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谢邀，不过也希望知乎别天天给我推史记的问题了orz。

以下观点不专业不严谨，来自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仅供参考。想到的大概有如下几点：

第一，史记有有意识的谋篇。人物的列传表现最著。史记自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主张存在某种固定一致的历史理性或者说伦理，引导著历史的发展。司马迁似乎相当喜欢做前后照应，或许是为产生一种冥冥注定的宿命感，提示这种历史理性的存在。史记中最为精彩的篇章，都有明显的谋篇痕迹。写项羽，就要写他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万人敌亦不成，既先行树立人物，又完成暗示和总结。写李斯，就要写他青年时想做仓中之鼠，辗转腾挪，然而临死回顾，欲逐狡兔不得。整篇之中，前后照应，彼此补足，使人物丰满立体。这种手法大大增强列传每篇的完整性、独立性和文学性。而在后代的正史修撰中，单篇列传的结构布局却并不作为史传写作的重点。

第二，史记的文字风格多姿多样。当然，部分风格受到司马迁所利用的材料影响。述上古者，古奥典雅，应当来自书经等上古文献。述战国辩士者，汪洋恣肆，应当来自战国诸子散文。但司马迁是否有意识地根据文章内容而选择文字风格？也应当是肯定的。

其间雄健简快者，如《项羽本纪》：

「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

幽抑哀惋者，如《贾生列传》：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这些风格彼此大相径庭，展现出极高的文字驾驭水准。向来有论称汉代散文的高峰是史传散文，史传散文的高峰是史记，并非虚言。既能细致入微，也能够驾驭大场面，这一点并非所有史传都能做到。且后世的史传书写渐转向官方主持的群体修史，个性的书写习惯被掩盖在群体修史的书法之中，为调度便宜，文字风格也趋于统一。

第三，史记的原典性很强。表现在日后的文史书写中对它源源不断的诠释、延伸、再造、解构。人们不断地谈论史记，回忆它，使用它的语言、寓言和预言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形成了蔚然丰茂的文化堆叠。这一点我暂时只能提出观察到的这种现象，至于原因，大家可以再探讨。

总体而言，其实是史记作为开创者，呈现出了更多的散文风格；而后代纪传体史籍，尤其是唐以后宰相总管的群体修史，流程逐渐完善成熟，体现出更多的资料性档案性。文字上也相对缺少个人风格和个人怀抱的表达。

以上。

故事写得好，宣传了项羽、李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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