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老把好牌打成烂牌 总编辑不如我来做（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之七）
▲1983年6月周天瑞全家欢喜入住皇后区 Fresh Meadows 的一幢house。（图／作者周天瑞提供，请勿随意翻拍，以免侵权。）
●周天瑞／曾任中国时报政治组记者、专栏主任、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美洲中国时报总编辑、环球电视总监、新新闻董事长、中央电台董事长。 在《美洲中时》停刊后，于1987年返国共创「新新闻」，他始终是影响「新新闻」的关键人物。他的每个阶段都充满「有所为有所不为」、「合则留，不合则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故事，备受媒体敬重。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心情那么不好？一定有人会说，因为我没有当上总编辑，心里憋屈。
是耶？非耶？
这个说法的「逻辑」是这样的：
「周天瑞在台北就已是总编辑第一备选，到美国开报，却没当上总编辑；八个月后换将，又没当上总编辑；再隔半年台北最后一个老总编辑退场，还是没当上总编辑。他肯定觉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愤愤不平。」
当时确实有人以这个说法解释我的一些行事，仿佛我除了整天想著当总编辑之外别无所图，乃至为此疯狂、焦虑、惶惶然不可终日。
这真是天晓得！
当初在台北，我真的不想那么早当总编辑，进时报才五年多就当上采访主任，当时三十岁都不到，大我十几二十岁的老前辈还大有人在，实在太快。于是想把进程放慢，就没太经意和老板的相处之道，以致没依当时他的规划更上层楼，反倒形成了出国之局。
在美国开报，余纪忠从外面张罗了两位前辈交替当总编辑，无须解释，我比谁都理解，丝毫不以为意，原因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
至于回台北当总编辑这件事，我根本想都没去想。老实说，自从在美参加工作以后，心思意念和美洲中时紧密相连，我的确以创业的心情看待美洲中时，主客观形势摆明了相当时间是回不去台北的。于是曼玲与我决定卖了台北的房子在纽约换屋，就在来到纽约一年过后，83年6月全家欢喜入住皇后区法拉盛Fresh Meadows的一幢house。若我巴望著回台北接总编辑，我会卖台北的房子吗？
所以我怎么会为了总编辑的职位而失落、而憔悴呢？
但是我得承认，看别人当了总编辑以后的种种表现，我不禁摇头。逐渐逐渐，我起念不如我来做。
就好比，你若看到有人老是把一副好不容易到手的好牌打成了烂牌，本来不想打牌的你，会不会被逼得想要换手？
我在台北经历过五位总编辑，加上美国的，一共七位。这七位当中我没算上余纪忠，因为他是超级总编辑，不能算。余纪忠以外我唯一信服的是屏老—张屏峰先生，而美国这两位，恕我直言，排名顺序和共事顺序刚好一致。他们不是全无优点，而是在此时此地不应该摊上这个职务，因为现在不是从前，更不是承平时期。现在在打仗，打的还不是一般的仗，优秀将领要具备的条件，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
做好一个总编辑就算不能规划、设计、出点子，也要看能不能把各方送进来的材料，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在报面上，不会被认为糟蹋了、搞错了！这是最起码的功夫。
做为总编辑要能开发每个人的潜力，让大家愿意全心効力，而不是讲小话，背后批评，自我吹捧，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走避。也不是闲磕牙、瞎扯淡，不顾别人忙死忙活，只顾跟几个闲人高谈濶论，还以为大家心情愉快，一团和气。这是最起码的禁忌。
起码的功夫不到位，起码的禁忌倒是天天上演，请问这能让人不著急吗？这样的工作方法，能把事情顾周全了吗？报社花了大把银子，能这么付诸流水吗？余先生的一番苦心，能这么对待吗？
那段时期的每日记事，除了「睡眠不足」、「心情不好」以外，其实更早记载而且记载最多的就是批判，对种种不当状况的批判，藉著批判来发泄，否则我会疯掉。
我真的认为，文人可以相轻，不可以相煎，即便是此刻，我依然不愿说得太不堪，当时我肯定更不会拿这些批判的内容，向余先生打报告的。我还担心，我一说，反被倒打一耙：当不成总编辑就「搞」别人！
我不好说，唯有忍著，撑著，但别人可不省心。
从文首那段有关我的闲言闲语，就足见我怎么样受到中伤。这段话非常好用，往往我提出的意见和主张，会被以这样的曲解加以扼杀；我从外面带回来对报纸的反应，更会用这种论断扣我干预编务的帽子，以致不加正视。我的处境日益尴尬。
我积极的工作态度，不论是出于我的自发或是来自老板的要求，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制造戒心的源头，防也防不了；加上旁人若有刷存在感的需要，以博老板重视，在我身上做做文章自是最好的办法。
正当其时，侨选立委的议题提供了好机会。
我批毛的火力或许猛了些，造成第一次与国府的遭遇战，国府表示过关切。余先生初时未必放在心上，但不久之后来到美国，从西岸听人说说，到东岸又听人说说。什么「叫他不写他还硬要写」都说得出来，余先生就有感觉了，以为我在闹情绪，把脾气发到了新闻处理上，而且跟这些外来领导处得不好。人世间，往往数落做事的人，就可以掩饰自己的无作为；打击干将，就可以模糊平庸。这样的事，史不胜书。
他听信了闲言闲语，便开始不大搭理我了。余先生面对外人，往往会欺负自己人，之前几个子弟兵被击退之后，我活了下来，但这时候轮到我面临考验了。
不得已便只好向楚崧秋先生吐露心情。不过依然没有和盘托出，也没有指出「余纪忠用错了人」这个要命的真相，更没有央他求助于余先生让我取而代之。
但氛围是不会骗人的，办公室已有人开始因见势头不对辞职了。备受余先生器重的超级写手林博文，受不了编辑部的嘈杂和散漫，提出在家工作、每周只到班两天的希望，我帮他向余先生反应并争取到不减薪礼遇，但依旧未言实情。
我也打算逃离，乃在给楚公的信上有这些话语：
在这种种的处境之下，天瑞常有几种莫可奈何的想法：
「一种是干脆离开时报，眼不见为净，但又怕伤了余先生的心，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多年栽培」
「一种是调离美洲中时编辑部，免得让人觉得碍手碍脚，也免得自己看到了不说不好，说也不好，但又怕别人说我没风度、不成熟」
「一种是请调回国，但是又怕台北编辑部有其他的情结产生，也怕余先生为难...」
「真不知该怎么办？」
▲作者向楚崧秋先生吐露心情。（图／作者周天瑞提供，请勿随意翻拍，以免侵权。）
在改以自我排解的态度发信给楚公、不想他操烦以后，事情并不因而解决，信中的三个选项也不会自动消失。这种既想逃离又逃离不了，既忧心忡忡又无能为力的情境，真所谓「郁闷烦忧交加」，是我进入职场以来最痛苦的时候。
经我百般苦思，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便在12月13日给余纪忠写了一封信，既不明言真情，也不贸然求去，而是「呈请调职」。至于往哪里调，却必须有所发明。
那时候，我平日规划新闻内容及邀约专栏文章的同时，还热衷于在纽约、华府、多伦多以外的其他华人聚落，譬如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圣路易、底特律等地物色人才，为我负责的「今日华人」专版提供各种稿源。这个计划对于扩充内容、增加发行必有帮助，值得进一步专注深耕，我觉得应当增设通讯组主持其事，与业务单位携手同行。
因此我在信中向余先生请辞采访组主任兼职，请调副总编辑兼通讯组主任。如此一来，我便可以撤离编采译校集于一堂的大办公室，而在门外另设一席免于烦心了。
既辞又没辞，既没辞又有辞。成则脱身，不成则可促使余先生推敲因由，形同以无言之言助他了解真情。
说来也巧，就在我的信以快递寄往洛杉矶不到两小时，余先生来电召我次日前去，估计当我抵达时他正好收信。
哪知余先生读了我的信完全不理我的提议，一见面只稍加考虑便给我来了一个大调动：要我从纽约到洛杉矶任美西总编辑，综理美西编务！
他竟向我做了一番表白：因我出国了几年，和台北有些脱节；而美国这边，为了开门纳贤，所以都没有要我当总编辑。并说，以我的历练和能力早该独当一面了，希望我来西岸后放手作为，他会全力支持。
第二天他刻意约我单独吃早餐，进一步说，他想了一夜，越想越觉得这个安排「颇有深意」，对将来会有「作用」，要我高高兴兴上任。言下似充满玄机。
我一度因不愿影响现职的同事，并且才在纽约住定半年，不想大肆迁徙，拜托他是否重新考虑。但他军令如山，哪由得了我，只得答应他欣然就道，保证做到政通人和。
消息到了东岸，当场炸了锅！原来拨弄我的人又一次脸色大变，暗忖余先生把这一咖从东岸拔到西岸，究竟是什么意思？下意识知道大事不妙，此后再也没有人可以掩护、可以推诿，甚至可以倚仗了，他们将完全暴露在外，被清楚看到何德何能、几斤几两了。于是他说，不能走，天瑞你不能走，他要向余先生力争。我只是笑笑，这事岂是他能做主？
但是同事们大为雀跃，一片欢欣鼓舞，这些时候他们眼见我受到多少打压和委屈，原先不好讲，这下子突然迸出了一个口子，便大大宣泄了起来。接连几天，编辑部的每个组以及印刷厂、业务部等各个部门一一为我饯行，整个纽约总部的同仁无一缺席，每一场聚会都让我听到深受感动的话。他们料定：「大将一倒，大树凋零；不出半年，一定复返」（同仁语）。一位印刷工人说，如果等不到我回纽约，他就不回台湾（工厂采两地轮调制）。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同仁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人心不死，美洲中时必大有可为。
外面可就别有心情了，纽约各方面的朋友，反应强烈而激动，以为我遭贬，完全不能接受。我无法说我会再回来，因我自己也不知道此去人生如何，没法给他们一个舒缓，他们又不像报社的人有个我会回来的判断，所以颇不能平复。有人甚至说要写信向余纪忠理论，冷静点的人也会说，「如果一两个月余纪忠不放你回来，便从此不给中国时报写一个字，不提供任何消息！」
事实上呢，我决定连根拔，好让对我有想法的人安心过他们的日子。
于是，1983年12月27日下午，新居放租，所有的家具连同座车一起装上了All State货柜，晚上7:30搭乘AA班机，一家四口，再上征途，飞向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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