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魯迅討厭胡適？
魯迅先生：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嘴裡喫得著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胡適：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有些什麼......
政見不同，人品上互相鄙視。
胡適力量柔弱的小時候，生活在一個親人之間互相傾軋的環境，覺得一張生氣的臉，沒有什麼用處，得不到溫暖和關注，只會受到他人的幸災樂禍。所以，他學會了凡事隱忍吞聲，盡量的不擺臉子，就像魯迅說的，肚裡都是刀兵武庫，也不叫你知道。
外表上，小事上，無疑他是很大度的；何況出門靠朋友，他又是年紀不大，就離家上學，學成了又作學者弄學問，這樣就養成了他愛幫助別人，對讀書的窮朋友，使錢毫不吝嗇的性格。
即使到了美國，以學霸的資質，得以留學一些名校，他見識的美國人，也是自由民主其表，富有同情心其裏，總是些漂亮的人物，似乎他們在胡適眼中，就代表了整個的英美世界及其趨向，連他們明擺著的罪惡的殖民行徑，都可以置之不問，問則怪我們自己「五鬼鬧中華」，活該受欺負。
當年的華人中，看見洋人實際上連精神都文明的很，從而民族自尊徹底崩潰的，何止一二，徐志摩不也是好例？他何嘗沒有過實業救國的大志向，可是被康河柔媚的波光雲影一泡，就成了一株乖順的小草，回到祖國的爛泥底裏，仍為之招搖。
我讀到過一篇豬仔船上的日記，中國的一個讀書人，傾慕洋人國度的文明富庶，跟隨我們的「豬仔」上船，成了事實上的奴隸，眼見洋主子怎樣用沸水龍頭，治理華人之間的打架，不用問，人羣統統燙傷到脫層皮，這位先生受著痛苦，還在痛罵的，是我們野蠻的華人，居然這麼愛打架，這麼樣的不文明，活該！
魯迅也是從小孤兒寡母，但他母親，他自身的地位，都比胡適高得多。他是長子長孫，母親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實際上也沒有個小老婆）不是填房。雖遭親戚欺負，從地位上說，還是有一點小利，若有要事輕易不受擺布。所以，他母子性格硬一點，有了痛是要叫的，受了氣會擺臉子，掉筆桿，不高興了要報復，像老舍說的，「魯迅會怒」。
作為文人，胡適的一些思想意識，和通常的紳士階級相近，「不生氣」是他品德上的驕傲，也就成了鄙視他人的理由，毋庸多疑，他對魯迅的「會怒」，是看不上的。
同樣，魯迅於中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討厭阿Q式的一種自欺欺人，殺他腦袋也還是沒骨頭的態度。他同樣不會看得上胡適同志的，有時不講是非的一團和氣吧。
再一個，魯迅，用陳獨秀的話說，這個老作家始終思想獨立，不受人擺布；而胡適，有點待價而沽（時而甘做御用文人）。「好向王侯賣廉恥」，誰叫胡這樣的「自由人士」，偏向著老蔣及其手下這類的屠夫，發一些幫兇言論呢？
政見的不同，茲不贅述。
文人相輕，另外魯迅和胡適政見不同思想不一。
魯迅是大天秤座的，
胡適是射手座的，
對於學問都是很激烈，爭論很多。
但是私交不差。
胡適是中間派，魯迅是激進派，兩個人有分歧和矛盾很正常吧。
Step.1
1891年12月17日末時，胡適在其母順弟悽厲地慘叫聲中，生於江蘇省松江府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胡適生後兩個月，其父胡傳被臺灣巡撫邵友濂調往臺灣；江蘇巡撫請免調，但沒有效果。光緒十九年，即1892年2月26日，胡適一家從上海及臺灣，搬去與胡傳一同居住。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臺灣也在備戰區域，恰介如四叔南來，胡傳便要其將家眷送往徽州故鄉。其後不久中日議和，許臺灣於日本，臺灣人民堅決抵抗。胡傳時在東臺辦後山的防務，與外界取不得任何聯繫，又被斷了餉源，而且已身患腳氣病，左腳幾乎已經不能動了，但礙於劉永福苦苦相留，不肯放行，思家心切的胡傳只好無奈作罷。待得六月二十五日，胡傳雙腳已完全不能動，劉才肯放行，可惜七月初三還是死在了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胡適語）
胡傳死後，寫了幾張遺囑，其中一條上說胡適天資聰穎，應叫他讀書。二十三歲的順弟緊從遺命，對胡適的教育極其嚴格。
胡適小時候不信鬼神，但極其喜歡孔子，後來因為看外甥家裡有個做工精美的祭孔的神龕，心下愛慕，便回家仿做了一套。順弟為了叫他多讀書，便放棄了她自小便信奉的鬼神說教，自給他備了一套用以供奉的香爐與桌子，讓他每逢初一十五便祭一次孔子。
順弟對胡適為人思想的影響是最為重要和關鍵的。沒到天亮，她便將胡適叫起來，令他自醒昨天做了什麼錯事，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並要他以後嚴加自律，時刻提醒自己。然後才把衣服給胡適，催他去上學。胡適因此也常常是最早到學堂的。胡適在《胡適四十自述》中的《在上海（一）》中說:「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因父親早故，順弟便不得不分飾胡適的父與母，「一個完全的人（胡適評價其母）」，自然而然也會成全另「一個完全的人」。
這或許也是造成我所認為的「少不讀胡適」的原因。
因其早年經歷，胡適鼓吹「整理國故」，而非全盤以「歐化為是」的新文化運動大潮，這造成了中國新青年知識分子對胡適（名義上國內的第一個博士）的強烈不滿，看上去是歷史悖論，但是歷史證明，也正是「整理國故」，明清了中國傳統社會與意識形態漸變發展不可割離的辯證關係。
研究民國歷史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青年一輩過度強調文藝理論的西化，而忽視對傳統文明的繼承，這就註定了，文化運動的薄弱基礎與先天上的不足；而老一輩則過度強調六朝駢文與唐宋散文的作用，堅決抵制新文化運動，這也就註定了，違背新的「兼容並包」的文化發展的趨勢，必將會被激烈的新生思想所包圍，並逐漸被蠶食甚至是被消解。
錢玄通之言，「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以及當時文壇上的科玄之爭，就是極為恰切的明證。
這也恰恰像是胡適與魯迅之間的矛盾——胡適認為中國文化唯有同西方兩相包容，除了少數封建陋疾，應當儘可能地保留傳統文明的優勢，中國社會才能更為健全的向縱深發展。而魯迅則注重「拿來主義」，雖然一定程度上也認為中西文明應當互補優缺點，但主要還是強調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發展的「絕對性」。
因此，魯迅成為了左翼作家的實際領袖，言論總是一針見血、鋒芒畢露，與任何政治黨派都合不來，都要鬥上一斗，而胡適卻從一開始就被歸為模糊的右翼作家的行列，儘管後來左右合流，但胡魯的矛盾卻一直在加深。
我之所以說「少不讀胡適，老不讀魯迅」的原因也正是在此。
Step2
光緒七年八月初三，即1881年9月25日，魯迅生於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新臺門周家。1892年，即入三味書屋從壽鏡吾讀書。
魯迅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封建禮教家庭，十二歲時祖父周介孚便因科場案下獄，其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因而少時的魯迅時遭鄉人的冷眼。1896年，其父過世，家境也日益艱難，同年，精神抱疾的魯迅只能在痛苦時將人生的諸多不幸用寫日記的形式宣洩出來。1897年，家族開會分周伯宜遺留不多的遺產，長子魯迅所分少且差，表示不願簽字，遭親裏長輩的斥責，倍感世態炎涼。
1898年4月，魯迅入南京水師學堂就學，次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期間閱讀了大量的新書，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1902年，公費赴日留學。
魯迅與胡適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巧妙的共性：都是在一個破落的舊禮教家庭出生，父親皆英年早逝，成長也都由母親一人操持；其次，二人都有留學的經歷。
民國初年，學術界內除了以胡適、魯迅、章士釗等為主要力量的新文化陣營以外，還有以林紓、嚴復等為首的學術桐城派。其實新文化陣營當中也不太平，尤以留學歸國的那一羣教授為重。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分別為以胡適為代表的英美派，以魯迅為代表的留日派。
實際上，歸國不久的魯迅對中國的未來不抱有任何希望，整天守在他的書屋中輯錄金石碑帖，整理古籍。後來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將《青年雜誌》從上海搬到北平，隨即便更其名為《新青年》，可是搬到北平的《新青年》沒人供稿，雜誌將至停刊，恰巧錢玄同出任雜誌同人，想起了同出章門的師兄周樹人，便隻身前往求稿。
魯迅本來閉門不見，卻拗不過錢玄同的堅持，只好將他請進屋去。他悲觀地對錢玄同說，「這中國好比一間鐵屋子，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裡面的人們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臨死的悲哀。而如果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倒使他們感到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
錢玄同放下朱安（魯迅原配夫人）沏的茶，站起來直視魯迅的雙眼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子的希望！」
錢玄同走後，魯迅對這句話思考了好幾個晚上，最後下定決心，重新出山。
1918年1月，魯迅遂參加《新青年》的改組工作，並任編委。同年五月，以魯迅為筆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
此外，魯迅在1918年7月的《我之節烈觀》中說，「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痛苦的昏迷和強暴。」可以看出，魯迅在與錢玄同對話以後，世界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在《新青年》時期，魯迅與胡適是同人，交往交流都比較多，據考，魯迅提到胡適的日記就有四十多篇，往來書信計有三十三篇。二人也經常互訪、飲酒、看戲以及互贈書籍，但因周氏兄弟失和以及魯迅逐漸脫離學院體制的原因，胡魯之間的關係便逐漸僵化了。
與其說胡適和魯迅是一對死對頭，倒不如說他們是一對天生的歡喜冤家。
他們之間的認同一般都在文學層面上，可魯迅似乎看不起胡適文學上的小聰明，其實胡適也沒有多少文學上的成就，除了《嘗試集》，這部像詩又不像詩的，總被後世詬病的新體詩歌。不過胡適總是稱讚魯迅在文學上的天賦，並對他的《域外小說集》做出了很高的評價。在胡適晚年的回憶中，依然念念不忘這部魯迅的初期著作所帶給他的震撼，「我們那時代一個《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豫才，是個大將。我們這班人不大十分作創作文學，只有魯迅喜歡弄創作的東西，他寫了許多《隨感錄》《雜感錄》，不過最重要他是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域外小說集》翻得實在比林琴南的小說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說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說。」
因此，撇開文學不論，因為胡適實在是沒有多少文學上的天分，他們的分歧應當過多的在於政治、思想以及學術觀點等方面的矛盾。
胡適在1923年做《&考證時》，講述了魯迅向他提供蒐集得到的吳承恩的許多資料，並轉錄在文中，在對「孫悟空」的來源的考證時，也多有魯迅的旁從指點，並在文中三次引述了魯迅的考證。不過胡適對魯迅近乎於咄咄逼人的「指點」異常反感，卻又不好意思明說。
胡適在學術上自視特別高，所以認為魯迅不算是個學者，頂多算是個半吊子。他在同時期的日記中寫道：「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是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張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人。」顯然，魯迅並不在他的學者之列。
魯迅也極討厭胡適軟弱的「儒生」風氣。在1925年3月29日《通訊》以及同年的10月30日《從鬍鬚說到牙齒》兩文中，批胡「躲進書齋去」、「救出自己」的論調。
1927年6月1日，魯迅又在《&譯者附記》中隱晦的批胡，「書齋危險」，並號召那些「於實社會實生活略有言動的青年」走出書齋，睜眼看社會，不要成為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獃子。（蔣進國《民國書報檢查制度與左右翼作家的河流》）
魯迅總認為胡適的思想不切合國家的實際。在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胡適攔住北大學生的去路時，就曾遭到魯迅的強烈不滿，認為胡適膽小怯懦，難成大事。
1959年胡適在臺北《自由中國》半月刊第20卷第六期發表了《容忍與自由》一文，文中總結了自己青年時期對待政治與人生的看法：「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
在胡適應蔣介石之命赴美出任大使以籌措抗日軍款的時候，曾拜訪過時已八十歲的史學老師白爾教授。白爾平生最重人類爭自由的歷史，便對胡適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在受學其間，胡適也深受白爾的影響，並一直驕傲於自己師出「白」門，在《自由主義》一文中，他強調「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
有趣的是，胡適一向認為中國的固步都是思想與制度的緣故，可是他在自由主義中卻不將思想與制度的奴隸性放入其中，而強調容忍的作用。
他甚至還說，「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方，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
更有言論說：「因為少數人要時常懷著『有朝一日權在手，殺盡異教方罷休』的心理，多數人也就不能不行『斬草除根』的算計了。」因此，容忍就是「和平改革」的意思。
其實胡適一生的救國觀點都是相互矛盾的，只有他的學術觀——科學的實驗論纔是固定的。
在革命時期，他一半的時間都在推崇「力行」而非「容忍」，另一半的時間卻又開始強調容忍比自由更為重要，為了容忍甚至可以「賣身求榮」。
抗日初期，他就堅信可以同日本人以「議和」的方式結束戰爭，以達求儘可能少的人民傷亡事件的發生。事實證明，胡適的觀點是錯誤的，所幸他最後還是擺脫了他的這一觀點的束縛，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的運動中。為了抗日，他甚至犧牲了自己「二十年不問政治」的誓言。
蔣光赤在《血祭》中批評了胡適的觀點，「倘若我們還講什麼和平，守什麼秩序，可憐的弱者啊，我們將永遠地——永遠地做奴隸！」
這也是胡適身為大無畏的青年救國戰士，卻在新中國成立後飽受人民詬病的原因之一。
歷史人物在某一歷史節點往往出現複雜的表現，這也當然是與時代宏觀大背景所息息相關的，「也與其性格和當時的微觀處境緊密相連。（王兆騫《民國清流》）」
與胡適不同的是，魯迅認為救國應當以「破」求「立」，從而實現「立」人與「立」國。
他激烈的文學筆法與思想熱浪，造成了他同各大政治團體的激烈衝突，毫不誇張地說，他對誰都不感冒，他和誰都能發起筆戰。
在這裡不得不提的一點是，魯迅雖為左翼作家聯盟的主席團成員（左聯不單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政治實踐性很強的文學團體，同時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但與左聯下轄的，直接由共產黨組合產生的創造社與太陽社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1914年，郭沫若受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指派，回國佔領文學制高點的地位，以便於向中國民間傳輸馬克思革命思想。但想佔領文藝制高點，是很困難的，首先就得要把魯迅從文壇領袖的地位拉拽下來。
自此，魯迅與郭沫若開始了一場從未見過面卻氣勢和影響力都最大的文壇世紀筆戰。
雙方的觀點差異實際上可以一言以蔽之：魯迅認為，革命文學是進步的現實主義，郭沫若則認為文學是武器，可以為了革命，犧牲現實主義。
近來民間對郭沫若人品的批評基本上都源於此，他飽受黨內詬病的原因主要也源於此。
魯迅也曾說他，「遠看是條狗，近看郭沫若」。
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魯迅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擊，但大戰都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絕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矛如何，郭對魯怎樣，好象我們只爭座位，鬥法寶......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旗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
乍一看，好像魯迅認同郭沫若，可是如果稍微有一點歷史常識的都知道，郭沫若曾罵魯迅為「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則說他為才子+流氓。
要想弄明白魯迅所指的郭的「國防文學」，就得先弄明白「國防文學」究竟指的是什麼。
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也就是抗戰初期，周揚、周立波分別發表文章，把前蘇聯「赤衛海陸軍文學同盟」1930年所倡導的「保衛文學」稱為「國防文學」，當時影響並不太大。1936年，為了適應新的形式，文學藝術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國內便興起了以「國防」為開頭的各種形式的口號，影響力越來越大。儘管初衷是好，可是「國防文學」的宗教主義與教條主義的風氣越來越重，對文學的發展與民眾啟發的作用也越來越小，甚至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
根據魯迅的觀點，他認為國防文學是指「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周揚本身對門戶之見或所謂的「宗派主義」成見很深，不能容忍反對意見或遲疑的態度。魯迅雖然不反對國防文學，卻也不贊同周揚的過度的教條的文學態度，阻礙文學的發展。
在得到矛盾等人支持以後，1936年中期，魯迅和胡風另行推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形成「兩個口號」的論爭，左翼作家聯盟因而分裂。
可是郭沫若反對魯迅的觀點，他認為「國防文學」口號提出最早，理論正確，已經有了廣泛的羣眾基礎，因而在它之外另立門戶，是不妥當也是不正確的，是自己自動脫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錯誤行為。
艾思奇在《新的形式和文學的任務》中說，「凡是有才能的作者，在世界觀上即使有種種不同，在反映現實上，多少有值得重視的地方。文學的事業不單單是最前進的作品才能推動，就是比較落後的作者，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成為這一任務的承擔者。」以支持魯迅所認為的兩個觀點可以共存，可以互為補充。
艾思奇最後還公開質疑郭沫若——沒有正確的世界觀的人，你讓不讓他存在。
郭沫若回答，「在我們，舊式的史觀正在加緊被人傳播，能夠不為先入之見，巴爾扎克那樣的天才的文學作品，才能得到宣揚。一般的人不要以之為先例。（郭沫若《我對國防文學的意見》）」
隨後，論戰進一步發酵，甚至到了扣魯迅「破壞抗日」的帽子的程度上了。就連與魯迅相反陣營的，創造社出身的茅盾都看不下去了，提倡起了創作自由，「就是思想比較落後的作者，也應當是之能夠為國防文學效力。（茅盾《論國防文學的口號》）」
郭沫若繼而將筆鋒轉向同陣營的茅盾，「我對茅盾先生『創作自由』的口號，我還是認為不提出的好......這個運動一種負號的結果，該運動的意義就會失去一大半的。（郭沫若《萸苗的檢閱》）」
和郭沫若同一陣線的馮乃超也寫文（《藝術與生活》）批魯說：「魯迅這位老先生——若許我們用文字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中落伍者的悲哀，無聊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好在他不效L.Tolstoy變作卑劣的說教人。」
《創造月刊》上《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也說魯，「我們抱了絕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見那勇敢的來將的花臉。我們想像最先跳出來的如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學什麼鳥文學的教授與名人，必定是在這一類人的影響下少年老成的末將，看呀，啊呀，這卻有點奇怪！這位鬍子先生倒是我們中國的Don Quixote（璫吉可德——唐吉可德原音譯）——璫魯迅！」
魯迅死後，毛澤東指出，「魯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國的方向」，共青中央也接連發了四篇祭奠魯迅的文章，令人感到巨大反差的是，郭沫若以及當初批魯批的最兇的一羣人，卻含著感激的淚水，將魯迅推上神壇，並改變了他們一貫以看「狗」的眼光看他，並評價其「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劃時代的文藝作家，是實事求是的歷史學家，是以身作則的教育家，是渴望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者。」
此後，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被活生生的弄成了一塊冷硬的政治磚頭，就連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本意是在給自己身患重疾的兒子看病時，想起了《左傳·哀公六年》的故事，「然而不少人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故意拔高，以政治浪漫派的解讀，說『俯首甘為孺子牛』是甘為人民大眾為牛的精神。結果，能將一個活生生的情感的豐富的魯迅，變成只有金剛怒目的冷冰冰的政治磚頭。（王兆騫《民國清流》）」
Step.3
民國的時代，是一羣人從山崩地裂般的災難中突圍的時代。那一代的知識分子，集體衝擊著獨裁者的屠場與煉獄。
其中最為代表的，便是魯迅與胡適。
魯迅思想激烈，字字見血，「從來如此，便對嗎？！」，這一句振聾發聵的聲音，激起了多少青年人萌櫱並隨之迅速發展的革命思想。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這；弱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魯迅《華蓋集·雜感》）」
「猛獸是單獨的，牛羊則結對；野牛的大隊，就會排角成城以御強敵了，但拉開一匹，定指能哞哞地叫。人民與牛馬同流，——此就中國而言，夷人別有分類法雲，——治之之道，自然應該禁止集合：這方法是對的。《春末閑談》」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救救孩子！《吶喊》」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樑。《華蓋集》」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然看到微茫的希望，真正的勇士將奮然而行。《紀念劉和珍君》」
我不知道你們在看魯迅時是怎樣一種想法與心情，總之，在我看過先生的雜文集與小說以後，對周遭的「以金錢娛樂為揮霍享受」的生活嗤之以鼻，甚至感到反感，卻又無可奈何。
為什麼老不讀魯迅，原因就是在此。
人在老年時因為沒有什麼可以休閑娛樂的事情，可以自我與自我探討的時間自然多於青壯年時期。
他會讓你恨社會上的弊陋和病態，他會讓你無限放大這些弊陋與病態，卻又無可奈何。
他會讓你恨年輕的自己不作為，沒本事。
他會讓你覺得過去枯燥乏味，沒有做過任何一件壯麗的事，而又恨自己現在體弱多病，無能為力。
胡適就不同，找不到幾句振聾發聵的，激人奮進的名句。
他的思想大多為師從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所探求的自然也多是「人生有何意義」這一類範圍特別大的學術問題。
他會讓你產生一種感覺自己「高人一等」的世界觀，感覺自己是個「完人」，是個有思想的愛國戰士，他會使你與現實的生活產生脫節的現象。
你或許會成為一個在鄰人眼中的笑話，也或許會受人敬仰。
如果你未來做不出什麼成就，人家是會把你當成個只會說大話的人的。
他會讓年紀輕輕的你，感到痛苦。
Step.4
當一個或多個極具辨識度的人物出現在歷史大幕的時候，其實往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整體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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