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範凌志 環球時報 今天

編者的話：數天前，在全球華人歡度春節，迎來新的一年之際，澳大利亞政府作出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吊銷了一位知名華人富商的永居簽證。按照一些澳大利亞媒體的說法，這位以僑領身份活躍在社交場合的華商涉嫌“幹預”澳大利亞內政，澳安全情報局（ASIO）的一份文件概述了取消簽證的理由。這位華人名叫黃向墨。

8日，他發表中英雙語公開聲明，指責澳方決定依據的是“莫須有”的猜測，“充滿偏見、毫無依據”。其實，過去幾年，因在澳公共事務中表現較為活躍，黃向墨曾經歷過各種無端指責和炒作，他甚至將一家誣蔑他是間諜的媒體告上法庭。但如今，澳政府何以如此決絕地對待這樣一名商人？11日，《環球時報》記者專訪黃向墨，聽他親述背後的隱情。

圖為黃向墨和前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安德魯·羅布

“倘若我真有違法行為，

他們根本就不需要硬找個莫須有的藉口了”

環球時報：您第一時間就得知永居簽證被吊銷了嗎？這件事對您個人和企業會造成哪些影響？

黃向墨：我是在我的澳大利亞律師收到澳內政部的通知後得知的，當時我在香港的家中。7年前，我從香港移居澳大利亞，頻繁來往兩地，因為都有生意要照料，與大多數在澳香港商人一樣，算是“航天員”。

我們全家三代人已經移居澳大利亞7年，除了我，他們都是澳大利亞公民。我的孩子在那裡讀書、工作、成家、生子，與其他華裔一樣，他們早已完全融入，澳大利亞就是他們的家園。更為重要的是，我的外孫女是在澳大利亞出生的，正在牙牙學語。我常常惦記她。

這件事對我的生意也會有些影響，因為一些不知情的合作方可能會無謂地擔心，這也是我為什麼要發出聲明。ASIO的相關文件，明確表明我沒有違反澳大利亞任何法律，但那些聲稱拿到情報局內部信息的記者卻從不提及這點。這個信息，我必須告訴朋友們，告訴公眾。當然，一個最為常識的判斷就是，倘若我真有違法行為，ASIO根本就不需要硬找個“莫須有”的藉口了。

對我生意的影響沒有對家庭生活影響那麼大。一是因為澳大利亞的生意只是我生意的一部分，二是這攤生意我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經傳給兒子。我很早就有傳承計劃，按部就班執行，去年就已完成澳大利亞公司的代際傳承。這樣既給年輕人充分的施展空間，也讓我自己可全力聚焦全球業務的戰略佈局。

環球時報：澳方給出的理由包括“性格原因”，澳內政部還擔心，您在入籍面談時的回答以及與ASIO等部門通信時提供的信息缺乏“可靠性”。對這些有些模糊的表述該如何理解？

黃向墨：ASIO從未提供明確說明，在他們發給我的文檔中，就是含糊其辭的，我不理解，我的律師不理解，也從未有機會對質。僅有的相對明確的理由是兩個：一是我擔任過澳大利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以及擔任着大洋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聯盟主席；二是說我有商業關系及親屬關系在中國。

環球時報：這兩點理由的邏輯何在？您過去在促統事業上做了哪些事情？

黃向墨：ASIO將我致力於推動中國和平統一的言行，等同於危害澳洲國家安全，這裡面的邏輯，我也搞不懂。畢竟，我的言行完全符合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及法律。

我原以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情報機構，即便地位再特殊，也不能凌駕於政府之上。澳大利亞1972年就與中國建交了，十分清楚地闡明瞭自己堅守一個中國的立場，也十分清楚兩國之間在政治體制方面的區別。

某些媒體蹊蹺地開展協同抹黑，

背後有一股力量……

環球時報：您是否知道自己被澳有關部門進行過“背景分析”？

黃向墨：我一直以為，所有申請居留及入籍的人都會有背景分析，這大概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部門都會去做的。但無論是基於法律法規，還是當事人的隱私保護，都不應該泄露任何相關信息。幾年來，部分媒體對我的抹黑，往往高調宣稱是獲得了情報局的內部消息。其實，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已有不少澳大利亞民眾質疑記者是如何獲取情報局內部情報的，認為這纔是真正的安全隱患。

環球時報：長期以來，澳輿論對您的政治捐款的懷疑聲一直存在，我們得知這些捐款都是澳方政黨主動請求的，那麼您當初答應捐款主要是因為什麼？

黃向墨：我因應政黨和政治人物的請求給予他們政治捐款始於2012年，但所謂質疑是從2016年開始的。令人驚嘆的是，平日競爭激烈的某些媒體突然步調一致，既有平面媒體與電視媒體的協同，也有私營媒體與國營媒體的協同，加上一些所謂智庫學者的呼應。這很蹊蹺。而據一些獨立報道揭露，這些智庫中有不少與某大國的軍火企業相關。

因此，確切地說，不是“澳方”對我的政治捐款有“懷疑”，而是某些媒體蹊蹺地開展協同抹黑。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媒體未必能代表澳大利亞整個輿論，甚至某家媒體上的某些報道也未必能代表這家媒體的所有編輯記者，反詰和反擊他們言論的文章時有所見；某些報道確實能扭曲輿論、起到發出噪音的作用，但決不能代表民意、代表澳大利亞“沉默的大多數”。一些智庫機構所做的民意調查都支持了這點。

至於我當初答應捐款，我承認，其中當然有與人為善、不習慣“說不”的華人習慣，但更多的是我希望能促進華人在澳依法參政。

環球時報：回過頭看，您認為這件事是否只是個“意外”？其他在澳華人是否也面臨這種危險？

黃向墨：這一事件對我來說確實十分意外。相關部門對我長達兩年的背景調查，其實已經變成一個給我澄清的過程。挖地三尺，一無所獲，倒是確認了我的言行沒有任何違反澳大利亞法律之處。“意外”的是，這樣一個宣稱民主、法治的體系，會放任情報機構的某些人用“莫須有”的罪名處罰一個毫無過錯的永久居民。

同樣的風險當然也會降落到任何一個華人乃至其他族裔頭上。海外華人是相當多元的，包括多元的政治理念，對於這個事件以及我本人有不同的解讀。對此，我不僅理解，也十分尊重。但如果與澳大利亞外交政策及法律完全一致的言行都會受罰，處罰還會有標準嗎？還有誰可能是安全的？今天，華人能因親近中國而受罰，明天，其他族裔的人同樣會因親近自己的祖籍國而受罰。

這個國家有着“巨嬰”的先天特性，

它的成長需要時間

環球時報：這幾天澳大利亞主流媒體如何反應？有說法稱這是澳大利亞在對待華人影響力方面的一個“分水嶺事件”，是否有這麼嚴重？

黃向墨：前面已經談了，某些報道、媒體不能代表澳大利亞的主流輿論。自2015年以來，部分澳媒對華人的抹黑攻擊，已經上演了六季，當下是第六季。但是，值得欣慰的是，還是有相當多的文章對此予以批駁，發出了理性聲音；也有不少的政、商、學界朋友給我送來問候與慰問。

去年，澳各界2000多人、近300多個華人團體聯合在悉尼隆重集會，紀念華人來澳200週年。聯邦總理、反對黨領袖以及各州州長分別給紀念大會發來賀信，以“全家福”方式體現了“全澳一家親”。我很榮幸擔任大會主席。

盡管華人刻苦、溫和，卻依然與其他非歐裔族羣一起遭遇過“白澳政策”迫害，這是澳大利亞偉大曆史上不可忽視的污點。1975 年《反種族歧視法》正式實施，宣告“白澳政策”終結。但近年來，一些噪音不時出現，種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有擡頭跡象。至於我的這一事件是否會成為一個“分水嶺”，我覺得尚需觀察。相關法律程序漫長，還在進行當中。我相信法律、相信正義。

環球時報：有媒體認為您成了黨爭的犧牲品？您認同嗎？

黃向墨：雖然我與不少澳政界人士都比較熟悉，但我只是一個捐款者，一個門檻外的人，對政黨內部、政黨之間的博弈不瞭解，也沒有興趣。我的捐款，都是應政黨和政治人物的要求而捐獻的，他們依法募捐，我依法捐贈，除一位議員在接受捐款很長時間後突然退回之外，我的所有政治捐款都被他們坦然接受。這也說明，他們對這些捐款的合法性有足夠自信。（《澳大利亞人報》12日稱，澳兩大政黨已發表聲明，表示不會向黃向墨退回捐款——編者注）

因此，說實話，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黨爭犧牲品。但我估計，在某些媒體能夠進行離奇的協同報道，能大膽宣稱自己獲得了不該獲得的情報機密背後，似乎有某種奇怪的力量在法律之外的暗黑之地運行。這肯定需要時間才能逐步揭祕。我有信心，真相大白之日，澳大利亞某些機構需要對我說聲抱歉。

環球時報：中澳關系這些年“磕磕絆絆”，您認為根本原因是什麼？

黃向墨：我不是國際關系專家，但在澳生活多年，對此也有些粗淺想法。中澳關系“磕磕絆絆”，我認為根本原因是在新的國際關系下，澳大利亞還沒有找到最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定位。

澳大利亞的歷史，決定了其有着“巨嬰”的先天特性，這是客觀事實，不必自卑。“巨嬰”的成長需要時間，澳大利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澳大利亞是個美麗的國家，華人是這個國家最早的建設者之一，是其無法割裂的一部分。我和我的家庭從香港移居到澳，不僅喜歡這裏的風景與淳樸民風，也因這裏本就是融入華人血脈的家園。7年來，我結交了不同族裔的很多朋友，這裏的人民友好和善，反華排華者只是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