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大大小小的军官换了很多么。

实际上早在曾国藩剿太平军的1867年，他在与他的幕僚老赵的对话中，就有如下的句子。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然则当南迁乎？」

「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当然，我觉得老赵最后一段话就是鬼扯迷信范畴了。但老曾向来还挺相信这一套的。

一个幕僚，也能断言，大清没五十年的命了，可见当时至少是文人集团中，这种观点已经是并不罕见。如果大批的有识之士都这么看，恐怕也就是真快了。而且，曾国藩并没有反驳，可见老曾的心里至少是不反对这种说法。不然不会问一句，「然则当南迁乎？」

那为什么他们还干得过太平军呢？因为1861年，大清的救星到了上海，任海关总税务师，这位大哥就是英国人赫德。按察使衔，大清正三品大员。

看看这位清朝的大哥是如何的尽职尽责吧。

「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使海关成了大清国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的部门。

赫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奋而繁忙的工作状态。脑不停，手不停，腿不停、他一生奔波，刚到北京的时候，天天跑总理衙门，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各口岸巡查，为了提高效率，他几乎是用尽了一切办法。

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很难说如果没有这笔钱，清政府还能不能在各项铁支出的情况下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

到了191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534万两银。

1865年10月17日，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撰写的《局外旁观论》，对清廷的积弱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并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强的建议。总理衙门将《局外旁观论》抄录给东南沿海各督抚讨论，在晚清政坛引发震动。赫德切中时弊的分析，让督抚们简直是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李鸿章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为什么让一个英国人来负责海关呢？除了那些列强干涉的说头，实际上还有一个记载。有一次，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谈到了海关改革事宜。威妥玛表示，如果按照外国制度来推行中国海关的改革，那么不一定非要英国人来管理，中国尽可以雇用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

文祥急忙说：「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文祥告诉威妥玛，以前管理江海关的薛焕，近三年来没有报过一次账......

这位大哥一直干到73岁退休。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国病逝，享年76岁。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紧接著，赫德为之效力近半个世纪的大清王朝灭亡。

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大清国的改革开放，这一举措，无疑为大清续了命。一直到30年后的1894年，清国在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标志著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这时候，该袁世凯占据历史舞台了。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线负责后勤期间，便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但未被采纳，袁世凯颇为不满的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

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8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

这一年底，他也顺利入驻天津小站，开始编练新军。

不得不说，袁世凯在练新军之前，应该就已经看透了大清的结局，他编练新军之时，无不处处透著他的私心。

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

当时的美国人说「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可能这时的袁世凯还没想过做皇帝。但无疑，他认为一只军队，将是他的重要政治资本。

此后他的官越做越大，新军的编制也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直到1908年底，慈溪光绪这一对欢喜冤家死在了同一天，新上任的摄政王载沣解除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职务为止。

1911年十双武昌起义后，10月14日清廷不得不再次启用袁世凯，任命其为湖广总督镇压起义。但是这时候的人心，已经不能用涣散来形容了。应该说，大清国上上下下，权贵士绅，各个都觉得大清药丸。其实这种集体心态，并不是1911年才开始的。

早在1900年6月，庚子拳乱。21日，大清皇帝下《对万国宣战诏书》，与全球列强开战。不出意外的，被一顿胖揍。南方各省则开始东南互保。

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闻此讯，显然是觉得很荒谬，复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此一电报也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可以说内内外外，早就不把朝廷当人了。而也是这次，列强几乎也达成一致意见，再扶持清廷已经没啥搞头。最好的是彻底让它成为历史。

好在这里历史的惯性是政治强人没死，好歹还有一丝挽回的希望。这个强人就是慈溪。李鸿章做了一辈子清朝的官儿，都快入土了，也并没真心打算做总统。所以，这一倾覆的局势又在老太后和老李的斡旋下，挽救了回来。

等两位接连去见了祖宗，以后的局势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大清上下，人人无不觉，国之将亡。」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朝廷还能控制得住袁世凯的私人武装，才是见了鬼。军队国家化本身从来就没有实现过，而大清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这个就不细说了。

所以一家一派之私军的情况，才是历史的常态。

别说摄政王其实并没有插进去多少钉子，他就只派了个荫昌过去，没起到任何卵用。即使真的插进去了，也于事无补。毕竟列强不跟你玩了，官心也散了。至于民心，说实在的，在近代史上，不重要。

时代不一样了！

新军之「新」，就在于新军不是一支仅仅为了「吃军饷」「吃皇粮」而从军的传统封建军队，而是一支有思想、有抱负的近代军队。

控制近代军队，不仅仅是封官许愿就行的，得给这支军队以一定的理想和信念。

清政府无数次地证明了，满清政府唯一在乎的，就是保护他们封建特权，然后继续醉生梦死。

满清政府的手段，还是给新军士兵灌输「吃皇上的饷、报皇上的恩」那一套东西，寄希望于用军饷拉拢基层士兵，寄希望用封官许愿来拉拢军官。

可是，时代不一样了！

「共和」已经深入人心，不仅深入民心，也深入军心，尤其是新军之心。

无非是实行什么样的共和，以及谁来担任共和制度下的首领等等问题。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是由湖北新军打响的，而且迅速得到南方各省相应；北方北洋军虽然没有响应，但是他们也并不拥护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就算没有「袁大帅」，也会有别的「大帅」站出来控制新军——如果真没有人站出来，说不定北洋军也会响应湖北新军，参加辛亥革命。

满清政府这种不愿意变革的封建余孽，对南北新军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他们的封官许愿，在新军眼中就是个笑话。

妄图靠这种手段来拉拢、控制新军，那就是不自量力、螳臂当车，妄图阻挡时代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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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袁世凯自己要当皇帝的时候，他手下的北洋军也一片哗然，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北方的北洋军也迟迟不愿动作，让袁世凯黯然下台。

可见，共和的大势已成，时代的车轮已经高速运转，他会把一切的反动力量横扫干净！

因为那时代没人控制的住军队了。

直到tg党指挥枪，在中国再也没人能控制军队了。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控制不住。

一个人能管几个人？

如果对方是聪明人的话，最多管两三个；

如果对方是庸碌之辈的话，可以管十几个甚至更多。

独裁者的最大特点：

喜欢用「最平庸的人」，这样，他就可以布「最大的监控网」，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控制欲」。

然而，这种「奴才监控」的缺陷也是再明显不过的：

奴才们出卖灵魂可不是「无私奉献」，奴才也有欲望——在独裁者那里丢掉的东西，势必要在社会中找补回来。

于是：

奴才们在满足独裁者控制欲的同时，也在给独裁者挖坑，让社会矛盾持续酝酿，终至「危局」。

「危局」有多大呢？

自high有多high，危局就有多大。

一旦「危局」出现，你的「一群奴才」一定会猿形毕露——「打打小报告」还成，真要解决问题，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此时，你必须挑「最聪明、最能干」的来帮你续命——而「聪明人」是很难管的，从「重用聪明人」的那一天起，你的「独裁统治」也就到头了。

晚清基本上是「寥寥几个总督撑场面」，就是这个原因。

也正应了那句古话：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东汉末年的黄巾军

朝廷下发军权，允许地方佣兵剿匪

刘备看到告示，说：群雄逐鹿的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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