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左四）與魯迅（左二）、宋慶齡（左三）、林語堂（左一）等人合影。（資料圖/圖）

　　要命的是，每到關鍵時刻，這位寫了近400萬字日記的胡先生總是沒“寫”，我總懷疑，胡先生現在給大家看的日記，是他 “刪節”後的“潔本”。

　　史沫特萊（1892-1950），著名美國左派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1929年初來到中國後，對中國革命做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宣傳；胡適（1891-1962），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播種者，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引領者和中國學術現代規範的建立者。這樣兩個看似不可能有交集的人，從近年披露的兩封信中可以看出，在歷史長河中，卻曾實實在在走到過一起。

　　1929年8月10日,史沫特萊在給老友瑪格麗特·桑格夫人的信中聲稱，胡適有極強的 “生物衝動”，並說“告訴你一個祕密，如果我要的話，我可以把他搞得家庭破碎”。1930年1月30日，農曆春節，史沫特萊措詞強硬地要求胡適，必須兩天後帶蔡元培去她家和印度教授嘉維見面。信末，她調侃甚至不無嘲諷地告誡胡適，如果你不聽話，“有一天我會寫文章證明你並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樣。爲了中國，我有一天會這樣做。我注意到你們這個時代的聖人成天喫喝。喫喝會影響體型，體型會影響腦袋。腦滿腸肥的聖人對中國一點用處都沒有。請注意! 喔！宴席不斷的聖人請注意! 我一點都不覺得你是一個聖人。我在此處用這個字眼是嘲諷的意思，你的聖氣一點都感動不了我。我把你留在我這裏的上衣穿起來，發現那頸圈是超大號的。”（轉引自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陽》，第176-178頁，新星出版社，2012）。

　　看完這兩段話，大家會對兩人之間的關係產生什麼印象？

　　22歲的史沫特萊。（資料圖/圖）

　　一、胡適日記中的史沫特萊

　　胡適與史沫特萊相識後，一直把史沫特萊當作好朋友。

　　胡適日記中第一次出現史沫特萊，就是他應史沫特萊的要求帶蔡元培先生前去會見史沫特萊和印度教授嘉維。1930年2月1日條：“下午與蔡先生夫婦同去到Agnes Smedley(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家中喫茶，主客爲印度嘉維教授（Dhondo Keshav Karve）和他的兒子。嘉維教授是印度女子大學的創始者，今年已71歲。其歷史可敬佩。”胡適當天還對嘉維教授來華的有關報道作了剪報。可能是由於嘉維教授在中國停留的時間短，所以史沫特萊纔要求胡適必須於2月1日帶領蔡元培先生前來會面。胡適做到了。雖然從史沫特萊的信來看，此信有嘲諷調侃甚至命令脅迫的意謂，但從胡適對嘉維的認同來看，也應包含着胡適一定程度的自願與積極。

　　胡適日記中第二次出現史沫特萊，是當年8月份他去青島度夏乘船回來從報上讀到史沫特萊的一篇文章，在日記中寫了一點評論。1930年8月17日條：“船上有舊報紙，中有轉載Miss Agnes Smedley(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在美國報上記載“Poe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國革命之詩人》）一文，其中多可笑的話，如說獨秀是創造社健將，直是瞎說。此人成見極深，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她極贊成蘇俄，又極贊成印度的民族運動。”雖然胡適認爲史的這篇文章有很多“可笑的話”，並且批評以他爲核心的《新月》是一個“酒肉團體”，但從胡適日記的語氣看，胡適是以平靜的態度來看待的，甚至可能是“微笑”着來記日記的。因爲“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在胡適那裏，可能認爲她纔來中國不久，還存在着許多誤解。

　　青年胡適。（資料圖）

　　二、史沫特萊把胡適拉進民權保障同盟

　　正是由於胡適和她相熟，所以當史沫特萊與宋慶齡等人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時，她把胡適動員並拉了進來。她甚至親自北上來到北平，操作北平民權保障同盟分會的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1932年12月18日成立的，籌備時，宋慶齡、史沫特萊等人就有在國內重要城市設立分會的打算。基於這個遠景，1932年11月底，史沫特萊來到了北平，着手物色人選成立北平分會。

　　以胡適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作用，他完全能夠擔負起史沫特萊所需要他扮演的角色。胡適也確實按照史沫特萊的要求作了積極的配合與響應。史沫特萊是1933年1月17日之前離開北平回上海蔘加上海分會成立大會的。查胡適日記，胡適自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至少有20天時間不在北平，他去了武漢和長沙等地講學，並同在武漢的蔣介石作了第一次會面。胡適於1933年1月6日動身前往上海蔘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七次董事常會。如果說兩人會面，應該就在他12月上旬回到北平到1月初前往上海這二十多天時間。大膽假設一下，兩人會不會是一同南下上海的呢？

　　可惜每到關鍵時刻，這位寫了近400萬字日記的胡先生總是沒“寫”，我總懷疑，胡先生現在給大家看的日記，是他 “刪節”後的“潔本”。

　　到上海的第二天，胡適接到民權保障同盟總會的通知，告訴他執委會已通過他爲會員。1月11日，胡適回到北平，20日正式着手組織北平分會。1933年1月30下午日北平分會成立，胡適、李濟、蔣夢麟、成舍我、陳博生、徐炳昶、許德珩、任鴻雋、馬幼漁等9人被推舉爲執行委員，會議決議以總會章程爲章程，主張廢止《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其他侵害人民權利之單行法，營救平津各地被非法拘禁之政治犯，要求國民政府懲辦江蘇省主席顧祝同，徹底查辦顧祝同槍殺記者劉煜生案。

　　按照會議要求，當天晚上，楊杏佛去見張學良，獲得第二天去調查監獄的許可。第二天，胡適就和楊杏佛、成舍我三人赴北平軍委會反省院等三處監獄視察和慰問政治犯，並同有關政治犯用英語進行了交談。2月1日，北平分會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胡適被推舉爲分會主席、李濟被推舉爲副主席。隨之，他領銜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和行政院及監察院發送電報，要求懲辦顧祝同。

　　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中說，同盟成立後進行的第一次爭取民權的重大行動，就是劉煜生案，“這位新聞工作者揭露了據說是和顧將軍有牽連的鴉片交易和其他腐敗行爲。他被祕密殺害的事件激怒了上海的新聞界。我們的同盟和他們一道，展開了一場勇敢的戰鬥”（該書第122頁）。應該說，胡適這段時間與史沫特萊的配合是密切的。

　　就在胡適這些日子爲民權保障同盟整日奔忙之時，2月1日史沫特萊給胡適和北平分會來電，敦促他和北平分會用她附寄的《北平軍分會反省院政治犯控訴書》向當局抗議，要求他向當局提出“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胡適看了控訴書後，認爲同他們三人調查監獄時所看到的情況不一樣，再聯繫發生在他身上的一件怪事（有人寄給北平一家中文日報一封署名政治犯的控告信，署的地址卻是胡適自己家），胡適認爲史沫特萊寄給他的這份控訴書也是有人僞造的。由此和史沫特萊以及總會產生了矛盾，並導致被總會開除。

　　三、被開除後，胡適仍視史沫特萊爲朋友

　　雖然胡適爲此很惱火，認爲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是“自取其辱”，但由於熱河戰事爆發，日軍侵佔承德等地，他很快投入到參與組織東北熱河後援會，“以期集中民衆抗日力量，爲前方戰士作後盾”，迅速將此事放了下去，同時，在心裏，他仍然視史沫特萊爲“朋友”。

　　1936年，在中共地下黨員劉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萊到達西安，住在臨潼。西安事變發生5天以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西安，史沫特萊在與周恩來交談之後，“我能感覺到他們不是來尋求報復的，而是要爲一個團結統一的新時代鋪平道路”，並開始每晚在張學良的司令部進行40分鐘的英語廣播，駁斥各種關於張、楊兵變的“無恥讕言”（《中國的戰歌》，第157頁）。胡適得知這個消息時，於1937年1月11日致信傅斯年，“昨夜（十日）有人聽見Miss Agnes Smedly（杏佛、志摩與我的朋友，是一個共黨）在西安廣播，我未聽見。”（《胡適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28頁）

　　胡適雖然知道她是一個“共黨”，但仍然敢於說她是自己的朋友，由此也可看出，雖然民權保障同盟一事讓兩人關係降到了冰點，史沫特萊將他的會員資格開除了，但胡適並沒有從心裏將史沫特萊從“朋友”中開除。

　　徐志摩（資料圖）

　　四、兩人相熟的時間

　　胡適與史沫特萊應該是什麼時候從相識到相熟的呢？根據本文開頭所引的信，胡適與史沫特萊應該在1929年上半年就應該很熟了。史沫特萊在《中國的戰歌》裏，寫到她到北平後與北平一羣“精神貴族”的交往，她把胡適就放在這羣精神貴族中，給所有讀者的感覺就是她在北平與胡適相識了成爲朋友了。

　　但這裏存在一個極大的“困惑”，根據史沫特萊自己的記載，她是1929年元旦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到達哈爾濱的，並在東北呆了將近三個月。胡適此時在上海公學擔任校長，當年度曾於年初去過北平，時間是1929年1月19日，2月25日離開。而這個期間史沫特萊還沒來北平。之後，至少到8月10日，胡適根本就沒來北平。因此說胡、史二人在北平見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麼史沫特萊什麼時候來的上海呢？美國著名學者珍妮絲·麥金農和斯蒂芬·麥金農二人根據大量史沫特萊的資料用了14年時間所著的《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中華書局，1991）作了交代。史沫特萊實際在北平只呆了兩個月時間，她於當年5月就到了上海。從5月到8月，3個多月時間，二人相識相熟就有了足夠的時間。

　　遺憾的是，胡適日記這3個月斷斷續續的，有的也沒有相關記載。

　　那麼這3個月，兩個人真的能發生什麼嗎？

　　還是麥金農夫婦的書，這3個月，史沫特萊把情聖徐志摩誘到了一起。史沫特萊此時36歲，“性的方面仍充滿反抗精神”，她告訴別人自己準備“像男人一樣過性生活”，於是“好幾周，她似乎是把‘城裏她能找到的任何穿長褲的人’都帶回家來”（該書第178頁）。

　　史沫特萊自己也在1930年6月23日寫給老朋友卡琳·米凱利斯的信中說：“我會有男人做朋友，有時我可以同一個男人同居，他必是從知識上使我欽佩，從體魄上令我傾慕的；而我們結合的基礎必須是寬廣高潔的友誼……中國人對我的反應就可以說明我有數不清的、對我無限忠誠的朋友”。（該書第184頁）中國那批“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一批非常文雅的詩人、學者、作家”自然成了首選。“她同他們一起參加雅緻的宴會，有時在月光下乘黃包車兜風……最吸引史沫特萊的人物是徐志摩，中國最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徐的妻子有了外遇，一時成了上海文藝界的話題……徐志摩的英語運用得同中文一樣口若懸河。1929年盛夏，徐志摩同史沫特萊產生了情人關係，其高峯是溯江而上的半月船上旅行，到徐的鄉下老家去”。“她的這些朋友中，最爲西方熟知的是胡適”（該書第181頁），作爲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教父”，徐志摩的老大哥，且一直風流瀟灑儒雅，要想在中國知識界開展工作，抓住了胡適，就等於抓住了牛鼻子，何況兩人又年齡相當（胡適比史沫特萊僅大一歲，徐志摩比史沫特萊小五歲）。誰曾想，胡適竟然有“極強的生物衝動”。這恐怕也是史沫特萊在給桑格信中那自豪驕傲的語氣的由來（和徐的關係也是她在給桑格的信中的自陳——該書第449頁）。

　　身着國軍制服的史沫特萊 （資料圖）

　　五、史沫特萊對胡適的影響

　　如果史沫特萊抓住了胡適。那段時間她給胡適帶去了什麼影響呢？《中國的戰歌》的譯者江楓先生在譯序中有這麼一段話：徐志摩“這位新月派的主將，在1931年11月因飛機失事遇難死去之前，曾表示要徹底改變生活，而且在行動上也有所表現：他翻譯了反法西斯的英國獨幕劇《墨索林尼的中飯》，發表了同情‘左聯’烈士的小說《璫女士》，並在‘左聯’的雜誌《北斗》上發表詩作。這種轉機正好出現在他和史沫特萊交往期間，有理由相信，這不會只是時間上的偶然巧合“（該書第6頁）。

　　既然徐志摩受她的影響有所改變，胡適先生肯定也會。

　　從微觀來看，1929年，是胡適在《新月》上批評國民黨政權最多且最猛烈的一年，計有：

　　《我們對於政治的主張》（1929年底）

　　《人權與約法》（1929年5月6日）

　　《知難，行亦不易》（1929年5月11日）

　　《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1929年5月下旬）

　　《的討論》（1929年6月下旬）

　　《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1929年7月20日）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29年11月29日）

　　1930年1月，又將《新月》上批判國民黨的文章結集爲《人權論集》出版，正是這些批判，才使得他遭到國民黨的圍攻，以致不得不於1930年5月19日辭了中國公學校長，11月28日撤離上海搬回北平。

　　看一下時間，大部分文章正處於胡、史二人交往的高峯期，特別是觀點，胡適越到後來觀點越激烈： “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盡之時”（《胡適全集》第21卷第450頁）”。這裏有沒有史沫特萊的影響甚至來自她的激勵呢？

　　歷史是複雜的。看上去，來自兩個陣營的人似乎不應該有什麼交集，但偏偏在歷史的某個時刻甚至是關鍵時刻糾結到了一起。胡適、史沫特萊還有徐志摩等人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