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鲁迅讨厌胡适？
鲁迅先生：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著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嘴里吃得著肉，心里还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胡适：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有些什么......
政见不同，人品上互相鄙视。
胡适力量柔弱的小时候，生活在一个亲人之间互相倾轧的环境，觉得一张生气的脸，没有什么用处，得不到温暖和关注，只会受到他人的幸灾乐祸。所以，他学会了凡事隐忍吞声，尽量的不摆脸子，就像鲁迅说的，肚里都是刀兵武库，也不叫你知道。
外表上，小事上，无疑他是很大度的；何况出门靠朋友，他又是年纪不大，就离家上学，学成了又作学者弄学问，这样就养成了他爱帮助别人，对读书的穷朋友，使钱毫不吝啬的性格。
即使到了美国，以学霸的资质，得以留学一些名校，他见识的美国人，也是自由民主其表，富有同情心其里，总是些漂亮的人物，似乎他们在胡适眼中，就代表了整个的英美世界及其趋向，连他们明摆著的罪恶的殖民行径，都可以置之不问，问则怪我们自己「五鬼闹中华」，活该受欺负。
当年的华人中，看见洋人实际上连精神都文明的很，从而民族自尊彻底崩溃的，何止一二，徐志摩不也是好例？他何尝没有过实业救国的大志向，可是被康河柔媚的波光云影一泡，就成了一株乖顺的小草，回到祖国的烂泥底里，仍为之招摇。
我读到过一篇猪仔船上的日记，中国的一个读书人，倾慕洋人国度的文明富庶，跟随我们的「猪仔」上船，成了事实上的奴隶，眼见洋主子怎样用沸水龙头，治理华人之间的打架，不用问，人群统统烫伤到脱层皮，这位先生受著痛苦，还在痛骂的，是我们野蛮的华人，居然这么爱打架，这么样的不文明，活该！
鲁迅也是从小孤儿寡母，但他母亲，他自身的地位，都比胡适高得多。他是长子长孙，母亲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实际上也没有个小老婆）不是填房。虽遭亲戚欺负，从地位上说，还是有一点小利，若有要事轻易不受摆布。所以，他母子性格硬一点，有了痛是要叫的，受了气会摆脸子，掉笔杆，不高兴了要报复，像老舍说的，「鲁迅会怒」。
作为文人，胡适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通常的绅士阶级相近，「不生气」是他品德上的骄傲，也就成了鄙视他人的理由，毋庸多疑，他对鲁迅的「会怒」，是看不上的。
同样，鲁迅于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讨厌阿Q式的一种自欺欺人，杀他脑袋也还是没骨头的态度。他同样不会看得上胡适同志的，有时不讲是非的一团和气吧。
再一个，鲁迅，用陈独秀的话说，这个老作家始终思想独立，不受人摆布；而胡适，有点待价而沽（时而甘做御用文人）。「好向王侯卖廉耻」，谁叫胡这样的「自由人士」，偏向著老蒋及其手下这类的屠夫，发一些帮凶言论呢？
政见的不同，兹不赘述。
文人相轻，另外鲁迅和胡适政见不同思想不一。
鲁迅是大天秤座的，
胡适是射手座的，
对于学问都是很激烈，争论很多。
但是私交不差。
胡适是中间派，鲁迅是激进派，两个人有分歧和矛盾很正常吧。
Step.1
1891年12月17日末时，胡适在其母顺弟凄厉地惨叫声中，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胡适生后两个月，其父胡传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江苏巡抚请免调，但没有效果。光绪十九年，即1892年2月26日，胡适一家从上海及台湾，搬去与胡传一同居住。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台湾也在备战区域，恰介如四叔南来，胡传便要其将家眷送往徽州故乡。其后不久中日议和，许台湾于日本，台湾人民坚决抵抗。胡传时在东台办后山的防务，与外界取不得任何联系，又被断了饷源，而且已身患脚气病，左脚几乎已经不能动了，但碍于刘永福苦苦相留，不肯放行，思家心切的胡传只好无奈作罢。待得六月二十五日，胡传双脚已完全不能动，刘才肯放行，可惜七月初三还是死在了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胡适语）
胡传死后，写了几张遗嘱，其中一条上说胡适天资聪颖，应叫他读书。二十三岁的顺弟紧从遗命，对胡适的教育极其严格。
胡适小时候不信鬼神，但极其喜欢孔子，后来因为看外甥家里有个做工精美的祭孔的神龛，心下爱慕，便回家仿做了一套。顺弟为了叫他多读书，便放弃了她自小便信奉的鬼神说教，自给他备了一套用以供奉的香炉与桌子，让他每逢初一十五便祭一次孔子。
顺弟对胡适为人思想的影响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没到天亮，她便将胡适叫起来，令他自醒昨天做了什么错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并要他以后严加自律，时刻提醒自己。然后才把衣服给胡适，催他去上学。胡适因此也常常是最早到学堂的。胡适在《胡适四十自述》中的《在上海（一）》中说:「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因父亲早故，顺弟便不得不分饰胡适的父与母，「一个完全的人（胡适评价其母）」，自然而然也会成全另「一个完全的人」。
这或许也是造成我所认为的「少不读胡适」的原因。
因其早年经历，胡适鼓吹「整理国故」，而非全盘以「欧化为是」的新文化运动大潮，这造成了中国新青年知识分子对胡适（名义上国内的第一个博士）的强烈不满，看上去是历史悖论，但是历史证明，也正是「整理国故」，明清了中国传统社会与意识形态渐变发展不可割离的辩证关系。
研究民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青年一辈过度强调文艺理论的西化，而忽视对传统文明的继承，这就注定了，文化运动的薄弱基础与先天上的不足；而老一辈则过度强调六朝骈文与唐宋散文的作用，坚决抵制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注定了，违背新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发展的趋势，必将会被激烈的新生思想所包围，并逐渐被蚕食甚至是被消解。
钱玄通之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以及当时文坛上的科玄之争，就是极为恰切的明证。
这也恰恰像是胡适与鲁迅之间的矛盾——胡适认为中国文化唯有同西方两相包容，除了少数封建陋疾，应当尽可能地保留传统文明的优势，中国社会才能更为健全的向纵深发展。而鲁迅则注重「拿来主义」，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认为中西文明应当互补优缺点，但主要还是强调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绝对性」。
因此，鲁迅成为了左翼作家的实际领袖，言论总是一针见血、锋芒毕露，与任何政治党派都合不来，都要斗上一斗，而胡适却从一开始就被归为模糊的右翼作家的行列，尽管后来左右合流，但胡鲁的矛盾却一直在加深。
我之所以说「少不读胡适，老不读鲁迅」的原因也正是在此。
Step2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即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1892年，即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
鲁迅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礼教家庭，十二岁时祖父周介孚便因科场案下狱，其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因而少时的鲁迅时遭乡人的冷眼。1896年，其父过世，家境也日益艰难，同年，精神抱疾的鲁迅只能在痛苦时将人生的诸多不幸用写日记的形式宣泄出来。1897年，家族开会分周伯宜遗留不多的遗产，长子鲁迅所分少且差，表示不愿签字，遭亲里长辈的斥责，倍感世态炎凉。
1898年4月，鲁迅入南京水师学堂就学，次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1902年，公费赴日留学。
鲁迅与胡适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巧妙的共性：都是在一个破落的旧礼教家庭出生，父亲皆英年早逝，成长也都由母亲一人操持；其次，二人都有留学的经历。
民国初年，学术界内除了以胡适、鲁迅、章士钊等为主要力量的新文化阵营以外，还有以林纾、严复等为首的学术桐城派。其实新文化阵营当中也不太平，尤以留学归国的那一群教授为重。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分别为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派，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派。
实际上，归国不久的鲁迅对中国的未来不抱有任何希望，整天守在他的书屋中辑录金石碑帖，整理古籍。后来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将《青年杂志》从上海搬到北平，随即便更其名为《新青年》，可是搬到北平的《新青年》没人供稿，杂志将至停刊，恰巧钱玄同出任杂志同人，想起了同出章门的师兄周树人，便只身前往求稿。
鲁迅本来闭门不见，却拗不过钱玄同的坚持，只好将他请进屋去。他悲观地对钱玄同说，「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放下朱安（鲁迅原配夫人）沏的茶，站起来直视鲁迅的双眼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钱玄同走后，鲁迅对这句话思考了好几个晚上，最后下定决心，重新出山。
1918年1月，鲁迅遂参加《新青年》的改组工作，并任编委。同年五月，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此外，鲁迅在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中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可以看出，鲁迅在与钱玄同对话以后，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新青年》时期，鲁迅与胡适是同人，交往交流都比较多，据考，鲁迅提到胡适的日记就有四十多篇，往来书信计有三十三篇。二人也经常互访、饮酒、看戏以及互赠书籍，但因周氏兄弟失和以及鲁迅逐渐脱离学院体制的原因，胡鲁之间的关系便逐渐僵化了。
与其说胡适和鲁迅是一对死对头，倒不如说他们是一对天生的欢喜冤家。
他们之间的认同一般都在文学层面上，可鲁迅似乎看不起胡适文学上的小聪明，其实胡适也没有多少文学上的成就，除了《尝试集》，这部像诗又不像诗的，总被后世诟病的新体诗歌。不过胡适总是称赞鲁迅在文学上的天赋，并对他的《域外小说集》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在胡适晚年的回忆中，依然念念不忘这部鲁迅的初期著作所带给他的震撼，「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豫才，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
因此，撇开文学不论，因为胡适实在是没有多少文学上的天分，他们的分歧应当过多的在于政治、思想以及学术观点等方面的矛盾。
胡适在1923年做《&考证时》，讲述了鲁迅向他提供搜集得到的吴承恩的许多资料，并转录在文中，在对「孙悟空」的来源的考证时，也多有鲁迅的旁从指点，并在文中三次引述了鲁迅的考证。不过胡适对鲁迅近乎于咄咄逼人的「指点」异常反感，却又不好意思明说。
胡适在学术上自视特别高，所以认为鲁迅不算是个学者，顶多算是个半吊子。他在同时期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人。」显然，鲁迅并不在他的学者之列。
鲁迅也极讨厌胡适软弱的「儒生」风气。在1925年3月29日《通讯》以及同年的10月30日《从胡须说到牙齿》两文中，批胡「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的论调。
1927年6月1日，鲁迅又在《&译者附记》中隐晦的批胡，「书斋危险」，并号召那些「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走出书斋，睁眼看社会，不要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蒋进国《民国书报检查制度与左右翼作家的河流》）
鲁迅总认为胡适的思想不切合国家的实际。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拦住北大学生的去路时，就曾遭到鲁迅的强烈不满，认为胡适胆小怯懦，难成大事。
1959年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20卷第六期发表了《容忍与自由》一文，文中总结了自己青年时期对待政治与人生的看法：「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在胡适应蒋介石之命赴美出任大使以筹措抗日军款的时候，曾拜访过时已八十岁的史学老师白尔教授。白尔平生最重人类争自由的历史，便对胡适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在受学其间，胡适也深受白尔的影响，并一直骄傲于自己师出「白」门，在《自由主义》一文中，他强调「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有趣的是，胡适一向认为中国的固步都是思想与制度的缘故，可是他在自由主义中却不将思想与制度的奴隶性放入其中，而强调容忍的作用。
他甚至还说，「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方，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
更有言论说：「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著『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因此，容忍就是「和平改革」的意思。
其实胡适一生的救国观点都是相互矛盾的，只有他的学术观——科学的实验论才是固定的。
在革命时期，他一半的时间都在推崇「力行」而非「容忍」，另一半的时间却又开始强调容忍比自由更为重要，为了容忍甚至可以「卖身求荣」。
抗日初期，他就坚信可以同日本人以「议和」的方式结束战争，以达求尽可能少的人民伤亡事件的发生。事实证明，胡适的观点是错误的，所幸他最后还是摆脱了他的这一观点的束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为了抗日，他甚至牺牲了自己「二十年不问政治」的誓言。
蒋光赤在《血祭》中批评了胡适的观点，「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这也是胡适身为大无畏的青年救国战士，却在新中国成立后饱受人民诟病的原因之一。
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往往出现复杂的表现，这也当然是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所息息相关的，「也与其性格和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王兆骞《民国清流》）」
与胡适不同的是，鲁迅认为救国应当以「破」求「立」，从而实现「立」人与「立」国。
他激烈的文学笔法与思想热浪，造成了他同各大政治团体的激烈冲突，毫不夸张地说，他对谁都不感冒，他和谁都能发起笔战。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鲁迅虽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主席团成员（左联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政治实践性很强的文学团体，同时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但与左联下辖的，直接由共产党组合产生的创造社与太阳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1914年，郭沫若受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派，回国占领文学制高点的地位，以便于向中国民间传输马克思革命思想。但想占领文艺制高点，是很困难的，首先就得要把鲁迅从文坛领袖的地位拉拽下来。
自此，鲁迅与郭沫若开始了一场从未见过面却气势和影响力都最大的文坛世纪笔战。
双方的观点差异实际上可以一言以蔽之：鲁迅认为，革命文学是进步的现实主义，郭沫若则认为文学是武器，可以为了革命，牺牲现实主义。
近来民间对郭沫若人品的批评基本上都源于此，他饱受党内诟病的原因主要也源于此。
鲁迅也曾说他，「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
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说，「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击，但大战都却都为著同一的目标，绝不日夜记著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矛如何，郭对鲁怎样，好象我们只争座位，斗法宝......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旗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
乍一看，好像鲁迅认同郭沫若，可是如果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郭沫若曾骂鲁迅为「不得志的法西斯」，鲁迅则说他为才子+流氓。
要想弄明白鲁迅所指的郭的「国防文学」，就得先弄明白「国防文学」究竟指的是什么。
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也就是抗战初期，周扬、周立波分别发表文章，把前苏联「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1930年所倡导的「保卫文学」称为「国防文学」，当时影响并不太大。1936年，为了适应新的形式，文学艺术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国内便兴起了以「国防」为开头的各种形式的口号，影响力越来越大。尽管初衷是好，可是「国防文学」的宗教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风气越来越重，对文学的发展与民众启发的作用也越来越小，甚至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根据鲁迅的观点，他认为国防文学是指「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周扬本身对门户之见或所谓的「宗派主义」成见很深，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或迟疑的态度。鲁迅虽然不反对国防文学，却也不赞同周扬的过度的教条的文学态度，阻碍文学的发展。
在得到矛盾等人支持以后，1936年中期，鲁迅和胡风另行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形成「两个口号」的论争，左翼作家联盟因而分裂。
可是郭沫若反对鲁迅的观点，他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在它之外另立门户，是不妥当也是不正确的，是自己自动脱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行为。
艾思奇在《新的形式和文学的任务》中说，「凡是有才能的作者，在世界观上即使有种种不同，在反映现实上，多少有值得重视的地方。文学的事业不单单是最前进的作品才能推动，就是比较落后的作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这一任务的承担者。」以支持鲁迅所认为的两个观点可以共存，可以互为补充。
艾思奇最后还公开质疑郭沫若——没有正确的世界观的人，你让不让他存在。
郭沫若回答，「在我们，旧式的史观正在加紧被人传播，能够不为先入之见，巴尔扎克那样的天才的文学作品，才能得到宣扬。一般的人不要以之为先例。（郭沫若《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
随后，论战进一步发酵，甚至到了扣鲁迅「破坏抗日」的帽子的程度上了。就连与鲁迅相反阵营的，创造社出身的茅盾都看不下去了，提倡起了创作自由，「就是思想比较落后的作者，也应当是之能够为国防文学效力。（茅盾《论国防文学的口号》）」
郭沫若继而将笔锋转向同阵营的茅盾，「我对茅盾先生『创作自由』的口号，我还是认为不提出的好......这个运动一种负号的结果，该运动的意义就会失去一大半的。（郭沫若《萸苗的检阅》）」
和郭沫若同一阵线的冯乃超也写文（《艺术与生活》）批鲁说：「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们用文字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劣的说教人。」
《创造月刊》上《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也说鲁，「我们抱了绝大的好奇心在等待拜见那勇敢的来将的花脸。我们想像最先跳出来的如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学什么鸟文学的教授与名人，必定是在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少年老成的末将，看呀，啊呀，这却有点奇怪！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珰吉可德——唐吉可德原音译）——珰鲁迅！」
鲁迅死后，毛泽东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新中国的方向」，共青中央也接连发了四篇祭奠鲁迅的文章，令人感到巨大反差的是，郭沫若以及当初批鲁批的最凶的一群人，却含著感激的泪水，将鲁迅推上神坛，并改变了他们一贯以看「狗」的眼光看他，并评价其「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此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被活生生的弄成了一块冷硬的政治砖头，就连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本意是在给自己身患重疾的儿子看病时，想起了《左传·哀公六年》的故事，「然而不少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故意拔高，以政治浪漫派的解读，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是甘为人民大众为牛的精神。结果，能将一个活生生的情感的丰富的鲁迅，变成只有金刚怒目的冷冰冰的政治砖头。（王兆骞《民国清流》）」
Step.3
民国的时代，是一群人从山崩地裂般的灾难中突围的时代。那一代的知识分子，集体冲击著独裁者的屠场与炼狱。
其中最为代表的，便是鲁迅与胡适。
鲁迅思想激烈，字字见血，「从来如此，便对吗？！」，这一句振聋发聩的声音，激起了多少青年人萌蘖并随之迅速发展的革命思想。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这；弱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鲁迅《华盖集·杂感》）」
「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对；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指能哞哞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春末闲谈》」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救救孩子！《呐喊》」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华盖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然看到微茫的希望，真正的勇士将奋然而行。《纪念刘和珍君》」
我不知道你们在看鲁迅时是怎样一种想法与心情，总之，在我看过先生的杂文集与小说以后，对周遭的「以金钱娱乐为挥霍享受」的生活嗤之以鼻，甚至感到反感，却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老不读鲁迅，原因就是在此。
人在老年时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休闲娱乐的事情，可以自我与自我探讨的时间自然多于青壮年时期。
他会让你恨社会上的弊陋和病态，他会让你无限放大这些弊陋与病态，却又无可奈何。
他会让你恨年轻的自己不作为，没本事。
他会让你觉得过去枯燥乏味，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壮丽的事，而又恨自己现在体弱多病，无能为力。
胡适就不同，找不到几句振聋发聩的，激人奋进的名句。
他的思想大多为师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所探求的自然也多是「人生有何意义」这一类范围特别大的学术问题。
他会让你产生一种感觉自己「高人一等」的世界观，感觉自己是个「完人」，是个有思想的爱国战士，他会使你与现实的生活产生脱节的现象。
你或许会成为一个在邻人眼中的笑话，也或许会受人敬仰。
如果你未来做不出什么成就，人家是会把你当成个只会说大话的人的。
他会让年纪轻轻的你，感到痛苦。
Step.4
当一个或多个极具辨识度的人物出现在历史大幕的时候，其实往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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