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恸！虐童】家暴防治只能靠私法正义吗？
因肉圆没加辣而怒打妻儿的肉圆爸，致有民众自发性前往关心，甚至有暴力相向的行为出现。这不得不让人思考，防治家暴，真只能靠私法正义吗？
在此次事件里，民众到场为被害人伸张正义，可能涉及侵入住宅及普通伤害罪。因不法侵害已过数日，就不能主张正当防卫或现行犯逮捕，来阻却刑事不法。惟此等罪名皆属告诉乃论，若无告诉，检察官必为不起诉处分，就算有告诉，也因属轻罪，致会以缓起诉为终。惟这种正义于法、于理皆不正当，就引发现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果真无法保护到受家暴者？
关于《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对象，除为配偶、亲属与家属外，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条第2款，也包括同居或曾有同居关系者。同时，得向法院声请保护令者，除家暴被害人，依据《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条，也包括三亲等内血亲或姻亲，更将检察官、警察与地方主管机关涵盖其中。如此规定，就是在破除「自扫门前雪」、「清官难断家务事」等的传统观念与束缚。
只是法律的应然，总敌不过现实的残酷考验。因警察接到家暴通报赶至现场，虽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9条，即施暴者属现行犯，或者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继续危害家人之生命、身体之虞，有立即逮捕之权。惟于大部分的情况，警察赶来时，侵害行为恐已过去，再加以被害人可能仍怀抱家庭和谐等因素，想息事宁人，警察也只能替其声请暂时或紧急保护令了事。
而从1998年制订《家庭暴力防治法》到现今的5次修正，也不断强化保护令的内容。如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条第1项，总共列有13款的保护事项，以让法官能选择一或多款的禁制令。这包括禁止施暴、禁止接触、禁止跟踪、命施暴者搬出、命相对人远离特定距离等等，借由如此多元且具有弹性保护内容，就可有效避免被害人笼罩在暴力的侵袭之下。
惟法官要采哪些禁止措施，虽为其裁量权，但往往得顾及当事人的意愿，若被害人仍存有与施暴者复合之希望，就可能使保护令未列有远离特定距离或禁止接触等之内容。故当施暴者逼近被害人，且已求救于警察时，在其不能逾越法院之权限下，就只能消极性劝离，致显得无助与无奈。
又在警力有限下，任何保护令的执行，恐多为被动式，原本欲借由法院所颁布的禁制措施，以来防止被害人再度受害的目的，就会因此落空。故若要让保护令真正获得实践，势必得修法将电子监控加诸于施暴者身上，以能使警察及早得知，并尽早为防治。惟如此的立法政策，却又陷入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间的冲突与抉择。
《家庭暴力防治法》已立法超过20年，但为何每年家暴案都超过13万件，显然，于法制上，仍有检讨与强化的空间与必要性。当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家暴防治实更赖全民的守望相助，但绝不应是以暴制暴的私法正义。（本文转载自《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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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