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新月社聚餐会，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与会。席间，大嘴胡适借酒发高论：中国诗人都吃肉，但无人以猪入诗。梁启超听了，不屑他撇撇嘴，说乾隆有「夕阳芳草见游猪」的诗句。其实，更早的《木兰辞》里，就有「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喜欢胡说的胡适，在中国大陆，被认作公知祖师爷，真是错的离谱，胡适该是公不知的掌门人。

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是进康乃尔大学农学系。学习苹果分类时，胡适望著一大堆苹果，束手无策。看来他最适合交几条束修，跟孔子学习。夫子厌恶农事，骂欲学稼穑的弟子樊迟：「小人哉，樊须也！」

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卑劣之政客、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蒋介石日记

《蒋介石日记》1960年9月8日：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蒋介石日记》1962年3月3日：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1904年，胡适到上海求学，期间结识一个德国洋混混，一班酒肉朋友与洋混混一起鬼混，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据胡适59天版《藏晖室日记》：「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粗略统计日记，两个月内，胡适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院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10次，共计53次。

英语是清华学校教学用语言。除国文地理历史修辞等少数课程使用汉语教学，其余都用英语。语言乃文化之载体，故清华学生之所学，无时无刻不被美国文化影响和渗透。公民课课本印著美国星条旗，这种课的作用，主要是使学生爱美国。美国的「伟大人物」，其生卒年月要求学生熟记。胡适之类应款出现，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身体也不如人。」胡适为金陵大题写诗句：「如果美国对华政策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道『欢迎』。」有识者如章太炎先生，则不易被蒙骗：「美国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美国退款真实目的，被章一语道破：不外乎培养一批亲美奴才。

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胡适提倡拜金主义，鲁迅讽刺道：「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

1927年，胡适博士作《提倡拜金主义》妙文，文中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dollar之音译），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美国如今按需印「大拉」，买遍世界无需劳。胡博士真是了不起，可惜他只拿了30多个博士，他若做总统，中国今天至少可以不用门锁。「大拉」的翻译颇有意思。难道彼时中国人就知道美元是「上帝的大便」？????

关于胡适的学问

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拜师哲学家杜威门下，其博士却是肄业。至于未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个中缘由，胡适并未提及，外人不得而知。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他一生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章士钊，一个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议论哲学时谈及康有为、梁启超，并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8] 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旅美学者唐德刚，乃近代史大家。唐先生曾整理过《胡适口述自传》，并著有《胡适杂忆》。尽管他对胡适颇有高评，但对其学问也不以为然：「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9]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和胡适为同代人，他对胡适第一印象也大不佳，认为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据了解钱穆的人说，钱先生对一个文人做出「不是个读书人」的评议，确是很严峻的判词了。钱穆对胡适的这种印象，后来只有加深，而无改变。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正是钱穆对胡适乐于尘俗而无暇学问的判断。钱穆与胡适相识于1928年。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和真有学问的人一见，胡适即露了原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当时的情景：「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宿，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此后，胡适颇不愿和钱穆打交道。两人关系疏远，原因之一是立场相反，气味不投；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适的学问犹如蜻蜓点水，与钱穆相差太远，很怕钱的较真和拷问。[10]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具有「成熟的胡氏学术风格」的论著《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大师级文坛领袖了。《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要否定中国文化必须从儒家下手。

关于做学问，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且看胡博士对儒家是如何假设，又如何求证的：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接著，胡博士未经小心求证，就大胆判案了：「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4.再接著，未经求证，又拿出了猜测性的论断：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襄礼的专家」。不知依据什么，胡博士继续做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5.胡博士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襄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6.于是，胡博士宣称：「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的基础上，根本忘记了「推想」、「大概」这样的大胆假设，进而拿出了大胆而不是小心求证的本事，断然推出了铁板钉钉的成果：「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就这样，在胡博士的假设、求证之下，老子、孔子都成了「丧礼大师」。这样的学问，实在是可笑之至。为了贬低中国历史、侮辱中华文化，胡适可谓用尽了心思。那么，胡适先生的这个判决，是否有疑点呢？当然有的是！笔者随手就可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著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当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之后；胡适还说过孔子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贵族服饰呢？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显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办「丧礼」为职业，难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干这个的？第三，胡适说，「丧礼大师」是「遭人轻侮」的下贱职业。可是，鲁国让孔子担任大司寇并代理宰相，老子还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难道大司寇也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难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图书馆官员，也主要是操办丧礼的？胡适有自己的目的。胡适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为学术而学术」，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当敌人，把自己当外国人。

？还要「现在」看？

思想,理论和文学不同，胡适更重要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成就地位，文学上鲁迅在民国一代是首屈一指的，没法比

通常人们更愿意比他们的气质人品，网上有一堆。诸如胡适平和鲁迅偏激胡适宽容鲁迅记仇之类，也有说胡适忠于婚姻，鲁迅有二房。这类言论很多。信它们的大多比较傻。

比较少有人比他们的学术水平。高下很容易看明白。

第一次看到有人比文学成就。虽然胡适有些打油诗写得蛮有意思的，小说肯定不行，《尝试集》嘛，宽容一点说有开风气之功，但真要在白话诗歌历史上排名，我估计会在一千名后面。也许可以把他一些文章称为散文，但估计没人有兴趣在艺术上评价它们。太水！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以及他的旧体诗，全是最一流的，现代文学历史上无人企及。胡适怎么比？听说过琼瑶和曹雪芹比文学成就的吗？虽说韩寒小说也绝对不能和鲁迅比，但我敢肯定，就文学成就而言，比胡适强。是否抄袭先不论。

文学成就的评价标准本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何况是其间的比较。

恰巧你拿来比较的对象又是政治敏感性不低的人物，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被拿到文学领域讨论。

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