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录尚书事和刘巴的尚书令重复吗?
诸葛亮受封丞相,录尚书事,刘巴继任法正为尚书令,那这个职权该怎么划分呢?
三国时期的尚书台尚书令究竟是什么地位?有什么权力?从少府分离了吗?
当然不重复。
录即总领,录尚书事即总领尚书之事。易言之,尚书令描述的是官职,录尚书事描述的是总领尚书之事的权力。
故曹操录尚书事,荀彧为尚书令;诸葛亮录尚书事,李严为尚书令,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就是诸葛亮领导刘巴,而刘巴听命于诸葛亮。
两汉开始,朝廷实际权力转移到尚书台,刘秀讨厌强臣,就「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事务由尚书台管理,而「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三公之类的朝廷重臣几乎成为摆设。
所以正常情况下,朝廷重臣要真正意义上参政和领导,必须挂个录尚书事,刘秀死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太傅之类重臣一旦进入尚书台,权大而位卑的尚书,就要听命于太傅!
比如189年汉灵帝挂掉之后,以「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由太傅袁隗和大将军何进两个人领导尚书台,处理政事。
192年董卓被杀,司徒王允录尚书事,由王允一个人「总朝政」,而要想推翻王允,就要像李傕、郭汜一样,通过军事手段来推翻。
196年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人,曹操先以镇东将军,录尚书事,然后曹操又以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录尚书事,荀彧为尚书令,意味著曹操统领尚书台!
221年刘备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刘巴为尚书令,意味著诸葛亮领导尚书台,统领刘巴等人。
说白了,如果没有录尚书事、假节、益州牧等,诸葛亮只有个丞相,那诸葛亮基本上是摆设,但刘备让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就能主导政事,而尚书令成了小弟,再加上开府+假节+益州牧等官职带来的权利,诸葛亮才能专权。
刘备生前让李严以尚书令,留镇永安,这不在成都的尚书令没任何意义,即使诸葛亮在汉中,尚书令李严也无法参政,刘备的举动等于彻底废了李严尚书令的权利,为诸葛亮后来的专权铺平了道路。
只有史盲+沙雕,会YY尚书令李严拥有制衡诸葛亮的权利!
如果姜维拥有诸葛亮一样的权力,可以全面掌握蜀国军政大权,朝中无人掣肘,蜀国可以坚持到什么时候灭亡??www.zhihu.com
下面延伸一下:
蜀汉掌握军政大权的不止诸葛亮一人。
蒋琬从234年以尚书令开始掌权,235年成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约239年蒋琬成为大司马并开府,到243年费祎成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就是说从234年-243年间,蒋琬是掌握蜀汉军政大权的,无人能够抗衡,而班位差太远的尚书令费祎要听命于蒋琬,直到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蜀汉才成为双头政治,其中蒋琬的大司马地位略高。
246年蒋琬病死,费祎以大将军成为尚书台班次最高的,但姜维随即以卫将军+录尚书事(华阳国志记载是246年),当然,费祎身为大将军,并开府,地位也高于姜维。
253年费祎遇刺,卫将军姜维成为蜀汉尚书台最高之人,256年姜维更成为大将军,这时候姜维也可以主导军政大权,但是史料记载「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导致尚书令陈祗「权重于维」。
可在外的不只是姜维,还有蒋琬和费祎,他们在外也依然掌权,所谓「自琬及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蒋琬和费祎在外,成都先后有尚书令费祎、董允、吕乂、陈祗(从234年-253年费祎病死)。
蒋琬和费祎即使在外也能够掌握大权,除了自身威望,还有就是刘阿斗的因素,蒋琬和费祎能够开府,姜维不能开府。比如蒋琬出屯汉中,在开府前夕,就能够以「王平以前护军署大将军府事,尚书仆射李福为前监军,领大将军司马」。
蒋琬在汉中,能够通过开府,征辟尚书台的李福变成自己的属吏,这是没能开府的姜维所不能比的,在蜀汉能够这么搞,史料记载有的,除了诸葛亮,就是蒋琬了!尚书令陈祗经历费祎和姜维,但费祎能够遥控,让陈祗听命自己,而姜维只能让被刘阿斗宠幸的陈祗超过,这除了比较玄乎的威望差距之外,还有的因素就是刘阿斗了。
到了261年,辅国大将军董厥和卫将军诸葛瞻也同时录尚书事,尚书台就变成三头了,虽然姜维依然班位最高......
掌握蜀汉军政大权,个人威望固然重要,尚书台的班位也很重要,但阿斗的宠幸因素,能不能开府成立班子,在外遥控尚书台更是要考虑的。
阿斗要是宠幸,诸葛亮、蒋琬、费祎就能够轻易掌权,这其中诸葛亮第一,蒋琬第二,到费祎时期则是刘阿斗自摄国事了,到姜维时期,人在外头,阿斗所宠幸的陈祗就权重于姜维,到261年,受宠的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又成为录尚书事,和董厥一起入尚书台,与姜维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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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汉末三国和一些历史的偏差?zhuanlan.zhihu.com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简单的回答是不重复。但是深究起来,在「录尚书事」之后,类似的「动宾结构」的差遣设置在历史上一再发生,而「录尚书事」可以说是开启了这一滥觞。
一个理想的朝廷,每个人各安其位,高官的职位都是预先设计好的。 这种职位一般是名词:比如太傅、太师、太尉、国相等等。这个时候,君权——不管是天子还是后来的皇帝,本质上是把权力都代理出去,不进行微操作的。皇帝只管用人和平衡,而让自己用的人去处理各种具体的事务。这也是儒家所向往的三代之治,所谓帝王垂拱而天下治。
但是问题在于,即便是在现代,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都一直是个问题,古代的皇帝到哪里去找那么理想的下属呢?而皇帝是靠血缘传下去的,又如何能保证每个皇帝都有足够的能力去识人用人平衡朝堂呢?
故事要从西汉中期说起。汉武帝是毫无疑问的雄才大略之主,一般这样的君主继位之后,都会觉得官僚体系「用的不顺手」,无论是从效率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都不让人满意,所以君主要「乾纲独断」。原因很简单,西汉宰相权重,皇帝想要做事情都要通过宰相为首的外廷来过问,这一来二去,不算讨价还价,就是通过这层层的中间人处理和批复,汉武帝就受不了。于是汉武帝在宰相之外,用「尚书」来侵夺了宰相的奏议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