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豐：大國制衡行為：爭論與進展

內容提要：

單極國際格局使均勢理論的核心議題發生轉變，即由一種傳統上研究均勢狀態的國際政治理論，轉向一種研究制衡行為的外交政策理論。本文旨在考察圍繞制衡行為展開的學術討論，梳理並評析競爭性的理論解釋。從既有研究側重的角度來看，有關制衡行為的解釋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研究制衡行為生成，權力制衡論、威脅制衡論和利益制衡論分別為三種代表性理論；其二是研究制衡行為缺位，分別有權力差距、集體行動、國內政治、規範和認同論等解釋。總體看來，對於這一普遍現象，大多數研究路徑給出了特定性解釋。盡管對特定案例的解釋有助於理解普遍現象，但是，只有找到具有普遍性的變量和因果關系，才能發展出一種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均勢理論是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最核心的內容之一，甚至被認為是唯一的國際政治理論。由於國際關系理論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均勢理論也不斷發展，在不同的國際格局和時代背景之下，爭論的主題存在差異。近年來，圍繞均勢理論的基本命題，國內外學術界對其展開了批判、修正和辯護，產生了許多研究成果。從這些討論看，圍繞均勢理論的爭論是冷戰後國際關系理論論爭的一個重要領域，而單極體系和美國霸權又使這些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其中既涉及均勢理論命題，也關繫到這些命題的政策意義。本文試圖梳理冷戰後圍繞均勢理論展開的爭論，尤其是有關大國制衡行為的研究，力圖分析現有研究的成就與不足，為進一步的研究確定基點和突破口。

一、單極體系與均勢理論的“問題轉移”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極”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極的數量決定了某個國際體系的基本格局，也影響國際關系的基本特徵。對於冷戰後國際結構基本特徵的判斷，中外學術界曾有激烈的爭論和分歧，出現了“單極”、“多極”、“一超多強”、“多極化”等多種代表性觀點。其中，有的判斷基於客觀事實，有的觀點則預測未來趨勢。在國際關系領域，極的判斷主要依據體系中的實力分佈狀況。在冷戰結束之初，依據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主要實力維度，美國擁有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全面優勢。近20年來，盡管國際體系的實力分佈狀況發生了顯著變化，但美國並沒有喪失優勢地位，其他大國也還不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與意願。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國際政治學者傾向於從學理角度，對單極這種特殊的體系狀態進行理論化，探討其對國家互動模式和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

傳統的均勢理論認為，當面對體系霸權國或潛在霸權國時，其他大國將採取制衡行為來恢復或維持均勢。制衡行為可以是外部的（比如結盟），也可以是內部的（比如軍備競賽），即通常所說的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現實表明，面對美國的超強權力，其他大國並沒有像傳統均勢理論預測的那樣，對美國採取典型的制衡行為。在單極體系下，大國行為呈現出明顯的多樣性，旁觀、推諉、躲避以及追隨等非制衡行為表現得更顯著。盡管在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單邊主義最為盛行的情況下，其他大國表現出相當強的對美製衡意願，但其並未轉化為傳統意義上的制衡行為。相反，更多學者討論的是“有限的軍備建設、特定的合作演習，或在區域和國際機構中的協調”等所謂的“軟制衡”行為。這意味着，現實發展與理論預測之間脫節了。從這個意義上看，冷戰後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變化，莫過於美國上升為體系中的主導國，而其他大國難以對其構成有效的制衡。這一現實對大國關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主導國與其他大國的行為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仍然是理解當今國際政治的核心。

由於均勢理論探討的核心是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與互動，單極結構必然會挑戰均勢理論的這一基本命題。這是因為，關於均勢討論的傳統主題是，在多極或兩極的狀態下，體系大國如何防範一個潛在的霸權國以維持體系均勢。然而，冷戰後的特殊性在於，蘇聯的突然解體立即賦予了美國全球霸主地位，其他大國還沒有來得及去防範一個潛在霸權國，就面臨如何與一個實際霸權國共處的問題。在當前的國際結構下，由於國際權力分佈極不平衡，爭論的核心已不再是如何維持既有的均勢狀態，而是如何改變體系的失衡狀況。因此，冷戰結束之後，均勢理論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發生了轉化，即在單極狀態下失衡的權力結構如何回歸平衡狀態，其中，如何應對美國霸權成為均勢理論的焦點。在這種背景下，均勢理論從側重研究國際結果轉向了對國家行為的研究。

上文已經提及，均勢理論預測國家主要採取制衡行為，而在權力失衡的狀況下，學術焦點自然是討論“制衡”這一實現均勢的方式。均勢狀態與制衡行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兩者是理解均勢理論各種不同主張及其發展的前提。均勢是一個體系層次的概念，指的是體系中大國之間實力分佈大致平衡的狀況。制衡是一個單元層次的概念，指的是體系中大國通過單獨或者聯合的方式，平衡潛在或實際霸權國權力的行為。均勢關注的是實力和狀態，而制衡關注的是政策和行為。但二者在理論上存在相關性，這主要體現在國家的制衡行為是均勢狀態生成的主要路徑，但由於制衡並非均勢狀態生成的唯一方式，二者也存在區別。按照沃爾茲的區分，研究均勢狀態這種國際結果屬於國際政治理論範疇，而研究制衡行為則屬於外交政策理論的領域。

特定國際結構決定了特定時代的核心議題，當前，有關制衡問題的討論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冷戰結束標志着兩極體系的瓦解和單極體系的形成，在新的權力結構之下，美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關系無疑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議程。解釋一般性現象顯然有助於理解特定案例，因此，從理論上解答制衡缺位現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前國際體系中主要大國對美國採取特定策略的原因。與此同時，在體系中權力分佈嚴重失衡、大國制衡機制無法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單極獨霸的狀態是否會一直持續下去？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等主要大國近年來對美國單邊主義行為表現出的強烈不滿是否會轉化為實際的制衡行為？反思均勢理論和探討制衡行為，也有助於我們認識大國關系未來的走向。

從近年來的討論來看，圍繞着均勢理論的討論是冷戰後國際關系理論爭論的一個重要領域，而單極體系和美國霸權又使得這些討論具有很強的時代性。當前相關研究既涉及均勢和制衡的理論命題，也關繫到這些命題在歷史和現實中的適用程度，可以從兩個問題歸納這些研究成果：一是制衡行為產生的條件是什麼？二是制衡行為缺位的原因何在？

二、有關制衡行為生成的解釋

在既有研究中，明確解釋制衡行為的理論主要有三種，分別是權力制衡論、威脅制衡論和利益制衡論。這三種理論都來自現實主義陣營，而且具有逐次修正的關系，威脅制衡論是對權力制衡論的修正，而利益制衡論是對上述兩種理論的修正。

（一）權力制衡論

大多數現實主義均勢理論家或多或少地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國際體系的權力失衡會導致大國的制衡行為。格里科就明確地指出，在無政府狀態下，現實主義理論做出的最主要預期就是，制衡是國家保證其生存的主要行為特徵。在這個問題上，現實主義各代表人物都分別有所論述。傳統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對權力的追求必然導致權力均衡狀態，以及旨在維持這種狀態的政策。盡管以摩根索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學者，並沒有將維持均勢的政策從均勢狀態這一概念中分離出來，抽象為一個獨立的術語，但在論述中也涉及了對國家制衡行為的預測，這一點尤其體現在摩根索對“權力均衡的不同方式”的討論中。摩根索主要列舉了達到均勢的具體外交手段，這些方式主要包括分而治之、領土補償、加強軍備、聯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這些都是制衡的具體表現形式。

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修正和重新闡釋了傳統均勢理論，它不關注個別國家的對外政策和行為，而解釋和預測均勢狀態的周而復始。在這一理論中，均勢是一種反覆出現的體系狀態，可以從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生存動機與安全競爭的角度來加以解釋。盡管沃爾茲限定並且反覆強調了結構理論的研究對象和範圍，但是他也論述了制衡行為。比如，沃爾茲認為，“均勢理論引起許多有關行為和結果的預測。根據這一理論，我們預測國家會採取制衡行為，無論平衡的權力是不是它們行動的目的”。他也曾指出，之所以在歷史上沒有出現世界霸權，是因為“制衡而非追隨，是體系所誘導的行為”。當然，沃爾茲對國家行為的預測是或然性而非決定性的，因為結構的作用是“塑造和推動，它們並不決定行為和結果”。

在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中，米爾斯海默對國家行為的研究更為豐富，涉及訛詐、追隨、觀望、推諉、制衡等多種策略選擇，其中，國家最主要採用的兩種策略是制衡和推諉。米爾斯海默認為，盡管在很多情況下，出於自保和獲取權力，國家有推卸責任的強烈傾向，但是在兩極體系和多極體系下，如果存在着潛在霸主，制衡是一種更為普遍的行為傾向。

由上可知，無論是傳統現實主義還是結構現實主義，對制衡行為的核心論述可以概括為“制衡權力”。不過，諸多學者已經從各種視角批評或修正了這種觀點，下文再做評述。

針對批評意見，沃爾茲系統回應了那種認為制衡缺位將對均勢理論構成嚴重挑戰的觀點。概括起來，他辯護的觀點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首先，結構現實主義是一種國際政治理論而非外交政策理論，它所預測的是均勢的反覆出現，而非國家總是採取制衡策略；其次，結構現實主義均勢理論是一種自動形成的均勢，而非人為造成的均勢，它強調，即使在沒有任何國家有意採取制衡政策、甚至都追求霸權時，均勢也會形成；再次，社會科學理論都面臨著預測的難題，這並不意味着理論不能夠預測，而是說理論只能預測出大致的方向、範圍和條件，而不能預測具體的時點。缺乏時間精度是社會科學理論預測的通病，並非只為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所獨有；最後，考察國際關系史，可知當前國際體系失衡狀態並非獨一無二，從長時段看，這種失衡也只是歷史中的一瞬間。

沃爾茲嚴格限定了結構現實主義的適用範圍，這是他建構高度簡約、具有一般解釋力的理論需要，而且我們也不能要求任何理論能夠面面俱到，既解釋均勢狀態又解釋制衡行為。由於研究範圍和對象的不同，解釋均勢狀態與解釋單元行為並不必然矛盾。前者讓我們整體認知了國際政治中的宏觀現象和趨勢，比較抽象和簡約。後者則提供了有關微觀行為和策略的理解，更為豐富而具體。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性質來選擇具體的研究路徑。盡管二者難以統一到一個理論框架之下，但是二者的互補有助於我們加深對國際關系的理解。當然，這也要求現實主義能夠發展出解釋制衡行為的理論，以完善現實主義的均勢理論，應對其他理論的挑戰和詬病。

（二）威脅制衡論

在《聯盟的起源》一書中，沃爾特修正了沃爾茲的均勢理論，提出國家之間結成聯盟的關鍵在於“制衡威脅”。在沃爾特看來，國家採取結盟行為（外部制衡）並非單純出於權力考慮，而主要基於對威脅的考量。某個國家或聯盟具有的威脅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出現針對它的制衡聯盟，而威脅程度取決於權力總量、地理鄰近度、進攻能力和侵略意圖等四個因素。運用這一理論，沃爾特還分析了冷戰後缺乏針對美國的制衡聯盟的現象。他的主要觀點是，盡管美國在權力總量上大大超過其他大國，但從地理鄰近度、進攻能力、侵略意圖等方面來看，並不對其他大國構成威脅，這些要素大大削弱了大國制衡美國的傾向。

不過，沃爾特的理論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沃爾特主要考察的是國家的結盟行為，但是制衡的手段並非只有結盟，在面對威脅的情況下，大國可能不需要結盟而通過內部制衡加以應對；其次，影響威脅程度的四個因素，傳統均勢理論的“權力”概念實際上明確或暗含其中三個，包括權力總量、地理鄰近度和進攻能力，而侵略意圖通常難以進行真實的評估。另外，沃爾特對冷戰後制衡缺位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從邏輯上看，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霸權國對其他國家的利益總是構成最大的潛在威脅，至少對其他大國是如此。而從經驗上看，在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勢力範圍已經大大擴張，通過北約東擴、反恐戰爭、“顏色革命”和導彈部署等手段，其軍事存在已滲入到俄羅斯周邊的大部分國家，對俄羅斯的安全利益和生存空間構成了嚴重威脅。與此同時，從冷戰結束至今，美國歷屆政府都在亞太地區對中國進行不同程度的圍堵和遏制，對“臺獨”勢力提供支持，這些做法直接威脅到中國的核心利益。以美國霸權不具有威脅性來解釋制衡缺位，其實難以令人信服，至少據此無法理解俄羅斯和中國的行為，實際上也沒有揭示出西歐國家和日本繼續追隨美國的深層原因。

（三）利益制衡論

與以上兩種認為制衡行為佔據主導的解釋相反，另一種制衡理論則認為，追隨是一種更加普遍的行為，這就是蘭德爾·施韋勒提出的利益制衡論。

施韋勒的理論首先批評了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他認為沃爾茲的均勢理論僅僅假定無政府狀態和國家追求自保是不夠的，如果所有的國家都以安全為目標，就不會出現權力的爭奪。施韋勒問道，“如果假定國家除了生存之外別無他求，那麼它們為何會覺得受到威脅了？”在他看來，只有預先假定體系中存在掠奪性的國家，即存在着威脅時，國家才會有生存擔憂。從這種邏輯出發，施韋勒認為沃爾茲的均勢理論存在“維持現狀的偏好”，而他試圖“把修正主義國家找回來”。概言之，利益制衡理論的核心是根據利益偏好的不同，將國家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維持現狀的國家，以安全最大化為目標；另一種是修正主義的國家，以權力最大化為目標。施韋勒的推論是，制衡和追隨背後的動機是不同的，制衡是為了謀求安全，而追隨是為了獲取收益。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對現狀不滿意的國家會追隨更強大的修正主義國家，只有對現狀滿意的大國才會採取制衡行為。

然而，施韋勒區分的國家偏好也存在缺陷。首先，他批評沃爾茲和沃爾特的理論具有現狀偏好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們兩人都沒有做這樣的假定。在沃爾茲的理論中，國家的目標有一個範圍，即低求生存、高求主宰。沃爾特更是在威脅變量中加入了“侵略意圖”，認為“具有侵略意圖的國家比那些只想維持現狀的國家更具威脅性”。其次，國家偏好本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採取進攻還是防禦的戰略隨時間和條件而定。國家對現狀是否滿意也是一個變量，一個國家可能在一段時期維持現狀，在另一段時期則試圖改變現狀。它並不是國家的一種固有屬性，不能被納入到理論的前提假定和邏輯推論中。把國家分為維持現狀和修正主義兩類，再據此解釋國家行為，這具有循環論證的色彩。因為從操作化的角度而言，一個國家是維持現狀的國家還是修正主義的國家，就是根據其行為來判斷的。

我們還需要注意到，在施韋勒的理論中，制衡的主體和對象並不符合傳統均勢理論的研究範圍。在最初提出其理論模型時，施韋勒關注的是現狀國與修正國之間的關系，他在後來的研究中還論述了霸權國和挑戰國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施韋勒研究的制衡是現狀國、霸權國對修正國、挑戰國的制衡。然而，均勢理論關注的是主要大國對霸權國的制衡，本文也是在這種意義上討論制衡概念。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施韋勒意在修正沃爾茲和沃爾特的理論，但與之前討論的兩位學者的研究相比，他所研究的制衡主體和對象有很大差異，這表明施韋勒並沒有完全針對傳統均勢理論的預測進行駁論和理論建構。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幾種制衡生成理論，表-1比較了上述三種理論的核心內容。

三、有關制衡行為缺位的解釋

除了以上三種主要針對制衡形成的理論分析以外，來自不同理論陣營的學者還解釋了特定歷史案例中的制衡缺位現象。依據核心解釋變量或要素，這些論述可以歸結為以下幾種路徑。

（一）權力差距

一些現實主義學者從權力差距的角度來解釋制衡缺位現象，不過，對於權力差距與制衡行為之間的關系，兩種意見截然相反。一種觀點認為，權力差距過大阻礙了制衡。在分析冷戰後未能出現對美國的制衡行為時，沃爾福思提出了制衡的“門檻”概念，他認為，“在任何體系中，如果權力過分集中在最強大國家的手中，要對其進行制衡，就要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這樣就會形成一個門檻，令其他國家望而卻步。”根據這一觀點，盡管冷戰後其他大國有強烈的動機來制衡美國，但是美國的實力比歷史上任何大國都要強大和全面，很難加以制衡。韋宗友也指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若霸權覬覦者與受威脅方的權力相差不大，則制衡的動機大大增強，制衡行為較為常見。若兩者間力量對比懸殊，則制衡的可能性大大減弱”。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權力差距越大，制衡傾向就越大。反之，差距越小，制衡傾向則越弱。通過拿破崙戰爭、普魯士統一戰爭、“一戰”和“二戰”等主要大戰前期缺乏制衡的歷史案例，米爾斯海默論證了這一點，他認為，制衡遲緩是因為潛在霸權在實力分佈中還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權力優勢。對於冷戰後缺乏對美國的制衡聯盟，米爾斯海默的解釋是，美國是一個西半球的區域霸權，而不是一個全球霸權，由於海域阻隔限制了力量投送，美國不可能在西半球之外稱霸。

比較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其合理之處，但又都難以令人信服。沃爾福思提出的“門檻”概念很難測量，如果的確有一個制衡需要邁過的門檻，那麼這個差距值到達多少時，會成為制衡與不制衡的分界線呢？對此很難加以測度。在一定程度上，米爾斯海默的觀點符合均勢理論的邏輯，但是他對美國霸權的範圍和能力的判斷並不令人信服，前文已經指出了這一點。

根據均勢理論，實力差距是制衡行為產生的最重要因素。大國之間權力的失衡會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未來的陰影”會促使它們制衡霸權威脅。與此同時，制衡行為要求較大的實力資源以及較高的成本，因此，需要相當的實力作為基礎。如果實力差距較大，投入的資源和擔負的成本自然會增高。不過，根據均勢理論的預測，實力差距的拉大是制衡的誘因，如果因為實力差距擴大而放棄制衡，則有悖於均勢理論的預測。而且，也有歷史案例表明，在實力差距非常大的情況下，國家出於安全的考慮會奮起制衡。“二戰”剛結束，美國的實力傲視羣雄，比今天美國與其他大國的差距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當時的蘇聯迅速發展經濟和軍事力量，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競爭，最終形成了勢均力敵的態勢。

我們認為，實力差距的擴大產生了制衡的動力，相對而言，實力差距越大，制衡的動機就越強。當然，在實力差距過大的情況下，國家是否進行制衡，還涉及對成本和風險的考量。如果潛在制衡者與潛在或實際霸權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懸殊，不加以制衡會使自身安全遭受很大的風險，而與之對抗，成本又難以承受。若國家預期行為的結果能夠改善自身的生存和安全狀況，甚至獲得更大的收益，那麼通過內部或外部手段進行制衡就是一種明智的選擇。相反，如果對抗的成本使國家所得小於所失，尤其是讓自身的生存和安全狀況更加糟糕，那麼採取制衡行為就不可取。

（二）集體行動的困境

許多研究認為國家未能採取外部制衡行為即結盟，源於集體行動的困境。奧爾森認為，在實現集體目標的過程中，理性的個人有“搭便車”的強烈趨向，讓其他人承擔成本，而自己坐享其成。以中國先秦時期六國制衡秦國失敗和拿破崙戰爭中歷經六次反法聯盟為歷史案例，韋宗友論證了制衡聯盟中出現的集體行動困境問題。時殷弘和吳徵宇等也認為聯盟中大量出現的搭便車傾向，會阻礙有效的制衡聯盟形成。

在聯盟這種特定類型的合作中，確實存在集體行動的難題，並且它會影響聯盟的凝聚力和持久性。但是，這一理論在推理上有一定的邏輯前提，即理性的利己主義者參與到合作過程中或者就合作進行討價還價。奧爾森對這一理論的論述都建立在業已結成的集團或者聯盟的基礎上，而且他並不認為集體行動總是阻礙合作。奧爾森指出，“實際上，除非一個集團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採取行動以實現他們的共同或集體利益”，“實際觀察和經驗以及理論都清楚地表明，相對較小的集團……具有更大的有效性。”大集團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在於規模擴大而帶來的凝聚力下降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會產生集團成員對提供公共利益漠不關心的消極心理。在國際關系中，奧爾森用這一理論主要解釋的是現有聯盟內部的凝聚力和成本分攤問題。

另外，如果把制衡缺位都歸結為集體行動的困境，僅僅是概括和描述了現象，並沒有解釋造成這種困境的深層原因。所謂的“搭便車”問題對國家開始選擇合作的影響是有限的，它的存在是因為，即便某些國家不承擔成本也存在獲益的機會。但是在合作開始之前，我們無法推斷一些國家是因為預先意識到潛在的盟國會搭便車而不選擇結盟，除非假定國家有“先見之明”，為了規避未來的內部矛盾而放棄合作。進而言之，在面對強大的霸權威脅時，在生死攸關的安全問題上，或許根本“無便車可搭”，因而，集體行動的邏輯也就無法解釋單極體系下的制衡缺位或不足。

（三）國內政治的約束

在沃爾茲的理論中，由於缺乏普遍解釋力，單元層次的要素被排除在理論之外。後來的現實主義學者大多試圖將這些變量帶回到理論中，以解釋結構現實主義未能解釋的現象，在這方面，近來興起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著述甚豐。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並不否定結構理論的價值。一方面他們意識到，結構理論的解釋範圍和研究對象都立足於國際結果；另一方面，在建構有關國家行為的外交政策理論時，他們承認，結構原因對國家行為具有首要因果作用，但國內政治變量的介入，扭曲或者緩和了結構指令的影響。

新古典現實主義從單元層次提取了多種變量，解釋國家的非制衡行為。柯慶生和斯奈德研究了多極狀態下的結盟政策。他們認為，領導人對進攻／防禦優勢的認知影響到對“捆綁”和“推諉”兩種策略的選擇。如果領導人意識到進攻性的軍事戰略更為有效，那麼國家會結為緊密的聯盟。如果他們認為防禦更為有效，他們會試圖把前期對抗挑戰者的成本轉嫁到其他國家身上。在後來的研究中，柯慶生又加入了領導人對權力分佈的認知，在體系內的權力分佈急劇變化的情況下，領導人可能會對形勢做出誤判：如果誤認為當時的權力分佈對自己有利，則會貽誤結盟的時機；如果誤認為對敵國有利，則會很快結成緊密的聯盟。他也強調，在分析多極體系下的結盟行為時，應該綜合權力分佈的認知與對進攻／防禦優勢的認知。在《沒有應答的威脅》一書中，施韋勒考察了精英共識、精英凝聚力、社會凝聚力和政府／政權脆弱性等四個國內政治要素對國家戰略的影響，他的基本假設是：只有那些政權穩定、社會和精英凝聚力高的國家纔可能形成精英共識，最有可能以積極、有效的制衡來應對威脅。反之，那些內部不穩定、社會和精英凝聚力低的國家很難達成精英共識，也最有可能出現制衡不足。託利弗研究了國家在面臨較高外部脆弱性的情況下，能否及時採取內部制衡戰略的原因，他提出了“政府能力”這一解釋變量，認為國家從國內社會汲取和動員資源的能力，塑造了國家應對威脅時的戰略反應，即一國的汲取和動員能力越強，就越可能及時應對外部威脅。託利弗所說的內部制衡是指效仿或創新，即採取體系中最成功的國家的軍事、政治和技術實踐，或者在這些方面進行創新，來抵制強國的成功做法。託利弗對國家實際行動能力的關注具有啟發意義，不過，在這項研究中，他僅僅提出了一個初步的模型，假設國家資源汲取能力與國家戰略反應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並沒有提出有關概念的操作化指標，也沒有檢驗假說。

新古典現實主義促使我們重視單元層次變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因為國家的外交政策的確是體系和單元兩個層次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這一理論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們引入國內政治變量是特設式的，每個學者都試圖引入不同的變量，對這些變量的相對重要性缺乏共識，難以形成統一的研究綱領。新古典現實主義領軍人物施韋勒的研究就表明了這一點，他提出了有關同一現象的兩種解釋。對於這一點，一位評論者不無調侃地指出，“即使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行為，在理論上是由多重因素起作用，但是，一個理論家出版兩部專著，使用同樣的案例研究來建構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論，試圖說明同一問題（即英國為何沒有制衡納粹德國），這是極其少見的”；其次，這一理論精於描述歷史細節而理論性不強，主要着眼於解釋單個國家或個別現象的歷史事例，缺乏一般性的理論框架。

（四）規範、認同與價值觀的作用

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陣營的學者主要關注冷戰後大國制衡行為的缺位，而且所給的解釋大致相似，在《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一書中，他們的觀點得到了集中展示。伊肯伯裏強調的是制度和民主政體的約束和制約作用，他認為美國霸權並不是一個強制的霸權，而是一個仁慈的霸權。美國政治體系的開放性和透明性消除了其他國家對美國意圖的不確定性。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是高度制度化的，其他國家形成了對美國霸權的路徑依賴。歐文則認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工業化民主國家的擴展，使這些國家傾向於接受美國霸權，跨國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精英對美國的認同，也是這些國家不制衡美國霸權的原因。(48)里斯把自由民主國家的和平共處歸結為安全共同體的作用，他認為，安全共同體的三個特徵使這些國家不會制衡美國，這三個特徵分別是：集體認同與共同的價值觀念；各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賴；調節社會秩序的國際治理結構。

概括而言，在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者看來，由於經濟相互依賴、民主國家之間的和平規範、國際制度的調節、西方世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在起作用，制衡不再是大國行為的主要選擇，其他大國不必採取權力政治的形式應對美國。當然，這些學者也認為，作為霸權國，美國也需要進行自我剋制，不能過於蠻橫行事，以免招致其他大國的抵抗。

上述觀點主要關注的是歐洲和日本等西方國家對美國霸權的態度，討論制衡缺位現象的範圍比較狹隘，而且解釋力也很有限。這主要是因為，即便是在西方國家內部，對待美國霸權的態度也存在顯著的差異，英國和日本對美國的依附和順從要強於法國和德國。共享的規範、認同與價值觀無法解釋這種差異。與此同時，主宰和控制是任何霸權都具備的特徵，盡管在當前，歷史上頻繁出現的領土征服和擴張已經為數不多，但是通過其他形式對別國直接或間接進行控制的行為並未消除，勢力範圍仍然是權力爭奪的焦點。暗中策劃或支持軍事政變、扶植親美領導人、控制別國經濟命脈，這些行為與歷史上的領土征服和擴張形式上雖有所不同，但性質是相同的，只是手段更為巧妙，成本也更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使用武力控制別國領土的帝國主義行徑的式微，乃是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主義鬥爭的結果，大多數國家都需要考慮由此帶來的征服和擴張的成本，這些都不是美國自願約束或改變其行事方式的結果。在現實中，在使用或威脅武力方面，自詡為民主典範的美國並沒有比其他國家更為剋制，相反，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美國更加為所欲為。

四、有待拓展的研究議題

從制衡行為生成以及制衡行為缺位兩個方面的爭論來看，不同的理論從各自的視角給出了競爭性解釋，這些解釋自有可取之處，但是不少解釋也存在內在的缺陷。從某種意義上說，解釋制衡行為仍然存在着較大的爭論，缺乏一個具有普遍說服力的理論。對於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大多數研究路徑給出的是特定性的解釋。盡管解釋特定案例會有助於理解普遍現象，但是，只有找到具有普遍性的變量和因果關系，纔能夠發展出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如何構建一個解釋制衡行為的一般性框架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不過，從上文對既有研究的梳理和評論來看，影響制衡行為的因素雖然繁多，但是可以從制衡方與被制衡方、物質因素與非物質因素、體系因素與國內因素等幾個主要維度加以歸納。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路徑來看，最有可能進行理論化的維度是綜合體系因素與國內因素。這是因為，作為一種以實力資源配置為基礎的國家行為，制衡既受制於體繫結構，也受制於國家能力。一方面，由於體系內權力分佈的變化，國家行為的一些重要條件會相應改變，比如體系中的軍備競賽的強度、聯盟的可獲性，由此影響選擇不同戰略的成本和收益；另一方面，實施制衡的時機及其強度，取決於可供調配的內部資源多少，以及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汲取這些資源達到戰略目標。總體來看，國家行為是結構制約和國內考慮綜合作用的結果，一個具有解釋力的理論需要結合二者，形成在邏輯上一致以及在經驗上有效的分析框架。

不同理論之間爭論的價值並不在於提供確定的答案，而在於釐清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從而為理論的發展提供可能。從圍繞制衡行為的爭論看，均勢理論的發展需要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釐清制衡及其替代性戰略之間的關系。在面對霸權威脅時，其他國家可以進行哪些戰略選擇？如何清楚地界定和區分這些不同的戰略？這些戰略選擇之間的關系如何？各自具有怎樣的優劣得失？這些問題既關乎理論的構建和推理，也牽涉到國家的戰略選擇。從當前的研究來看，學者們已經提及的戰略主要有制衡、追隨、旁觀、推諉、躲避等等，這些概念各自都還缺乏嚴格的界定，相互之間也沒有明晰的區分，從而難以進行有效的學術討論。比如，在手段上，可以將制衡分為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一些學者的研究只關注外部制衡，也就是結盟現象。一些學者討論的是有別於傳統制衡手段的“軟制衡”，還有學者可能討論的是霸權國對其他國家的制衡。鑒於概念使用上的混亂，我們有必要清楚地界定應對霸權國的各種戰略手段，並嚴格區分這些手段。

第二，研究制衡行為產生的條件。大國爭奪和維護霸權地位是國際體系中的一種普遍現象。在一些大國爭霸的同時，另一些大國出於安全和生存的考慮會加以制衡。盡管爭霸與反霸的表現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作為霸權爭奪的核心，國家對主導權和控制權的追求一直並未改變。正因為此，出於維護自身獨立、生存和安全的目的，國家（尤其是大國）仍然有制衡霸權的強烈動機。在面對霸權威脅時，與制衡現象一樣，制衡缺位也是普遍存在的，歷史上已有許多案例，而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表現尤其明顯。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缺位有悖於均勢理論的預期，這表明，在運用這一理論來分析國家的行為選擇時，我們需要做一定的限制。國家並不會自始至終地制衡霸權企圖，制衡的出現是一個過程，也需要一定的條件和誘因。一種有效的理論應該可以解釋制衡行為生成和缺位的原因，也就是國家採取不同行為的條件。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為了生存會採取各種不同的戰略，制衡只是其中的一種。國家在某些情況下會選擇制衡，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則不會。對於均勢理論而言，制衡缺位可能並不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需要發現制衡發生的條件，以及它是如何發生的，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國家面對潛在或實際霸權時的戰略選擇。

第三，探討單極體系下制衡行為對均勢狀態的影響。均勢狀態產生、維持和演進的機制，會隨着大國之間權力分佈的結構性變化而變化，因此，在不同體系狀態下均勢狀態的生成過程中，制衡行為所起的作用不同。傳統的分析認為，在多極狀態下，均勢主要依靠大國之間形成與轉換聯盟關系（即外部制衡）來維持；在兩極體系中，均勢主要依靠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即內部制衡）來維持。那麼，在單極狀態下，制衡行為的表現形式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於體系層次的權力平衡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回答這些問題既需要一般性地理解均勢生成機制，也需要明確論述均勢狀態與制衡行為之間的關系。

冷戰結束之後，由於大國制衡行為並未迅速恢復，許多人認為現實主義均勢理論已經過時了。然而，均勢理論並不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研究綱領。作為現實主義內部最主要的理論之一，圍繞着新的時代背景所確定的新議題，均勢理論展開了討論，開始從發展國際政治理論轉向外交政策理論建構，出現了進步的問題轉移。從當前的討論看，均勢理論研究的新議題，不僅關繫到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而且還涉及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大國的戰略選擇。盡管有關制衡行為的研究還沒有產生具有普遍解釋力的成果，但是在這一領域的持續探索，仍將有助於深化我們對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政治現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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