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和周汝昌先生都是乾隆娣景仰的文化大咖。

乾隆娣用「和而不同」、「捨本逐末」二詞來回答這個問題。

所謂「和而不同」說的是方法論。

1921年胡適先生出版《紅樓夢考證》，1953年周汝昌先生髮表《紅樓夢新證》，兩部紅學論著在方法論上都是考證。這是「和」。胡先生是紅學研究「考證派」宗師，周先生承其衣缽，將「《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說「科考」到極至。早在1948年周汝昌先生髮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時，胡適先生就寫信給周汝昌先生表達自己的不同觀點。二者的分歧已經開始了。但是為了鼓勵周汝昌先生的紅學考證，胡適先生把自己珍藏的「海內孤品」《甲戌本石頭記》（《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鄭重借給周汝昌先生做研究參考。

乾隆娣以為，對《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作者生卒年代等做考證是必要的。不瞭解時代背景，不瞭解創作動機等很難準確地解讀作品本身。但是過度地考證，甚至拋開《紅樓夢》這部鉅著的文學屬性而做歷史地解讀，乾隆娣竊以為是「捨本逐末」了。[來看我]

考證小說，是胡適整理國故的重要事業。胡適考證《紅樓夢》，費盡了心力，1921年，他以《紅樓夢考證》一文開創了紅學研究的新時代，得出《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傳」結論。在胡適引領下，1922年，其弟子俞平伯完成《紅樓夢辯》的學術名著，終於形成了以胡適為開山祖師的「新紅學」。「新紅學」以可靠材料推翻了舊紅學一百多年來所謂「明珠家事說」、「排滿說」等學說。周汝昌，新中國紅學研究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堪稱當代「紅學泰斗」。周汝昌的紅學研究，直接與胡適有關。1947年，周汝昌就讀燕京大學，一直進行《紅樓夢》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在亞東版《紅樓夢》卷首讀到胡適的一篇考證文章，其中有敦誠和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摯友的新論說，來信囑託周汝昌到燕大圖書館查證。周汝昌查遍燕大圖書館，終於在敦敏詩集中發現了那首《詠芹詩》，周汝昌遂將這一發現揮筆成文，在《天津民國日報》副刊上發表。看到文章的胡適，當即複信給周汝昌，自此，胡適與周汝昌書信不斷，切磋討論《紅樓夢》，成了精神上的忘年交。胡適曾給他7封書信，除1封遺失外，另外6封都在前幾年公之於眾。除周汝昌外，作家劉心武2005年應約央視《百家講壇》開講《劉心武揭祕紅樓夢》、臺灣學者蔣勛講紅樓，厚厚8大本，均受胡適考證派的影響。《紅樓夢考證》影響巨大，思想可以爭辯，意義難以抹殺。

其實，胡適和周汝昌根本就不懂《紅樓夢》！

胡適的考證曹雪芹約1715年5月28日—約1763年2月12日。曹雪芹是在20歲左右開始寫《紅樓夢》。周汝昌的考證，他認為曹雪芹是在1724年生，（甲戌本於1754年發表，寫了10年，那麼理應在1744年左右開始寫）從而推斷作者也是在22歲左右寫《紅樓夢》的！若按胡適的考證，曹雪芹是在1735年前後開始寫《紅樓夢》的。那麼周汝昌考證的這個「曹雪芹」，在1735年此時應該才11歲，這是非常荒唐的。曹雪芹和周汝昌之間，必有一個是滿嘴跑火車之徒，或者乾脆兩個都是。

「曹雪芹，乃江寧曹家子孫」的這一斷論，根本就不成立，不屑一駁！請拿出曹雪芹的證據，不是曹寅的證據。所以《紅樓夢考證》和《紅樓夢新證》不屑一看，不屑一駁！既然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曹雪芹」和「江寧曹家」之間有血緣關係，那麼這

個「曹雪芹」就必須立即跟「江寧曹家」劃清界線！

世上還是有正直的人。這是胥惠民先生對周汝昌的評價：「對曹雪芹的原文亂加改動，不懂裝懂，破壞《紅樓夢》的有機結構。是新紅學派中毒害青年的人物之一」。周汝昌靠〈紅樓夢〉混了一輩子，一會說賈寶玉就是曹雪芹，一會說脂硯齋就是曹雪芹老婆。他的胡說八道迷惑了不少讀者。這種〈紅樓夢〉專家有屁用？

胡適的「胡說」時代早已終結！只有和江寧曹家徹底決裂，才能真正走上紅學的正軌。如果還執迷不悟，到頭來必然還是破綻百出、白白浪費精力。只因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一頂破草帽，蓋來蓋去，也不可能蓋住所有的漏洞！

紅樓夢三大鐵證，分別是乾隆的「清二十五寶」和大觀園就是「圓明園」、「乾隆兒子的名字」三大完整證據鏈。「只有真金纔是不怕火的」！紅樓夢作者是康熙之孫！胤禵之子：愛新覺羅·弘暟！1759年1月28日 乾隆23年戊寅12月30辰時。（死於壬午日除夕。）紅樓夢作者弘暟淚盡逝世，終年52歲。乾隆親堂弟！

首先我要請看到我文章的人多海涵。本人學疏，純粹的表達自己的愚見。同時也希望有相同愛好的同仁們批評斧正。

胡適和周汝昌都是紅學大家。應該說各有著重。還真不是我這樣的人應該評論的。因為咱真的不夠資格。所以評論也是為了完成頭條佈置的作業。下面是我的回答:

我覺得胡適先生研究紅學更接近於研究紅樓夢出臺的歷史`背景`事件。而周汝昌先生則更側重於研究紅樓夢的文學價值。我個人更傾向於周汝昌先生。一部好書（小說）的創作無論如何都會脫離一部分現實而加入藝術創作，否則就不是小說而是歷史。對文學的評價更應該從文學的角度去研究它的價值而不是去刨根書的作者和歷史事件。我覺得這本身就脫離了研究紅學的方向。確切的說也根本沒意義。糾結於書中之外的故事，純粹是閑的。

僅以此二人論，不考慮別的任何問題，偏於胡適。

我是普通人，普通作家，普通紅樓夢研讀者，所以，我對胡適之先生和周汝昌先生，有高山仰止之情。對詆毀大師者無話可說。

胡適算開個新頭兒，大膽假設。周汝昌纔是系統研究。

紅學研究第一人，

筆耕不輟六十春。

癡迷傻勁憑誰比，

意重情深曹雪芹。

夢裡瞽聾永不悔，

紅樓新證里程文。

明年再祭骯髒漢，

有幸相逢訴魄魂。

周先生2013年去世，恰逢曹雪芹去世250年。文天祥有詩句「骯髒到底方是漢，娉婷更欲向何人。」

胡適之先生髮現了脂批甲戍本石頭記並作考證，後來雖未作全面深入專職研究，但他開闢了紅學研究的新紀元。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奠定了紅學研究的基礎，且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紅學事業，稱得上紅學泰斗！

胡適也是考證派研究，分歧是周汝昌與馮其庸

離佛學談紅樓毫無意義浪費時間，小說得其大旨即可，考證幹嘛。另，胡適是個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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