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很多人把音译专有名词词尾的「克」读成儿化音，但是较少把「刻、客」结尾的专有名词读成儿化音；同理还有把「乐」儿化，而不把「勒」儿化。这是否和「音变无例外」的原则冲突？是否可以用优选理论来解释，即「克」和「刻、客」的底层形式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是否是汉字造成的？在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社会中是否有类似现象？

难道是「扑克?」的类推？

应该和把汉语人名儿化是一样的机理，理由是「乐」结尾的人名几乎是必儿化的。但人名儿化的条件和机理本身就没人弄清楚过，所以这个问题就无解了

「刻」没见著儿化的是因为这个字本来就很少见于音译，我只知道希腊语会用，想不出词来。「客」也没见过用于音译人名的，但「黑客」、「博客」、「极客」是儿化的。「勒」也并非不儿化：「马勒」、「泰勒」是儿化的，但「希特勒」、「凯库勒」、「列宁格勒」、「富特文格勒」就不儿化了

这说明，儿不儿化可能也和字数有关

以上描述的是题主说的「一些人」的语感和情况，不对号者请勿 KY 地入座

西哈努克儿亲王，酱？

妈惹法克儿？

咱努克儿到底选上没有？

说话是需要送气的，一口气没用完，拖个长音呗。

纽约客儿(The New Yorker)。

严重怀疑这个问题来自

赛博朋克er 2077

张克怎么样，在天津照样有儿化音。

更遑论中美史克……

没听过谁把音译的克儿化吧。你说的是不是默克尔这种情况？人家后面本来就有一个er字

翻译后面带的er和儿化音是两码事哦，默克尔读的不是儿化音

想起来我去年提的一个问题。

其他语言进入英语的词该如何读音？按照英语的发音习惯，还是模仿源语？

音译可以「尽可能更多地模仿源语」，也可以「更遵从本土习惯」。假设来自英语，「克」读成儿化音，可能是考虑到-ker在美式英语中的发音。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不仅是克，特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模特，北方方言区（尤其包括川渝地区）日常使用中一般都是加儿的。

儿化韵本质上是北方方言独特的设计，具有浓烈的游牧民族风情，体现了五代十国乃至元、清朝的民族大「团结」。儿化在北方民间称之为小音，（哦对，北京话叫小音儿）。小音并非严谨的学术概念，也尤指轻声儿化同时使用：胡器儿（同时使用轻声与儿化时读起来与胡琴儿没区别，因此经常有写成胡琴儿的）、鞋巴儿（鞋ber，不出意外这种语言审美应当是满语演化）、零碎儿等。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小音」往往与迷你、可爱、家常、亲切与蔑视相关联，比如，老炮，可读作老炮儿，而炮局胡同（看守所所在地）的炮往往不是。今天的北京人容易把这种存在灰度的「播音」规范打破，儿化的使用愈加放肆和具有传播性。

简单描述完儿化的机制，我们说回「克儿」。

我猜想，这是由于我国早期的译制作品大量「不规范」使用了儿化导致，从而创立了新的语言范式。

在严谨的译制工作中（比如国家地理的译制），音译名次以[k]结尾并不能在播音中读为克儿，但在小数点上可以将32.1读作三十二点儿一，看片（四声）可以读成看片儿（一声）。

《复活》60版塔斯马尼亚雨林的视频 · 40 播放

而在早期的译制作品中，由于缺乏播出规范的指引，大量使用了民间的方言土话（如上面60版长影译制的《复活》中，很多的「的地得」都读成地：四声或轻声或句中弱读），以及为表现社会阶层而处理为「带有民间用语的普通话」。

这场合谋不仅来自北方的北影和长影，更与南方译制工作者对儿化的「错误想像」有关。

正所谓：老儿百儿京儿人儿了儿嘛儿。

因出色的译制片的大量传播，在现代汉语成型初期形成了大量共同体/共同语的想像，遗产是独特的译制腔、翻译味的语法，以及重音、间隔、气口、轻声的习惯、儿化音的习惯、什么地方应该字正腔圆什么地方可以松懈犯懒，这些都和今天的播音形态不同。

总之，既然语言是「家族相似」，官文、媒体和视听作品也是家族中的一员。

以上

我还听过科+儿化。学科儿 理科儿 文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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