的名字，或者她們的門牌號碼。只有她們的眼睛還動著，但卻不再閃爍出智慧的光芒。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她們每天還要屈從於點名與集合，而這個過程要持續好幾個小時。她們因暈倒而被粗魯地澆了一桶涼水，醒來後，她們的眼睛總會望向那籠罩著整個集中營的濃煙，或是望向焚屍場煙囪裏噴出的火焰。濃煙與火焰這兩個標誌日復一日地提醒她們，她們現在還活在另一個世界的大門外。

C 營的囚犯在焚屍場大門附近活了四個月，只花了十天就全部穿過了那扇大門。4.5 萬個飽受折磨的人在那裡放棄了她們的靈魂。沉重的寂靜降臨了 C 營，這裡曾發生過數不清的辛酸悲劇。

當這一隊囚犯到達的時候，門格勒博士注意到在等待篩選的隊伍中間，有一個大約 50 歲的駝背的男人。他不是獨自一人，他身邊站著一個十五六歲個子高高的、帥氣的男孩。然而這個男孩右腳畸形，他的腿上戴著金屬板製成的用於矯正的設備，腳上穿著骨科室的厚底鞋。他們是父親與兒子。門格勒博士認為他發現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可以用來證明他至高無上的猶太人退化理論，這個證據就是駝背的男人和他跛腳的兒子。他立刻命令他們出列。他拿出筆記本，在上面記了一些東西，然後命人將這兩個可憐的人送到 1 號焚屍場。
已經是中午前後了。那天 1 號焚屍場沒有運轉。我正無事可做，在屋子裡虛度光陰。當值的黨衛軍警衛進來請我去大門口報到。在黨衛軍警衛的押送下，那對父子正站在門口。我拿到了帶給我的消息，上面寫著：「1 號焚屍場解剖室，請從臨牀觀點的角度仔細檢查這兩個人，對這兩個人進行精確的測量，臨牀記錄中要包括所有令人關注的細節，尤其要記錄那些涉及引起身體畸形原因的內容。」第二則消息是給二級小隊長墨斯菲爾德的，密封著。即便沒看到，我也知道它說的是什麼。我把它委託給一名特遣隊員，讓他送給墨斯菲爾德。這對父子被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羅茲猶太人區經年累月的痛苦使他們的臉變得慘白。他們懷疑地看著我。我帶著他們穿過院子，此刻院中灑滿了陽光。在去往解剖室的路上，我用適當的話安慰他們。幸運的是，此刻解剖臺上沒有屍體，不然遇到那樣的情景對他們來說一定非常恐怖。為了安撫他們的不安，我決定不在冰冷的解剖室對他們進行檢查，因為實驗室裏充滿了甲醛的味道。我決定帶他們到愉快明亮的學習室去。從對話中，我瞭解到這位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羅茲市民，是一個服裝批發商。在戰爭中的和平時期，在他去維也納經商期間，他常帶著他的兒子接受當地最著名專家的檢查和治療。我先仔細檢查了這位父親，一項也沒有遺漏。他的脊柱彎曲是兒時發育遲緩的佝僂病的結果。儘管經過了最徹底的檢查，我沒有發現任何其他的疾病徵兆。我試著安慰他，告訴他可能會被送到勞動營去。在對這個男孩進行檢查之前，我與他交談了相當長的時間。他的臉很討人喜歡，看起來非常聰慧，但是他的鬥志已經動搖了。他害怕到渾身顫抖，用一種呆板的聲音敘述著這五年刻在他身上的猶太人區裏的悲傷、疼痛，有時甚至是恐怖的事情。他的母親虛弱而又敏感，無法忍受降臨在她身上的長期的折磨。她變得憂鬱而沮喪。她連續幾周幾乎沒有喫任何東西，這樣她的丈夫和孩子就可以多喫一點點。她是一位典型的賢妻，一位善良的猶太人母親，她曾經愛家人愛得幾近瘋狂，她在猶太人區生活了一年就被折磨死了。他們就是這樣生活在猶太人區，一個沒有妻子的丈夫，一個沒有母親的兒子。現在他們都在 1 號焚屍場。我再一次被這種可怕而又充滿諷刺的情景所打擊。我，一個猶太人醫生，不得不在他們死之前用準確的臨牀方法對他們進行檢查，然後等他們死後，在他們還有溫度的屍體上對他們進行解剖。我如此震驚於這樣的景象，但卻對這種境況無力做任何改變，我突然發現我離瘋狂的邊緣只差毫釐了。誰的身邊會伴有這樣的惡魔？！它製造了一系列的慘案，並使其降臨在可憐的人身上。這些會是神的旨意嗎？不，我無法相信……我費了非常大的努力才剋制住自己，為這個男孩做了檢查。我注意到他的右腳先天性畸形，有一部分肌肉缺失了。

醫學術語把這種畸形描述為脊髓空洞症（hypomyelia）。我能看出來非常有經驗的專家曾給他做過好幾次手術，但結果是一隻腿比另一隻腿短。但在繃帶和骨科短襪的幫助下，他走起路來沒什麼問題。我也沒有看到其他畸形情況。
我問他們想不想喫些東西。「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喫任何東西了。」他們告訴我說。我給一名特遣隊員打電話，讓他拿點兒喫的給他們。他拿來一盤牛肉通心粉，這種食物在特遣隊的範圍之外是看不到的。他們狼吞虎嚥地喫起來，渾然不知這是他們「最後的晚餐」。不到半個小時，二級小隊長墨斯菲爾德帶著四名特遣隊員出現了。他們把這兩名囚犯帶到焚屍間，然後讓他們把衣服都脫掉。接著小隊長的左輪手槍響了兩聲。父與子就平躺在水泥地上，全身是血，死了。二級小隊長墨斯菲爾德忠誠地執行了門格勒博士的命令。現在又輪到我了。兩具屍體被送回解剖室。我被剛剛發生的事情噁心到了，所以我委託我的兩個同事進行解剖，而我自己只記錄數據。解剖的結果與我剛才活體檢查所確定的結果並無二致，這種病例非常常見，然而卻很容易被利用，作為支持第三帝國對猶太人種退化理論的宣傳。下午晚些時候，在已經殺掉一萬人之後，門格勒博士來了。他聚精會神地聽著我的報告——關於兩名受害者的活體檢查與死後解剖觀察結果。「這兩具屍體不可以燒掉，」他說，「好好準備一下，然後把他們的骨骼送到柏林的人類學博物館。關於製作骨骼標本你都知道些什麼？」「有兩種方法，」我說，「一種是用氯化鈣溶液浸泡屍體，用大約兩周的時間，可以使所有的軟組織溶解。然後把屍體放入汽油浴中，它會溶解掉所有的脂肪，令骨骼變乾燥、無味並變白。還有第二種方法：煮屍。只需要把屍體放在水中煮沸，直到骨頭上的肉可以輕易剝下來。然後再進行同樣的汽油浴。」門格勒博士命我用最快的方法：煮屍。

在集中營，命令通常下得很草率，而對於囚犯如何得到必要的器材來執行命令，卻從來沒有詳細的指示。命令必須要執行，我所知道的就這麼多。我因此要面對一系列問題：用什麼器具煮屍體？我把問題推給了二級小隊長墨斯菲爾德。我告訴他有兩具屍體要煮一下，但我沒有任何工具。
他被我的說法嚇壞了。他考慮了一分鐘，然後想起來院子裏有兩個鐵桶，以前經常在倉庫裏使用。他把這兩個鐵桶提供給我使用，並建議我在院子裏砌好磚，然後把桶放在磚上，在桶下面生火。磚已經砌好，兩個鐵桶也已經放在上面，裡面有兩具屍體。分配給兩名特遣隊員的任務就是去收集木材，點火併一直保持火焰很旺。五個小時以後，我檢查了一下屍體，發現軟組織已經很容易從骨頭上剝離了。我命令他們把火撲滅，但不能動鐵桶，直到冷卻為止。接下來沒有其他事可做，我坐在離鐵桶不遠處的一個小涼亭裏。深深的寧靜環繞著我。幾個囚犯泥瓦匠正在修理焚屍場的煙囪。黃昏降臨了。現在鐵桶應該已經冷卻了。我正準備讓人把鐵桶裏的東西倒出來，這時一個特遣隊員跑過來對我說：「醫生，快，波蘭人正在喫鐵桶裏的肉！」我快步沖向那裡。四個穿著無袖條紋囚服的人正站在鐵桶旁邊，由於驚恐而目瞪口呆。他們就是我剛纔看到的波蘭泥瓦匠。他們結束工作以後，在院子裏等著警衛把他們送回奧斯維辛 1 號營。由於非常飢餓，他們正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喫的，這時他們偶然看到了鐵桶，正好有那麼幾分鐘沒有人在旁邊看守。他們認為這是正在煮著的黨衛軍的肉食，他們聞了聞，然後撈起了幾塊沒有外皮的肉，喫了起來。然而，他們還沒來得及喫太多，因為兩個被分配看守鐵桶和煮肉的特遣隊員看到了發生的事情，然後迅速趕回桶邊。當他們得知自己剛剛喫下的是什麼肉的時候，波蘭人開始噁心、恐懼、癱倒在地……汽油浴之後，實驗室助手集齊了骷髏的所有骨頭，並把它擺在實驗臺上。前一天，就在同一張實驗臺上，我曾檢查的是活人。門格勒博士非常高興。他帶了好幾名隨從。他們傲慢地研究了骷髏的特定部位，誇張地高談闊論著，引用了大量的科學術語，好像這兩名受害者代表著非常罕見的醫學現象。他們完全沉溺於自己的偽科學中。然而，這遠不是什麼極其罕見的畸形，這種情況太常見了，任何人種任何氣候下都會有幾十萬人得這種病。即便一個經驗有限的醫生也會常常遇到這種情況。但這兩個極為自然的病例會被利用作為宣傳。納粹的宣傳機構在給巨大的謊言披上科學的外衣時從來不會猶豫。謊言宣傳所針對的對象常常僅有一點兒或根本沒有鑒別能力，只要是國家批准宣傳的任何內容，他們都當做事實來相信。骷髏被包裹在用硬紙做成的巨大的袋子裏，運往柏林，上面寫著：「緊急—國防」。我鬆了一口氣，它們終於離開了我的視線，因為它們使我度過了非常痛苦的時間，無論在他們活著的時候，還是死了以後。

在羅茲猶太人區清算結束後的第三天，特遣隊隊長帶來了一名婦女和兩個小孩，他們渾身上下濕透了，在寒冷中不斷發抖。他們在最後一隊囚犯被送去執行死刑的時候逃脫了。他們藏在用來加熱焚屍爐的木頭堆後面，猜測著自己身上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由於沒有更好的地方，所以這些木頭就被堆在院子中間。他們的隊伍已經消失了，在他們眼前被地面吞沒。沒有一個人返回來。恐懼和寒冷使他們感到麻木，他們等在那裡，希望命運的奇蹟能降臨在他們身上。但什麼都沒有發生。他們在雨中和寒冷中藏了三天，直到最後在特遣隊隊長巡邏時被發現，他們這三天什麼東西都沒有喫，他們身上的衣服僅夠遮羞，他們被發現時幾乎不省人事。隊長無法以任何方式幫助他們，所以就把他們帶到了二級小隊長那裡。

這名婦女大約 30 歲，但是看起來快要 50 歲了，她用盡全身的力氣跪在墨斯菲爾德的腳邊，求他赦免自己和她的兩個孩子，他們分別只有 10 歲和 12 歲。她說她在猶太人區的一家制衣工廠工作了五年，為德國軍隊製作制服。她仍然願意勞動，只要讓她活著，她願意做任何事情。
所有的一切都沒有用。在奧斯維辛沒有救贖。他們不得不死。但是集中營的往事肯定對小隊長起了作用，他派了另一個人執行死刑。

厚重的大門打開了。二級小隊長斯坦伯格進了屋子，身後跟著兩名警衛，手中舉著機槍。
「所有醫生出去！」他不耐煩地用德語喊道。我和我的兩名同事以及實驗室助手離開了屋子。斯坦伯格和兩名黨衛軍停在兩座焚屍場中間。小隊長給我一張他一直拿在手中的紙片，上面列著一大串數字，他讓我把自己的編號找出來然後劃掉。紙上列著所有特遣隊員的文身編號。我拿出我的鋼筆，找了一會兒，找到我的編號，然後在上面劃了一條線。他接著讓我為我的同伴做同樣的事情。做完這個之後，他陪著我們回到 1 號焚屍場的大門，讓我們回屋，不要離開這裡，我們照做了。次日早晨，由 5 輛卡車組成的一列車隊駛進焚屍場的院子，將車廂裏的屍體倒了出來，這些是舊的特遣隊員。新的 30 名特遣隊員把他們拖到焚化室，擺在焚屍爐前。他們的身體上全是可怕的燒傷疤痕。他們的臉和衣服全部燒焦了，尤其是他們的文身編號也消失了，根本不能分辨出來他們是誰。在毒氣致死、柴堆燒死、氯仿注射致死、子彈射入後頸致死、磷彈致死之後，這裡用了第六種我以前沒有見過的殺人方法。夜晚，我的夥伴們被帶到附近的森林裡，然後被火焰噴射器燒死了。我們四個還活著，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想饒過我們，而是因為我們對他們來說不可缺少。在允許我們繼續活著的事情上，門格勒博士只不過給了我們另一個緩刑期限。這種想法再一次使我們心裡非常不舒服，也高興不起來。

在過去的近 70 年中，這部「現代經典」已成為人們瞭解奧斯維辛苦難的必讀書，但也引發了爭論無數。為本書作序的布魯諾·貝特爾海姆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麼猶太人會自願被限制、被捕、被驅逐，就算是被殺掉也沒有任何反抗？而普利莫·萊維在反思大屠殺倖存者的名著《被淹沒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隊」放置在人類的道德天平上，進行痛苦的稱量。處於「灰色地帶」的這羣人，到底是受害者，還是共同的加害者？這是一個道德難題，我們也許永遠無法得到公認的答案。但正如美國作家邁耶·萊文所言：「那些納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們親身經歷的記錄，雖然不完整，但卻真實，他們用指甲在牆上刻下的隻言片語，希望人們後來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統計數據，而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們有責任傾聽他們的一切。」我們寧願相信，經歷了奧斯維辛而倖存的人，他們比死去的人承載了更多的痛苦。也許，他們是兇手的幫兇，甚至是兇手。但作為人類浩劫的見證者和記錄者，他們用卑微的存活和內心的煎熬換來了一份應世代銘記的歷史遺產。

《死亡賦格》保羅·策蘭：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在晚上喝它。

我們在中午喝它，我們在夜裡喝它。

我們喝，喝，

我們在空中掘一座墳墓，睡在那裡不擁擠。

一個男子住在屋裡。他玩蛇，他寫信，

天黑時他寫信回德國，你的金髮的瑪加蕾特。

他寫信，走出屋外，星光閃爍。他吹口哨把狗喚來，

　　他吹口哨把猶太人喚出來，叫他們在地上掘一座墳墓。

清晨的黑牛奶，我在夜間喝你，

我們在早晨和中午喝你，我們在晚上喝你。

我們喝，喝，

一個男子住在屋裡。他玩蛇，他寫信，

天黑時他寫信回德國，你的金髮的瑪加蕾特，

　　你的灰發的書拉密特。我們在空中挖一座墳墓，睡在那裡不擁擠。

他叫：把地面掘深些！這邊的另一邊的，唱啊！奏樂啊！

　　他拿起腰刀，揮舞著它。他的眼睛是藍的。　　把鐵鍬挖深些！這邊的，另一邊的，繼續奏舞曲啊！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在夜間喝你。　　我們喝，喝，

一個男子住在屋裡。你的金髮的瑪加蕾特，

　　你的灰發的書拉密特。他玩蛇。

他叫：把死亡曲奏得更好聽些！死神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他叫：把提琴拉得更低沉些！這樣你們就化作煙昇天。　　這樣你們就有座墳墓在雲中，睡在那裡不擁擠。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在夜間喝你，

　　我們在中午喝你。死神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我們在晚上和早晨喝你，我們喝，喝，　　死神是來自德國的大師。他的眼睛是藍的。　　他用鉛彈打中你，他打得很準。　　一個男子住在屋裡。你的金髮的瑪加蕾特。　　他嗾使狗咬我們，他送我們一座空中的墳墓。　　他玩蛇，想得出神。死神是來自德國的大師。

你的金髮的瑪加蕾特……

你的灰發的書拉密特……

賞析來自百度百科：

策蘭的《死亡賦格曲》發表於1948年。

1947年5月2日，策蘭在布加勒斯特文學雜誌《當代》上，用羅馬尼亞文發表了一首題為《死亡探戈》的詩作，這也被看作是他後來用德文發表的《死亡賦格》的原型。阿多諾在《文化批評與社會》（1949）一文中曾說過：「在奧斯威辛以後寫詩是野蠻的。」或許是對這句話的回應，策蘭寫就了這首被譽為20世紀世界著名詩文之一的《死亡賦格》。

我們來分析文本中所暗含的人物關係，在詩中人物關係的對比決定了這首詩作的歷史深度和現實意義。《死亡賦格》以詩歌形式來展現集中營裏猶太人的悲慘遭遇，以及德國納粹分子的殘暴和泯滅的人性。詩歌圍繞這兩組人物的對稱關係展開：一方是被關進集中營裏的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囚犯，他們在集中營裏被迫挖掘自己的墳墓；另一方是集中營的監管者，他實施各種各樣的暴行，比如吹口哨喚來獵狗、吹口哨喚來猶太人，命令他們為自己掘墓，又命令他們拉琴跳舞，他揮動手槍，肆意槍殺囚犯。而在屋子裡，他卻給遠在家鄉德國的妻子或情人馬格麗特寫信。詩人通過這兩種人物關係的對比，刻畫出當時情景下兩種不同的遭遇和心境。

再則，此詩的修辭手法新穎獨特。《死亡賦格》就以一個悖謬的開始，如突元於廢墟之上的壁壘，詩人寫道：「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傍晚喝/我們中午早上喝我們夜裡喝/我們喝呀喝」——「黑牛奶」是本詩的核心意象，這個意象本身就是一個悖論，詩人用形容詞黑色修飾理應是白色的牛奶，這一矛盾的修辭方法，顯然有悖常理。黑色在歐洲的文化傳統中象徵悲哀和死亡，「牛奶」則象徵生命，而現在卻變成黑色；而且，這清晨的「黑牛奶」我們卻要在傍晚喝，「我們中午早上喝我們夜裡喝/我們喝呀喝」，兩者放在一起產生非同尋常的藝術效果。在詩的世界裡，悖論表現為各種並存、融會、貫通、排斥、否定、替代、對抗以及轉化形態。它們之間所構成的張力——在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相互依存又相互對峙的緊張關係衝突中，往往提供種嶄新的感覺。這奇特悖論中隱藏著來自納粹的死亡的壓迫及不可抗拒的恐懼。沒有間斷地喝這杯「黑牛奶」，該是一幅多麼荒誕的、噩夢般的圖像。

此外，詩人悖論的修辭方法還表現在對立辭彙的選擇上，詩中「金」和「灰」是兩種對比異常鮮明的色彩。「金髮的馬格麗特」和「灰發的舒拉密茲」，我們知道馬格麗特（ Margarete）是典型的日耳曼人的名字，而舒拉密茲(Sulamith)則是典型的猶太人的名字。詩人用這兩者暗示不同種族，象徵著猶太人與日耳曼人兩股敵對的力量。同時，由於運用對照的方式，增強了整首詩的張力，並有效地避免了線條呆板和色彩單一，使這種對抗表達得更為充分。另外，本詩中另一明顯的修辭手法是重複，包括變奏性重複，部分和全部的重複。比如詩文中出現的女性人名馬格麗特和舒拉密茲，它們分別重複出現了4次和3次。其作用在於讓信息不斷迴旋流動，讓讀者有足夠的時間去回味咀嚼詩歌的重要內容，彰顯詩歌的力度虧深度。

整首詩結構嚴謹整飭，堪稱完美，全詩共六段，第一、第二、第四和第六段，每段都由兩個語法上互不關聯、各自獨立的部分組成。這個句法上的並列關係拓展出兩個題目貫穿全詩。一個是以第一人稱複數為主語的「我們」，「我們」喝黑牛奶，「我們」為自己掘墓；一個是以第三人稱單數稱為主語的「他」，「他」寫信、玩蛇、吹口哨、下命令，並肆意用槍射殺猶太犯人。第三、第五段單獨描述「他」的言行舉止。我們知道語言與音樂的表現1形式有所不同，語言無法將幾種聲音像音樂一樣，用不同的樂器同時演奏出來，詩的語言只能用文字把多重聲音有先後地排列起來，讓它們交替重複出現，這樣可以產生多聲部的交響，以此產生彼此的對峙關係。本詩這種有「意味的形式」對深化主旨、擴展詩意具有重要的作用。

「人造連體雙胞胎」實驗：先把兩個孩子的身體皮膚切割開，然後再像縫拼布那樣，將兩個孩子的身體縫合在一起，企圖讓她們在癒合過程中組合成連體人。

結果是，兩個孩子的皮膚被切開後，傷口受到嚴重感染，最後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像這樣的人體實驗還有很多，據統計，大約有 1000 萬人直接或間接慘死在納粹醫生手中，這一切都是受納粹首領希特勒授權所為，為的是完成他的種族優化理論和稱霸世界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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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2 月 9 日，在德國紐倫堡市的國際軍事法庭上，23 名納粹醫生被法庭起訴，罪名是「參與 T-4 行動，並在戰俘和集中營囚犯身上做醫學實驗」。法庭上呈現了 12 項人體實驗的數據資料，自此揭露了納粹假借科學之名殘害人類的驚人內幕。

紐倫堡醫生審判中，希特勒私人醫生勃蘭特受審畫面

在這場審判中，有七人被判死刑，五人終身監禁，還有多人被判 10 到 20 年有期徒刑，另有七人獲判無罪。根據這場審判結果制定的《紐倫堡守則》，成為了全世界醫學界對人體實驗行為的道德準則。也是從此開始，國際社會才重視人體實驗的倫理問題和人道尊嚴。

而在這場審判的背後，有奧斯維辛集中營裏堆積如山的屍體，有門格勒擺滿兒童眼球的大桌子，有殘忍的絕育手術，還有讓人痛不欲生的軍事人體實驗。我們今天要揭露的，就是這場長達十多年，殘害數千萬人生命的國家級犯罪現場。

人類種族分級

事情是從 1933 年開始的，這一年希特勒當選為德國總理，他代表的納粹黨也成為了德國主要政黨，緊接著第二年他又邁進一步成為了德國國家元首。這讓希特勒終於擁有了最高政治權力，從此可以全面開始實施他的治國方案了。

除了眾所周知的軍事行動外，他的最大目標就是要實現「德國種族優化」。在他的自傳書《我的奮鬥》中就寫到，雅利安人是文化的創造者，而猶太人是文化破壞者。因此，他要讓雅利安人作為優等民族繁衍生息，而像猶太人這樣的「劣等民族」就要被銷毀或被統治。

不僅如此，他還將人類種族劃大致劃分為了 7 個等級。

第一等人是「雅利安人」，外貌特徵是金髮碧眼、長顱窄面，身材高大，也就是北歐人種的外貌特徵。比如瑞典、丹麥，尤其是挪威人，後來被納粹認為是最接近於純種雅利安人的人羣。事實上，在希特勒的標準中，德國人只有少部分符合最高等級的標準。

第二等是歐洲日耳曼人，大部分德國人都屬於這一等級，被認為同樣是雅利安人的優秀後裔，只是外表受到其他「無害」種族的影響變得沒那麼純正了，這其中就包括希特勒自己。

第三等是義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法等國的白種人。

第四等是印度的雅利安人，據說他們是歐洲雅利安人與印度土著人的混血。

第五等是亞洲人，主要是中國人和日本人，不過這一等級一直有所爭議，在有些版本的等級劃分中並沒有將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納入等級。

第六等是斯拉夫人，包括波蘭、俄羅斯、克羅埃西亞等國。最低等級則是猶太人、吉普賽人和黑人。

其實希特勒對人種的劃分根本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尤其是他崇拜的雅利安人，實際狀況和他所講的也相差甚遠。古代時期的雅利安人來自俄羅斯烏拉爾山脈南部地區，是一個古老遊牧民族中的分支。這支分支中的一些人後來遷移到了中亞地區，被後人稱為雅利安-旁遮普人，他們中產生的分支之後進入了南亞次大陸，也就是現在的印度、巴勒斯特、尼泊爾等國。

這些人就被稱為雅利安-旁遮普-印度人。人們在印度能看到不同膚色的印度人，這其中就有淺膚色的雅利安人後裔。另一支雅利安-旁遮普人遷移到了伊朗地區，被人們稱為雅利安-旁遮普-伊朗人。

古代雅利安人崇尚武力，曾經入侵過不少國家。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倫都敗在他們的武力之下。

受到雅利安人統治和影響的地區也會認為自己是雅利安人的後裔。希特勒更是利用這一點篡改了雅利安人的定義，他宣揚的雅利安人不僅有金髮碧眼的外貌，而且擁有超高智商和強健的體魄。他想用這種人為打造出的高貴種族概念來提升當時的民族凝聚力。

到了現代，人們已經可以通過 DNA 數據瞭解其中的真相。

在德國人的血統中，其實只有 18%-19% 的雅利安血統。反倒是希特勒眼中劣等的斯拉夫人，特別是波蘭人身上卻擁有高達 50% 以上的雅利安血統。就連吉普賽人、德裔猶太人的雅利安血統佔比都要遠高於德國日耳曼人。

不知如果讓希特勒得知這個結果，會不會覺得科學狠狠地打了他的臉呢？

生命之源計劃

不管怎麼樣，當時的希特勒是要一心一意繁衍培育純種雅利安人，讓他們成為帶領德國稱霸世界的納粹接班人。

於是，在 1935 年，一個名叫「生命之源」的計劃首先在德國境內開始全面實施。

這個計劃是由希特勒的忠實心腹希姆萊策劃並執行的，希姆萊是納粹黨中的重要人物，擁有著極高的軍政地位，他的權力可以說是僅次於希特勒一人。當時的希姆萊是黨衛隊首腦，在黨衛隊中成立了名為「人種與移居部」的部門，專門負責這項計劃的具體事項。

生命之源的核心內容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建立大量的繁育基地，挑選身高樣貌符合血統標準的德國男性和本國或他國的雅利安女人發生關係，然後生下健康的「雅利安嬰兒」。這些繁育基地在計劃中被稱為「生育農場」。

生育農場中的雅利安婦女

納粹剛開始是在德國範圍內搜尋符合標準的雅利安女人送進生育農場，不過後來隨著戰局的擴大，他們將生育農場擴展到了歐洲各國，尤其是前面提到的挪威人更符合他們的標準，因此在挪威也實施了這項計劃。

在德國本土的生育農場裏，納粹會對婦女們進行洗腦。在這裡沒有人在意道德規範，大家只看重你的種族是否純正。

納粹要讓這些女人相信自己這麼做是在為國效力，為領袖生下孩子是件極其榮耀的事情。生育農場會給她們提供很好的福利待遇和完善的醫療條件，來這裡參與繁育的男性都是納粹軍官。

在歐洲其他國家建立的生育農場待遇就沒有這麼好了，這些金髮碧眼的女性，有的是被招募來的妓女，有些是被納粹強迫抓來。男性主要是挑選強壯的德國士兵來參與計劃。

在這裡出生的孩子一落地就會面臨兩種命運，一種是健康的、符合雅利安標準的孩子，他們會被祕密地送到德國納粹家庭裏收養，接受納粹思想教育。

另一種是帶有殘障或是不符合雅利安標準的孩子，護士會對他們進行安樂死，或者乾脆放在那裡看著他們自身自滅，任由這些孩子被活活餓死。

護士檢查雅利安嬰兒

不論是哪種情況，孩子的生母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的孩子去了哪裡。因為所有信息都屬於黨衛軍的絕密資料，而這些資料大部分都在戰爭結束前被他們銷毀了。粗略估計，在這個計劃中出生的孩子大約有幾萬人。

到了納粹戰敗後，孩子們的身份就變得很尷尬，他們的養父母都是納粹分子甚至是納粹高層。在戰敗後或是被關押判刑，或是自殺離世。

由於沒有親生父母的資料，所以他們也根本無法尋找到自己的親人。特殊的身份讓這些孩子從小就被釘上了納粹標籤，幾乎每個孩子都是在辱罵和嘲笑聲中長大，成為了戰爭中的特殊受害者。

消滅劣等人行動

生命之源計劃可以算是希特勒種族計劃中「最溫和」的一個部分了，畢竟是為了繁育自己的「優秀人種」所設立。

在納粹優生學理論裏，優秀人種除了要繁衍後代統治世界，還有消滅殘障人羣和「劣等民族」的責任。

為了進行種族清洗，讓優秀民族得到凈化，納粹實施了一系列殺害殘障人士和危重病人的清洗計劃。為了不引人過度關注，只是稱其為「安樂死行動」或乾脆簡稱為「行動」。

到了戰後，相關的所有行動在紐倫堡審判中被統稱為了 T-4 行動，也就是納粹醫生被起訴的主要罪狀。T-4 聽起來很神祕，其實只是一個德文地址「Tiergartenstrasse 4」的縮寫，這是行動負責人在柏林的辦公樓地址。

T-4 行動辦公樓，現在改為紀念中心

1939 年，希特勒正式簽署文件授權納粹高層鮑赫勒和醫學博士勃蘭特進行這項行動。雖然是希特勒授權，但這份文件其實沒有法律效應，也就是說並不合法，相當於是希特勒私下授予的非法行動。

行動的表面內容是允許納粹醫生對無法治癒的患者實施安樂死，聽起來似乎並不嚴重。可實際上，這裡所說的「無法治癒」標準和大眾想得並不一樣。

它包括了幾乎所有遺傳疾病的患者，身體殘疾或智力障礙人士、同性戀者、精神疾病患者和危重病患者，當時政府統計大概會涉及 7 萬人左右。也就是說，這 7 萬人都會經醫生之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殺害。這還只是官方數字，根據戰後統計數字顯示，納粹用這種方式殺死的人數已經達到了 27 萬人以上。

這些驚人的數字意味著原本應該治病救人的納粹醫生已經變成了希特勒的職業殺手，用殺人如麻來形容他們一點也不過分。

希特勒 1939 年 9 月 1 日簽發的授權文件

納粹為了能快速高效的對大批量人羣實施「安樂死」，在德國建立了 6 個特殊的殺人基地。這些基地通常是徵收偏遠地方的醫院改建而成，表面上看像是普通醫院或是療養院。

送來這裡的人都是在全國各地醫院被篩查出來的患者，醫生會用各種理由騙他們轉院，集中後再分批轉運到各個基地。患者家屬不能一同前往，通常是在家等待，或是在某個中轉站裏暫住。

當一批患者來到基地以後，醫生馬上就會為他們進行身體檢查，並寫下詳細的入院記錄。緊接著醫生就會要求他們脫光衣服集體進入「淋浴間」洗澡，聲稱是要進行身體消毒。不知情的患者進入「淋浴間」之後，帶有密封作用的大門就會立刻封閉起來。

其實，他們進入的根本不是淋浴間，而是偽裝成淋浴間的毒氣室。淋浴噴頭裡出來的根本不是水，而是醫生釋放的毒氣一氧化碳。

據納粹醫生說，只要連續釋放 20 分鐘左右的毒氣，淋浴間裏就不會再有任何哭喊求救的聲響，等打開門的時候，裡邊的患者就已經全部中毒身亡。

通常毒氣室不遠處就是基地的焚化爐，屍體會送去焚化爐毀屍滅跡。一般在焚燒之前，還有一道工序，就是找出所有口腔中鑲嵌金牙的死者，把他們金牙敲下來，有人會負責把收集起來的金牙做成純金然後上交到上級部門。

殺人焚屍之後，醫生的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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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選專欄

怪談終結者：世界級祕聞的真相

人間陪審員孫達雱觀世人，聽世間，審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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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於 2020-10-31繼續瀏覽內容知乎發現更大的世界打開Chrome繼續frank meyerTUM 工科在讀 afs前交流生米蘭球迷日本文化愛好者反納粹

還有人說德國是德國，納粹是納粹的，德國極右翼都要被這幫人孝哭了。畢竟戰後德國左翼還有意見是德國人人有罪，沉默是罪呢。到您這可被洗的一干二盡。

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都是老生常談了，天天罵著猶太人活該的。我請問猶太人犯啥罪要死六百萬？最腦臀分離的就是，一邊高喊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一邊給納粹洗地的。大哥你是人，不是豬啊，記喫不記打麼？

角度傾奇一點，還有人在說犯下反人類罪搞大屠殺的都是黨衛軍，和國防軍無關的，我現在來念念國防軍在二戰期間部分不當人的事：

「Das Massaker von Kefalonia war ein Kriegs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im Zweiten Weltkrieg zu Lasten des ehemaligen Verbündeten Italien. Deutsche Truppen erschossen 5.200 Soldaten der italienischen Division ?Acqui「, die sich am 21. und 22. September 1943 Teilen der deutschen 1. Gebirgs-Division auf der griechischen Insel Kefalonia ergeben hatten」

凱法利尼亞島大屠殺，德國國防軍山地第一師在1943年9月21日到22日屠殺了5200名曾經的盟友義大利阿古伊師的士兵，請問殺俘算反人類罪麼？國防軍手裡乾淨？

wiki上的資料：

屠殺始於9月21日，持續一週。[17]義大利投降後，阿道夫·希特勒發布命令，允許德軍以「叛國罪」處決任何反抗德軍的意軍軍官。9月18日，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發布命令，指「鑒於意軍在凱法利尼亞島的背信棄義，德國將不俘虜任何意軍」，意即就地處決之。[7][11][18]山地獵兵開始把意軍四至十人分批次處決。[3]德軍首先用機槍殺死了投降的意軍。軍中有一羣巴伐利亞士兵反對這種做法，德軍便威脅要將他們草率處決。隨後，德軍把餘下士兵押送到聖泰奧多羅市政廳，八人一批處決[8]。甘丁及其下屬137名高級軍官於9月24日被送上軍事法庭後處決，拋屍海上。[18]

羅穆阿爾多·福爾馬託（Romualdo Formato）是阿古伊師七名隨行神職人員之一，也是屠殺的少數倖存者之一。軍官們把自己的東西交給福爾馬託，讓他帶回義大利給他們家人。然而，德軍沒收了這些物品，福爾馬託進而無法給出被殺軍官的確切人數。[11]

在處決意軍軍官時，有一德國軍官前來，宣佈說只要意軍能夠證明自己來自博爾扎諾便可獲死緩，因為9月8日，該地區已被德國吞併。藉此機會，福爾馬託乞求該德軍軍官停止殺戮，救下剩下的少數軍官。德國軍官回答道，他會和指揮官商量的。[19]半小時後，該軍官回來告訴福爾馬託他們將停止殺戮。包括福爾馬託在內意軍軍官共倖存37人。德軍隨後向他們表示祝賀，並給他們煙抽。[11]但事情遠未結束。之後，德軍強迫20名義大利水手把先前被處決的軍官的屍體裝到筏子上，開到海上之後，德軍便把筏子連同筏子上的水手炸掉。[8][11][20]

奧地利人阿爾弗雷德·裏希特（Alfred Richter）曾參與屠殺，他講過一件事，說有一個士兵在當地小酒館給德國人唱詠嘆調，他被逼著在戰友被處決的時候唱歌。這名士兵是生是死不得而知。[11]

據裏希特所說，義大利士兵在向德軍第98團投降後便被殺害，皆為頭部中彈，屍體隨後被堆起來。第98團士兵還把他們的靴子脫下來給自己穿。裏希特另提到有一羣義大利人被帶到弗拉格卡塔（Φραγκ?τα）村附近的採石場和圍牆圍起來的花園裡用機槍射殺。屠殺持續兩小時。[21]

約5000具屍體後被以各種方式處理掉。屍體有的扔在柴堆上燒掉[11]，有的裝到船上沉入海底。[9][11][22][23]據倖存者之一阿莫斯·潘巴洛尼（義大利語：Amos Pampaloni）稱，其他人於1943年9月23日在阿爾戈斯托利被當眾處決，屍體就地腐爛。[24]也有屍體綁上石頭以後扔進海里。此外，德軍還不讓阿古伊師的士兵埋葬死者[11]。有一名牧師出去找屍體，發現遍地都是骨頭[11]。

存活下來的少數士兵得到了當地人民和希臘人民解放軍的援助。[17]有一重傷的倖存者被一名計程車司機載到凱法利尼亞一位女士家中，活過戰爭，後定居於科莫湖。[9]另有三千名倖存者被德國用「辛夫拉」號（英語：MS Sinfra）和「阿爾德納」號（Ardena）押往戰俘營，因船隻途中在亞得裏亞海沉沒而溺斃。[22][25]這些人員的死亡，與意軍十二羣島駐軍的死亡類似，都是德國政策造成的結果，因為希特勒指示德國指揮官在押送戰俘期間，無論會造成何種損失，都應放棄一切安保措施。[25]

你們國防軍殺人真的排面哦，殺人還要別人在旁邊唱詠嘆調，真的上流。

「Kommandeur der in den Jahren 1941–1943 war Generalmajor Gustav Freiherr von Bechtolsheim. Er war bekannt als ausgewiesener Antisemit und regimetreuer Nationalsozialist im Sinne der NS-Propaganda. Unter diesem Befehlshaber kam es nachweislich unter den Juden und der wei?russischen Zivilbev?lkerung zu T?tungen und Massenmorden, deren gesch?tzte Gesamtzahl in die Zehntausende geht.

In ihrem Besatzungsgebiet kam es zu einer ?Arbeitsteilung「 mit der SS; die SS machte die gr??eren St?dte ?judenfrei「, die Einheiten der Division kümmerte sich um Juden, ?Zigeuner「 und ?sonstiges Gesindel「 auf dem flachen Land. Das der Division unterstellte Reserve-Polizei-Bataillon 11 (mit litauischer Schutzmannschaft) ermordete 5.900 Juden im Raum Sluzk-Kleck.

Allein für den Oktober 1941 meldete die Division in ihrem Monatsbericht, innerhalb von vier Wochen 10.940 ?Gefangene「 gemacht und davon 10.431 erschossen zu haben. Ihre eigenen Verluste beliefen sich auf 2 Tote und 5 Verwundete. 」

德軍707步兵師。在東線不僅幫黨衛軍幹活，自己在1941年10月獨自就殺了10431個囚犯，而且自己還死了兩個。受傷5個，著實令人懷疑，難道死的兩個就是僅存的有良心的德國國防軍？

更多的可以看底下的原地址，本人看德語沒問題的，看不懂德語的，deepl或者google都行。

來源：https://www.zukunft-braucht-erinnerung.de/systematische-verbrechen-der-wehrmacht/

角度傾奇一點，還有人在說犯下反人類罪搞大屠殺的都是黨衛軍，和國防軍無關的，我現在來念念國防軍在二戰期間部分不當人的事：

wiki上的資料：

你們國防軍殺人真的排面哦，殺人還要別人在旁邊唱詠嘆調，真的上流。

更多的可以看底下的原地址，本人看德語沒問題的，看不懂德語的，deepl或者google都行。

來源：https://www.zukunft-braucht-erinnerung.de/systematische-verbrechen-der-wehrmacht/

二戰期間納粹的活人實驗，大規模虐殺戰俘和平民，性犯罪等等比舊日帝有過之而無不及（指規模更大）；且由於種族滅絕政策，納粹屠殺的軍民更多。

二戰德國人和日本人哪個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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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性犯罪相關鏈接：

德國納粹會強姦猶太女人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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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想重點地講一下納粹軍醫的活人實驗，資料來源於《正義之劍——全球追捕、審判納粹戰犯史鑒（2002版）》。我把這書中第九章的部分內容系統性地整理了一下（提示：由於該章節內容較為血腥和殘酷，口味清淡者慎讀）：

第九章靈魂錯位 —— 醫生竟以屠殺為己任

第一節納粹主義從精神上摧毀了德國醫學界

古往今來，身披白色長衫的醫生護士，始終以救死扶生為天職，成為倍受世人尊敬的楷模之一。誰曾想到，20 世紀 30 年代像瘟疫一般席捲德國的納粹主義，以其有史以來罕見的異端邪說，攝取了數千萬德國居民的靈魂，使他們淪為跟在納粹侵略戰車後面狂奔的炮灰。更有相當一部分德國人，積極追隨希特勒的大屠殺國策，甘心為虎作悵，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把大屠殺的方方面面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可悲的是，其中就包括大批醫生護士在內。1933 年 1 月底，在德國全部 52000 名獲準開業的醫生中，有 2786 名是民族社會主義醫生聯盟的正式成員。以後，同希特勒站在一條戰壕中的德國醫生日見增多。納粹統治後期，大約有 45 ％的德國醫生，參加了納粹黨；10％左右的醫生是黨衛軍的成員；三分之二的女護士加入納粹黨或其婦女組織——全德少女同盟。那麼，究竟有多少德國醫務人員墮落成為戰犯呢？大致看來，有 1000 多名醫生（其中 350 多人曾在集中營或滅絕營參與了「挑選」、死亡注射與活人試驗；600 多人參與了「種族衛生」與「無痛死亡」）和 2000 多名護士。從犯罪行為看，他們大都參與了與「種族衛生」有關的各種罪惡活動。種族理論是納粹主義的理論基礎：由於以德意志民族為主體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華，他們具有領導全世界的神聖職責，是不容置疑的統治民族。而猶太民族是世界上最為卑劣、無恥、惡毒。貪婪、淫蕩的民族，他們只能給世界帶來災難，是必須立即加以根除的敗類。吉普賽民族對人類的危害只比猶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緩期執行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備任何創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纔不會對世界發生負面影響，他們中的大多數只配當奴隸。世界上最危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種族間的不負責任的混交，德國婦女只要同猶太男子發生一次性關係，她的後代就會全部退化為雜種。因此，納粹的理論家告訴德國的醫生護士，他們的首要任務還不是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維護德意志民族血統的純潔。因此醫務人員中的忠實黨員應當不遺餘力地從事以下四大任務：一是確保種族衛生，限制和縮小猶太人和其他各種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間和活動能力，最終使用醫藥手段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二是研究各種科學高效的殺人手段，儘快推進「最後解決」；三是對那些暫時還需要他們的勞動能力的猶太人和蘇軍戰俘、異族勞工，必須對他們實施強制絕育，確保他們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統的純潔。四是利用猶太人、茨岡人和斯拉夫人進行新技術、新療法、新手術、新藥品的實驗，哪怕這些劣等種族在試驗中死去。上述 3000 多名醫生護士，就是以上 4 類非人道活動的策劃者、組織者、執行者、參加者。「種族衛生」科學研究的全國性總負責人是黨衛軍帝國司令官希姆萊，他對雅利安民族的極端盲目崇拜，促使他於 1935 年創立了遺傳研究基金會，作為全國各個相關研究單位的領導和協調機關。希姆萊自任基金會主席，祕書長則始終由黨衛軍上校沃爾弗洛姆?希維爾斯擔任；最關鍵部門一科研部，由忠實的納粹黨徒、黨衛軍準將瓦爾特?烏斯特擔任，他也是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慕尼黑大學校長。他們依靠一個由相關學術領域內第一流學者、專家組成的顧問班子提供諮詢和參謀。以研究種族衛生為主旨，立時使該基金會在黨衛軍內部處於中心地位，該基金會也是黨衛軍內部最機密的機構，進入其本部和下屬各個研究所工作的成員均須經過特殊審查，並進行忠誠宣誓。即使到了 21 世紀之初，該系統究競從事過多少罪惡勾當，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曉。

遺傳研究基金會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種研究中心」，它擁有 50 個分支研究機構，在其學術研究骨幹中，大學教授和講師佔了很大比重，該中心的醫學部由沙爾勃魯赫教授領導，它在各大學有 214 名男性和 179 名女性研究人員，在各研究所有 81 名男性和 141 名女性研究人員。這還不包括黨衛軍武裝部隊、三軍以及私人工業企業部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戰爭爆發後，遺傳基金研究會進一步擴大了規模，又成為進行軍事科學特別是軍事醫學科學的研究中心。它與武裝黨衛軍衛生保健學院合夥，成為黨衛軍內部最恐怖的一個部門，其基本任務就是經常性地使用並非自願的活人（主要是集中營囚犯和戰俘）進行罪惡的非人道醫學試驗，而完全不考慮接受試驗者的基本權利。納粹的研究人員甚至設計出許多「終極試驗」，即這些試驗的最終結果必然導致試驗對象死亡。納粹醫生與科學家進行的活人試驗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服務於種族衛生的醫學試驗。絕育即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30 年代以來，納粹政權將絕育作為一種國策加以推行，實施於那些被認為患有難以治癒的重病人羣身上。而在戰爭期間，被納粹政權認為不允許繁殖的種族——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佔領的領土上為數眾多，使用傳統的絕育方法對付他們，變得既昂貴又無效率。因此，黨衛軍帝國司令官希姆萊下令大力開展這方面的科學研究，以求發現一種快速進行絕育同時又使受害者難以覺察的方法。國際知名的婦產科專家、黨衛軍少將卡爾?克勞貝格致信希姆萊，稱他可以通過將一種名叫貝母製劑的化學物質注人子宮的手段達到使大批婦女簡便地被進行絕育的目的。由於宮內注射往往是常規婦科檢查的必要組成部分，即使偷換注射液的種類，受害婦女也不易感覺。這樣，一個醫生帶領 10 名助手，在一日內即可給至少 1000 名婦女作完絕育手術。元首府辦公廳負責人維克託?布拉克則向希姆萊推薦另一名研究絕育新方法的醫生一霍斯特?舒曼。他使用愛克司光照射的辦法對大批男性進行絕育，後來又把婦女也作為絕育對象。這兩名專家均先後在奧斯維辛和拉芬斯布呂克集中營對數以千計的男女囚犯進行了反覆試驗，導致他們喪失生育能力、傷殘甚至死亡。門格爾等納粹醫生也使用注射新製劑的辦法，對女囚進行絕育試驗。除上述兩個集中營外，布亨瓦爾特、達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納茨維勒和貝爾森等集中營的納粹醫生和科學家也利用男女囚犯進行各種方法的絕育試驗。儘管絕育試驗造成男女囚犯大量傷亡，預期的目的也沒有達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沒有一個納粹醫生和科學家停止絕育試驗，一直於到第三帝國覆滅。限制非優等種族的人口增長，是納粹黨征服歐洲龐大計劃的核心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國再延續幾年，斯拉夫人、法國人、義大利人、希臘人等都將成為大規模絕育受害者。同時，納粹醫生們進行的絕育試驗也是為納粹德國化工與製藥壟斷財團服務的：直至二戰爆發前夕，德國始終未能研製出具有廣泛開發前景的避孕藥劑，而全靠從英國進口。戰爭開始後，有眼光的德國壟斷資本家發覺，開發研製國產避孕藥的天賜良機已經到來。因此，他們不惜花費重金，委託許多納粹醫生和專家學者們積極進行開發。上述克勞貝格醫生和門格爾醫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託者。第二類醫學試驗的目的在於為納粹德國的軍事作戰服務，並且是在武裝部隊或黨衛軍醫學部門指導下由納粹空軍在達豪集中營進行的高壓倉和人體忍受低溫極值的試驗；納粹海軍在達豪集中營進行活人飲用海水可能性的試驗。武裝黨衛軍在布亨瓦爾特和納茨維勒集中營試驗抗傷寒、霍亂、天花、白喉以及黃熱病的疫苗，同時在薩克森豪森和納茨維勒集中營試驗抗傳染性黃疽病疫苗。黨衛軍的醫生在拉芬斯布呂克集中營利用女囚的身體試驗治療外傷的新手段，他們在試驗對象身上故意製造創傷，再使用磺胺類藥物進行治療，從而測試藥物的有效性；黨衛軍醫生的試驗還包括測試骨骼、肌肉、神經組織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們在薩克森豪森和納茨維勒集中營測試人體抗禦芥子氣和碳酸氯氣的方法，在布亨瓦爾特試驗治療黃磷燒灼人體和毒氣彈損傷的新療法。他們的試驗當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數以千計的男女囚犯為此慘死，其中一些囚犯直至被燒成焦炭。

因此，黨衛軍的醫務人員被稱為「民族社會主義的生物學戰士」。黨衛軍的醫生大部分在武裝黨衛軍各正規部隊供職，只有 350 名左右被分配到各集中營工作，統歸黨衛軍上校厄諾?羅令調遣使用。上述研究直接置於希姆萊的嚴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負責指導全國?科研?工作的是帝國衛生部專員卡爾?勃蘭特和黨衛軍衛生處主任醫師卡爾?格布哈特；協助此二人工作的是武裝黨衛軍柏林衛生研究所所長約阿西姆?姆魯果弗斯基。

英美等盟國專司調查納粹戰犯罪行的機構提供的報告表明，參與納粹集中營各種犯罪活動的醫生共計 350 人左右，他們進行「挑選」——把老、弱、病、殘、孕等不適合勞動的囚犯挑出來，送往毒氣室殺害；他們監督毒氣室內的處決情況，發現有倖存者，則提醒有關黨衛軍把他們幹掉；他們使用注射器直接殺害重病人和剛出世的猶太兒童；他們利用男女囚犯的身體，從事各種駭人聽聞的殘酷試驗。在所有的供職於集中營中的黨衛軍醫生中，只有威廉?明希是一個出於污泥而不染的難得好人，他寧可受到黨衛軍處分，也斷然拒絕參加「挑選」、死亡注射和活人試驗。戰後，幾十個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的囚犯，聽說他被美軍佔領當局列入戰犯名單，急忙聯名致信有關方面，堅決把他保釋出來。而那另外的 349 人，恐怕都是戰犯或犯有罪責的人。除此之外，戰犯還應包括那些雖不曾在集中營工作，但積極支持上述醫生的各種犯罪活動的醫生，例如門格爾的恩師一奧特馬爾?弗許爾。

由於人們對白色工作服的傳統理解，大致有半數左右的罪行達到戰犯標準的納粹醫生逃脫了法網，至少是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後才受到應有的懲罰。

下面幾節就是幾個比較典型的醫學戰犯事例。

第二節死亡天使 —— 尤塞夫?門格爾

在作為戰犯的納粹集中營醫生中，尤塞夫?門格爾的知名度大概是最高的之一。他被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男女囚犯們稱為：「死亡大使」、「死神醫生」、「屠夫」，「一個殺人的行家，一個以殺人為樂的惡魔」。「門格爾進行醫學試驗的診所，也就是那些被迫接受試驗的人們的刑訊所。」一名深切瞭解其罪惡的囚犯，曾寫下這樣一首詩「讚頌」這位惡魔醫生：

「我從黑夜的深淵中湧現出來，

就像一個萬能的惡魔。

我是一名醫術高超的醫生，

能夠帶來無窮無盡的死亡。」

門格爾於1911年3 月16日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金茨堡一個富有的企業主家庭。其父卡爾?門格爾自 1930 年即積極投靠希特勒；其母瓦麗?門格爾也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積極支持納粹發動的侵略戰爭。門格爾本人才智過人，先後獲得哲學和醫學兩個博士學位。受父母的影響，門格爾自幼就接受了反共產主義和反猶太的思想，從 1931 年開始，他先後參加了「鋼盔團」、「衝鋒隊」等法西斯組織；1937 年自願加入納粹黨，次年又加入納粹黨的核心組織黨衛軍。在法蘭克福大學醫學院學習期間，他崇敬的導師是一位狂熱的納粹分子、新人種學權威、醫學教授奧特馬爾?馮?弗許爾。二戰爆發後，門格爾作為武裝黨衛軍維金師的一名軍醫，參加了對波蘭、法國和蘇聯的侵略戰爭。由於在東線負傷，不再適合重返前線，於是 1943 年 5 月，他志願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當醫生，成為當時該營 22名納粹黨衛軍醫生之一。此時，門格爾的官銜是黨衛軍一級突擊隊中隊長。從此，門格爾一步步走上了成為戰犯的道路。門格爾第一條罪狀是「挑選」，即從新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中，挑選出所有不適合勞動的人去毒氣室消滅。戰後，該營的囚犯和黨衛軍官兵作證指出，他至少在該營火車站的站臺上，進行過 74 次挑選。此外，他在鐵路支線兩側，還多次進行挑選。至少有 38 萬人經他挑選走上了通往死亡之路。曾經被迫給門格爾擔任翻譯的義大利猶太囚犯阿爾米尼奧?瓦赫斯伯格在法庭上證實：門格爾並非機械地執行上司交給他的挑選任務，而是積極地、創造性地對待這項工作。希姆萊需要充分的奴隸勞動力，因此集中營的長官規定，被允許參加勞動者一般應佔到新到囚犯總數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可是門格爾時常按自己的意願行事，只允許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囚犯去勞動，而把 80 —90％的囚犯送去毒死，因為他本人極度仇恨和鄙視猶太人。即使獲准入營勞動的男女囚犯，以後也還會遇到一次次的挑選，說不定何時還要被門格爾推進閻王殿。除掉每月一兩次的例行內部挑選外，門格爾還往往利用每天的囚犯點名之機，儘可能多地消滅不能勞動的囚犯。他抓住一些年老體弱的囚犯難以適應寒夜裡時間漫長的點名的心理，以改換新的更輕鬆的工作為誘餌，欺騙這些人自動出列，叫他們自投死亡的羅網。1943 年 10 月的一天——猶太人最神聖的節日贖罪節，門格爾特意來到關押 2000 個猶太兒童的地方進行挑選，整整一半的兒童被他挑出來消滅了。對於新近懷孕的女囚，一經被門格爾發現，其命運只能是進毒氣室死路一條。1943 年夏，門格爾染上了斑疹傷寒，他剛一痊癒，馬上以慣用的報復性的狂暴手段來對付傳染病源——他把比克瑙分營整整十個囚舍的女囚 1500 多個女囚，不分清紅皁白全部趕進毒氣室殺害，而其中大部分人身體健康。對於其大規模挑選殺人罪惡，門格爾竟有一套詭辯理論：「當一個猶太人孩子出世時，或者當一個婦女來集中營時即已懷孕，我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置孩子。我不能給孩子自由，因為已經沒有任何猶太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下去。我不能讓孩子留在集中營，因為這裡沒有能夠使孩子們正常成長的便利條件。把孩子送進焚屍爐，而不讓母親在一旁親眼目睹孩子的死亡，是不人道的。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把母親和孩子一同送進焚屍爐的原因。」其罪行之二是親手殺害患病或接受其手術的女囚，多數人是被他注射了致命的毒劑；幾個匈牙利猶太少女被他通上高壓電流，電擊而死；一位吉普賽少女在手術時昏迷，竟被他切下了腦袋。其罪行之三是給 3000—6000 名猶太女囚強行絕育，使用法本、拜耳公司剛剛研製出來且未經動物試驗的避孕藥或毒劑在她們身體的各個部位進行注射；大部分人以後又被殺害，僥倖活下來的女囚也大都喪失了生殖能力。門格爾最感興趣的科研活動是進行孿生子女的研究，其目的是發現一種簡潔的途徑，使德國婦女普遍生出雙胞胎或多胞胎。為此，他對 2200 多個孿生子女逐個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除掉抽血和各項常規化驗外，還要別出心裁地抽取骨髓和脊髓，切割她（他）們的性器官，刺穿他們的眼睛。經過上述極為殘酷的試驗，90％以上的孿生子女均因不堪折磨而死去，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蘇軍解放時，只有 180 多個孿生子女還活著。而據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現居美國紐約的前羅馬尼亞籍猶太人艾娃?莫澤什證實，自從她和孿生妹妹米麗雅姆被納粹保安警察抓走、送進奧斯維辛比克瑙分營內門格爾的試驗室以來，總共有 1500 對孿生子女被送到這裡。不僅如此，他還不放過孿生子女的母親，經過百般測試後，還要對她們進行活體解剖，仔細研究其子宮的結構與特徵。曾經長期負責處理門格爾及其同夥進行試驗後死去的囚犯屍體的前特別行動隊員菲利普?米勒在戰後作證說：「許多屍體慘不忍睹。這些屍體一般都被肢解，或經過解剖。許多是青年男女的屍體，身上留下各種各樣的灼傷，睾丸上或軀體的較下各部位有潰爛處，或者腹部和大腿上有膿腫。另外一些屍體則呈紅中透青色；或者面部發青，牙關緊咬。」此外，門格爾堪稱一條失去自制能力的色狼。他不僅千方百計地誘姦集中營中的黨衛軍女護士、女看守，就連相貌出眾的女囚，包括猶太和吉普賽女囚也從不放過。他口口聲聲地污衊猶太女囚是「爛婊子」，可是一旦發現猶太女囚中的絕色美人，他就會不顧納粹的王法，把種族衛生拋到九霄雲外，迫不及待地姦汙她們，甚至把她們發展為長期供養的情婦。為此，他又故意踐踏納粹滅絕猶太人的宏旨，私自保全她們的生命，把她們弄到自己的試驗室裏當助手或雜役，為的是隨時可以發泄獸慾。突出的一例是，他長期的管家兼情婦維爾瑪，就是一個美貌出眾的波蘭猶太女囚。被門格爾糟蹋的猶太婦女至少有近百名。就在蘇軍的坦克衝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大門的前 10 天，自知罪大惡極、天理難容的門格爾從集中營裏失蹤了，他出逃時沒有忘記帶走同自己的感情已達到如膠似漆的波蘭猶太情婦維爾瑪。兩人穿著十分破舊的衣服，見到村落就去乞討，裝扮成一對剛剛從納粹黨衛軍的虎口之中僥倖逃生的年輕猶太夫妻。門格爾聽從了維爾瑪的高見，他們沒有直接往西逃回德國，而是先往東，再往南，接著再往西北，通過波蘭、捷克、奧地利，然後才潛回巴伐利亞的老家金斯堡。據說，門格爾在逃跑途中，曾被美軍的一隻小部隊抓獲，而且人們發現「他就是那個給三千名婦女做了絕育手術的王八蛋一門格爾」並且威脅說要絞死他。據去年 4 月份美國解密的二戰機密檔案，門格爾經過同美軍情報人員搞了某種不可告人的交易，他最終安然無恙地出現在老家的故居內，安安穩穩地度過了一年時光。直至 1946 年在紐倫堡審判的後期，奧斯維辛集中營前後兩任司令官霍斯、利勃亨舍爾以及政治部長官格拉布納等主要罪犯分別供出門格爾的大量具體罪惡後，對他的通緝令出現在包括巴伐利亞許多城市在內的德國全國各地，這位醫生才感到大事不妙，決定離開德國，也離開歐洲。在熱心腸的「奧德薩」弟兄們的大力幫助下，門格爾沿著早已開拓好的 B —B 交通線，登上阿爾卑斯山，潛人奧地利，又進入義大利，最後到了巴里港。他提著兩個裝滿從猶太人那裡掠奪來的金銀財寶的皮箱，登上一艘直抵阿根廷的客輪，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鑽進了希特勒的崇拜者——胡安?庇隆的保護傘之下。一經站穩腳跟，門格爾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維利?奧利茲大街 970 號開辦了一家流產診所。他在集中營曾給數百個猶太、吉普賽婦女做過各種各樣的流產、絕育手術，現在於這一行真是輕車熟路，收入自然也相當可觀。不過，有關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種種傳說，卻使這位醫生坐立不安。稍有風吹草動，他馬上停止營業，溜之大吉。所以，他又於過整容醫生。獸醫、客棧老闆等行當。1959 年，西德政府向阿根廷政府提出了引渡門格爾的要求。雖然阿根廷政府不予理睬，門格爾總覺得是塊心病。1960 年，又發生了他的老友阿道夫?艾希曼被摩薩德抓捕並引渡回國的嚴重事件。於是，門格爾當機立斷，——移居巴拉圭。在這個國度，門格爾搖身一變，又成了軍事獨裁者阿爾弗雷德?施特雷斯納將軍的座上客。據「大赦國際」的工作人員發現，門格爾曾為他潛身的巴拉圭軍事獨裁政權出謀劃策，為他們滅絕印第安人，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方案。真是冤家路窄，門格爾在巴拉圭竟遇到了被他做過絕育手術而大難不死的比克瑙女囚諾拉?莫多克。那是 1961年夏大，在一家夜總會裡。門格爾發現一個年輕漂亮的黑髮少婦總是目不轉睛地看著自己，以為人家是迷上了自己的翩翩風度，便主動上前邀她跳舞。跳著跳著，門格爾覺得似乎這個女人有些面熟。女郎忽然熱情地發問：「您是醫生吧，先生？」門格爾作了肯定的回答後，她的問題忽然加大了力度：「您好象對孿生子很有研究？」「您擅長給婦女做絕育手術，對吧？」「您是黨衛軍上尉，在比克瑙的醫院工作過？」門格爾猛地發現女郎左臂上的刺字型大小碼，他不禁大喫一驚，「不，不，您認錯人了。我是瑞士人，跟納粹從來沒有關係。」說著，連忙走出夜總會。剛一坐上計程車，門格爾就發現一輛小汽車緊隨其後，你開快車，他也加速。門格爾付出三倍的車費，老練的司機才把跟蹤的汽車甩掉。門格爾不敢回家，找到一家賓館借宿。「壞了，準是被摩薩德盯上了，我可千萬別落得艾希曼的下場」，門格爾驚慌得徹夜未眠。他到底回憶起來：在同維爾瑪姘居之前三四個月，門格爾正發愁夜裡沒有佳人在側。就在第二天的挑選中，他發現了美得出奇的小諾拉，她當時只有 17 歲。門格爾毫不猶豫地打發她的雙親進了毒氣室，而把諾拉帶到了自己的寢室。他以人格保證諾拉的生命安全和麪容不會受損，換取了諾拉充任他的臨時情婦；但還是給她進行了絕育注射，使她長期遭受烈性藥物的折磨。誰想到，當年的弱女子今日竟成了索命的仇家。次日，門格爾也沒敢露面。第三天，他才壯著膽子，悄悄溜出賓館。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奧德薩的弟兄們。把情況一擺，哥幾個笑了起來。他們認為，那女人充其量是個業餘偵探，跟摩薩德沒有聯繫。幾天後，一個大個子的弟兄前來報訊：「放心吧，醫生，我已經把那個猶太小妞收拾掉了。」「事不過三呀」門格爾還是心有餘悸，他打發大個子回他的居所取出那兩個價值連城的皮箱，自己又租下一套新宅。「殺了摩薩德的人，他們難道會善罷甘休？」門格爾依舊放心不下，他又向奧德薩的弟兄們提出遷居巴西的要求。這會兒，他不敢在大中城市裡露面了，而是輾轉搬到一家親納粹的匈牙利人斯坦默夫婦經營的山莊農場裏安了家。他屈尊給房主的牲畜當獸醫，這對夫婦則免收他的房租，還要一日三餐保證他喫得順口。生活剛剛安定下來，門格爾尋花問柳的老毛病就又複發了，他不僅時常對女主人動手動腳，還多次誘姦女管家愛爾薩。當女管家要求同他名正言順地結婚時，門格爾卻遲遲不肯答應。他擔心結婚登記時出示自己的真實身份證明，會再一次暴露自己。氣憤的女管家離他而去，不久忍無可忍的男主人也於 1974 年對他下達了逐客令。時至 70 年代，奧德薩組織已經作鳥獸散，孤立無援的門格爾，又搬進聖保羅郊區米蘇裏大街一座難見陽光的舊樓裏，化名戈雷格里，隱居起來。1979 年 2 月的一天，在家裡憋得無法承受的 68 歲老人門格爾，下定決心到海灘上洗洗海澡，徹底放鬆一下。多少年來，總是在惶恐不安中度過，門格爾一踏入淡蘭色的大海，頓時感到就像幼兒投入久別的母親的懷抱，他時而蛙泳時而仰泳，一口氣游出 3 千多米，才略感有些疲乏。他回到海岸邊的沙灘上，剛想躺下休息一會兒，忽然聽到了意地緒語，回頭一看，是一個 30 多歲的猶太婦女和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在嬉笑。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猛地想起，30 多年前，他曾不知多少次地把這樣的猶太人母女打發進毒氣室，現在，該不是她們的靈魂前來索命吧？再向四周環視，幾個身高力壯的小夥子正向自己走來。他們彷彿個個鷹勾鼻、煽風耳、黑頭髮，啊，摩薩德，他們到底還是發現了自己，那母女倆準是在給他們發信號。不能再遲疑了，否則就是第二個艾希曼。門格爾拔腿就跑，鑰匙串掉在沙灘上。「老先生，你的鑰匙」，一個小夥子拾起鑰匙，跑向門格爾。門格爾一看有人追他，跑得更快了。他好容易奔到海邊，一個猛子紮下去。任憑岸上的人們怎樣叫喊，他頭也不回，徑直向遠處游去。他只顧奪路而逃，竟沒有留神前面的水勢，一下子游進一個洶湧的大漩渦裡頭。門格爾改遊自由泳，拚命拍打水面；但以一個年近 70 的老人，又已是筋疲力盡，雖然使出渾身解數，依然是越陷越深，最後身葬海底。幾天後，這個老人以沃爾夫岡?格哈德的名義被安葬在離海岸不遠的小鎮恩布。

外界，世界各國仍在不遺餘力地通緝門格爾。以色列、美國、西德、蘇聯、法國……，懸賞金額直線上升，從 1 萬美元暴漲到 200 萬美元；各項懸賞的總額高達 340 萬美元。1985 年 1 月 27 日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 40 週年，一些集中營的倖存者從世界各地來此進行紀念活動，從而把追捕門格爾的工作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自詡為人權衛士的美國搶先動手，在里根總統授意下，司法部長威廉?弗倫奇?史密斯下令他所管轄的情報機構進行調查。調查的內容不僅包括二戰後美軍是否曾將已經抓獲的門格爾釋放，還要求情報人員在世界各地特別是拉丁美洲搜查這個殺人醫生。史密斯部長並指令美國專門負責追捕納粹戰犯的特別調查局局長尼爾?謝爾為總負責人。有鑒於過去各國分散作戰，缺乏配合，以至效率不高，幾次追捕門格爾失之交臂的教訓，有關各國決定加強合作。西德聯邦情報局、以色列摩薩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執法官員就追捕門格爾一事舉行了聯席會議。同年 5 月 31 日，西德刑警局的執法人員根據確鑿的舉報材料，對長期負責與門格爾祕密聯繫的門格爾公司前董事漢斯?澤德麥爾在金茨堡的家進行了搜查。從查獲到的密碼材料中確認門格爾現在的藏身處在巴西的聖保羅。6 月5 日，順藤摸瓜的巴西刑警對門格爾在拉美時的密友奧地利人勃塞特夫婦進行了突擊審問；次日，警察又傳訊了門格爾的前女房東吉塔?斯坦默。他們供出：1979年 2 月在聖保羅海灘淹死並埋葬在恩布的沃爾夫岡?格哈德就是尤塞夫?門格爾本人。1985 年 6 月 21 日，又是一個令世界受納粹迫害者和進步人士揚眉吐氣的日子。這一天，經過國際知名法醫學家的認真鑒定，確認這具屍體生前就是臭名昭著的納粹戰犯、號稱「死亡天使」的尤塞夫?門格爾。雖然以色列等國對此尚持保留態度，因為自 60 年代以來，以多次出現過門格爾已經死亡的報道。但是這次，結論是不容置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實驗室前主任戴維?克朗和美國移民與歸化局法庭文件實驗室主任吉迪恩?艾琅斯坦——二人均為國際馳名的筆跡專家稱：他們「完全相信，毫不懷疑」，從斯坦默夫婦和勃塞特夫婦那裡查出的信件均出自門格爾的手筆。另一方面，法醫學家確定這具屍體的確切身高與門格爾的身高恰好相符；死者死亡時的年齡也與門格爾相一致；法醫報告指出：「骸骨的跡象表明，死者上門牙在拔除前中間曾有一條寬縫。」這一標記從門格爾的多種照片上不難發現，他的許多熟人也都指出了這一點。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證據是，用照片所做的一系列頭顱、面部重疊的分析，包括嘴、鼻子、下頜、眼睛等在內的 24 處特徵完全相符。最後，由門個法醫學、人類學。放射學、齒科學和筆跡分析學專家組成的國際調查組認定：從科學判斷的合理範圍看，我們認為，這就是尤塞夫?門格爾的遺骸。以色列負責追捕納粹戰犯的警官麥那克姆?魯塞克最初認為這是一個騙局。然而，當他千里迢迢來到正在進行驗屍的聖保羅海灘，他便逐漸相信，這具遺骸生前確是門格爾。西蒙?維森塔爾以及另外兩個偵緝納粹分子的著名人士——塞爾日?克拉斯費爾德與比特?克拉斯費爾德夫婦，也贊同國際調查組的結論。

在一片興高采烈的歡呼聲中，也夾雜著一些不協調的輿論誤導——一些報刊想當然地稱門格爾為最後一個納粹分子或最後一名納粹戰犯。這隻能助長人們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客觀上為那些尚未被揭露出來的納粹戰犯充當保護傘。

第三節把囚犯當成豚鼠的惡魔 —— 霍斯特?舒曼

在納粹醫生當中，知名度最高的大概是號稱「死亡天使」的尤塞夫?門格爾。其實，像他這樣血債累累的納粹醫生，至少有幾十個。以對待囚犯和精神病人兇殘毒辣而聞名的霍斯特?舒曼，就是一個突出的典型。

舒曼於 1906 年 5 月 1 日生於德國西部薩爾河畔哈勒城的醫生家庭。其父是一個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受父親的影響，舒曼早年就參加了右翼的的政治組織，1930 年又參加了納粹黨（黨證號碼為 190002）。1933 年 7 月 18 日他當上了內科醫生，後來也在故鄉擔任過市政府公共衛生部門的公務員。二戰前夕，他應徵入伍，在納粹空軍中擔任軍醫。1939 年 10 月初，他被招收進元首府工作。他的長官維克託?布拉克向他介紹了「安樂死」屠殺活動的基本情況，並邀請他加入。正中下懷的舒曼一口答應，並隨即於 1940 年 1 月擔任了納粹德國第一個處決中心——格拉芬奈克處決中心（位於弗騰堡州）的主管醫生，並充當中心主任恩斯特?鮑姆哈德醫生的助手。從此，舒曼醫生開始了他的殺人生涯。經過精神病學的短期培訓，他於 1940年 9 月被調到殺人規模更大的處決中心——佐恩施泰因擔任主管醫生。此期間，他經常行使殺人的權力——到各個集中營——奧斯維辛、布亨瓦爾特、達豪。弗洛森貝堡、格羅斯羅森、毛特豪森、瑙因加默和尼德哈根挑選不適合從事勞動的病弱囚犯，把他們帶回自己的處決中心，用毒氣和針劑加以殺害。1941 年 7 月28 日，舒曼第一次來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他的到來，給 575 個囚犯帶來了死亡。在大規模屠殺精神病人的同時，他對通過愛克司光照射生殖器官的絕育手法興趣益濃，並有志於發明一種經濟而又高速的愛克斯光照射絕育方法。經過納粹高官布拉克向黨衛軍帝國司令官大力舉薦，舒曼如願以償，於 1942 年 10 月，到奧斯維辛集中營醫院上任。此後，他便一步步成為專門以摧殘青年男女囚犯的生殖器官而臭名昭著的惡魔醫生。一時間，他成為奧斯維辛主營 10 樓——專門對男女囚犯進行絕育試驗的診所的主人，決定著成百上千個囚犯的生死存亡；直到另一位比他更有來頭的知名婦科專家卡爾?克勞貝格將他擠出 10 號樓為止。但是，執著地探索絕育新技術的舒曼，很快又在比克瑙分營女囚營的 28 號樓和 30 號樓建立了具有同樣設施的診所。

極為強烈的種族優越感，使他不相信也不允許敵對種族中存在英俊少年和絕色美女，特別是在被納粹認為屬於十惡不赦的猶太人當中。因而，當他挑選用以作為試驗對象的人選時，他儘可能地把所有猶太美男子和美女首先挑出來，這樣他們的生命很快即將不復存在，至少美貌將蕩然無存。據說希臘與荷蘭盛產美少年和美女，他就把選擇對象集中在這兩個國家的青年男女囚犯身上。的確，這些美貌的猶太青年男女只有 10％得以活到戰爭結束。他們紛紛死於傷痛、併發症、手術失誤、體能耗盡和休克。一進入手術室，舒曼立即收斂起溫文爾雅的假面貌，頓時變得兇狠。粗暴而野蠻，男女「病人」動作稍微慢了一拍，或沒有聽懂他的意思，他馬上就要高聲呵斥，對一絲不掛的男囚拳腳相待，對脫光衣服的少女推推搡搡，強使他們站在特製的愛克司光菱型燈泡前接受超劑量的照射，對男性照射睾丸，女性則照射下腹和盆腔。為測試不同強度的輻射效果，他經常變換照射劑量。經過5 —15 分鐘的「治療」，這些青年男女的生殖能力即遭破壞，不少人的陰囊或外陰被嚴重灼傷，變得發黑並很快潰爛。因白細胞大量受損和激素紊亂，接受手術的少女們嘔吐不止，腹部皮膚被大面積燒傷，疼痛鑽心，在地上打滾。然而，對這些不幸的男女而言，這不過纔是第一關。此後，接受手術的男子在一個多月後，女子在 3 個月之後（此期間，不少少女和少年已經因照射過量而虛脫死亡），還要對他們再進行兩次檢查性手術，每次切除受害者一側的睾丸或卵巢，送往柏林進行高倍顯微鏡下的病理病變研究。被摘除了一側卵巢的姑娘們，通常在三四周之後，刀口剛剛有所癒合時，又必須接受第三次手術，即切除另一側卵巢。摘除性腺本是一項高難度的婦科手術，但由於納粹醫生根本不把受害者當人看待，手術作做的敷衍了事，往往造成感染或大出血或腹膜受損，因而又造成病人新一輪的死亡。來自希臘薩羅尼卡的 17 歲猶太少女貝拉，被舒曼作了輻射手術。在一側卵巢被摘除還不到一個月，又被他強行摘除另一側卵巢，結果幾天後就死去了。舒曼甚至縱容屬下的波蘭醫生德林毫無責任心和同情心的冒險之舉一在 100 分鐘之內給 10 個猶太少女切除一側卵巢。手術是完成了，但因時間短促，只好既不消毒，也不注射麻醉劑，刀口也縫合得極不仔細，乃至 10 名少女在手術後全部因內出血死去。即使通過了兩次手術切除，受害者仍然難逃死亡的劫難。男女病人在手術後往往面容憔悴，疲憊不堪，甚至行走困難。他們已經變得既無醫學試驗價值又無勞動能力，絕大多數人的歸宿只能是被趕進毒氣室。有些女囚被送回比克瑙分營後，因身體極度虛弱，行走困難，競被焚屍場的負責人奧託?莫爾拋入火坑中活活燒死。舒曼究競用絕育手術害死了多少人，顯然已難以估算出準確數字。但根據舒曼醫生的慣例——每週工作 3 天，每天可以給 30 名囚犯進行照射來估計，可以大致估算出，在他從事此項科研活動的 2 年半時間內，大致有六七千人被他和他的助手實施了這種極其殘忍的手術，其中至少有 3000 多個男女死亡。僅在 1943 年回四月回日，舒曼及其助手們就給 201 個經過照射手術的青年男子摘除了睾丸。1943 年 8 月，在比克瑙分營醫院的中央病室，舒曼一夥一次也給 60 多個希臘青年男子作了摘除睾丸的手術。尤為殘忍的是，舒曼在給男性囚犯摘除性腺時，經常不預先使用麻醉劑，使他們遭受長時間的難以忍受的痛苦。其他囚犯證實，受害者的悽慘嚎叫聲傳遍了整個營區。實踐證明，這種絕育療法不符合納粹既要滅絕猶太人又要儘可能保存勞動力的初衷。1944年4 月29 日，黨衛軍醫務局局長維爾那?布蘭肯堡向希姆萊提交專項報告，認為藉助愛克司光照射實行大規模絕育的方法是不適宜的。後來，舒曼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的絕育新方法未獲成功，一是試驗對象在手術完成後非死即殘，不能繼續充當勞動力；二是成本太高，許多集中營拒絕使用、推廣。但舒曼仍不死心，1944年 6 月他調到拉芬斯布呂克集中營，繼續進行這種害人的勾當，他行醫的 9 號樓立時變成殘害數百名女國的刑場。這一次，他的試驗對象中，不僅有猶太姑娘，也包括吉普賽少女和女孩，其中最小的只有 6 歲。作為多年醫生的舒曼，頭腦中卻全無保護兒童的觀念，他把幼女和成年婦女同樣作為試驗對象。結果是，接受愛克斯光照射試驗的 15 歲以下吉普賽女孩幾乎無一生還；1945 年1月的一個下午，舒曼在 9 號樓給 2 名 15 歲的吉普賽女孩進行下腹部照射，結果她們都在聲嘶力竭的哭叫中喪生。倆人的腹部均被嚴重燒傷，情景殘不忍睹，就連黨衛軍女護士也不願意多看一眼。而那些年齡大一些的少女即使能夠僥倖活命，也永遠被剝奪了生育的權利。一般情況下，她們所得到的只有更多的下地獄的機會。1945年 4 月 30 日，當蘇軍解放拉芬斯布呂克集中營之時，罪惡累累的舒曼醫生早已不知蹤影。

經過幾個月提心弔膽的奔波勞碌後，舒曼在德國西部小城格拉德拜克露面了。他先當了很短一段時間的警察，接著又恢復了醫生的本行，在一個運動隊當醫生。這裡追捕納粹戰犯的空氣很是淡薄，舒曼又是一個盡職和熱心腸的醫生，因此他很快與當地居民融合在一起。洋洋得意的舒曼，在 1949 年舉行的一次同人聚餐會上暴露了自己的廬山真面貌，但周圍人們對他的態度並未發生變化。直到1951 年，不斷接到舉報的盟軍和德國司法當局終於找到了這名納粹戰犯的足跡。然而，神通廣大的「奧德薩＂組織及時向舒曼報了警。當警察敲他家的院門前幾個小時，他又一次逃之夭夭。不過，在德國已經沒有這位惡名昭彰的納粹醫生的藏身之地，他於是倉皇出逃到法國。在電影城嘎納，他巧遇 T 一 4 同行卡爾梅爾和他的妻子弗羅絲（夫妻兩人也都是納粹戰犯），並得到他們的資助。如此，他得以遠走高飛。1955 年以後，舒曼醫生又出現在蘇丹，他成為一艘客輪上的醫生。直到 1959 年，舒曼才過上相對穩定的生活。他在蘇丹結識了當時的迦納總統恩克魯馬，並被後者聘為自己的隨身醫生。此期間，儘管歐洲許多國家均對舒曼發出通緝令，但恩克魯馬根本不為所動。舒曼躲在在戒備森嚴的總統府內悠然自得，被奉為上賓，錦衣玉食。較之東躲西藏的另一個納粹醫生門格爾，不知要強多少倍。可惜好景不長，1966 年 2 月 24 日，恩氏大總統在出訪越南、中國和蘇聯的旅途中，被國內一場蓄謀已久的軍事政變趕下臺。舒曼頓時失去保護傘。恩克魯馬的繼任者接受了德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引渡要求，把舒曼和另一個被恩克魯馬長期視為座上賓的納粹女戰犯漢娜?萊奇驅逐出境，舒曼並且被押送回西德。由於一些同夥和同情者的暗中庇護，對舒曼的審判姍姍來遲，直到 1970年 9 月才開庭。此時，能夠以親身受害經歷控訴這位惡魔醫生的 115 位證人中，已有 54 人作古，從而造成舒曼的大量殺人罪行變成難以落實的懸案。次年，法庭宣佈暫時中止審判，因為被告患有高血壓。滿打滿算，這個血債累累的劊子手醫生只在獄中度過了 6 年時光，隨後於 1977 年即被宣告獲準保外就醫，而再未重返監獄。他一生中的最後 5 年定居在法蘭克福的塞克巴赫區，直到 1983年 5 月5 日在此病逝。有的評論家認為，是高超的醫術和醫學教授的證書保護了舒曼醫生，使他免遭一次又一次的審判和懲罰。這當然不代表反法西斯人士和集中營受害者的觀點。

第四節一流專家也是超級屠戶 —— 卡爾?克勞貝格

一方面，他是國際馳名的婦科專家，在國內婦科界則是數一數二的高手，曾給數百名德國婦女帶來希望，治癒了她們多年。十餘年甚至幾十年難治的不育症；另一方面，他又是黨衛軍少將，用醫學手段給數以千記的猶太、吉普賽婦女造成極大的痛苦和死亡，殘酷地剝奪了她們的生育能力，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納粹戰犯和劊子手。這種貌似矛盾的不可思議的現象，在納粹醫學界其實屢見不鮮。這裡講的是卡爾?克勞貝格教授。

克勞貝格於 1898 年生於科隆，父親是一家狩獵用品商店的店主。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1916 年應徵人伍，後來作了英軍的俘虜。戰爭結束，他獲釋回國，考入醫科大學婦科專業。通過不懈的努力，他成為一名醫術高超的婦科專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他在東普魯士的科尼斯堡開設了一家婦科診所。沒出幾年，他便以善於治癒不育症的高超手段，贏得了全國性的聲譽，確立了自己在德國和歐洲婦科界的不可動搖的崇高地位。但是，他又從骨子裡嫉恨和仇視他的一些猶太同行，他們的醫術也相當高超，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趕超自己。他也仇視那些猶太銀行家、房地產商人，認為他們奪走了本來屬於德國人的財富。進而，他開始仇視所有的猶太人。納粹的主張與他不謀而合，這促使他很快就加入了納粹黨，成為納粹在德國醫學界早期的黨員。自 1942 年秋抵達奧斯維辛集中營之日起，克勞貝格就一步步蛻變成以折磨和殘害女因的特大屠戶、一個專家型的納粹劊子手。起初，他被安排在條件較差的比克瑙分營女國營第 30 號樓從事絕育科研活動，因為條件最好的主營 10 號樓已被另一個絕育專家舒曼所佔據。但是，無論是在德國醫學界還是在納粹黨內，前者的知名度均比後者高得多。因而，集中營司令官魯道夫?霍斯於 1943 年 3 月裁定，兩位醫生的科研場所應當易位。從此，克勞貝格成為 10 號樓唯一的主人，而 10 號樓也被人們稱為克勞貝格診所。經常在此樓行醫的納粹醫生包括：克勞貝格的頭號助手、法本公司的主任化學家格貝爾，克勞貝格的其他助手、黨衛軍醫生維貝爾、布寧和考夫曼。後來，為加強 10號樓的科研力量，黨衛軍衛生部門又派來 3 名經驗豐富的婦科醫生。從他們從事的醫學活動來看，各個都夠得上納粹乙級或丙級戰犯的資格。一些黨衛軍護士也是克勞貝格醫生的幫兇。因經歷複雜而難以確定身份的是一個名叫希爾維亞?菲爾德曼的護士。她本是一名被強迫來此工作的女囚，但不少受害的女囚證明，她曾積極主動地協助克勞貝格於了許多罪惡活動。從 1942 年秋開始，10 號樓也就成了眾多女囚受苦遭難的活地獄。先是遭受舒曼醫生的宰割，以後又受到克勞貝格的摧殘。克勞貝格醫生的試驗對象基本上是女性，只有在十分需要時，才臨時拉來幾個男囚進行睾丸切除或強迫他們同那些作過絕育手術的婦女進行性交，以驗證絕育手術是否靈驗。10 號樓是主營內被許多男囚營舍圍繞的一座紅色三層樓，磚木結構，從外表上看同集中營管理人員辦公用的其他樓房沒有什麼差別。但是，通過以下現象，囚犯們還是發現了它的神祕性：當局不允許任何囚犯接近10 號樓，10 號樓的各扇窗戶除了被條條木版釘死以外，還要掛上厚厚的窗簾；最令人膽戰心驚的是，無論白天黑夜，這裡時常傳出婦女們聲嘶力竭的尖厲哀叫。此外，醫生和專家們到來時，所坐的汽車也要掛上窗簾，不使外人知悉。這裡經常住著三四百個女囚，她們都是克勞貝格一人的試驗品。克勞貝格醫生選擇試驗對象的標準與舒曼醫生不盡相同，他需要的是 20 歲以上、40 歲以下並有過生育經歷的婦女，而不是妙齡的少女，也不很計較試驗對象的相貌如何。不過，她們的結局往往也不比舒曼醫生的試驗對象更好些。克勞貝格醫生究竟是怎樣以婦科檢查為由來殘害眾多的集中營女囚的？由於大多數受害者已在戰爭結束前慘死，人們主要是通過一位主要的納粹知情者、前任奧斯維辛主營司令官霍斯在紐倫堡法庭上的供詞，來瞭解這一過程的概況的：克勞貝格為他的試驗，挑選了一批又一批年齡在 20—30 歲的婦女，她們都已經生育過，並且在集中營還來月經。被選中的婦女按照住院手續轉到 10 號樓。根據 1943 年 4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間納粹醫務人員張貼的接受試驗者真實名單，10 號樓裏通常要保持 200 —400名婦女，她們被登記在「供試驗用女囚」的欄目下。由於有法本公司的大量贊助，克勞貝格醫生出手大方，一次就向集中營當局買進 150 名到 200 名健康的青年女囚（有時也購買一些中年女囚）。一進入 10 號樓，這一羣女囚就會遭受終生難忘的凌辱：衣服不容分說就被值班的黨衛軍扒個精光，隨後黨衛軍護士剪掉她們的頭髮、剃光她們的陰毛，還要侮辱性地在她們的外陰部塗滿所謂的消毒藥膏，然後才準許她們住進病室。在此期間，經常有一些面貌嬌好的青年女囚，遭到黨衛軍官兵和男性納粹醫生的無恥猥褻。就是在醫生和護士對女囚進行常規的婦科檢查時，一些黨衛軍色鬼，也趁機去窺視，一得手就對女囚們的裸體動手動腳。其實，這不過是悲慘遭遇的的發端，更倒黴的痛苦還在進入克勞貝格的診室之後。一開始，克勞貝格還會奈著性子，比較和藹地對充任試驗對象的女囚進行詢問，收集到詳細的情況後，就命令該婦女躺在婦科手術椅上接受「婦科檢查」。他使用一根針頭很長的注射器往該婦女的輸卵管內注射對比物質。這個用電控制的注射器與愛克司光儀器相連通，因而他可以從屏幕上了解輸卵管的導通性能。當輸卵管被證實完全暢通時，他又命令這位婦女離開手術椅，在房間裏跑上一陣。同時，克勞貝格又給下一個婦女進行同樣的檢查。第一個婦女跑步完畢，就又一次被要求躺在手術椅上，重新用愛克司光進行檢查，向她的輸卵管內注射一種類似甲醛溶液的粘稠液體——貝母製劑。這種液體具有很強的腐蝕性，進入輸卵管之後，它就會使管壁遭受嚴重創傷並粘連起來，不再通暢，從而達到絕育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使接受注射者帶來極大的疼痛，迫使她們拚命地喊叫哭嚎，以求稍微緩解一下小腹內部難以忍受的傷痛。這時，克勞貝格就會惡狠狠地威脅她們：誰不聽話，就立刻把她們送進比克瑙的毒氣室去，迫使她們就範。克勞貝格醫生知道，在對婦女進行貝母溶液注射後 6 周之內，輸卵管會逐漸自行堵塞。因而，在此期間克勞貝格還要對上述婦女進行多次檢查性研究，再次向婦女們的輸卵管內注射對比溶液。所有作過這種手術的婦女，都出現了輸卵管堵塞，也不再來月經。她們在手術後全部被留在 10 號樓內，以供克勞貝格醫生繼續觀察。由克勞貝格作絕育手術，已屬相當的不幸；但誰要是碰上格貝爾作手術，她就會十倍百倍的不幸：這是因為格貝爾根本不是醫生，對婦科更是明顯的外行。但是克勞貝格信任他，竟毫無根據地授權他給被試驗的女囚進行宮內注射。他的第一次注射實踐在一名年輕的荷蘭猶太女因身上進行。格貝爾拙劣地給她注射，竟因為緊張刺穿了她的子宮和腹膜，一眨眼的功夫，荷蘭姑娘尖叫個不停，疼得在手術椅上翻來滾去，滿身都沾上自己的鮮血。根據克勞貝格的研究計劃，在未來一年內，這些接受了手術的婦女應當同他選擇出來的男子進行性交，以便證實這種絕育方法的有效性。另據美國的學者研究成果，克勞貝格也曾往接受試驗的女囚的卵巢中注射有害物質，以破壞其排卵功能。最終，她們的卵巢也要被一側或全部摘除掉，用於觀察手術的效果。1943 年，經過幾個月的奮戰，並付出十幾名女囚死亡的代價，克勞貝格為已被絕育的婦女恢復生殖能力的試驗又告成功。但這對於接受試驗的女囚，並不是福音，因為她們接受「治療」的療程明顯地延長了，接受注射和照射的次數也更加頻繁，痛苦和死亡的機會更多了。不久，他又突發奇想，把一個剛剛被切除掉兩側睾丸的猶太青年，同一名豐滿美貌的猶太婦女，一絲不掛地一起關在一間小屋裡；並同他的助手考夫曼一起透過觀察孔，一連幾個小時地觀察，以求瞭解剛剛被絕育的青年男子是否還有性慾，是否在短期內還具備殘餘的生殖能力。克勞貝格還有一個惡毒的計劃，他要使那些不順從或犯有重罪的猶太和吉普賽婦女在倍加的痛苦中屈辱地死去，為此，他多次進行向被試驗女國的子宮內或宮頸部位移植癌細胞的試驗，企圖使她們染上各種婦科癌，在極度痛苦中喪命。根據他的要求，到 1944 年底，集中營當局還為克勞貝格醫生的新試驗課題研究專門建造了一座新營舍，裡面裝配了愛克司光機和一系列手術裝置、器械等。這些設備專門用於給女囚進行人工受孕的新試驗目的。不過，由於蘇軍向波蘭方向的迅速推進，克勞貝格匆忙撤往拉芬斯布呂克集中營，這些器械原封未動，沒有能充當克勞貝格進一步殘害女囚的工具。曾被迫在 10 號樓內擔任醫生助手的女因克萊恩博士在紐倫堡法庭作證時證實了那些接受絕育試驗的女囚們的最終命運：那些被醫生們認為已喪失掉被實驗的條件，不再適合充任試驗對象的婦女，比如已經失去生育能力的婦女，很快就會被送到比克瑙分營的女囚營區。由於她們中的大多數已因試驗的摧殘不再具有勞動能力，所以毒氣室便成為她們的最後歸宿。她還證實，即使還活著的 10 號樓女囚，身心也已受到極度的損害：「在 10 號樓裏，不論是黨衛軍官兵，還是納粹的醫生、護士，對待被試驗的女囚們都極為粗野甚至是極端殘酷的。我們這些『人鼠』、『實驗用兔』，都意識到了誰也無法抗拒的被宰割的命運，前途難料。一種永恆的恐懼感，在每個人心中日益加深著。」

克勞貝格從事這種慘無人道的絕育試驗，得到了黨衛軍帝國司令官希姆萊的指導、讚許和全力支持。紐倫堡審判檔案證實：1942 年 6 月 7 日，希姆萊接見了克勞貝格，倆人就絕育問題進行了長談。他們深入地討論了制定消除劣等種族的生殖能力的方法的各方面細節。希姆萊當面答應克勞貝格，黨衛軍當局將從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他提供任何數量的女囚供他做試驗對象。同年 7 月 6 日，希姆萊的祕書兼私人醫生卡爾?勃蘭特為此致信克勞貝格:「尊敬的黨衛軍帝國司令官委託我向您轉達他的希望，您在和黨衛軍副總指揮波爾與集中營主任醫生商討問題之後，將奔赴拉芬斯布呂克和奧斯維辛集中營，並在那裡從事對猶太婦女的絕育工作。帝國司令官特別提醒您，在開始試驗之前能夠通知他，為了給數千名婦女作絕育手術您需要多少時間。帝國司令官認為，絕育工作進行得應該使婦女們無所猜疑。您可託詞在進行普通的婦科檢查時，做必要的注射。對實施手術的結果應認真地加以研究。絕育後經過一段時期，應拍愛克司光片，以便弄清婦女體內發生了何種變化。還需要進行這樣的試驗：絕育後經過一段時間，您安排作手術的婦女與男人同房。並將結果報我們知悉……」。克勞貝格之所以異常賣力地進行絕育手術，是因為他不僅得到納粹黨和帝國的賞識和支持，可以陞官晉級，揚名四海；而且還可以從中獲得可觀的收入：他也是受法本康採因等德國化學公司的委託從事絕育試驗的，他使用的新製劑正是這些公司的新產品。新葯能否推向市場，全靠名醫的薦舉。因此，每當克勞貝格往一個婦女的輸卵管中注射進這種溶液，不管這個婦女是否死去，也不管成功與否，他都將得到 30—50 馬克的酬勞。克勞貝格升官發財的代價是：據有關專家估算，經克勞貝格及其助手們做過這種絕育手術的女囚多達六七千人，她們絕大部分是猶太婦女，其中至少有 700名婦女被克勞貝格及其助手們實施的手術直接摧殘致死。當年為 10 號樓進行專項服務的黨衛軍小隊長貝格爾在戰後的一次審判中作證說，從 1943 年開始，他每週都按照克勞貝格醫生的指示，把四五具已被解剖的女屍拉出 10 號樓，送到焚屍場去；另外有四五千人被送往比克瑙分營後，因未能通過醫生們的挑選，在八大毒氣室中喪命。確有上百名經過克勞貝格式絕育手術的女囚在戰爭結束後依然活著，但也被伴隨終生的病痛不斷地折磨著。波蘭調查納粹罪行全國委員會提供的權威性資料指出：由於遭受克勞貝格反覆的長針注射，輸卵管受到極為嚴重的創傷，倖存的女囚百分之百患有難以治癒的輸卵管炎，絕大多數倖存的手術受害者普遍患有子宮炎、盆腔炎、卵巢炎和腹膜炎。

戰爭終止後不久，在盟軍調查人員掌握的犯有嚴重罪行的納粹醫生名單中名列前茅的克勞貝格，很快落人法網。鑒於他的受害者大部分是東歐國家的猶太婦女或女戰俘，蘇聯政府把握了他的命運。在蘇聯受審後，他被判處 25 年徒刑。這在當時是僅次於死刑和終身監禁的第三項重刑。克勞貝格醫生頓時萬念具灰，自感不久將化做西伯利亞的糞土了。接著，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受害國聯合對他進行了嚴正的審判，倖存的手術試驗對象一個接一個上臺，以血淋淋的事實，聲淚俱下地控訴他的滔天罪行。正當克勞貝格作好上絞架的打算，準備給妻子寫遺書時，約瑟夫?斯大林與世長辭，克勞貝格的後半生又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斯大林的繼承者赫魯曉夫不打算進一步為難這些在押的納粹戰犯，而是希望用他們作為爭取西德政府與蘇聯改善關係的一個重要籌碼。1955 年 9 月，當時的西德政府總理阿登納訪問蘇聯，兩國關係發生突破。由於西德方面一些要員的關注，蘇聯方面同意將克勞貝格作為戰俘而不是繼續作為戰犯對待。同年 10 月，克勞貝格就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現在西德。被突如其來的幸運沖昏頭腦的克勞貝格，很快就在西德大放厥詞，矢口否認自己有罪；並要求西德衛生部門繼續推廣他那臭名昭彰的克勞貝格式絕育方法。可是，這一次幸運之神屏棄了克勞貝格。不僅歐洲各國，即使西德也有眾多的羣眾，對他表示了強烈的憤慨，堅決要求把這個罪惡滔天且又死不悔改的納粹戰犯重新收監。政府難犯眾怒，於是把他逮捕，關進基爾市的一家監獄。1957 年 8 月 7 日，這位納粹醫生因心臟病死於獄中。臨死前的幾十天，他也受到了懲罰性的折磨，由遠而近的一陣陣當年受害女囚悽烈的哭嚎聲不絕於耳，使他得不到片刻的寧靜，他的病情一再惡化，終於把他推進地獄。

第五節他把解剖刀變成兇器 —— 奧古斯特?希爾特

奧古斯特?希爾特醫生也是一名在種族衛生和醫學試驗中卓有成效的納粹醫生，是一名綽綽有餘的納粹戰犯。

1940 年秋天，解剖學專家希爾特教授作為戰勝國的接受大員來到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大學醫學院，從此開始了一番雄心勃勃的科研事業。他有一句名言「科研事業是神聖的，而劣等種族的生命不值一顧。」因此，他要求學生們和助手們放手大幹，不要受那麼多倫理道德的束縛。在當時的特定年代裡，這句話的話外音乃是，不能僅僅滿足於使用屍體進行解剖，一旦需要進行解剖研究或製作人體標本時，就應該殺死那些劣種，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希爾特雄心勃勃的計劃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創立一個劣等種族骷髏和頭骨收藏館。這裡，收藏品的內容之豐富達到了舉世無雙的地步，不僅包括猶太人、吉普賽人，還涵蓋拉丁人、斯拉夫人、希臘人、中亞人、亞洲人直至黑人。以官位只及黨衛軍一級突擊隊中隊長的希爾特教授個人的力量，顯然很難實現這個目的。但是，他有望得到一位強權人物的大力支持——那就是種族衛生研究事業的創立者和積極支持者，同時也是自己的最高司令官希姆萊。1941 年 12 月 27 日，滿懷希望的希爾特致信黨衛軍帝國司令官：「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幾乎把人類所有種族和民族的頭顱都已收集得完備無缺。不過，提供給科研使用的猶太人頭骨還少得可憐，那是因為以前不太容易得到和對此進行加工。現在，東線的戰爭卻給我們提供了消除這種缺陷的機會。猶太人——布爾什維克的政委表現出一種令人厭惡的、但又典型的低等人的性格，我們可以設法弄到他們的頭顱，以求獲得一份具體的科學數據。」希姆萊果然不負眾望，他見信後立刻向希爾特作出許諾：「今後，凡是抓到的猶太布爾什維克政委，均應活著交給保安警察，由他們嚴密監禁起來，直到希爾特的特使到達並將他們帶走。特使收到猶太布爾什維克政委後，要給他們逐個拍照，進行人體測量，並彙編有關他們職業和出身的全部資料，然後把他們殺死，並把他們的頭顱割下來，經防腐處理，保存在特製的密封金屬罐內，送往斯特拉斯堡大學。」1942 年，希爾特教授榮任斯特拉斯堡大學病理解剖研究所所長。從此，該研究所就連續不斷地收到用活人形成的『材料』。不過，僅僅得到猶太人的頭顱，只是這位教授的最低限度的目標。他進而又向有關方面要求得到猶太人完整的骨架。希姆萊再次批准，希爾特有權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得到 150 付完整的猶太人骨架。不過，奧斯維辛當局不具備將骨架製成標本的能力，而希爾特自己也不打算由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醫生對被殺害者進行活人軀體測量，所以，最佳方案還是由奧斯維辛方面把活著的?材料?運送到距斯特拉斯堡大學不遠的納茨維勒集中營，交由希爾特教授自行處理。1943 年 9 月，奧斯維辛集中營根據希爾特的要求，挑選出 115 名囚犯押送納茨維勒集中營。這些「活材料」包括 79 名猶太男子，30 名猶太婦女，2 名波蘭人和 4 名中亞人。活材料運抵納茨維勒集中營，希爾特教授立即趕來，親自對每個人逐項進行人類學的測量。可能是出於對猶太人很高的繁殖能力的恐懼和仇視，希爾特對 30 個猶太姑娘特別「關照」，除進行例行的檢查外，又對她們專門作了婦科檢查，並把有毒的製劑注射進每個人的卵巢內，以確保她們即使僥倖逃生，也不能再生育子女。至此，且 15 名材料的使用價值已經完結。在此後的一週內，他們被分批驅趕進納茨維勒的毒氣室，用希爾特親自配製的氫氰酸毒劑殺死，一個也沒有剩下。使用這種毒氣殺人，可以受到受害者死亡迅速而又不損傷屍體的效果。

希爾特的另一個嗜好是收集人體的性腺。不論男女老幼，哪個民族，他都不辭辛苦地逐項收集。二戰結束後，法國調查人員在他的一處祕密收藏室內，發現了數百雙睾丸和卵巢；其中的八個小得出奇，只有櫻桃那般大小，格外引人注意。以後，經過審問其助手才獲悉，這是從四個未成年的猶太幼童和幼女身上摘除下來的。為了獲取眾多的性腺，希爾特教授對數百名猶太男女囚犯進行強制性手術摘除，對預後工作卻極不在意，導致許多人因大出血、內出血或感染而意外死亡。與希爾特異曲同工的是另一個納粹醫生、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主任醫師海因茨?鮑姆柯泰，他的興趣是收集各個民族、各種年齡段男子的陰莖。他不知花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終於將從初生兒到 80 多歲的老人的猶太人男性的陰莖收集齊全。有的納粹醫生提示他，最便捷的辦法是從焚屍場內待火化的屍體上取得。然而，鮑姆科泰卻不屑一顧地使勁搖頭，「屍體上的器官往往已經失去生理特徵，價值太低」。「那麼你如何能搞齊全？」對方還是不理解，「從猶太人身上割，集中營裏的猶太男人還少嗎？」鮑姆科泰信心十足地回答。一發現合適的目標，這位醫生就會把倒黴的囚犯強行拉去體檢並隨即宣佈他們是「花柳病患者」，從而理直氣壯地把他們的陰莖剪下來。至於受害者的死活，他絲毫也不加考慮。這位醫生懷有一個遠大的志向，他要通過對年齡系列齊全的猶太人的陰莖構造的系統研究，探尋出猶太人天生具有縱慾、淫蕩和邪惡的本性。

好景不常在，剛剛到 1944 年初秋，美國和法國的部隊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爾特已收集得包羅萬象的收藏室，眼看要成為反映他的一系列罪行的確鑿證據。根據希姆萊的指示，他下令把研究所地下停屍室內剛剛殺死不久的 80 具屍體剝去肌肉，使死者的本來面目難以辨認，企圖嫁禍給法國人。死到臨頭，希爾特教授還誇下海口說，盟國司法人員永遠也不可能抓到他。後來，他確實失蹤了。在紐倫堡醫生審判審判以及後來各個受害國對納粹戰犯的歷次審判中，人們都沒有看到他那可憎的身影。不過，他的下場未必有多好，在各國受害者和正義人士的眾目睽睽下，當時的整容技術又不象現在這般發達，因而他的豪言壯語不過是自殺身死、主動見閻王的委婉說法。

第六節殘害幼兒的惡棍 —— 庫爾特?赫斯梅耶爾

在以兒童為試驗對象的納粹醫生中，除掉門格爾之外，最突出的當數庫爾特?赫斯梅耶爾。這位醫生本是納粹德國紅十字會所屬的霍亨利欣試驗醫院的醫生（該醫院的許多納粹醫生因從事人體試驗而淪為戰犯），1944 年被派駐到漢堡附近的瑙因加默集中營供職，軍銜是黨衛軍中校。他從集中營內被關押的波蘭、捷克、匈牙利、俄羅斯和法國的猶太兒童中，精心挑選 4 —12 歲的男女兒童各 10名充當試驗對象，把他們從各自的母親身邊強行帶走，名義是給他們醫治慢性病。以後便經常地給他們定期注射劑量和濃度不同的肺結核病菌。試驗持續了一年多時間，當英國軍隊逼近瑙因加默集中營之時，上述 20 名猶太兒童已被嚴重的肺病折磨得骨瘦如柴，呼吸艱難。但是，孩子們痛苦萬狀的景況並沒有絲毫打動這位醫生的良知，他仍然不肯放過這些幼小的生命。1945 年 4 月 20 日，就在集中營面臨解放的前夕，孩子們被帶到漢堡市郊外布倫豪澤鎮國民學校的一間地下室內。赫斯梅耶爾給兒童們每人注射了一針嗎啡，使他們昏睡過去。隨後並惡狠狠地下令黨衛軍士兵將他們逐個勒死。同孩子們一起被殺害的還有 24 名蘇軍戰俘。這樣，英軍得到的只是 20 個兒童的屍體，而赫斯梅耶爾蹤影皆無。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赫斯梅耶爾是在民主德國的馬格德堡市度過的。在長達 19 年的時間裡，他以一個醫術精湛、服務周到、態度熱情的肺結核病專家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相當成功地掩蓋住自己的罪惡歷史，直到 1964 年 12 月 13 日被當地法院拘留為止。

1966 年 6 月 21 日，馬格德堡地方法院開庭審理這起隱藏了 20 年的謀殺兒童案件。經過嚴正審判後，這個惡魔醫生在鐵證如山面前，不得不連連認罪，懇求寬大處理。同年 7 月 5 日，民主德國馬格德堡地方法庭以謀殺罪依法判處他終身監禁。

1967 年 8 月 27 日，庫爾特?赫斯梅耶爾因心臟病突發死於獄中。

應當指出，上述殺害兒童案件的兇手並非庫爾特?赫斯梅耶爾一人，而是與霍亨利欣醫院的另一個納粹醫生漢斯?克萊因共同完成的。但是，後者的命運較之前者幸運得多：戰爭結束後，漢斯?克萊因從瑙因加默集中營逃到了德國的美軍佔領區。頭兩年，美軍佔領當局搞的人人過關式的非納粹化運動，使克萊因醫生每天心驚膽戰，一聽到汽車停車的聲音就嚇得一身冷汗，惟恐是美軍憲兵對他實施逮捕來了。孰料這場運動竟是虎頭蛇尾，除去一批臭名昭彰的頭麪人物外，對於大多數丙級戰犯和大批乙級戰犯，往往是重罪輕判甚至不予追究。克萊因不久就到海德爾堡大學任教，並成為病理學專家。以後，他又晉陞為教授，經他教誨的學生多達萬人以上。無論是同事還是學生，誰也想不到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師曾經對無辜的兒童狠下毒手。他的後半生真可謂風平浪靜，即使赫斯梅耶爾被民主德國判了重刑的消息，也沒有把他牽連出來。一直到 1985 年他病重逝世後很久，媒體才披露了他在納粹時期的廬山真面貌。

黨衛軍中校艾塞爾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醫生。他的名字在他供職的集中營的囚犯中就是恐怖和死亡的象徵。他的拿手好戲是活體解剖。他時常守候在囚犯們上工的路邊，遇到他感覺良好的男女目標，他馬上命令他們出列，在他們的大腿或臀部使勁擰一把，達到標準的男女，就被黨衛軍士兵押進他的專用汽車，從此踏上不歸之路。囚犯們因極度痛楚而發出的陣陣尖叫，絲毫也不能打動他那顆冷酷的心。他會毫不介意地繼續進行切割手術，幾個小時之後，好端端的一個大活人已被他分解成頭顱。四肢、軀幹、乳房和內臟，隨後興緻勃勃地把這些器官一件件裝入裝滿福爾馬林的玻璃器皿當中。不過，也不排除艾塞爾有發慈悲的時候，有幾次他對試驗對象的慘叫感到膩煩。於是就給他們注射了致命的苯酚，立刻送他們回了老家。他不僅自己喜歡使用注射毒劑的手法殺人，還經常指使和鼓勵黨衛軍女護士效仿他。不久以後，集中營的醫院裡就形成一股不給病重的囚犯進行治療，而是用毒針注射快捷地打發他們的風潮。

戰後，無論是美軍或者英軍主持的集中營審判案中，有關艾塞爾醫生的判決只有唯一的下場——絞刑。照理說，艾塞爾該是死定了。但冷戰救了他的性命，對他的懲處一減再減，總共坐了十來年監獄也就完事大吉，出獄後照樣領取養老金。

希勞醫生的專業是研究不足月嬰兒的健康狀況。他在集中營裏設立了一個很大的候診室，收容的對象均為不同孕期的猶太孕婦或吉普賽孕婦。他安排大部分孕婦早產，殘忍地給她們注射各種催產劑，或者敲擊她們的腹部，強令她們流產。經過幾個月的研究、分析和對比，產婦和嬰兒的使用價值也就基本枯竭了。現在輪到希勞醫生出手的時候了，當他收集了產婦最後的一次尿樣後，一根長針就會毫不猶豫地刺入她們的靜脈，隨即毒液流遍周身，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嬰兒的命運常常比他們的母親更悲慘，希勞不屑於給這些小不點注射，他往往委託納粹護士來執行。有時候，希勞心血來潮，又會抱起嬰兒，徑直跑到焚屍爐前，把嬰兒拋入火勢熊熊的爐膛裏。

第七節嗜殺成性的 T —4 醫生

1939 年冬至 1945 年春，以「消滅沒有生存價值的生命」為宗旨的 T —4 屠殺行動在納粹德國的許多醫院中進行著，其中少數醫院還專門從事屠殺殘疾兒童的勾當。這些醫院披著正常醫務活動的幌子，變成一個個屠宰場，其情況與後來的滅絕營十分相似。戰爭期間曾在艾希貝格醫院住院的一名女病人，又曾幾次被轉到集中營。她在戰後作證說：「她在艾希貝格的遭遇同在集中營一樣糟糕，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在 1941—1945 年期間，總共有 2272 名病人死在艾希貝格，它只不過是在「安樂死」屠殺行動中一個並不起眼的處決中心。殺人規模比艾希貝格為大的醫院多達十幾所。例如，位於下奧地利的國營古金醫院。1943 年 10 月1 日，奧地利醫生艾米爾?格爾尼經下奧地利州內政部長尤塞夫?麥爾保舉，出任古金醫院院長。之所以選擇他，並非是因為他醫道高超，而是因為他是一名納粹黨上臺之前即已人黨的老黨員，對猶太人無比憎惡，對元首的忠誠則到了盲從的地步。格爾尼上任後果然不負眾望，醫院裡的恐怖氣氛明顯加劇，安樂死的進程大大加快：格爾尼不僅使用毒劑注射的傳統安樂死方法，而且引入了將 T —4 治療與屠殺融為一體為目標的許多項新發明。例如，通過使用電椅。在完全沒有上級下達指示的情況下，格爾尼授意下屬的醫生、護士使用電擊治療的手法殺害了至少幾十個殘疾病人。納粹醫務部門終於發現了格爾尼對於 T —4 行動的重大價值，1944 年 11 月，他的職權擴展到兼管國營毛爾一奧林醫院；此前，他還被網羅進T —4 醫學行動的核心層內。

普魯士大區波美拉尼亞省的梅舍利茨一奧布拉沃德醫院被T一 4 醫學官方指定為梅舍利茨附近的奧布拉沃德省立精神病院。該院也是實行「任意」安樂死屠殺的最為名聲狼籍的一家醫院。在「停止安樂死屠殺」的命令下達以前，該醫院只是一個從德國向東部轉運病人的中轉站。1941 年 11 月，波美拉尼亞省黨部負責人弗蘭茨?施維德一科堡任命沃爾特?格拉布斯基為該醫院的管理員。隨即，格拉布斯基迅即在此大開殺戒。大批殘疾病人從德國各地的至少 26 個城市運抵該醫院，抵達時間通常是在午夜。醫生們很快將那些沒有勞動能力的病人挑選出來通過醫療方式殺害。實際上，被殺害者遠比沒有勞動能力的病人為多。因為被醫生挑選出來的還包括所有給護士造成額外麻煩的病人、聾啞病人、正在發病的病人、妨礙他人的病人、不遵守紀律的病人，甚至包括被醫務人員厭煩的病人。此外，曾經逃跑又被抓回來的病人以及那些發生過不正當性關係的病人，也屬於被儘先處決的對象。

被醫生們選中的病人很快被護士們帶進處決室進行治療。他們被醫生、護士們強令大量口服藥或接受注射、灌腸。十幾分鐘至多個把小時，毒性發作後，被害者便成批地死去。大部分屍體被一絲不掛地草草運到公共墓地，也有一部分被送往法蘭克福的火化場焚屍。以後，劊子手認為外運屍體有可能暴露事情的真相，於是決定在本醫院內建立焚屍場。但是，這一工程尚未完工，蘇軍已於 1945 年 1月 29 日解放了該醫院。這個名為醫院的屠場究竟殺害過多少病人，恐怕誰也講不清楚了。只知道，1939 年 9 月以前該醫院收容病人 900 人，戰爭爆發後的收容病人數量驟增到 2000 多人。專家們憑藉殘存的一小部分醫院文件推算，最保守的數字也達到 6991 人，是該院收容病人最大量的幾倍以上。以後，根據德國司法部門的估計，該院被殺害的病人數量超過 1 萬人。

哈達馬爾醫院是唯—一家在「安樂死」計劃第一階段使用毒氣室處決病人並在「任意」安樂死屠殺行動中繼續使用藥物屠殺病人的醫院。該醫院由黑森一拿騷省醫療護理機構的總負責人弗利茨?貝諾塔特負責。它與另外兩家醫院——艾希貝格醫院和卡門霍夫—伊德斯滕醫院一起，構成一個瘋狂吞噬生命的特大屠場。哈達馬爾醫院不僅接受從包括漢堡在內的德國各個城市運送來的殘疾病人並加以殺害，而且它還是一個屠殺其他種受害者的處決中心：貝諾塔特在哈達馬爾建立了一個專門屠殺帶有部分猶太血統的健康兒童的特殊病房；但是，該醫院最重要的罪行還在於它屠殺了數以千計的患病的東歐勞工。

大量屠殺東歐勞工，是納粹德國衛生當局從 1944 年開始的，受害者包括男子、婦女和兒童。由於勞動和生活條件極其惡劣，數以萬計的東歐勞工染上各種各樣的傳染病——其中大部分是肺結核——而喪失了勞動能力。納粹德國不肯把他們送回家，因為他們的家鄉大多被蘇軍解放；納粹德國當局也不願把他們送進早已人滿為患的各個德國醫院。有鑒於此，德國醫務部門的領導人作出決定，將所有患上肺結核的東歐勞工統統處決；由 T —4 組織完成這項任務。1944 年 9 月6 日，帝國內政部通知所有的地方政府，必須將由於精神疾病而無法勞動的東歐勞工接到指定的各個地方醫院。11 個被帝國內政部指定的醫院包括東、西普魯士和瓦爾特蘭地區的蒂根霍夫醫院、巴伐利亞的考夫布倫醫院。奧地利的毛爾一奧林醫院、黑森的哈達馬爾醫院。

從 1940 年回月到 1941 年 8 月，共有 14 名年輕的納粹醫生效力於各個處決中心。其中有 4 人擔任主管醫生：恩斯特?勃姆哈德、伊姆弗裏德?埃貝爾、魯道夫?洛勞爾和霍斯特?舒曼。由於在 1941 年夏即脫離 T —4 而加入海軍，後來又喪生於戰火之中，伯姆哈德看來是戰爭罪行最輕的一個，而且也無須勞盟軍司法人員的大駕去審判他。另外的 3 名納粹醫生則屬於罪惡累累。殺人如麻的那一類。埃貝爾一開始主管勃蘭登堡處決中心，後來又調到貝恩堡；洛勞爾則負責哈爾特海姆；至於舒曼，他開始在格拉分內克處決中心，後來又調到住恩施泰因；再往後又成為奧斯維辛和拉芬斯布呂克兩個集中營的醫學劊子手。其他 10 名醫生則是 4 位主管醫生的助手，分別在各個處決中心效命。在哈達馬爾處決中心工作的弗里德里希與京特?亨內克後來離開 T —4 任職，喪命於東線戰場；庫爾特?施馬倫巴赫曾長期在 T —4 任職，日後也亡命於戰火。其它 7 名倖存的醫生在二戰結束後，都面臨著審判：庫爾特?勃爾姆、海因裏希?本克、克勞斯?恩德魯維特、漢斯一博多?格加斯、格奧爾格?雷諾、阿奎林?烏爾利希和埃沃爾德?沃斯曼。他們當時都非常年輕，最大者只有 33 歲。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不是少數幾個而是一大批女醫生、女護士積極參與了 T—4 殺人行動。其中至少包括：烏什茨普林格醫院主管醫生希爾德嘉特?維斯、梅舍裏茨一奧布拉沃爾德醫院主管醫生希爾德?維爾尼克。卡門霍夫醫院主管醫生瑪蒂爾德?維勃爾、巴伐利亞的安斯巴赫醫院主管醫生伊蕾妮?阿薩姆一布魯克穆勒。維也納的安斯皮格爾格倫德醫院高級醫生芭芭拉?維勃拉克、格拉芬奈克處決中心的負責人之一瑪爾塔?佛澤爾醫生、艾希堡兒童處決中心護士長海萊娜?許爾克。她們都曾指揮、部署、指導甚至直接從事以醫學手段殺害重殘病人甚至兒童的罪行，均已墮落為夠格的乙級或丙級戰犯，也都受到過盟國或德國本國法庭的審判。由於不掌握有關她們相貌的確切資料，作者不便將她們列人第十章作為美女蛇加以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