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侵权必删）

真爱与一时性起并不冲突。两性关系如果不牵扯权利交换的而形成的姻缘，诞生之初都离不开「一时性起」。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阐述的「私我（ID）」到今天已经引申为所有事物的属性标志～ID。真实属性下产生的一时性起，一见钟情怎么来定义虚伪？象许多人不得善终的初恋发生时何尝不是全力以赴一心一意。所以说真爱在婚姻中不见得无懈可击，一时性起也并非龌龊不堪。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尉丁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长恨歌》的创作意图正如序言所表「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正是由于该意图才能流传在儒家伦理体系的仕人中。诗人是感性的，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应感谢日本对白居易的推崇，《长恨歌》得经世传诵，没有湮灭在政治风向的左右中。

今天我们读《长恨歌》慨颂「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叹「真爱」还是「一时兴起」？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私我是与生俱在的本能和欲望，要求直接的，绝对的和即时的满足，执行「快乐原则」。而自我。一方面要满足私我，一方面还要符合客观条件，奉行「现实原则」。恐怕只有超我才能分清李杨之爱的真伪，李隆基不超我，落实到今天具体个人也没谁超我，只有吃瓜群众才超我。

玄宗和太真妃那点事是历代好事的文人们所喜爱的素材，就连我们的鲁迅也曾想插一棍子，可惜终究没有搞成。

元和元年，约莫同时代的白居易就写就了词采艳艳、令长安纸贵的《长恨歌》，唐亡，五代人杂采正史野史，在《天宝遗事》里对此也有绘声绘色的描写。在戏剧方面，到清代的洪升终于完成了集梨园之大成的《长生殿》。

因为这个故事--似乎--包含了文学的两大母题：爱情和政治，或者说自由与帝国。但是，这里我要说的是：其实不然，这个故事实乃不尴不尬。

若以政治论，大可以往《大唐帝国衰亡史》的路子发展，作讽喻，作政治劝诫，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一个高潮，但这就与杨贵妃没有决定性关系了，严肃的史家都知道，大唐绝不是杨贵妃搞败的，虽然杨贵妃也不值得太多同情；如若论爱情，不可回避的是，没有李隆基的最终授意，军士们是不可能杀掉杨贵妃的，杀掉固然不能否认曾经爱过，但再去歌颂他们的爱情就有点可笑了吧，七月七日长生殿，简直就像是对爱情的反讽。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长恨歌》是数一数二的名篇，几乎字字珠玑，其中摩登的句子还能直接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网路流行语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从此君王不早朝」，诸如此类。然而从《长恨歌》开始就存在著一个文本的断裂与互斥，这是由这个故事本身决定的，但是，白居易何许人也，他当然晓得这个尴尬处，所以冠之以「恨」字，比如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政治和爱欲难以得兼，安东尼最终选择了埃及艳后，唐玄宗最终选择的还是权力，作为一首诗歌，它能引起人们这些遐想，已经够了。

我猜鲁迅想重写这个故事，就是为了作《故事新编》、《唐人故事》，反拨这些传统叙事吧，而且重点是想写唐朝的文明，惜乎不成。

到了西历二〇一七年有凯歌大师的电影《妖猫传》行于市，虽然「妖猫」这个药引子放的不少，但还是书天宝遗事，我们知道它注定是不尴不尬的，一如大师他本人。

与万里锦绣江山相比，帝王的恩宠轻若浮屠塔角的银铃，清风徐来之际悦耳动听，风狂雨骤之时荡然无存。——《大唐西域少年行》第108章《蓝田玉碎将星陨》

是不是真爱不知道，这两人的故事由诗人点缀渲染而起，逐渐传播开这种悲情浪漫主义。但实际只能说是有福同享，有难就崩。还是那种由上自下的感情阶层，真也不会真到哪去。

是不是真爱不知道，也不重要；

但抢儿媳妇这种事情，再真爱这种事情也说不过去吧，

何况从那之后玄宗各种骚操作，

杨玉环还能收安禄山做干儿子，

就算他们再真爱，

都已经刷了三观，不忍直视。

如果真爱要用刷三观的方式展现，

在下可不敢苟同

个人认为是真爱（不排除《长恨歌》的影响）。所谓的「一时兴起」，这种说法很可笑，你想一个中老年的皇帝（唐玄宗娶杨玉环时五十多了），能随便跟一个女人（还是自己儿媳妇）一时兴起？？有那欲望吗？当然，马嵬事变之后，后人对唐玄宗、杨玉环的故事有夸大，有艺术创作，《长恨歌》就是代表作。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歌颂的当然是两人的爱情，同时也有诗人自身怀恋大唐盛世的感情包含在里面。但是这决不是一时兴起，毫无疑问的事情。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