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科技大学教授王隆昌（前排右）因前后矛盾的污点证人证词，以受贿罪遭判7年多，日前透过民间司改会声请再审与非常上诉。（图／记者吴铭峰摄）

因担任南港展览馆招标案的评审委员，被以职务行为受贿罪起诉、判刑，并已假释出狱的台北科技大学教授王隆昌，日前提出再审与非常上诉，以图洗刷自己的清白。

此案之所以被判有罪，并非有收贿的具体事证，仅是依据所谓行贿者，前后不一、矛盾百出的证词，自属疑点重重。此案所显露者，恐只是冰山一角，因于贪渎案件被视为最有利证据的所谓「污点证人」，事实上，却充满著污点。

于贪渎犯罪的隐密性，对于此类犯罪的侦查，就得依赖特殊的手段，如监听、卧底等。只是此类手段，侵害的人权极深，自属于最后手段，甚且当使用此类手段，也未必能找出证据，最终所依赖者，就只能是行贿者的指证。

因贪渎犯罪诉追的重点乃是公务员，故为鼓励行贿者勇于出面，现行法制，就规定有诸多刑罚的优待。如根据《贪污治罪条例》第11条第5项，行贿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侦查或审判中自白者，减轻或免除其刑。甚至根据《证人保护法》第14条第1、2项，只要能供出整个犯罪网路，检方除可声请法院减或免刑外，亦可直接为不起诉处分。

只是这个出于犯罪控制所为的刑罚优待或免诉之手段，却已形成冤罪的根源。因行贿者为了尽速脱离诉讼，再加以检察官必会以起诉为要胁，就可能配合其要求，而为不实之陈述。故此类案件，对于行贿者指证历历的所谓行贿过程，就可能从调查局或廉政署、至检察官，然后到法院，无论在时间、地点，甚至行贿金额，都有不同的说词。

面对如此前后不一、错误百出的证词，如当证人遭被告方质疑证词前后不一，或者记忆不清时，检方却往往提示侦讯时的笔录，或者有意选择的监听译文，以「晓喻」其回归有罪的陈述。只是这些举措，不仅是诱导，更属于传闻证据，司法本应加以严格审视与排除，却常顺著起诉者所建构的不完整蓝图，自行拼凑出有罪图像。如于监听译文只要出现，「巧克力很贵，要自己吃」，就认定其中必有贿款。甚至还有，陈述的送钱金额，每次讲的都不一样，法官以平均数为最终收贿数额，却从头到尾，没有金钱或其他证据的诡异判决出现。

也因此，于王隆昌案里，既无任何受贿的证据，且关于被告与所谓行贿者，也毫无任何相识，甚至相遇的证据，最终竟被法院照单全收，且判决有罪，就一般人而言，确实难以想像，也严重违背刑事司法最基本的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等原则。只是过往贪渎案件类此情况而被判有罪者，却也不少见，王隆昌案已非仅是个案，而是暴露出刑事司法的审判结构，真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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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