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大師在2005年訪問大陸進行文化交流時曾捐給北大35萬元,請求給恩師胡適先生立銅像,為什麼十幾年過去了,銅像到今天還沒有建成?


學校裏應該是有這麼幾個雕像/紀念物:

蔡元培,腳底下常年有花

李大釗,腳底下常年有花,雕像也挺好看

塞萬提斯,莫名其妙,沒什麼人搭理

斯諾墓,不太好找,有時候有人去看,沒有花

不知道是老子還是孔子的一個大白雕像,腳底下常年有自行車

體育館門口的一個打太極拳的,身上老有好多麻雀

邱德拔體育館裡的邱德拔,腳底下好多礦泉水瓶子

光華裸男,小丁丁被摸得倍兒亮

愛立誰的就立就是了,又不是沒丟過這人。


買辦階級的代表,先總統(空一格)蔣介石先生都稱為買辦的人。都這名聲了再立碑,除非北大變港大。

聞胡適定於十六日回來,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減刑或釋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1960年10月13日)

當然,正經人誰寫日記啊,打牌得了(笑)


如果立了,建議把胡博士下面的親筆刻在正面,不可讓世人忘了胡博士曾不計個人毀譽為我國謀「五十年和平建設的機會「。

1937年7月29日, 蔣公發表談話《我國政府對日方針》,宣佈「已臨最後關頭」:

今即臨此最後關頭,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為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此後絕無局部解決之可能。……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一致奮鬥到底!

在 蔣公發表談話當天,天津淪陷,次日北平淪陷。

又過了一週,1937年8月6日胡博士上書 蔣公,痛心疾首:

我所欲陳說者,只有一句話,就是在應戰之前,還應該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目標是什麼呢?

徹底調整中日關係,為國家謀五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機會。

怎麼做呢?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

至於外交的方針,鄙見以為我們應該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放棄東三省為最高犧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與行政的完整,並求得中日兩國關係的徹底調整


《出賣靈魂的祕訣》 作者魯迅

幾年前,胡適博士曾經玩過一套「五鬼鬧中華」的把戲,那是說:這世界上並無所謂帝國主義之類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著「貧窮」,「愚昧」……等五個鬼,鬧得大家不安寧。現在,胡適博士又發見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延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適博士對症發葯,預備向「日本朋友」上條陳。

據博士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頗難消除」,「而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見報載胡適之的最近談話,下同)。這是值得憂慮的: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征服中國麼?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讎,百年之友,均在覺悟不覺悟之關係頭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據說是「征服中國的唯一方法」。不錯,古代的儒教軍師,總說「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誠服也」。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祕訣。中國小百姓實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們一向會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發慈悲,居然採用胡博士的條陳,那麼,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中國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復:——因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軟功的王道,中國民族就不至於再生仇恨,因為沒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國的肉體固然買到了,中國的靈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這「唯一方法」的實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覺悟。如果不覺悟,那又怎麼辦?胡博士回答道:「到無可奈何之時,真的接受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無可奈何的呵——因為那時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這始終是中國民族性的污點,即為日本計,也非萬全之道。因此,胡博士準備出席太平洋會議,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國並不是沒有法子的,請接受我們出賣的靈魂罷,何況這並不難,所謂「徹底停止侵略」,原只要執行「公平的」李頓報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首先能在頂尖大學校園裡立銅像,無非以下幾種:

1、學校創始人、院系創始人,有重大貢獻的著名校友、教授。

2、給學校捐過大錢、大樓、實驗室,同時又比較有社會聲譽,基本沒有負面信息的。

3、歷史著名人物,或垂範千古,或開宗立派,或立言不朽。

其他什麼爛大學裡土大款捐200萬立個像什麼的就不討論了。

所以北大不肯拿李敖的錢給胡適立銅像,浮在表面上的肯定是意識形態問題。胡適之於北大,之於新文化運動,無論爭議如何,其地位肯定是夠得上立個銅像了。但是他與新政權分歧之大,確實又讓他的銅像會立的很尷尬,所以一般人會覺得是政權的鍋。

但是我個人覺得,真正原因很可能是胡適的老同事兼老對頭們的徒子徒孫給的壓力太大……北大為了避免麻煩,就當看不見了。

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時候,有個搶救學者計劃,是勸說當時著名學者,特別是中研院的院士們跟著一起去臺灣的。當時中研院一共有81個院士,最終去臺灣的只有10人,另有12人去了美國。可以說整個中研院的主體都留在了大陸。留下的人中,固然有一部分早就「通共」,但是大部分都是明白一個道理——國民政府治下,能做個屁的研究

去臺灣的10人當中(不包括胡適,胡適是在去美國的12人裏),絕大部分還是搞文史哲的,少數科學家出身的,還基本已經是官兒了。你就說國民政府在學者裏的人緣有多慘吧。

不可否認,留在大陸的學者們確實在歷次運動中被衝擊、被打倒,甚至有命運特別悲慘的。但是總體來說,是叫做「痛並快樂」。痛自然痛,快樂當然也有——因為新中國政府基本還是按照科學規律辦事,從原子彈到胰島素,成果算是一項接一項的出,即使蘇聯斷了援助,也沒影響中國在科學上持續不斷的投入和進步。

以研究原子彈為例,吳大猷、華羅庚等人在抗戰勝利以後,1946年就給國民政府打報告,想研發原子彈。且不論實際不實際,但這也是科學家們的拳拳之心啊。結果我大國民政府和科學家們開了個會,決定支持科學家們的想法,撥款法幣10萬元、大禮堂一間以研究原子彈。而且撥款用了半年就神速到賬了。

順便說一句,撥款到賬的1947年,10萬法幣大概夠買1000個雞蛋吧。我倒不覺得國民政府是在羞辱吳大猷和華羅庚,我覺得這個就是他們的水平了。

新中國研發原子彈呢?可不是靠錢學森等大科學家在大禮堂裏算數。錢學森回國以後在政府支持下做了非常細緻的準備工作的,特別是學科建設。他了解造原子彈、造導彈需要哪些學科參與,知道一項工程除了幾個大科學家們主導,還需要大量不同學科的小研究員們做計算、驗證等細節工作。所以前幾年他主要就是不斷地搞學科建設,把有限的大學生資源集中到工程需要的學科上來,才保證了兩彈一星的研發。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對工程的投入可以說用傾國之力來形容,都不過分。

所以留在大陸的學者科學家,可以說是「痛並快樂」的,他們的徒子徒孫也是佔據今天中國學界大半壁江山的,甚至他們中有不少人活到了很大很大的年紀,大到可以親耳聽說李敖要給胡適在北大立個雕像。

而在他們眼裡的胡適是什麼人呢?首先他不是科學家,也就是說沒有什麼超越政治文化範疇、屬於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無可爭議的貢獻。其次最關鍵的,他還給國民黨政府這麼LOW的政權打工,以前國民黨還是中國合法的政府的時候還說的過去,它都輸到那個小島上去了,你胡適還巴巴跑去給老蔣塗脂抹粉,老蔣還那麼不待見你,你這讓大夥怎麼看得起。大家在大陸拼死拼活,頂著各種運動搞科研,造福的是大陸幾億人,這叫「大節」。你胡適拿著美國給的護身符,在臺灣做平衡蔣家的棋子,算怎麼回事?

我們看胡適,那是新文化運動先驅,白話文運動領袖,但是和他同時代的人看起來,中間就會有很多歷史恩怨和個人情結在其中了,所以要立胡適這個銅像,估計等再過幾十年,這批老院士、老學者們的影響力完全消退了纔可能。

而胡適要是沒有選擇去臺灣,而是留在美國老老實實做學者,哪怕是做寓公,恐怕這銅像早就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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