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新月社聚餐會，梁啟超、胡適、徐志摩、聞一多等人與會。席間，大嘴胡適借酒發高論：中國詩人都喫肉，但無人以豬入詩。梁啟超聽了，不屑他撇撇嘴，說乾隆有「夕陽芳草見遊豬」的詩句。其實，更早的《木蘭辭》裏，就有「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喜歡胡說的胡適，在中國大陸，被認作公知祖師爺，真是錯的離譜，胡適該是公不知的掌門人。

胡適初到美國留學，是進康乃爾大學農學系。學習蘋果分類時，胡適望著一大堆蘋果，束手無策。看來他最適合交幾條束脩，跟孔子學習。夫子厭惡農事，罵欲學稼穡的弟子樊遲：「小人哉，樊須也！」

害民族文化之蟊賊、卑劣之政客、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慾，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可恥！——蔣介石日記

《蔣介石日記》1960年9月8日：但有「胡說」對政府民主體制亦有其補益，否則，不能表明其政治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餘昔認為可友者，今後對察人擇交更不知其將如何審慎矣。《蔣介石日記》1962年3月3日：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1904年，胡適到上海求學，期間結識一個德國洋混混，一班酒肉朋友與洋混混一起鬼混，喫喝嫖賭樣樣俱全。據胡適59天版《藏暉室日記》：「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粗略統計日記，兩個月內，胡適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院捧戲子11次，逛窯子嫖妓10次，共計53次。

英語是清華學校教學用語言。除國文地理歷史修辭等少數課程使用漢語教學，其餘都用英語。語言乃文化之載體，故清華學生之所學，無時無刻不被美國文化影響和滲透。公民課課本印著美國星條旗，這種課的作用，主要是使學生愛美國。美國的「偉大人物」，其生卒年月要求學生熟記。胡適之類應款出現，他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身體也不如人。」胡適為金陵大題寫詩句：「如果美國對華政策是『文化侵略』，我要大聲喊道『歡迎』。」有識者如章太炎先生，則不易被矇騙：「美國之返歲幣也，以助中國興學為辭，實則是鼓鑄漢奸之長策。」美國退款真實目的，被章一語道破：不外乎培養一批親美奴才。

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

胡適提倡拜金主義，魯迅諷刺道：「在異性中看見愛，在百合花中看見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婦人的魂靈中看見拜金主義，世界現在常為受機關槍擁護的仁義所治理，在此時此地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委實身心舒服，如喝好酒。」

1927年，胡適博士作《提倡拜金主義》妙文，文中說：「美國人因為崇拜大拉（dollar之音譯），所以已經做到了真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理想境界了。」美國如今按需印「大拉」，買遍世界無需勞。胡博士真是了不起，可惜他只拿了30多個博士，他若做總統，中國今天至少可以不用門鎖。「大拉」的翻譯頗有意思。難道彼時中國人就知道美元是「上帝的大便」？????

關於胡適的學問

在哥倫比亞大學，胡適拜師哲學家杜威門下，其博士卻是肄業。至於未通過博士學位答辯的個中緣由，胡適並未提及，外人不得而知。

梁漱溟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他一生最佩服的兩個人，一個是章士釗，一個是章太炎。有後生在章太炎面前議論哲學時談及康有為、梁啟超，並問「先生對於胡適之怎樣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學，胡適之也配談麼？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8] 此語可謂一語中的、一針見血。

旅美學者唐德剛，乃近代史大家。唐先生曾整理過《胡適口述自傳》，並著有《胡適雜憶》。儘管他對胡適頗有高評，但對其學問也不以為然：「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9]國學大師、史學家錢穆和胡適為同代人，他對胡適第一印象也大不佳，認為此人「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裡不是個讀書人」，「以言以人，兩無可取」。據瞭解錢穆的人說，錢先生對一個文人做出「不是個讀書人」的評議，確是很嚴峻的判詞了。錢穆對胡適的這種印象，後來只有加深，而無改變。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擾之無窮」，正是錢穆對胡適樂於塵俗而無暇學問的判斷。錢穆與胡適相識於1928年。其時，錢穆尚在蘇州中學教國文，而身為北大教授的胡適早已名滿天下。胡適曾得人叮囑，來蘇州有兩人必見，其一便是錢穆。必見的理由可以想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先秦諸子，而錢穆也正於此處用力，對諸子問題別有洞見。胡適往蘇州中學演講之際，校長招呼原本在臺下落座的錢穆登主席臺與胡適同坐。和真有學問的人一見，胡適即露了原形。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述當時的情景：「餘時撰《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書皆討論《史記·六國年表》者，遍覓遍詢不得。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演講結束，校長請客，錢穆陪席。主人請胡在蘇留宿，胡適以忘帶刮鬍刀為由，堅持當日即返回上海。錢穆忖度胡的堅辭與他的「無以對」多少有些幹係。此後，胡適頗不願和錢穆打交道。兩人關係疏遠，原因之一是立場相反，氣味不投；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適的學問猶如蜻蜓點水，與錢穆相差太遠，很怕錢的較真和拷問。[10]

1934年，胡適完成了一部具有「成熟的胡氏學術風格」的論著《說儒》。此時，胡適已經是聲名顯赫的大師級文壇領袖了。《說儒》洋洋灑灑數萬言，歸納起來就四個字：儒學下賤。因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要否定中國文化必須從儒家下手。

關於做學問，胡適有一句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且看胡博士對儒家是如何假設，又如何求證的：1.一切從這個假設開始：「從儒服是殷服的線索上，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

2.接下來，不知依據什麼，他說：「我們看殷墟（安陽）出土的遺物與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

3.接著，胡博士未經小心求證，就大膽判案了：「這種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別訓練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喪禮需用相禮的專家……他們只是『儒』。」4.再接著，未經求證，又拿出了猜測性的論斷：因為「孔子也很重視喪祭之禮」，說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大概當時的禮俗，凡有喪事，必須請襄禮的專家」。不知依據什麼，胡博士繼續做出結論：「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們的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即：所謂儒，就是專門靠為別人辦喪事混飯喫的人。5.胡博士繼續推想：「他們（儒）既須靠襄禮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講氣節了。」6.於是，胡博士宣稱：「在前三章裏，我們說明瞭『儒』的來歷」的基礎上，根本忘記了「推想」、「大概」這樣的大膽假設，進而拿出了大膽而不是小心求證的本事，斷然推出了鐵板釘釘的成果：「老子……然而他還是一個大師，還不能不做相喪助葬的職業；孔子……他也還是一個喪禮大師，也還是『喪事不敢不勉』。」就這樣，在胡博士的假設、求證之下，老子、孔子都成了「喪禮大師」。這樣的學問，實在是可笑之至。為了貶低中國歷史、侮辱中華文化，胡適可謂用盡了心思。那麼，胡適先生的這個判決，是否有疑點呢？當然有的是！筆者隨手就可提出幾個問題：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裝，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們是否是「儒」呢？是否著儒服呢？胡適沒說。胡適當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後，也是春秋時期宋國國君之後；胡適還說過孔子曾任宋國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麼，「儒服」是不是商朝貴族服飾呢？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視喪祭之禮」，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顯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辦「喪禮」為職業，難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幹這個的？第三，胡適說，「喪禮大師」是「遭人輕侮」的下賤職業。可是，魯國讓孔子擔任大司寇並代理宰相，老子還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難道大司寇也以操辦喪禮為主要工作？難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圖書館官員，也主要是操辦喪禮的？胡適有自己的目的。胡適及其弟子們之所以「為學術而學術」，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祖宗當敵人，把自己當外國人。

？還要「現在」看？

思想,理論和文學不同，胡適更重要的是思想理論上的成就地位，文學上魯迅在民國一代是首屈一指的，沒法比

通常人們更願意比他們的氣質人品，網上有一堆。諸如胡適平和魯迅偏激胡適寬容魯迅記仇之類，也有說胡適忠於婚姻，魯迅有二房。這類言論很多。信它們的大多比較傻。

比較少有人比他們的學術水平。高下很容易看明白。

第一次看到有人比文學成就。雖然胡適有些打油詩寫得蠻有意思的，小說肯定不行，《嘗試集》嘛，寬容一點說有開風氣之功，但真要在白話詩歌歷史上排名，我估計會在一千名後面。也許可以把他一些文章稱為散文，但估計沒人有興趣在藝術上評價它們。太水！魯迅的《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以及他的舊體詩，全是最一流的，現代文學歷史上無人企及。胡適怎麼比？聽說過瓊瑤和曹雪芹比文學成就的嗎？雖說韓寒小說也絕對不能和魯迅比，但我敢肯定，就文學成就而言，比胡適強。是否抄襲先不論。

文學成就的評價標準本就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何況是其間的比較。

恰巧你拿來比較的對象又是政治敏感性不低的人物，這個問題確實很難被拿到文學領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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