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說大大小小的軍官換了很多麼。

實際上早在曾國藩剿太平軍的1867年，他在與他的幕僚老趙的對話中，就有如下的句子。

「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羣。』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然則當南遷乎？」

「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當然，我覺得老趙最後一段話就是鬼扯迷信範疇了。但老曾向來還挺相信這一套的。

一個幕僚，也能斷言，大清沒五十年的命了，可見當時至少是文人集團中，這種觀點已經是並不罕見。如果大批的有識之士都這麼看，恐怕也就是真快了。而且，曾國藩並沒有反駁，可見老曾的心裡至少是不反對這種說法。不然不會問一句，「然則當南遷乎？」

那為什麼他們還幹得過太平軍呢？因為1861年，大清的救星到了上海，任海關總稅務師，這位大哥就是英國人赫德。按察使銜，大清正三品大員。

看看這位清朝的大哥是如何的盡職盡責吧。

「我必須時刻牢記，海關是中國衙門，而非外國機關。既然如此，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圍繞中國的利益開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國，或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學、嚴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讓海關成為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使海關成了大清國幾乎沒有貪污腐敗的部門。

赫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奮而繁忙的工作狀態。腦不停，手不停，腿不停、他一生奔波，剛到北京的時候，天天跑總理衙門，每年都花大量時間到各口岸巡查，為了提高效率，他幾乎是用盡了一切辦法。

1861年，海關稅收為496萬兩，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關稅收達到2000萬兩，佔清廷財政收入的24.35%。關稅成了清廷最穩定、最可靠的財源。很難說如果沒有這筆錢，清政府還能不能在各項鐵支出的情況下支撐一場大規模戰爭。

到了1910年，這一數字增加到3534萬兩銀。

1865年10月17日，赫德向總理衙門遞交了他撰寫的《局外旁觀論》，對清廷的積弱作出了一針見血的分析，並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強的建議。總理衙門將《局外旁觀論》抄錄給東南沿海各督撫討論，在晚清政壇引發震動。赫德切中時弊的分析，讓督撫們簡直是面紅耳赤、坐立不安。李鴻章疾呼：「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

為什麼讓一個英國人來負責海關呢？除了那些列強幹涉的說頭，實際上還有一個記載。有一次，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與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文祥談到了海關改革事宜。威妥瑪表示，如果按照外國制度來推行中國海關的改革，那麼不一定非要英國人來管理，中國盡可以僱用中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等。

文祥急忙說：「用中國人不行，因為顯然他們都不按照實徵數目呈報。」文祥告訴威妥瑪，以前管理江海關的薛煥，近三年來沒有報過一次賬......

這位大哥一直幹到73歲退休。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國病逝，享年76歲。20天後，武昌起義爆發，緊接著，赫德為之效力近半個世紀的大清王朝滅亡。

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可以說是大清國的改革開放，這一舉措，無疑為大清續了命。一直到30年後的1894年，清國在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全軍覆滅，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

這時候，該袁世凱佔據歷史舞臺了。

袁世凱在甲午戰爭前線負責後勤期間，便主張由他募兵並編練新式軍隊，但未被採納，袁世凱頗為不滿的說：「內贊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

1895年6月底，劉坤一、李鴻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聯名上奏摺保薦袁世凱，於是光緒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凱入京覲見。袁世凱被光緒皇帝召見以後，又在8月底以一封萬言條陳呈送皇帝，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改革綱領，其內容為儲才九條、理財九條、練兵十二條、交涉四條，其中袁世凱尤其重視練兵，他「深知抓到督練新建陸軍之事，前程不可限量」。

這一年底，他也順利入駐天津小站，開始編練新軍。

不得不說，袁世凱在練新軍之前，應該就已經看透了大清的結局，他編練新軍之時，無不處處透著他的私心。

袁世凱聘德國軍官十餘人擔任教習，又從天津武備學堂中挑選百餘名學生任各級軍官，並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親信，以加強對全軍的控制。這些人以後大都成為清末民初的軍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勳等。

當時的美國人說「袁氏的軍法雖嚴，他仍然為士兵所愛戴，這並非意外，因為他親自照管他們，並且按時發餉。再者，他向他們灌輸了忠誠的觀念，不過主要只是向袁世凱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可能這時的袁世凱還沒想過做皇帝。但無疑，他認為一隻軍隊，將是他的重要政治資本。

此後他的官越做越大，新軍的編製也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直到1908年底，慈溪光緒這一對歡喜冤家死在了同一天，新上任的攝政王載灃解除袁世凱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職務為止。

1911年十雙武昌起義後，10月14日清廷不得不再次啟用袁世凱，任命其為湖廣總督鎮壓起義。但是這時候的人心，已經不能用渙散來形容了。應該說，大清國上上下下，權貴士紳，各個都覺得大清藥丸。其實這種集體心態，並不是1911年才開始的。

早在1900年6月，庚子拳亂。21日，大清皇帝下《對萬國宣戰詔書》，與全球列強開戰。不出意外的，被一頓胖揍。南方各省則開始東南互保。

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聞此訊，顯然是覺得很荒謬，覆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此一電報也鼓勵了東南各省督撫。時局日益糜爛，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後提出「李鴻章大總統」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李鴻章幕僚劉學詢並去信孫中山謂：「傅相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

可以說內內外外，早就不把朝廷當人了。而也是這次，列強幾乎也達成一致意見，再扶持清廷已經沒啥搞頭。最好的是徹底讓它成為歷史。

好在這裡歷史的慣性是政治強人沒死，好歹還有一絲挽回的希望。這個強人就是慈溪。李鴻章做了一輩子清朝的官兒，都快入土了，也並沒真心打算做總統。所以，這一傾覆的局勢又在老太后和老李的斡旋下，挽救了回來。

等兩位接連去見了祖宗，以後的局勢就是遲早的事情了。「大清上下，人人無不覺，國之將亡。」

所以在這種局勢下朝廷還能控制得住袁世凱的私人武裝，纔是見了鬼。軍隊國家化本身從來就沒有實現過，而大清也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這個就不細說了。

所以一家一派之私軍的情況，纔是歷史的常態。

別說攝政王其實並沒有插進去多少釘子，他就只派了個蔭昌過去，沒起到任何卵用。即使真的插進去了，也於事無補。畢竟列強不跟你玩了，官心也散了。至於民心，說實在的，在近代史上，不重要。

時代不一樣了！

新軍之「新」，就在於新軍不是一支僅僅為了「喫軍餉」「喫皇糧」而從軍的傳統封建軍隊，而是一支有思想、有抱負的近代軍隊。

控制近代軍隊，不僅僅是封官許願就行的，得給這支軍隊以一定的理想和信念。

清政府無數次地證明瞭，滿清政府唯一在乎的，就是保護他們封建特權，然後繼續醉生夢死。

滿清政府的手段，還是給新軍士兵灌輸「喫皇上的餉、報皇上的恩」那一套東西，寄希望於用軍餉拉攏基層士兵，寄希望用封官許願來拉攏軍官。

可是，時代不一樣了！

「共和」已經深入人心，不僅深入民心，也深入軍心，尤其是新軍之心。

無非是實行什麼樣的共和，以及誰來擔任共和制度下的首領等等問題。

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就是由湖北新軍打響的，而且迅速得到南方各省相應；北方北洋軍雖然沒有響應，但是他們也並不擁護腐朽沒落的滿清政府，就算沒有「袁大帥」，也會有別的「大帥」站出來控制新軍——如果真沒有人站出來，說不定北洋軍也會響應湖北新軍，參加辛亥革命。

滿清政府這種不願意變革的封建餘孽，對南北新軍都沒有任何的吸引力，他們的封官許願，在新軍眼中就是個笑話。

妄圖靠這種手段來拉攏、控制新軍，那就是不自量力、螳臂當車，妄圖阻擋時代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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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當袁世凱自己要當皇帝的時候，他手下的北洋軍也一片嘩然，蔡鍔在雲南發動護國運動，北方的北洋軍也遲遲不願動作，讓袁世凱黯然下臺。

可見，共和的大勢已成，時代的車輪已經高速運轉，他會把一切的反動力量橫掃乾淨！

因為那時代沒人控制的住軍隊了。

直到tg黨指揮槍，在中國再也沒人能控制軍隊了。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控制不住。

一個人能管幾個人？

如果對方是聰明人的話，最多管兩三個；

如果對方是庸碌之輩的話，可以管十幾個甚至更多。

獨裁者的最大特點：

喜歡用「最平庸的人」，這樣，他就可以布「最大的監控網」，以最大程度地滿足自己的「控制慾」。

然而，這種「奴才監控」的缺陷也是再明顯不過的：

奴才們出賣靈魂可不是「無私奉獻」，奴才也有慾望——在獨裁者那裡丟掉的東西，勢必要在社會中找補回來。

於是：

奴才們在滿足獨裁者控制慾的同時，也在給獨裁者挖坑，讓社會矛盾持續醞釀，終至「危局」。

「危局」有多大呢？

自high有多high，危局就有多大。

一旦「危局」出現，你的「一羣奴才」一定會猿形畢露——「打打小報告」還成，真要解決問題，不添亂就謝天謝地了。

此時，你必須挑「最聰明、最能幹」的來幫你續命——而「聰明人」是很難管的，從「重用聰明人」的那一天起，你的「獨裁統治」也就到頭了。

晚清基本上是「寥寥幾個總督撐場面」，就是這個原因。

也正應了那句古話：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

東漢末年的黃巾軍

朝廷下發軍權，允許地方傭兵剿匪

劉備看到告示，說：羣雄逐鹿的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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